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指导我国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的宝贵理论财富。世纪之交，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复杂、深刻和广泛的变化。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应更好地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务实，勇于进取，在对外工作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指导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体会
刘华秋
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无论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内，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邓小平外交思想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的理论成果。概括地说，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主持治理整顿，效果显著。他说过，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这说明他当时已经在考虑国内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重点转移。这一转移是否具备外部条件呢？邓小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建立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当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的。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在外交上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就是中国如何了解世界，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
二是从1989年6月5日开始，美国带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无理制裁。当时的中国外交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邓小平以“登山不愁峻，涉海不畏深”的精神，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涉外思想。他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他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一个人要有脊梁骨，这个人才能撑起来。一个国家要有脊梁骨，这个国家才能站起来。他强调面对困难要泰然处之，要敢斗争，要能顶住。对于美国的制裁，邓小平一方面考虑怎样坚持斗争，捍卫主权，不允许他国干涉我国内政；另一方面还要设法打破制裁，恢复和改善中国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
三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邓小平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苏联瓦解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模式”僵化了，思想上形而上学，爱说大话；在国际上闭关自守；在西方压力下，头脑不清醒，连自己正确的东西都否定了。他反复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如何？面对国际形势剧变的冲击，邓小平在考虑中国的外交该怎么办？邓小平外交思想中许多闪光的重要战略策略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四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伴随着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争取主动，谋求发展，构成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七十年代，邓小平就指出，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将日益突出，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这两者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他要求进一步增强抓经济、抓科技的紧迫感，第一次明确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特别强调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
五是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各国和各国人民都在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即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到底是什么？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解决，发展问题更严重。他进一步思考如何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怎样把经济搞上去的问题，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强调要加强南南合作，更好地对外开放。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外交思想同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二者在根本立场、思想基础、基本原则上都是一致的，有着高度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关于反对霸权主义、自己永远不称霸、维护世界和平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高屋建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怕鬼，不信邪，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等战略策略思想，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继承了在对外交往中要破除迷信，不卑不亢，既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盲目悲观的外交风格；他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坚持自力更生，在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拓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思想。邓小平还把继承与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根据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结合我国的外交实践，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
（一）第一次改变了关于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提法，提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个历史过程。1977年他讲，“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5年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1987年进一步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超级大国虽有能力打世界大战，但受到制约不敢打。和平力量发展起来了，它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
（二）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理论。1984年5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3月，他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理论指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是人类的崇高事业，我们要为此奋斗不息。它有助于人们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看到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看到世界光明的一面；看到美国不可能主宰世界，看到人民的力量、和平的力量，从而鼓舞自己的斗志。
（三）第一次提出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对于一切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决不支持它们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中国不打别国的牌，“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苦果。
（四）第一次指出“南南”合作这个提法好。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指出：“‘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仅仅依靠南北对话与合作是不行的，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资源丰富，能互通有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国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穷帮穷，南南合作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五）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按照实事求是的方针，提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国内国际条件下，实现以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争取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是可能的。现在，“一国两制”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已获得成功，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构想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照顾了历史和现实，充分尊重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理论。把对外开放形成为一门理论，并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邓小平的创举。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1978年他第一次提出要举借外债，大胆引进和利用外资。他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七）第一次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保持了我国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平和稳定。这一新思路也是对和平解决国际领土争端的一大贡献。
（八）第一次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战略和策略方针。面对八十年代末的世界风云突变，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遵照和执行他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日益发展壮大，而且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前途依然一片光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因为中国的人口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是不会倒的，我们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仍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许多国家依然存在。即使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国家，那里的共产党人仍在继续战斗。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远不止一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直到成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规律没有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终究要体现出来。他强调，尽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十）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方面，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观点、原则和政策主张。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中美建交的前提是美国要遵循“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并亲自主持谈判，使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一次提出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这是最敏感、最突出的政治原则问题。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那将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对于有人企图把台湾分裂出去的苦果，他强调中国人民是“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1989年7月2日，他第一次指出：最大的谣言公司是美国之音。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按照谣言来制定政策处理国际关系，这要吃很大的亏！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要解决问题，美国要采取主动，“解铃还须系铃人”。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解决中美纠葛的一揽子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带头取消对华制裁，中美达成几个大的经贸合作项目，实现江泽民总书记正式访美等。但由于美方错误地估计形势，未能很快实施这个一揽子方案。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个方案终于得到实现。这充分说明对美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十一）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同样有许多的“第一次”。1982年，勃列日涅夫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邓小平明确指出，“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1989年5月，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他第一次对中苏关系作了全面总结：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在中苏争论中，我们有好些观点是正确的；当然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他指出：讲清这些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邓小平关于“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对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有重大意义，为后来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打下了基础。
（十二）第一次调整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他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关于中国对俄、对中亚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他明确指出：不管他们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十三）第一次提出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十四）第一次提出“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的理论。1989年美国带头在西方掀起反华浪潮，他们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对此，邓小平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自己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这对批判“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五）第一次提出世界需要稳定，中国需要稳定，这是真正的大局的思想。邓小平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一个稳定的世界，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现在要注意世界的稳定，切不要搞成乱哄哄的局面，那将对整个世界很不利。
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世异时移，沧桑巨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对外工作，忠实继承和科学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驾驭复杂局势的非凡气魄和卓越能力，并根据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外交思想。
（一）深入论述了多极化趋势是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提出要积极推动多极化趋势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来，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并形成许多新的思想。一是强调要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这个世界丰富多彩，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注定要碰壁的。二是认为多极化趋势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定，它在客观上牵制了霸权主义。三是指出多种力量要把第三世界这个力量包括进来，不能单讲几个大国，还得讲第三世界也是一极。四是指出各种力量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摩擦，又有协调；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彼此之间互有需要，可以避免全面冲突。五是强调多极化还没有形成，只是一个趋势，多极化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二）全面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利弊得失，强调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可以通过跨越国界的资金流动、技术交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世界主要经济贸易组织和大量的资金、技术等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他们最有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条件的可以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实现较快发展，而缺乏条件的则有可能被“边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不仅面临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也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发达国家内部，财富也愈来愈向少数寡头集中。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全面肯定、全面否定经济全球化都不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有利有弊，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三）分析论述了大国关系调整的新趋势，适时同各大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调整得很快，各国都以经济为基础、以高科技为先导，加强综合国力的竞争，力争在下个世纪占据比较好的位置。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了适应大国关系的变化，及时作出决策，并同各大国建立了各类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0月，中美决定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11月，中国和加拿大就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8年10月，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12月，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巴西、埃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墨西哥就建立跨世纪的中墨全面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这些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都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娴熟运用邓小平战略策略思想的结果。
（四）明确论述了霸权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都有过重要的论述。科索沃战争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使馆后，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炮舰政策”正在肆虐。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称霸全球的野心急剧膨胀。霸权主义已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但是，它受到内外诸多牵制，其主观愿望与实现独霸战略的客观条件有极大差距，很难为所欲为，独霸世界的图谋不可能得逞。二十世纪没有成为“美国世纪”，二十一世纪更不可能成为“美国世纪”。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还反复提醒全党，要警惕西方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
（五）结合新的形势论述了如何从战略高度加强同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问题。第三世界国家虽然面临不少困难，但正在出现新的觉醒。必须以战略眼光看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把第三世界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进一步走向亚非拉，这是一个大战略。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改革援外方式，积极探索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新途径。
（六）适时提出“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把对外开放政策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走出去”与“引进来”，是我们对外开放政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条件。进一步在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有利于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我们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后劲。
（七）高度重视并广泛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使多边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冷战结束以来，多边外交更趋活跃。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务实地参加多边外交活动，树立我国的良好国际形象。1995年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提出要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必须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强调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其改革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强调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应该并重，倡导以相互尊重、自主自愿和灵活性等原则为特点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在国际安全领域，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国际裁军方面，对防止核武器扩散、推动核裁军进程提出了建议。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起首脑非正式会晤机制，中国与欧盟之间建立了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上海五国”机制的诞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支持并参与了七十七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多边外交活动。
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当今世界的军事安全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环境外交问题，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经济走势，对国际人权斗争，对党和军队的对外交往，对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等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外交思想。
二十一世纪正向我们走来。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繁荣，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管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如何变化，只要我们像邓小平那样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善于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善于观察和判断国际形势，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善于提高外事干部队伍的全面素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开创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对外工作的新局面。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新办法从哪里来
邵景均
新问题层出不穷，是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在进行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同样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问题是前进的障碍，而解决新问题则是我们前进的起点和动力。解决新问题的核心，是找到管用的新办法。新办法是开山的利斧、过河的桥梁。老办法只能解决相对应的老问题，而“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
那么，管用的新办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从根本上说，是从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来的。人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就是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近些年来，有效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抓大放小”、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许多新办法，也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实践出真知，创造出办法。“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今天，要寻找新办法，绝对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承认实践的观点，承认新办法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就要深入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应当指出，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意到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去调查研究，有的整天蹲在办公室，冥思苦想，“闭门造车”；有的泡在会议上，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这样能想出什么好点子？领导干部当然有经验、智慧和创造力，但是，第一，领导干部的经验和智慧只有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第二，比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领导干部的创造力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有可能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
新办法来自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正确的路线。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多种多样的，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怎样总结和提炼出管用的新办法来？这就要看领导者坚持的是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实际奉行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包产到户”发展而来的。而“包产到户”早在六十年代就出现了，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其价值才得到正确认识，作用才得以充分发挥。这说明，领导者只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正确的路线，才能正确判别实际做法的社会价值，进而总结、提炼和推广那些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
新办法的本质是创造，前提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办法，取得一项又一项新成就，无不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如果说今天还有一些难题久攻不下，找不到有效的办法，那么就应该查一查，我们的思想是否受到了某种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思想不解放，新办法就产生不出来。
寻找新办法的过程，就是解剖、认识新问题的过程。为了打造出适用的钥匙，就要对锁的内部结构和性能有透彻的了解。同样，要找到能够经济、便捷、有效地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也必须对问题的自身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就需要深入到新问题的实际中去，学会“解剖麻雀”，对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去伪存真的分析和研究。只要把情况吃透了，思想解放了，总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的。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