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走进西部征文
治沙人家
徐岳
4月中旬，我从西安北上毛乌素大沙漠南端的“三边”：靖边、安边、定边，正赶上沙尘暴。风沙来时，天空中窜起黄黑色的沙云，遮天蔽日，不时向四周无声地伸展它那沙魔的四肢。
我就在这时采访了与沙尘暴作战的一家人。
这个秀气的小女人名叫张文婷，本是定边城里的居民，她来这里时才二十四岁。自打高中毕业后，在城里办过鸡场，照过相，开过商店。城里的生意太清淡，她想趁年轻，孩子也能离身了，自己出去闯一闯。她没选深圳，没选珠海，她选了她从小就知其脾气暴烈的黄格溜溜的大沙漠。这东西太欺侮人了！但是只要人征服了它，它也会把什么宝贝都给人奉献出来的。丈夫会同意吗？来自农村的丈夫说：“咱们想在一搭里了！”还有早先当县“人大”干部、当时已退休的父亲，他和母亲会同意吗？他们都同意了。闯过亲人关以后，丈夫陪她骑了辆破自行车去乡下联系沙田。听说城里人要下乡治沙，有人摇头：“乡下人都治不了，你个城里女人要来治？”张文婷不听这话，口气好大，一张口就要买五百亩，最后定点买了九百六十亩要啥没啥的沙漠。乡下人提出首期付款十万元。
1996年的张文婷作难了。其实决心下了也不难，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先卖了仅有的四间瓦房，断了后路，治不好沙不回头。再卖了金银首饰，加上自己一点储蓄，还不够，丈夫就帮她借，终于将沙地买下来了。她要在自己的沙地上安家了。安家就是搭帐篷。丈夫和父亲也来帮着她打桩，扯布压篷。老黄风吼叫着，想撵走他们。但是，这瘦小女人终于做了这块老黄风的世袭领地上的主人。三岁的儿子第一次在这里过夜时，说：“妈妈，咱回家吧！”
“咱在城里没家了！这就是咱的家。”
说是家，住了三个月，没有床板，睡的是地铺。丈夫一头要顾盐场的工作，一头要顾老婆孩子，就买了辆摩托车，奔跑在相距八十里路的两头之间。三个月，太难熬了，她和儿子脸上都长了黄水泡，嘴烂得吃不下饭。丈夫每日里还是跑回回。他们盖了九间猪房，养上了三十八头猪，准备先养猪还债。为解决饲料问题，丈夫寻来苜蓿籽，妻子种在沙漠里，可是老黄风一夜就给刮跑了。解决不了饲料，猪咋养？丈夫望着心爱的妻子，觉得她活得太累了。她本来是秀气女子，很水灵的城里人，现在人又黑又瘦，手都变了形。他多么心疼她啊！不由得灰心丧气，张文婷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干不成的事。”父亲也来了，说：“这么干种不行，种了要浇水。种子压实了，风就刮不起。”张文婷从此便注重向农民学种庄稼了。同时，她在父亲的帮助下，为自己的庄园绘制了蓝图：路、屋舍、高低压线路、水井、林网、农田。
张文婷忙得顾不上回家看母亲，当母亲吃到她种的鲜嫩的黄瓜时却哭了：“我把女儿给沙窝窝了。”是的，这位老母亲把女儿给沙窝窝了，沙窝窝却有了绿色的生命。张文婷，再也不是她单门独户了，这里的绿色引来了四户人家，后来又增至九户，住进了砖和水泥新砌的足以抗拒老黄风的平顶屋里了。他们和张文婷联包这九百六十亩大沙漠。丈夫也于1998年辞职回到他们的新家，开上了自家的福田卡车，他们在妇联、政府的大力资助下，这九百六十亩处女地被命名为“定边县裕丰农业科技示范场”。
如今，张文婷的猪场年出猪一千头，大蒜一亩可收二三千元，玉米可收入四五百元，引进了枣树、梨树新品种，并引进高科技，打深水井两眼，多管井两眼，实施滴灌，并造起两万多株树木的防护林网，办起了立体农业。她已还完了高利贷。她人黑是黑，却是一匹黑骏马。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毛乌素大沙漠里的一位老人。他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国治沙模范。他用脊梁从外地一块一块背回石头，压住两个沙梁，再用锨，借老黄风一锨一锨扬弃掉另一个沙梁，平整出二亩田地来。为了这能种二亩糜子的土地，他不分黑夜白昼地干了好多年，也才造就了他这个全国劳动模范。到了八十年代，我和当年宣传他事迹的著名作家魏钢焰一起去看他和他整治的二亩糜子地。老模范还住着当年的窑洞，窑洞里还放着老大的酸菜缸，墙上挂着他戴了光荣花的笑嘻嘻的劳模大照片，他两腿风湿，六月天还穿着老棉裤。他一拐一拐地领我和老魏走到他的二亩糜子地里，土地像白癜风病人的皮肤，唯有他背的石头还稳稳当当地压着左右两座沙梁。这位爱动感情的老作家用手摸着被老黄风吹刷得干干净净的石头，几乎掉了泪。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老模范到九十年代的张文婷，中国老百姓为治沙造田，挽住老黄风的肆虐，几代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当然，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价值观不同了，手段不同了，效果更有了天壤之别。张文婷给我们的启示是治沙，要投资，这个投资是钱，不能只是一种精神，一种感情。钱是高科技的保证，高科技是缚住沙豹风虎的保证。大自然会报复我们，更会给我们以回报。我们呼唤西部开发者，选择毛乌素既是一种人类眼光，也是一种商业眼光。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忆起当年西北娃
齐忠敏
1956年，千余名“天津青年赴甘肃工作队”如璀璨明珠散落在黄土高原。经陇东师范培训，我来到泾川窑店高平乡某小学任教。校址在袁家城村的九天玄女庙，内有端庄的淑女塑像，只是停了香火，朗朗读书声萦绕其间。
校长欢迎我和小刘两个新老师，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不再一枝独秀。他教一年级，小刘教二年级，我教三四年级混编班。邻近农家大嫂负责我们两个新教师的伙食。这里是小麦产区，馍很香，菜未免单调，天天盐水拌青椒丝。大嫂每次都很真诚地问我们吃饱没有，我们拍拍肚皮回答她的好意。后来忍不住，试探大嫂能否变变花样，别老是青椒丝。她怔了怔恍然大悟：你们城里人喜欢艳，像俺爱山丹丹。第二天饭桌上果然色彩夺目，青椒丝变红椒丝。大嫂挑选出一堆晾红了的辣椒。
学生花名册浸润着田园风情：袁天仁，袁耒耒、袁有存、乔喜云、何麦香、何苗香、何买牛……这里普遍上学较晚，袁天仁十六岁才上四年级，而比他大两岁的我高中毕业当老师，城乡差别显而易见。他断断续续求学，卖麦子交学费，歉收就停课。十五岁的袁金兰也因贫困几度辍学。我点名点到惠拉锁、惠德云名下，无人回应，仔细问才知这二人耳朵有点聋。并且“惠”在这里读作xì，字典上查不到。他们耳背是庸医乱用药所致，乡村医疗卫生条件太差。我忙把他们从后排换到前排。
这里的地貌忽高忽低大起大落沟壑纵横，两家对面能唠嗑，要想串门绕半天。某次家访，跨沟过坎把我绕迷糊了，天色黑下来，隐约听到狼嚎，双膝发软。幸亏丘顶上人家发现我，老羊倌叫他孙子来认我这个“迷途羔羊”，他们特意点上火把送我回校。这个孩子是我班上的学生，他的爷爷嘱咐我以后家访带上棍子，既帮助远行又可防狼。狼会用前爪搭在人肩舔人脸，舔去半边脸莫想讨婆姨。
于是我依据学生住处编排成南北两路，让他们放学排队同行，大孩子照顾小孩子，男孩子保护女孩子。拉锁和另一个孩子分任路长。拉锁憨厚，因耳背换到前排坐妨碍后面矮个子视线，同学有意见，不服从这个路长。他们走路扎堆，踢得尘土飞扬。半路上袁全才几人去捉刺猬扑松鼠。拉锁制止他们，几乎打起来。这里人们把打架叫“打锤”，常不顾后果，淳朴民风中透出剽悍。如十二岁的何桂女学习成绩好，敢和比她大的男孩“打锤”，骄傲地扬起小脸蛋。
九天玄女庙有很大的戏台，课余小“张飞”、小“李逵”们在戏台上闹成一锅粥，还用皮球乱砸，那几块石碑也让他们爬上爬下。为了让孩子们的活力步入正轨，我尝试组织一些益智健体的活动，比如练习小合唱，举行小型诗朗诵。
我们用牵牛的绳子跳绳、拔河，用防兽的棍子玩接力棒，就地取材捏泥人。那天，我带孩子们登高讲什么叫地平线，一只秃鹫注视着我们，远远望去它仍有一人多高的身量，威风凛凛，抖动翅膀如撑开黑伞，真正的座山雕！
渐渐地孩子们“打锤”的少了，学习成绩上来了，家长普遍反映孩子变得很懂事。这就是文化。原来学校只校长一个“光杆司令”，今天教一、二年级，明天教三、四年级，农忙放假，校长有事也放假，孩子们常请假，其学习进度较慢。自从有了我们城里来的教师，一切都规范化，音乐体育图画手工劳动珠算书法（大仿）应有尽有，激发了孩子们极大兴趣。家长们满意，有喜庆之事请我为上宾（那时没人巴结干部）。袁文奎家盖房上梁，他父亲请我吃荞麦面条，叙说他早年去过西安，算见过世面。希望将来富裕了，能带全家去西安看看。我灵机一动，布置作文《我的希望》让同学们作。一个男孩写到希望他家有个驴棚，那么他家的驴不用拴在炕头；有个女孩写到她唯一的最疼爱她的姐姐病逝，弥留时希望她长大到城里去。城里有许多好吃的东西，有一样叫冰棍很奇妙，凉凉的甜甜的，施了魔咒一样，大热天咋说冻就冻哩？割麦时吃一根管保去汗水。最好她能带回一根放在坟前。还有一件事深深触动我，袁文奎“拾”到一毛钱上交，我表扬他，他又“拾”了一毛钱交来，我奇怪这农村不比城里，哪会轻易拾到钱？后来他说了实话，是他爸爸让他送来，希望老师用来买鸡蛋或吃羊肉泡馍……
事情已过去四十余年，我早已回到天津，断绝与学生们的一切音讯。不久前有人搞什么“联谊会”，才知仍有天津人留守在平凉、泾川，并在那里建立庞大的果品基地。我不由得想起当年我的学生，不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从人生的那一头滑向这一头。
“长河落日圆”，愿他们都有个完美的归宿。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难舍小人书
陈和军
家乡是偏僻落后的乡村，那里有青山绿水，茅舍草棚，但没有高楼大厦、马路汽车，更没有书店和图书馆。读初中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名著，最常见的课外书是连环画，又叫小人书。
第一次读连环画，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当时我九岁，由于意外事故（被民兵练习射击的流弹击中）住进解放军某医院，手术后伤势好转，但成天躺在床上很无聊。这时，父亲给我买来三本连环画：一是《智取威虎山》，一是《刘胡兰》，一是《董存瑞》。其中《智取威虎山》给我的印象较深，当看到杨子荣腾空而起，挥刀杀向座山雕，座山雕惊恐万状、抱头鼠窜的情形，我忍俊不禁———这是我入院以来的第一次笑声。几天后，枪伤痊愈，我带着连环画出院了。
七十年代后期的一天，我在圩镇供销社图书门市部看见《林海雪原》的连环画，非常高兴，决定用仅有的几角钱买二册。交款时发觉少了一分钱，我十分狼狈，只好退还一册。待我有足够的钱进入门市部时，该连环画早已告罄。
父亲在县城工作，寒暑假期间，我常可以上县城玩几天。一次，我在某职工宿舍区的空地里发现一本连环画，暗自欢喜，看见周围没人，就悄悄捡起来藏在身上，赶快离开。当时的心情与做小偷无异。回到宿舍，我才看清连环画的名称：《智胜敌舰》，约一百五十页，定价零点零七元。描写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用小木船打败蒋军兵舰的故事。这本连环画我看了不少遍，很多画面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同村某少年在榕树下看一本令我垂涎欲滴的连环画，画里有各种各样的兵器，有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还有黄继光炸碉堡的“镜头”……可惜连环画首尾全无，不知道是什么名称。我向少年借阅，他神秘地收起来了。
后来，我用三本图书与他交换阅读，他答应了，归还时，他的连环画一如当初，我的三本书却已破烂不堪，吓得我再也不敢与他换书了。
八十年代初，我们全家搬进县城，我的连环画也随之“乔迁”。此时我已参加工作，成为“大人”，就把多年积累的连环画送给弟弟妹妹。弟妹们也不爱惜，翻看后乱丢乱放。一次，我清理房屋，嫌“小人书”占地方，就连同破烂一起送进废品收购站。
这些年有消息说，七十年代以前出版的连环画，由于毁损过多，幸存的有些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品，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乍闻此讯，我后悔无及，痛恨自己缺乏先见之明。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馄饨之妙
赵刚
一次，陪外国友人到大排档用餐，外国朋友望着眼前的馄饨，提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国食品当中，全用面皮包馅，也都在水里煮，可为什么一个叫饺子，一个叫馄饨？这下子还真把我问愣了，身为中国人，活了几十年，还真没动脑筋琢磨过这类问题。为了回答老外的问题，我下功夫考证了一番。
饺子和馄饨，是咱中国老百姓最常见、最喜爱的食品之一。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它们几乎落脚于各地。不过，这两种食品在古代是相互混称的。饺子早先也被称为“馄饨”，其名取意为“馄饨”，混沌也。是说世界生成之前，混混沌沌，自盘古开天辟地，才有了四方。因此，“馄饨”是老辈子给人留下的吃食，叫人们莫忘了天地的养育之恩。
饺子与馄饨的区别，首先在皮，其次在汤。虽说如此，但是南方与北方，对馄饨所下的功夫，却各有所长。以皮而论，南方见长，无论是上海的绉纱馄饨，还是无锡的手推馄饨，都以皮薄恰似蝉翼，皮爽滑如凝脂著称。而北方的馄饨皮则不如南方如此讲究。可若谈起汤来，当属北方。南方的馄饨，多为紫菜、虾米皮、味精和酱油加水为汤。而在北京，无论是致美斋，还是“馄饨侯”，讲究的是用老母鸡吊汤。梁实秋老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赞赏致美斋的馄饨。文中引用了清朝同治年间诗人杨静亭的一首诗：“包得馄饨味胜常，馅融春韭嚼来香，汤清润吻休嫌淡，咽来方知滋味长。”致美斋的馄饨，自同治年间享誉京城，不同凡响，主要原因就是汤好。
另外，南方和北方在馄饨馅的制作上，也是大相径庭。北方的馄饨一般馅非常少，小到只有筷子头那么一点。因此馄饨的个头也比较小，一碗馄饨虽说是六七个，但是在碗中却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全是汤。不单是北京，我在天津市、河北省北戴河所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并且馄饨馅较为单一，多为猪肉加些葱、姜和调料。而在南方，馄饨馅就大不一样了。以馅而言，广州的馄饨馅最为讲究，不仅猪肉为馅，就连鸡、鸭、鹅、虾、蟹等都可入馅。单是猪肉糜中，也要加入虾仁，拌入肉松。在上海，我在“雨林苑”和“金师傅”两家馄饨店，品尝过四十余种荤素馅搭配的馄饨。在安徽黄山，那里的馄饨竟用豆腐入馅，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由于南方的馄饨馅大，因此个头也大，每个馄饨都包得十分丰满俏式，薄薄的皮子舒翘挺拔，白白的，十分像天主教堂里修女刚刚浆洗过的白布帽子。
为什么南北两地对馄饨的制作会有如此的差异呢？我个人猜想，这也许和南北两地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有关。以饮食习惯而论，北方以面食为主，尤其擅长做饺子，按理说应该在馄饨馅上略胜一筹。也许就是因为北方的饺子名头太大，结果反倒使馄饨馅没发展起来。北方的饺子馅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仅各种肉类、菜类均可入馅，而且还特别讲究搭配。羊肉配西葫芦；牛肉配芹菜；猪肉配茴香；鸡蛋配韭菜。凡此种种，反正是琢磨到家了。“好吃不过饺子，舒坦不如倒着”，每逢大年三十，家家年夜饭的餐桌上，必定少不了一盘饺子。正是饺子的崇高地位，反倒把馄饨给忽略了。而南方以米饭为主食，因此馄饨一登堂坐镇，大受推崇，对馄饨馅的研究也就独领风骚，这或许就是此长彼消的道理吧。
据说不仅在中国，连外国也有馄饨。相传马可·波罗曾将此物带入意大利，不过做法已经完全西化。意大利的馄饨是用鸡蛋、面粉调和成面团，用牛脑、芹菜做馅。把拌好的馅摊在擀好的皮子上，然后再用一层面皮覆盖在上面，揿紧、压实后，切成骨牌大小的方块，放进烤箱烘熟，最后加上沙司上桌。这种馄饨倒也符合唐朝《一切经音义》所引《广雅》说的：“馄饨，饼也。”
看来，任何一种饮食，总是要随着当地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而变化的。假如有一天，在非洲做客，当地主人要是给你端上一碗掺加进果馅与果汁儿的“馄饨”，我想也大可不必惊异，任何饮食总要入乡随俗。
馄饨作为一种融合了南北饮食文化、物美价廉、老少皆宜、传统的中国食品，我希望它能够早一天冲出国门，为中国快餐业争光。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画家李长文一九五八年生于河南温县，成长于山东菏泽。一九八七年后一直活跃在深圳画坛。李长文善画花鸟，尤善牡丹、荷花。
留得醉荷听雨声（中国画） 李长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法国诗人和老北京
华新民
八十一年前有一位法国诗人，他怀里揣着便餐走进了法国西部的一片森林便再也没有出来。妻子两天之后在林中的一片青苔地上发现了他冰冷的身体和腿上凝结的血，旁边放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剧作集。他是不小心被一根锋利的植梗刺伤后大量出血而倒下的，加之那时他正病重着，几个月来时不时便昏厥过去，很可能出事以后又一次丧失了知觉。
这位法国诗人也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但却没来得及救护自己，便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才只有四十一岁。直到走入森林的几个月前，他还在不顾一切地抱病写作，留在桌子上的那部未完成的手稿题目就叫作《中国的石雕艺术》。他生前留下的二百多万字的作品中有半数都是关于中国的：诗、小说、纪事、考古报告……他用最火热的激情颂扬着中国文化，直至熬干了最后一滴心血。
他的名字叫谢阁兰（Segalin），在西方知识界广为人知。像马可·波罗一样，他的名字已经完全和中国溶化在一起，很多人一提到谢阁兰便说到中国，或一论及中国便想起了谢阁兰。
可中国却很少有人听说过他。
…………
谢阁兰于1878年生于法国的普列塔尼省，二十岁入海军医学院，二十二岁捉笔作诗，二十四岁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城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砚台、墨汁、宣纸、京戏等，样样都使他惊喜，并令他逐渐的陷入了对中国的迷恋，直到1909从法国马赛登上了东去的海轮。谢阁兰以各种身份先后在中国生活了五年半（1909—1914，1917年2月至7月）：中文学生、医生、教师、考古队员……他曾进入紫禁城拜见过幼帝溥仪，曾与同伴在骊山下河村一带做了科学的考察，声言将来秦始皇陵墓发掘后会和长城一样壮观；他在1912年就曾建议在北京设立一个中国艺术博物馆。他在中国不知疲倦地走，寻找着灿烂的中国文明，有时骑马，有时乘船，从五台山走到黄土高原，从洛阳走到云南，再将所见到的一切都升华为优美的文字。
谢阁兰是个诗人又不止于写诗，他在写诗之前先学会弹钢琴，并与作曲家德彪西成了情投意合的好友，一起磋商歌剧的创作。还在文化刊物上论述高更等画家的作品。
谢阁兰是个百分之百的艺术家，对世间所有的美都极为敏感，所以当他走进北京城以后，便彻底被这座古都完美和谐的秩序和深奥的哲学意境折服了。
北京城就是他心目中最佳的一首诗作，诗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称北京为大写的“我的城市”，他住进天安门附近一座四合院，又把它称为“我的皇宫”，把布置得古色古香的书房命名为“我的陶瓷室”（留有照片）。清晨，在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之后”，透过纸窗，他看到“……黎明睁开了眼皮，天渐渐的亮了起来。……我感到一身的清爽。”黄昏，他欣赏着院子上面的蓝天，“被四合院截下来的一块，属于我的一片蓝天。”夜晚，他感到自己“在坐南朝北的睡着觉时也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他称北京城为“一件神秘的杰作”，也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他在1910年寄给德彪西的信中写道：“我的行程先是经过香港，英国式的，不是我要找到的；然后是上海，美国味的，再就是顺着长江到汉口，以为可到了中国，但岸上的建筑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国或英国或别的。最后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坐了三十个小时，才真正终于到了中国。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
之后谢阁兰因故离开了北京，又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但他还留有后人，她叫Mellerio，是诗人的孙女，在“法国雇主协会”里负责中国事务。她就在这几天里随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一行到了北京。起程之前我在巴黎见到了她，问她“陶瓷室”原址还在不在，她说大概已经拆了，神情里透着伤感和茫然。
看着她我多么希望那座小院还在，多希望能帮她找到。我也希望所有谢阁兰的欧洲读者下飞机后依然找得到那座壮丽的古都。找得到中国。
诗人去世了，但诗人心目中那首最美的诗不可以消失。它其实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写在巴黎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书影
大地书影
英国版画集 萧乾 编选
山东画报出版社
萧乾先生说：“我是连一个圈子都画不圆的人，然而那并不能阻止我对于绘画的喜爱。”正是出于这发自内心的兴趣，他于四十年代想方设法收集编选了《英国版画集》。《画集》分彩色版画、人物、风景与建筑、花卉、动物等部分，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但总体上代表了英国版画细腻、精致、典雅的艺术精神，从中也可看出其过于纤细的特点。现在看来，这些作品严谨而古典，在编选上，虽说不上系统完整，但每幅作品都意蕴优美深厚，值得细细玩味。艺术这东西，确实和科学的发展不一样，时间并不能消解其魅力，有时还恰恰相反，这部《英国版画集》就是一例。此书1947年出版，未再版。“文革”期间，版画原件亦遭毁坏。萧乾先生生前即想重版此书，此次出版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遗愿。（附图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借脑袋”得奖
伍柏
农村一些地方乡镇企业起步时，因缺少科技人才，曾争相聘用城市中的离退休工程师，这种做法当时称为“借脑袋”生财。如今乡镇企业已有了自己培养和招聘的科技人才，不再需要临时“借脑袋”了。
然而过去乡镇企业的这种做法，现在却被有些地方的文艺部门悄悄“拿来”，变成了“借脑袋”得奖。某地经济较发达，文化则相对滞后，为了“文化”一下，更为了得奖，不惜重金巨资拉拢招来一些外地著名文艺家，创作以该地为题材的“精品佳作”，并通过暗中的“钱文交易”获得了“合作”的署名权。于是该地文艺部门的负责人，顿时成了全能文艺家，忽儿成了某电视剧的编剧之一，忽儿成了某画册的主编之一，忽儿成了某书稿的作者之一，忽儿成了某歌曲VCD的策划之一。因为有名人的效应，又有国资作后盾，更有评奖之外的功夫，这些“借脑袋”炮制出的作品大都获了奖。这位负责人也成了当地文坛升起的一颗明星。只是这种做法瞒得了评委，却瞒不了当地群众，故这奖那奖的光环常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
乡镇企业初创阶段的“借脑袋”生财，不失为一个事半功倍的办法，但这毕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企业要长久立足于竞争激烈的市场，必须拥有自己的真才实力。那么靠“借脑袋”得的奖，又有多少真正的含金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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