日前，与众友相聚，有后生问：这地主，是不是因为家里地多了而被戴了帽子的。
我思索了片刻，回答：不尽然。
顺着话题，我把土改时代农村如何识别、区别每个家庭成分的政策规定和确立依据，与大家“温故知新”了一下。
首先，成分是根据各个家庭在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所决定，农村分别有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其中，雇农系无立锥之地、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长工、短工，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拥有少量土地和简单的生产工具，主要靠租种他人土地生活，养家糊口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部分劳动力，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中农基本上有田有房，能自耕自足，但年景不好时也会去大户家帮着打工，要承受一点剥削；富裕中农家庭拥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耕牛等，平时日子宽裕，农忙时还得雇人帮着收和种，有轻微剥削行为，以不超过年度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为限；富农家庭生产资料比较充裕，存有一定“活络”资金，不愁吃穿住，出租部分土地，雇人临时帮工家中具备劳动能力之人都下地干活，有剥削收入，但在年度总收入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至于地主，不但地多，生产资料齐全，除收取丰厚的地租外，还有高利贷等大笔外快进账，任用管家和师爷，使唤长工和丫鬟，一家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依仗的的全是剥削收入。
聊着，我联系咱东滨村的实况，举实例“对号入座”，让大家把“地主”的“概念”理解得透彻、实在一些。
解放后，我们村被划为地主的，有3户。三户中，一户去上海市区经营了，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是工商收入，来老家只是收点田租，算不上资本家，但也不再是正尔巴经的“地主”了。第二户，没多少地，也没多少生产资料，但横行乡里，心狠手辣，大小老婆娶了三房，建了个茶馆，所用砖瓦木料，全是明盗暗抢掳掠得来的，还把人家两弟兄给活埋了，实际上是个恶霸。只有第三家，田地多，瓦屋大，场院宽，也雇工，精于算计，道地的土老财。
旧社会里，“地主”为何能占有比别人家多的土地，原因有三。
一是靠“圣恩”，吞并土地不费力。我们老家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带来的泥沙与大海的浪潮相遇后，涨潮时互相“顶牛”，平潮时泥沙沉积，退潮时海水被江水逼走了，泥沙沉积了下来，这种现象，地理书上称为“三角洲”，老百姓叫“涨滩”，咱们浦东，就是这么“涨滩”出来的。海岸线东移，可耕地增扩，皇上就下“圣旨”封赏部属，让有军功的下属“跑马圈地”，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内，骑上快马跑上一圈，圈里的土地就归他所有。军官领赏后，赐给下属，赠予亲眷，传给子女，这些“得利圈子”不劳而获，坐享其利，或出租，或出售，从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饱食终日，声色犬马，是“皇恩浩荡”下孽生的地主阶级。
第二，是旧社会“朝中有人发财快”，官衙手中有一部分收益用于兴办学堂、发展教育、修桥补路、救灾应急等公用事业的“公地”可支配，官员能以“承包”、“转租”等方式实施“权力寻租”，把它交予亲朋好友或心腹之人，结成“利益共同体”“开发”“经营”，层层盘剥，中饱私囊，盆满钵满，富的富了，肥的肥了，能遮挡门面的“好事”也办了，是活绕死缠于封建官僚体系的地主阶级。
第三，解放之前，社会混沌，是能把人变成鬼的“染缸”，老百姓“走好道成大为，跟坏道做瘪三”，有些人本来家境不错，但挡不住花花世界诱惑，有吸毒成瘾沦为“鸦片鬼”的，有奢赌成性落得家破人亡的，无路可走时，就卖田卖地卖妻卖儿，也就有乘火打劫、落井下石者，廉价购进，高价卖出，田地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也有一些好吃懒做之徒，属于“流氓无产者”那一类的，或跪拜于军阀豪强，或溜须于地方一霸，狗仗人势，欺善诈良，偷盗抢劫，无恶不作，在成为地主阶级的走狗和帮凶后，凭着心狠手辣，发了横财，置地盖房，逐渐座大，摆脱依附，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了。
有人说，地主能成为地主，是因为有才因为勤劳，这是在为“为富不仁”洗白扯淡。那种制度下的兵荒马乱，官匪一家，兵匪一家，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老百姓过日子是暗无天日，克勤克俭，任劳任怨，能混个温饱、不被算计，已是上上大吉，即便风调雨顺，无灾无恙，还是提心吊胆，还得小心翼翼，因为一旦手头宽裕漏了风声，便会有地痞“碰瓷”，流氓耍赖，强盗入室，土匪抢劫，谁敢张扬，谁敢高调？没有靠山，没有主子，凭双手想发财，是白日做梦。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掌权，地主阶级当道，皇帝是这个阶级的总头子总代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让谁当地主谁就是地主，不让谁当谁就当不了地主。一道封赏，足可让黔首一步登天，耀祖光宗，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一句“杀无赦”，可立马被剥夺功名摘除顶戴废为庶民，重者还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各地官衙大多是皇亲国戚或跟着皇上鞍前马后打下社稷的开国元勋，坐得江山后被分封到地方上，代替行使皇权，也是一样的“一级包着一级”，“一级对效忠”，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构成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庞大统治体系。所以，“官逼民反”，“揭竿而起”，不可能铲除不平，解民倒悬。《水浒》位列中华传统文化四大名著，不但故事叙述得生动，人物刻画得细腻，更是因为揭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终归失败的教训，告诉后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而值得深思和汲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因为这三种势力沆瀣一气，疯狂掠夺，残酷盘剥，敲骨吸髓，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这三座大山，遍布全国各地的地主阶级，当然是革命的敌人，打击的对象，斗争序幕拉开，就出现了“好得很”的盛赞和“糟得很”的贬损。新中国诞生后，有《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好多作品为打到地主阶级推翻封建社会而欢呼喝彩的，但时至当今，却也有为地主阶级被打到而鸣冤叫屈的，例如《车欠土里》等——对于失去天堂，地主阶级不甘心呐。
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我们党一直是有理有节、很讲政策、仁至义尽的。因土地革命而十年内战时期，目标是推翻整个地主阶级，而不止只是打一两个土豪劣绅分田地；抗战时期，除对《铁道游击队》中高敬斋那样死心塌地投靠倭寇的汉奸型地主伏法枪决外，解放区对地主阶级采取的是减租减息政策，吸纳具有抗战热情的爱国人士进入了统一战线阵容。解放前后大规模土改的政策，是在剥夺“剥夺者”时，所要消灭的是整个地主阶级而不是地主个人，所要改造的是思想而不是肉体，除对少数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处以极刑外，“一个不抓，大部不杀”，留给足以他们能自食其力的生产、生活资料，既不流放也不驱逐，交于群众监督实行就地改造。对他们的子女，坚持“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一样的加入劳动组织，一样的实行“同工同酬”。到1965年，不少地主份子的帽子因为改造成为新人而摘除了，有的是得到了宽大后帽子在群众手里拎着， 只有极少部分还戴在头上。到1978年后，什“地富反坏”，所有帽子，都扔到东海洋里去了。
总之，地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谁强加的。封建社会孽生了地主，是农民养活了地主。吃“忆苦饭”时，除了《不忘阶级苦》外，还曾经唱过一首《啥人养活仔啥人》，三段歌词中，还记得的有这么几句：地主不种地，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地主不养蚕，穿不完的绫罗与丝绸，地主不做工，住不完的洋房连高楼。
1968年“一打三反”时，听大队治保主任“敲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有位老富农说：蒋该死自身都难保了，还有谁会困扁头拎不清，指望他回来？
曾经的“地富反坏”，都早已对蒋家王朝失去了信心，凭现在那么几个愿意化上几捆锡箔、叨念几句咒语的“困扁头拎不清”，就能把它的魂招回了？
故事讲到这里，友人皆点头称是：明白了，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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