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共产党员的本色
——离休老人段君毅
姜孟之
都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会有失落感。原中顾委常委、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同志却说：“在岗不以权谋私，退下来就不会有失落感。”他今年九十岁。1984年5月24日，他接到了离休的通知，离开办公室时，叮嘱秘书说：“开党小组会别忘了通知我。”这是他离休后给秘书布置的第一件事。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穷富是当今人们最为关注的，段君毅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四十多年，位至中顾委常委的高位，退下来时，他为自己积累了多少财富呢？从他退下来后写给儿子存让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积蓄不丰，简直是囊中羞涩：“我虽然工资较高，但消费较大，没有多少积蓄。这话你们可能不信，但事实是这样。‘文革’时抄家，抄出全家存款一千六百元，这几年开销并未减少，现在挤出一千元给你补助小孩读书用。你的三个弟弟都结了婚，都有工作，将来我补助他们也不会超过一千元。孙子辈的事我管不了了。你们对孩子不要溺爱……”如果说段君毅有财产的话，唯一的财产就是每月发给他和夫人陈亚琦的养老金。他说：“靠工资生活的共产党人，就应是这个样子。”
段君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不褪共产党员的本色。
北京郊区的西瓜下来了，王秘书为了让首长尝尝鲜，特意到大兴县瓜地里买回来十个新鲜西瓜，被段君毅知道了。多次问王秘书：你为什么跑那么远的路去买西瓜？在哪儿买的？瓜农是谁？给钱了没有？直到得到了满意回答他才放下心来。
新疆举办解放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给段君毅、陈亚琦发来了请帖，还可以带一名随行人员，花费全由邀请单位支付。按规定，段君毅应该坐一等机舱，为了照顾首长，还可以有一名随行人员陪同首长乘坐一等舱。王秘书买来两张一等舱机票，其中一张给陈亚琦局长，以便代替工作人员照顾首长。段君毅知道了，问王秘书：“你为什么买两张一等舱机票？”王秘书说：“让陈局长也坐一等舱，以便照顾您。”段君毅说：“花这么多钱，不是给人家增加负担吗？”王秘书说：“这符合规定。”段君毅说：“但不符合节约的精神。”
1987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和美国太平洋论坛联合组织了“中国现代化战略暨中美经济合作前景讨论会”。段君毅被聘为参加讨论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开会期间，他突发心脏病，经医生检查，认为必须马上手术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手术做了四个小时，进行得很顺利。他为了节省住院费用，只住了九天院，但病没有痊愈，还不能坐飞机回国，租了个便宜的公寓，他和工作人员住在一起，床位不够就睡沙发。大家自己做饭吃，尽量减少支出。他的住地夏威夷风光旖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岛上有遐迩闻名的冒纳罗亚活火山。到了夏威夷不去看火山公园实属憾事，但为了节约开支，他们谁都没有去。
他们返回时路过香港，为了节省宿费，住进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备好了车子要送他们去逛海洋公园。段君毅问：“得多少钱？”工作人员说：“不多，每张门票八十港币。”段君毅沉思了一会儿，用商量的口吻说：“人民币在香港还不能流通，花的是外汇，不去吧！有没有不要钱参观的景点？”新华社的同志说：“还真有。”“哪儿？”“太平山，那里不收费，可以看到香港的夜景。”于是，他们游览了太平山。他们都是初次到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在香港停留期间，他们只游了太平山，只因为那儿不收费。
段君毅离休后，尽力深入到基层百姓中做调查研究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给党中央、国务院当好参谋。但他下基层从不给下面添麻烦，他叮嘱秘书：“我们是来帮助基层工作的，不能添乱，必须如数交纳食宿费用。”
他和周秘书去辽宁瓦房店轴承厂搞调查，返回前，周秘书去结算食宿费，厂长告诉工作人员不收，说由他处理食宿费。周秘书报告了段君毅。段君毅说：“吃饭交钱，天经地义。天下哪有白吃白住的？厂长处理，又不是掏他个人腰包，他没权不收，交去。”周秘书向厂方转达了段君毅的话，厂方才收了食宿费。从此以后，下基层返回前，他都要问秘书交食宿费了没有？没交，交去。有一次，他们在山西的平朔煤矿考察了几天，走得太匆忙。车开出老远了，他问秘书：“食宿账结了没有？”周秘书这才想起未交食宿费。段君毅对司机说：“调头往回开。”司机摸不着头脑问：“落下什么东西了？”他说：“回去交食宿费。”周秘书说：“几顿饭钱，企业能处理。”段君毅说：“吃饭交钱，这是‘段办’的纪律。”周秘书说：“人家兴师动众地刚把咱们送走，再回去还要惊动人家，不如到家把钱寄去。”段君毅说：“好吧，这事由你负责，到家就寄钱。”
回到北京后，他屡次询问寄钱了没有？直到看了收款回执才算罢休！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泥土巢”里的浩然
雷继承
十年前，一条新闻在京东大地传开：作家浩然到三河市担任文联主席。
十年，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在这十年中，浩然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洒在为京东大地培育文学新人上。他创建了基层作者的文学创作园地《苍生文学》，推出了一大批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文学创作队伍。为把这些土生土长的作家推向全国，他还倡导并亲自筹划主编了《文艺绿化丛书》、《三河泥土文学丛书》等，先后出版了近三十部、数百万字的作品选集。十年前构想的“绿化工程”如今已成了郁郁葱葱的“绿色长廊”。
泥土芳香飘三河
今年六十八岁的浩然，对冀东大地的眷恋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浩然说，冀东的人民大众对我的恩情比燕山重，比渤海深，至死都要铭记在心，永远不会忘记。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感，1984年，正是兴起乡镇企业发展第二次浪潮时，浩然从京城风尘仆仆来到三河，下农村，串农户，尔后创作出了《苍生》。在风起云涌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浩然一方面看到冀东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翻身后经济上又大发展的喜悦，一方面也痛心地看到，农村的文艺不但没有同步发展，而且遭到冷遇，甚至被遗忘，一些作者被“金钱”的旋风吹得站不住脚。作为冀东的子孙怎不痛心疾首！浩然不得不放弃自己宏伟创作计划的实施，不得不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决心为农村培养扶植一些“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能当老百姓代言人”的作者。浩然把自己的这一心愿称为“绿化工程”。为了这，1986年他从京城搬到了地处半山区的段甲岭镇，后又从段甲岭镇搬进了城里一所农舍式新居。浩然为新居室取名“泥土巢”，亲笔书写于小院门侧，寓意要在这里“下蛋”（写作品）、“孵雏”（培育文学青年）。
在三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1990年6月，三河市成立文联，浩然担任了三河市文联主席。在成立大会上，浩然宣布：让三河出作家、出诗人。随后，创办了《苍生文学》季刊，为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提供了习作的阵地。
慈爱之心育新绿
浩然有着农民的那种质朴无华。文学爱好者登门求教，不但热情欢迎，而且经常主动写信联系或上门造访。
十年前，浩然在《苍生文学》编辑部发现厚厚的一大本诗文稿件，经查询，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张桂茹在劳动之余创作的，他认为这是一棵好苗子，立即写信对她鼓励和指点。仅几年的时间，这位女作者先后在《农民日报》、《廊坊日报》、《大平原》、《苍生文学》等报刊发表诗作近百篇（首），1994年出版了《北方原野》诗文集。
北京郊区的平谷县有一位农民作者叫陈绍谦，患有心脏病，在浩然的扶植下，发表了一些小小说。1991年陈绍谦因病去世。浩然沉痛地说：“陈绍谦本来是位很有发展前途的文学新苗，但过早地走了。他的作品是文艺绿化的硕果，我有责任把他已有的收获保存下来。”经浩然的多方奔走，终于为已故的陈绍谦出版了一本《陈绍谦小说集》。
浩然是铺路人。他唤起了那些撸锄杠的青年搞文学创作的灵感，从开始时的几个人，如今已发展到一百六十多人，其中十七人被吸收为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七人获得了河北省作协会员证，四十六人被吸收为廊坊市作家协会会员。
浩然是搭桥人。他创办刊物，主编了《文艺绿化丛书》、《三河泥土文学丛书》等近三十部作品选集，为农民作者的作品走上社会搭桥。
浩然是文学爱好者成才的人梯。在这些年中，浩然先后接待了六百多人次的求教来访，还登门访问了三十多位作者，写商讨文学创作经验、帮助修改作品的回信，就积累了五十多万字。许多人都说，由于有浩然的指导，在文学创作上少走了许多弯路，少费了很多徒劳的工夫，极大地缩短了成才的路程。
钟情文学终不悔
在浩然实施绿化工程的年月里，正是自己出创作精品的大好时光。有人问他：“您体弱多病，长篇自传体小说还刚刚完成一半。时间对您来说，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却放下自己的创作，去培养扶植成百上千原不相识的文学青年，值得吗？”浩然说：“看到这么多文学青年成长起来，就是给我这些年少出几本书所做出的最宝贵的补偿，我无怨无悔。”浩然又说：“当前农村青年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很高，只要加强帮助引导，就能破土而出，成为文学新苗。而如果没有人扶植，往往会自生自灭。许多有艺术才华的青年，就在黄土地上被淹没了。”
浩然以自己的行为感染熏陶着文学青年，他们在得到浩然辅导文学创作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浩然告诫文学青年，面对文学受到的商业化的冲击，要“做到不被侵蚀，不被异化，不被俘虏，而能‘保全’和‘守住’自由自在搞文学的权利，一定要用自己坚强的意志来保证。而不可动摇自己的意志，又须以足够的必胜信心立足于生活的大地”。
正是这种精神和品格，使浩然凝聚了那么多的文学青年，使自己的“绿化”夙愿结出了丰硕之果。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大地守望者
王家新
1999年5月19日，癌症最终夺去了青年散文家苇岸年仅三十九岁的生命。人们震惊于这一消息，我亦如此，虽然我知道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我就是不能接受这铁一样的事实。苇岸离去的时候，时间是晚春，生他养他的北京昌平正是一年中最富于生命力的时节：清澈的京密运河两岸杨树吐絮、小麦抽穗，一片片桃林杏林谢花之后正在准备累累果实，布谷鸟的动人啼唤从早到晚不时传来，苇岸所赞美过的放蜂人也即将把他们的家挪到野花绽放的山坡上……苇岸，你这大地的守望者，你怎么撇下你终生相爱的这一切就走了呢？
苇岸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一位以他的生活和写作向我们昭示生命之诗的诗人。他是从人格出发，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的，是爱培养了他的品格与美感。对苇岸来说，写作就是人格的实践活动，这种追求人格与艺术创作一致性的品格，使他拥有了经典意义上的艺术生命。人们说他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那是指他在文体上的贡献。实际上他的意义并不限于任何一种文类。他是属于那种在我看来在任何时代都不多见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之一。与其说他找到了散文这一形式，不如说这一形式正好适合他——适合他那罕见的质朴，适合了他对存在的追问，以及他对生命万物的关怀和爱。
请读一读最近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的那些篇章，如《大地上的事情》、《一九九八·节气》等，那里面有着金子一样的质地。面对那些质朴、硬朗、富于警策力和诗性光泽的文字，那种对事物本质的抵达，那里面所包含的灵魂和人格的力量，应该使这个时代的许多沉迷于商业化写作的人自感愧怍。
苇岸是北方之子。燕山山脉的赤裸、刚劲，造就了他的质朴和正直；浑朴的华北平原则孕育了他亲切、温暖的一面。地处北京以北数十公里之外的昌平，素有“上风上水”之称。一个来访问苇岸的朋友曾这样感叹：“昌平，多么好听的名字啊！”是的，这就是苇岸终生厮守的土地。方圆仅几十公里的昌平，对于他来说已足够开阔。这里形成了他生命的根基，他的“大地道德”，形成了他精神生活的风景，也形成了他对周遭世界和现代文明的批判。
我深深感到，如果我们没有对大地和“风景”的发自灵魂深处的挚爱，没有对环境和文明进程的沉痛体察和关切，我们就无法理解苇岸的意义。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位诗人海子。海子曾把诗人分为两类：一类关注自我，“而另一类诗人，虽然只热爱风景，热爱景色，热爱冬天的朝霞和晚霞，但他所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海子的这些话正写于昌平，写于1988年初冬。
现在，我来到海子、苇岸生活过的昌平生活。我又感到了四季的轮回，感到自己和乡土、和大自然的古老的联系，感到了“风景”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一次次惊异于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切，尤其是在冬日傍晚，当彤云在西天的燕山山脉上空迸放，我都惊异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海子和苇岸所目睹的美，如今，它依然在为我们迸放。
一次，在带苇岸从昌平到北京治病的路上，我边开车，边同他谈：我出生在中部偏南的湖北，后来又来到北京工作、生活，现在又移居到北京以北。我想在这种变动的广阔时空中认识自己。我对他说，我有一种矛盾，我仍对南方感到亲切（比如饮食、口音），但在精神上似乎又注定属于北方；似乎每个人的命运中都有一个指针，而我的一直指向北方……苇岸本来很疲倦，斜躺在座位上，但听到这里他兴奋地坐起来，说这个想法很好。
后来我在苇岸的《路接天际之地》中也读到类似的思想。苇岸是北方之子，但我发现他也有着他的“北方以北”，那就是俄罗斯文学中展示的一切：它的风雪，它的辽阔大地苦难历史，它的精神性和灵魂的力量。在苇岸的书房中，还挂有托尔斯泰的画像。凝视着这幅画像时我想：在我所了解的当代作家中，在一个所谓“后现代”或消费文化正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能够接受这位已被很多人视为“过时”的伟大作家的审视，能够始终逆流而上、坚持自己的理想、本性和道德要求的，恐怕不多了！我想，这就是苇岸在今天的意义所在。
他的田野写生或风景素描，超越了一般的对乡土的爱，而包含了一种难得的道德的和文明的批判力量；他的“大地道德”，也不同于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而体现为一种更为内在的生命准则和精神维度。“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是五月最宝贵的财富，大地蓄积的精华。风吹麦田，麦田摇荡，麦浪把幸福送到外面的村庄……”这是《大地上的事情》的一段。这或许就是苇岸为什么会立下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在他出生的村庄的麦地上的缘由。凝望这一片默默接纳着苇岸骨灰的茂盛麦地，我又想起了他的《大地上的事情》。这篇凝聚了他的“大地道德”的散文名作，不仅抒写了他对万物的观察、感悟和热爱，而且处处透出内在的生命的光辉。他的语言目击了创造。他把麦地、树林、冬日的小灰雀，连同他自己质朴的生命，一起带入太阳的光流。因此，苇岸不仅安息在丰盛的麦地之中，也将永远活在金子一样闪耀的他的语言里。
苇岸，你就这样走了。在你走后，庄稼仍会一茬一茬生长，秋天会到来，雪会降下来，黄昏有时仍会美丽得惊人。而我将忍受你的不在，你的永久缺席。你的声音仍会响起，虽然它不会再从电话中传来。苇岸，你安息吧。你质朴、高尚的人格会激励我在这个世界上坚持，你那灵魂的力量会时时校正人们对生活和文学的理解。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现代和古典
陈祖芬
蒋放年小学毕业后在富春江边放牛。富阳大源中学的校长找到江边，说你书读得这么好，一定要上中学。但是蒋放年家里没有钱再供他上学了。我问校长怎么说来着？他说几十年过去了，只记得校长叫胡太钢，也不记得到底是哪三个字。“别说这了！”他的眼睛一红，这么刚毅的脸上，泪水盈盈的。
他是1950年出生的，刚解放，父亲就给他起名叫放年。十几岁的放年推独轮车能推五百来公斤，挑担一百五十公斤，种稻种到全村第一。有机会到富阳县城，就租连环画看，一分钱租一本，站着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再租一本。现在他讲起来，那种难以言传的美滋滋的样儿，叫我觉得，这世界上还有比租本书站着看更奢侈的享受吗？
他自个儿那间屋子里，居然终于有了三百多册书！没有书架，只能堆放在盒里箱里，我想，真爱书的人，书们变着法儿也要投奔他那儿的。
我问这些书还在吗？他说村里老有人跟他借书。他以为他记得是谁借的，后来就不记得了，后来就都没了。不过父亲教他读的唐诗、宋词、资治通鉴、古文观止、三国演义，那是丢不掉的。尤其崇拜岳飞，英雄也！
小时候的事他实在都记不清了。现在要记的信息太多，就把过去的记忆挤出去了。现在蒋放年的华宝斋，是全国独家造纸、制版、印刷、装订一条龙的生产影印线装古籍的企业集团。我走进蒋放年的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竹子去皮后，先在石灰水里泡熟，然后用脚踩一根粗木，用那粗木把竹子打成浆，把浆浸在水里，再用一个长方铁网把浆水捞起倒出。那厚厚的一层水，就是薄薄的一张宣纸。再用脚踩粗木，粗木压榨那湿湿的一厚沓纸，把水压出。然后，一张张揭开贴到烘纸的烤笼上，一张张烘干。
现在用脚造纸，只觉得好像在游乐场里游戏。因为太清楚今人的脚是用来踩汽车油门，进自动电梯，上飞机舷梯，走旅游热线的。但是当脚踩在粗木上，当粗木砸在竹浆上，那粗重的韵味，还是令人心悸地接收到历史的回音。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时期，就有人用富春江水和富春江畔的竹子来造纸。那个人叫蔡伦。一千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又有人脚踩竹浆，那个人叫蒋放年。
竹子变成宣纸，要经过榨竹、砍青、拷白、漫坯、断料、腌料、漂料、浸尿、堆料、入岩、舂料、抄纸、晒纸、磨纸等等工序。这样做出的宣纸，含糖量和木质素低，书的保存期可以长达数百年。蒋放年小时候，有一天父亲让他拿书过来，他一失手把书掉在地上，沾上了水滴。父亲重重地一跃而起，轻轻地拭拂水滴，急急地把书放到阳光下晒：“放年，你知道书是怎么印出来的吗？你知道造纸要花费多少时间和工序吗？！”1983年蒋放年终于造出第一张古籍宣纸，他哭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率先可以办厂。蒋放年1983年办起全国第一家古籍宣纸厂。从小和书有不解之缘的蒋放年，如果办厂，一定和书有关。造纸以后，又想到中国四大发明中有造纸和印刷。那是1988年，他已经有了几十万元资本积累。他本来很可以享受一下生活了，但他住进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黑天白夜地琢磨印刷。晚上就睡沙发。天花板漏下的雨，叫他好像睡在水床上。有人从窗户伸进一根勾子，把他的衣服一件件勾了出去偷了出去，倒好像在钓一条条鱼。蒋放年常说钓鱼比吃鱼快乐，要的就是钓鱼的过程。蒋放年钓的鱼一条比一条大。1998年10月，他那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背靠青山，面朝富春江，落成了。“欣闻开村大庆特电庆贺敬祝承先启后日进无疆赵朴初”。
蒋放年用石印技术影印了三千多种书，历史、文学、佛经、医学、版画、名人手札等等。磁青绢面的《弘一大师手写金刚经》，在1993年第九届世界印刷代表大会上获“印刷精品奖”。这个当年到县城街上花一分钱租本小人书看的放牛娃，如今站在世界印刷业的领奖台上。1997年，他想香港回归之际，正是弘扬民族文化之时，他编印了《唐诗菁华》、《宋词菁华》、《元曲精华》。澳门回归前，印了《明清澳门皇宫珍档》，用史实证明澳门是中国的澳门：“这远人归顺，知道了。该部知道。崇祯十三年御批。”现在他又在编印《台湾省历代皇宫珍档》。他说他去台湾时，觉得好像没出省，没出浙江省。他要用史料证明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说他的力量小而想法大，所以太累。可是不想不行。他1998年做成的文化村，在1988年就想了。现在也得想到十年后的事。文化村的二期工程已经设计好，是古代造纸一条街和古代印刷一条街。文化村前方有一个岛，他要建一个古代文化的岛。以后办个西湖一日游，把西湖游人向这边疏导。富阳离杭州只半小时汽车路，距上海二小时，距宁波一个半小时。二十一世纪中国是个旅游大国。西湖—富阳一日游，把旅游和爱国结合起来，现代文化是历史文化的延续。
蒋放年，非常现代又非常古典。现在他的资本积累远非昔比。但他依然忙着钓鱼无暇吃鱼。他说改革开放救了他这个人，改革开放更救了中国文化。
富阳，那是一个有阳光有财富的地方。富阳蒋放年，方方正正的脸，宽阔浓黑的眉，今年五十，头发乌黑。他说是染的，本来已全白。他说如果能有两周的休息，他身体会很好。但是不会有这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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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沙地上的绿色宣言
周霄羽 陈风
这是6月里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在寓居北京的某些文化人的心目中，却是永远难忘的。这天下午，如火的骄阳烘烤着的科尔沁沙地的一角勃隆克迎来了于洋、刘炳森、王成喜、雷抒雁、陆天明、林斤澜、赵大年、陈长芬、敬一丹、崔永元等三十三位当代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他们是利用双休日，从北京乘夜车，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参加科尔沁沙地植树活动的。就在这紧逼绿洲的无边沙海之上，文化名人们在听取了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中纪委驻国家林业局纪检组长杨继平同志关于国家防沙、治沙，加快生态环境建设的介绍之后，由著名电影艺术家于洋代表他们宣读了向全国文化艺术界同仁们发出的呼吁书。呼吁书说：“建设秀美山川的战略目标确定了，向沙漠进军的号角吹响了！还鸟类以蓝天，还空气以清新，还江河以清澈，还沙漠以绿色，还山川以秀美，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神圣而又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同全国人民一道，行动起来吧！保卫我们的绿色家园，拓展我们的空间，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一道道绿色长城，筑起一道道生态屏障，让人类在可持续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生活得更美好！”
天气的炎热和情感的投入，使年近古稀的于洋先生汗流满面，但他那撼人心弦的洪亮声音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随后，便是挥汗植树。那繁忙的场景是可想而知的。在沙地里挖树坑要挖出很大很大的喇叭口状稳住流沙，以保证必要的深度；走过暄软、松垮的沙地，从远处将装在竹筐里带着大土坨的云杉抬到坑边，再安放在一踏就垮塌的沙坑里，要费很大的劲才成。提水浇灌，对于大多数年过半百的文人们同样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参加植树的名流雅士们个个干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几个小时之后，一片绿油油的云杉，齐刷刷地挺立在沙地里，半人高的云杉，如攻城掠地的勇士，终于站成一截绿色屏障！当然，植树的文化名人们心里也十分清楚，他们的这点劳作实在微不足道；但也正如杨继平同志说的，文化名人们是在用行动倡导一种精神，强化一种意识和履行一种责任。而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此地与风沙搏斗奋战不息的赤峰人民！赤峰市林业局局长李法普边植树边向大家说起了赤峰的治沙史。
历史上的赤峰，曾经是山青林茂、水清草美的塞北绿色明珠，被文人墨客赞为“不逊江南十六州”的秀美之地。曾几何时，植被遭到破坏，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魔鬼般的出现了，且日渐扩大。赤峰受沙化危害的区域达八千四百三十五亩，也是北京受沙尘暴危害的重要沙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先后将赤峰列为“三北”防护林工程和防沙治沙工程的重点建设地区。赤峰人民不甘心在沙漠面前退却，建国后的五十年间，与风沙搏斗、保卫绿色家园苦拼苦斗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1994年，林业部又将赤峰市确定为全国防治沙漠化改革试验区。经过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赤峰市的林业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区域性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截至目前，全市森林面积已由建国初期的六百八十二万亩增加到三千一百七十九万亩，占沙地总面积的47％。今年3月，国家林业局授予赤峰市“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市”光荣称号。
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的累进，赤峰人民都要付出多少艰辛多少汗水！赤峰人要有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啊！文化名人们在植树劳动之后，第二天上午专程观看了龙潭荒山治理工程。他们乘车沿着曲曲弯弯的土路，盘旋而上。一路上只见山坡全部建成梯田状的经济林，水平沟、鱼鳞坑、蓄水坑，满坡满沟。站在山顶，环顾山野，层层叠叠，弯弯曲曲的等高线勾出了山形轮廓，浩渺无边，遥接天际！他们对赤峰人民的治沙业绩发出了由衷的钦叹！
画家们说：这分明是一幅饱蘸百万治沙者的心血与汗水绘制的重整江山图！
摄影家们则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抓拍着每一个闪光的瞬间。
作家和诗人们喜形于色之后更多的是沉思默想，或许正扬起情感激荡的风帆，驶进了一部佳作的意境与画面……
所有的人，都被一种崇高的使命所激励！
所有的人，都企盼着再造祖国山川的秀美！
所有的人，愿用行动书写沙地上的绿色宣言，相约来年沙地植树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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