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
电影九九艳阳天
——“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纵览
晓寒
1999年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辉煌一年。在这一年中，以向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献礼为契机，以迎接新中国电影发展新高潮为目标和动力，以电影九五五○工程为载体，涌现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性统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唱响了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这次获得1999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就是它们的集中代表。
展主旋律魅力
显多样化风采
电影作为文艺的一种形式，它的繁荣发展必须根植于我国人民的历史创造，必须根植于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必须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必须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综观这些优秀故事片，唱响时代的主旋律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体现了先进文化应有的魅力。电影《横空出世》描写我国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科技落后，再加上苏联专家撤走的局面，一个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接踵而来，但我们的将军、战士、科学家以崇高的爱国主义信念和英勇顽强的精神，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终于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出了震撼世界的东方巨响。《国歌》一片更是流淌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影片描写了田汉、聂耳等进步文艺工作者以电影为武器，勇敢投身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他们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成为我们的国歌。反映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影片是主旋律，同样，反映普通群众日常生活、歌颂人间真善美的影片也可以成为主旋律。《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它通过一名乡村教师和一位纯洁的农村姑娘的恋爱，表现了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最平淡而又最崇高的爱情。《赛龙夺锦》写了广州的音乐人龙舟在浮躁的都市中失去艺术创作的激情后，到农村进行采风和创作，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农村感动了他，乡亲们朴实真挚的热情感动了他，终于创作出了音乐组歌《赛龙夺锦》，同时也获得了纯洁的爱情。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必须提倡多样化。这十部优秀影片，无论在题材选择上，还是在艺术构思上，无论在拍摄表现手法上，还是在制作手段上，充分展现了多样性的特点。从题材上看，既有《我的1919》这样的历史题材，更多的还是现实题材，涉及农村、都市、企业、军事、国防、体育等诸多领域；从风格样式上看，既有《大进军———大战宁沪杭》这种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穿插组合的革命战争巨片，也有《赛龙夺锦》这种风格清新的岭南风情音乐片，还有《黄河绝恋》这种积极借鉴国外影片叙事方式、构思巧妙、充满悬念的影片；从艺术表现上看，有的片子画面拍得优美，有的叙事简洁流畅，有的人物刻画细腻，有的语言风趣幽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优秀影片的制作中，充分应用了高科技手法，丰富了电影语言，使影片具有强烈的视听感受和观赏性，《紧急迫降》、《冲天飞豹》两片在飞机造型设计和飞行动作轨迹上，在背景合成和气氛渲染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塑活生生人物
刻有血肉形象
电影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人物是它的核心，一部好的影片之所以能够给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就在于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最直观，最生动，记忆最长久，最能引起观众共鸣。这次获奖的优秀故事片继承了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着力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为中国电影人物画廊增添了一批有个性、有真情实感、有魅力的典型形象。电影《横空出世》集中笔墨刻画了一位在朝鲜战场立下战功的将军冯石和一位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陆光达，他们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走到一起。影片以他们逐渐相互融洽的情感关系作为叙事段落，展示了尖锐的性格冲突，展示了环境的巨大压力，展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经历，充分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发掘主人公身上的民族精神，实现了用一腔爱国主义的激情，用真情、友情、爱情去吸引观众，去打动观众。
综观这十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一群感人的艺术形象，《大进军———大战宁沪杭》中的毛泽东、邓小平、陈毅等，《国歌》中的田汉，《紧急迫降》中的机长李嘉棠和乘务长丘叶华，《我的1919》中的顾维钧和肖克俭，《黄河绝恋》中的盟军飞行员欧文和八路军女战士安洁，《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父亲和母亲，《女帅男兵》中的男篮女教练闻捷，《冲天飞豹》中的空军试飞员凌知远和孔凡，《赛龙夺锦》中的音乐人龙舟和回乡女大学生真真等。他们真实地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了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给我们以启迪，给我们以鼓舞，给我们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给我们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赢得观众 赢得市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作为精神产品，不可能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电影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都要通过市场实现，并在市场中达到统一。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十部优秀影片中，有些影片已投放市场，实现了既叫好又叫座，实现了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黄河绝恋》和《紧急迫降》两部影片，仅上海一地每部影片的观众人次就达一百多万，每部票房收入近六百万元。《横空出世》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放映时，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同学是站在走道上看的。北京市首都、大华、胜利等十一家影院放映该片时承诺，“如不满意，开映半小时内可以全额退票”，结果没有一个观众退场。据统计，在1999年10月长沙市的新片排行中，《国歌》名列第一，观众人次和票房收入都是最高的。这些事实说明，优秀影片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只要我们的影片能够实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三性”统一，只要我们增强市场意识，面向市场，研究市场，开拓市场，就一定会赢得观众，赢得市场。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影片质量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讲赢得市场，决不是消极地去迎合市场，而是积极地去引导市场。一位外国电影理论家认为，艺术的命运和群众鉴赏是相互作用的，艺术提高了群众的趣味，而提高了的艺术趣味又反过来要求并促进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规律对电影艺术来说，要比其他任何艺术更正确百倍。我国电影艺术的发展也正是如此，电影工作者拍出的精品影片，赢得了观众和市场，观众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不断提高，从而要求影片在更高层次上提高质量，这必然带动电影艺术的发展。近年来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这种电影市场辩证法的体现。
《横空出世》
《紧急迫降》
《国歌》（附图片）
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
长影“家底”被卖了吗？
本报记者 张玉来
长春电影制片厂素称“新中国电影摇篮”。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曾亲临长影视察，对它寄予厚望。正当国人面对陷于困境的国产电影希冀了解长影作何应答之时，6月24日，某直辖市的一家报纸以《资金不足难以为继，长影被迫卖“家底”》的醒目标题，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信息。文章作者言之凿凿：日前记者走访长影时“听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地处长春市红旗街的长影厂很有可能被卖掉，而且这是厂领导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亲自宣布的”。
这家报社的一名记者连发三篇有关长影的报道，还将文章投寄多家报纸，其中有的文章直接冠以《“长影”卖“摇篮”置“风景”》这样蛊惑人心的标题。随即国内外报纸迅速予以转载，国外某些网站也纷纷转贴，有的海外报纸所用标题更加耸人听闻：《中共长影卖厂求存》、《长春电影卖厂房求存》。
“新中国电影摇篮”究竟怎么了？“家底”真的被卖了吗？
卖“家底”纯系子虚乌有
带着疑问和关切，记者来到长影这曾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艺术殿堂。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记者与厂领导、中层干部、艺术家、离退休人员进行了广泛接触。每当提及卖“家底”这一话题，长影人几乎都像蒙受了巨大屈辱，众口一词：“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完全是某些人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参加了那次职工大会，可是谁也没听到赵国光厂长在报告中讲过要把长影厂“卖掉”的话。
厂办负责同志找来一份赵国光厂长1999年10月13日《在千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记者细读再三，终未发现该记者文中“厂领导在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时说”的“长影是一个老厂，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物价值，但现在只有卖掉，它才能真正产生价值”这段话。曾任电影金鸡奖评委的导演高天红与记者交谈时说，他记得很清楚，赵厂长在那次报告中为长影描绘了一幅非常鼓舞人心的发展蓝图：长影要建成一厂三区：长影老区、长影新区、长影景区。新区建设费用怎么来？这笔钱要靠老区闲置的长满荒草的土地和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旧房屋的开发置换来获得，而原来的办公楼和摄影棚将建成电影博物馆。老区开发可以拿到四亿元，去掉新区土地购买和建设费还能剩一点五亿元。这个方案使长影人看到了长影新生，再现昔日辉煌的希望。
主管经营、新区建设的副厂长刘丽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管伪“满映”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长影积累的净资产不过才二点一亿元，三年后当我们实现老区开发、新区建设的目标时，长影的净资产将达到六点五个亿，年利润达二千多万元。“通过盘活存量，吸纳增量，扩大总量，长影的家底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大大增加；长影的面积也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八倍！”刘丽娟十分有把握地说。
为“轰动”公然背离事实
剧作家、长影副厂长韩志君提起接受当时采访的经过，两道浓眉顿时拧在了一起，满脸的疑惑：“我向这个记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长影近两年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三项重要改革措施：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准自由职业者制度、准独立制片人制度，三区建设的内涵和对长影意味着什么，长影人在负重改革的道路上取得的初步成果：一举遏制住连续六年亏损的局面，1998、1999两年获利二千五百八十万元。谁能想到，这些实际内容他都听不进去，置新区将成为现代化电影生产基地的构想于不顾，把我们在净月潭建设大型拍摄景地的构想曲解为建设‘风景区’，并以此作为其《“长影”卖“摇篮”置“风景”》的‘事实’依据！”
剧作家、长影艺术处处长王霆钧回忆说，该记者采访中其实只对哪部片子是长影独资拍摄的感兴趣。王霆钧向他介绍了鉴于电影市场不景气，长影率先在全国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分散投资风险的改革措施；一部一部列举了长影在近两年间拍摄的影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这些事实在该记者的文中竟演化成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作为全国最大电影制片厂的长影已经很难再投资拍片了。”记者了解到，长影前两年拍摄了十四部影片，其中《男妇女主任》获“五个一工程奖”等八项国家级奖励，《眷恋》和《最后的猎鹿者》分获“华表奖”等奖项；今年长影又投拍了《毛泽东与斯诺》、《美丽的白银那》等影片，并正积极为明年建党八十周年的献礼片作准备。
“背离事实，必然导致结论的是非颠倒！”《电影文学》、《电影世界》的主编吕文玉认为，该记者报道的动机显然不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而是为了追求所谓“轰动效应”，制造“卖点”。
长影人要依法讨个说法
不少长影人与记者交谈时气愤的心情溢于言表，认为这家报社打着“关心”长影的幌子，肆无忌惮地践踏了长影的声誉，使长影人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要求厂领导依法讨个说法儿！
年届七旬的原长影总导演齐兴家与记者交谈时动情地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长影时满怀深情地说，我是看着长影的影片长大的。总书记讲话时我就在总书记身边。”老导演说，长影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不只属于长影人，而是属于全国人民，“长影人决不能忍受有人这样玷污它的声誉！”
记者在长影调研时了解到，吉林省省长洪虎在长影现场办公和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视察长影时，均对长影的改革与取得的成果充分肯定，给予高度评价。
“长影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对外合作。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不仅对正在全力推进改革的长影是一种严重干扰，而且它实实在在构成了对长影权益的侵害，影响了长影对外合作和招商引资！”赵国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视事态发展，依法维护长影的合法权益。
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本月话题 谈谈不良文化（10）
许江舰，重庆，干部——
标语应文明
无论是走在乡村，还是身处城市，我们常常会有意无意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标语。这些标语，语言生硬，格调低俗；有的威胁，有的骂街，有的恐吓，有的诅咒……如某地为增加财政收入，使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大力鼓励种烟，便写下“包田包地包种烟，不包退出责任田”；某乡在抓计划生育时，深为群众不配合而恼火，于是写出血淋淋的标语“谁敢超生二胎，罚他倾家荡产”；有的为保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标语宣传时赌咒发誓，如“决不能让老师饿着肚子去上课”；有的用标语强调一方面工作时，往往表现出表扬正面，辱骂嘲笑其反面，如“脱盲光荣，文盲可耻”；还有的书写的标语内容甚至明显与法律不符，如“牲畜吃庄稼，打死不赔偿”、“破坏森林，打死不负责，打死不坐牢”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宣传教育是我们的工作之一，而标语口号又是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一种有效手段，其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上口易记。故标语口号不但要文明，更要符合国家的各项政策及法律法规，同时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否则，不但达不到教育群众的目的，甚至让群众产生抵触情绪，在群众中产生错误导向。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宣传标语的监督、管理，对标语口号进行一番切实的清理，坚决剔除其中不文明、不合政策法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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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录
怪名质疑
陈兴云
据闻我国目前报纸和期刊已达七千多种。面对林林总总、花花哨哨的报刊，限于精力，读之只能慎而又“省”，精益求精了。忽一日，读着读着，竟被报刊一些稀奇古怪、生而又僻的笔名所“陶醉”，由此不免要多愁善感一番。
早些年，有以“莲子”作文的，不想稍后又派生出“青莲子”、“红莲子”、“苦莲子”、“花莲子”、“水莲子”等一大堆“莲子莲孙”，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了一阵子。以后又长出“西北平原”、“东北风五到六级”等自然地理式的怪笔名。至于广州的“黄爱乐西”、“江南藜果”、“中原一点红”、“江南一枝春”、“小李飞刀”早已闻名遐迩，见怪不怪了。还有一份颇有名的文化类期刊，在同一期上就署有“铁观音”、“六必居”、“无极鸟”、“如梦令”等。甚至“mc”、“vw”、“enp”、“三三”、“六六六”、“张三李四”、“十三四郎”、“十四修女”之类笔名也登场。另有“南山猴”、“西北狼”、“东北虎”、“黑马”、“瘦马”、“野马”、“胡马”、“蓝鼻子”、“水手长”、“大拇指”、“野渡无人”、“完颜达人”、“阳光一指”等也频频亮相。还有“三田秀子”、“水田光雄”、“夏洛特·王蔚”、“马路斯基”等“中西合璧”式的笔名，甚至出现“撑开伞包捂住胸口和阿飞一起跳的娟子”、“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的伟哥”等“串珠”式的笔名，一些报刊居然还有“搁笔穷”、“闷得荒”、“瞎开心”、“老侃”等宣泄式的笔名；有“老猫”、“老虫”、“夜莺”、“火凤凰”、“外星人”等动物式的笔名；有“陈胜”、“吴广”、“孔明”、“吴用”、“洪秀全”等“古为今用”式的笔名；有“张牙舞爪”、“胡说八道”、“野鸡窝居士”、“激情斗牛士”等有伤文明的笔名。据圈内人讲，还有一些作者，为了契合个别编辑的性别、审稿嗜好，明明是男性作者，偏偏要署注一个诸如“曼丽”、“丫头”之类女性化十足的笔名，同样让人不得不以为怪。
如果作者署名偶尔极端化是为了某种特殊需要的话，倒也无所谓，但有的纯属为了一些非正常需要而制造的毫无意义的怪名，实在让人难以苟同。这种奇特的反文化现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曾经风靡一时的“皇都屋”、“南霸天”、“魔鬼店”、“刘文彩山庄”之类的商业店名，好在在人们的强烈抨击下，已在“扫荡”此等货色。笔者借引于此，不是期望对此也来一次“清剿”，而是愿广大作者们不必一窝蜂地取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去难为自己，难受别人。赋诗作文多是拿去发表让人看的，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应善待读者，而“善待”的内涵之一就是不要胡诌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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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季平作品登上国际乐坛
6月，在德国享有盛誉的“森林音乐会”与往年完全不同，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在演奏欧美音乐家的保留曲目之外，又增添了中国和日本音乐家的作品。在这场音乐会的节目单中，除了拉威尔、伯恩斯坦·格什温等的作品，下半场的开场就是中国作曲家赵季平根据电影《霸王别姬》和《太阳鸟》的音乐改写的交响音画。德国音乐界人士兴奋地说：“中国的交响音乐作品，在这样的音乐会上由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肯特·纳嘎诺担纲指挥。他对中国作品排练得非常认真，两次同演奏中国乐器的音乐家们单独排练，由于他颇具才华的指挥和乐队精彩的演奏，中国作品赢得了在场两万多听众的热烈掌声。掌声中，指挥邀请中国作曲家赵季平登台和听众见面，两位音乐家为演出成功而拥抱。 （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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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演奏女出言不逊丢饭碗
爱乐人传递和平肃团纪
胡存廉
今年5月18日，德国爱乐国际交响乐团一百二十位音乐家，在指挥家尤斯图斯·弗朗茨的率领下飞抵上海。
在从浦东国际机场前往酒店途中，旅行车上的女导游一面为大家介绍沿途的风光，一面热情地教艺术家们讲着“你好”“再见”之类的简单的日常用语。这时，乐团的两名俄罗斯女演奏员突然用英语大声阻止道：“我们不想学习中国话，还是让我们教你几句俄语吧！”说着，便夺过话筒，用俄语说了句：“中国导游在胡说八道！”这激怒了一位来自匈牙利的中提琴手。他走到那两位俄罗斯小姐面前，愤怒地责问：“我们爱乐乐团到中国演出的目的，就是要以优秀的音乐做桥梁，传播和平友好的信息，你们为什么违背乐团的宗旨呢？你们必须向这位导游赔礼道歉，否则，爱乐乐团的全体演员都会为你们可耻的言行而羞愧。”
车厢里的气氛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女导游得知自己被戏弄，伤心的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德国爱乐乐团不仅是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同时也以严明的纪律享誉音乐界。这个乐团1996年随同德国总统访华时，曾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高度赞扬。两位俄罗斯小姐面对同事的斥责，不得不红着脸向导游表示了歉意。
旅行车很快停靠在上海文华锦江饭店大厅前，匈牙利籍中提琴手随即把刚才发生的情况汇报给乐团的亚太地区艺术总监、年仅三十岁的打击乐队首席李飚。在弄清事情全部过程后，李飚召集乐团各部门首席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认为，爱乐乐团此次中国之行原本就冠以“2000友好之旅”的名称，现在乐团发生了这种违背艺术精神和演出宗旨的事件，作为一个备受全球关注的艺术团体，必须对此付出代价，应该送两位女演奏员回俄罗斯。李飚的提议获得全票通过的消息，很快由行政总监传达到那两个俄罗斯女演员那里。她们怎么也没想到，因为出言不逊会被乐团解聘。这两个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哭泣着找到李飚，希望乐团能给她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李飚说：“我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读过七年书，从感情上讲，我对俄罗斯充满着无限感激，但是，在这个世界乐团里，感情不能代替严肃的纪律。希望你们悔恨的泪水能让自己永远牢牢记住：一名艺术家的灵魂应该像艺术一样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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