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也是这一年的12月初，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抉择时刻——民国政府的国都南京即将面临日军的全面进攻。尽管国民政府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并宣布了迁都，但是无论如何南京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首都被敌军攻击和占领，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严重事件，而且对于被侵略的国家来说，也将是一场空前深重的灾难。
于是，关于日军进攻南京这件事上，抵抗还是不抵抗成为了当时一个激烈的争论焦点。
这些争论的意见里面可以总结为四种：
第一种：不抵抗。不抵抗的理由很简单：抵抗了也没用，从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国军的战斗力，无论如何不可能守住南京，也就是说，南京在日军攻陷下，必然会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
第二种：象征性抵抗。这一派的判断同样建立在最终无法守住南京的依据之上。他们认为：“应该坚持持久消耗的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池的得失上争胜负”。但是呢，碍于国际影响，以及担心民众对于国民政府抗战意识坚定性的怀疑，再加上南京很多难以迁走的民众呼吁保卫南京的声音，因此，完全不抵抗是不行的。于是得出策略：象征性的留下十二个团，至多十八个团作抵抗，抵抗的同时部署好主动撤退的方案。
第三种：坚决抵抗。应该说，坚决抵抗的这一派，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南京可以守得住，同样地他们心里也很清楚，南京最终是守不住的。他们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全国人民都看着它，又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哪怕守不住，也要用生命去坚守。”
除了以上三种意见之外，还有第四种与前三种有原则不同，那就是干脆投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因此，求和固然会吃亏，那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
应该说，以上四种意见里面，除了第四种之外，前三种不能说他们是什么投降主义，而是在面对不可更改的局面下，试图寻找一种相对的最优解。尽管前三种意见存在着分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是前三种意见也仅仅是策略和观点之争，不能都说是立场原则之争。他们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有各自的依据，这些依据也都立得住脚，绝非凭空杜撰。
所以，除了汪精卫所代表的第四种意见之外，前三种意见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是非层面的对错，而是策略层面的困境。更值得当时所有人都思考和忧虑的问题还在于，南京沦陷以后又该怎么办？下一个城市又是哪里？抗战胜利的希望又在哪里？
有人说是持久战，不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当时国民党所提出来的持久战却根本经不起任何的推敲。因为，只有有希望的持久，才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没有希望的持久，必然难于坚持。
什么是有希望的持久？并不复杂，那就是在抗战的过程中，农民要吃饭，百姓要生存，生产要发展，经济能持续。没有这样的条件，仅仅是说持久，那这种持久带来的将是绝望和无助。而且，没有经济和生产上的发展，你又拿什么物质基础去支撑持久的作战呢？
物质基础一旦瓦解，焦虑失望、妥协悲观的精神力量必然随之动摇，那时候既没有物质基础，精神力量又动摇，持久战也就失去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此时，随着残酷战争的继续发展，矛盾就会迅速激化。要抗战，就要财政支撑，要兵源支撑，要物资支撑，还要精神支撑。于是政府就必然要求群众更加配合，比如募兵，比如增税等等，总之，民众要更加配合才行，这就必然导致基层矛盾的激化。
作为百姓，我都吃不起饭，看不起病，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我还怎么支持和配合？这不是个愿不愿意配合的问题，而是一个还能不能配合得下去的问题。
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如果还要继续抗战，那么就必然要有源源不竭的物资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归根结底有又都来自于百姓和民众。于是，在攫取这种物资和精神力量的时候，越是进入艰难阶段，各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一刀切的方案就越是随之而至。再加上不可避免的汪精卫之流，发国难财的资本家，投机倒把的官僚资本团体从中作梗，外部势力再推波助澜一下，持久战的希望也就极其容易破灭了，民众的怨气也会越积越多。
这就是当时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极端困境。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思路带入到国民政府的视角里去，就会发现换谁都难以摆脱这种困境，因为不管上述三种意见里面的哪一种，都仅仅只是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诉求，且各自的诉求都有合理的成分。
所以，当人们问及这种国民党号召的持久战，到底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难以回答。蒋介石在当时能说的也就是一句话：“坚持下去，待国际形势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
把持久战的动力寄希望于国际形势之转变，毫无疑问是穷尽办法之后的无力与消极，是一种机会主义式的等待。可以说，当时的抗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生产问题，经济问题，背后同时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说它是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甚至说它是社会问题和经济生产问题，大家都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还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当时的毛主席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就很清楚了。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战争，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即：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走向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毛选第二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什么意思？归根结底，是要发动群众起来，走一条全民抗战路线，否则不管怎么选，不管采用何种策略，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换句话说：只有全民抗战，才是支撑持久战进行下去的源源不绝的动力。而这个全民抗战，绝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个路线问题，它有自己的哲学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只有把一切路线和策略的立足点，放到人民群众身上，才会有一条真正的所谓全民抗战的路线，而是否真的相信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这条路线是抽象的吗？是口号式的吗？不是的，它在当时有着非常明确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比如：放开群众的言论自由，允许群众有结社自由（即结成各种抗日团体），允许工人罢工自由，尤其是允许群众发起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分田分地的自由，改革政治机构以建立民众意见反馈机制，改革军队以建立官兵一致、兵民一致的人民军队等等。
这些自由和改革措施，会不会带来一些动乱？一定会的，然而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哲学问题，归根结底你相不相信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你相不相信群众里大多数都是好人？你相不相信群众身上那些盲从的缺点、自私狭隘的缺点是可以在斗争中引导和克服的？我们常说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毛主席所写的《论持久战》与当时国民党提出的持久战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当然是有的。
这个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八路军所发动的持久战，是建立在以群众来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为基础的。而提供这种动力的方法就是上述所说的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分田分地以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建立民众言论反馈机制等等。
所以，为啥当时虽然国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局部的斗争却始终此起彼伏，原因就是八路军一边在抗日，一边在发动对地主的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等等运动。没有这些运动，群众路线就是一句空话，没有这些运动，生产和经济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没有这些运动，就没有支撑持久战进行下去的物资力量和精神力量。而这些运动，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失业，百姓失去土地耕种，物资没有保障，精神无法唤醒的问题的根本措施和办法。
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的根本分歧所在。当时有很多文人墨客写文章批判我党，说什么国军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却在后方减租减息，是何道理？
其实道理一点也不复杂：支撑抗战的根本力量，不在政府，不在军队，而是在群众。也只有立足于此，才会有源源不竭的力量，于是在后来无数的艰难困苦面前，在无数的虎豹财狼面前，我们才始终有足够的底气喊出那句话：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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