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从1992年以来，我国稳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FDI（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FDI流入国。为什么我国在储蓄过剩的情况下还需继续扩大利用外资呢？
国际投资理论对外资作用的新解释
□郑子坤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以“两缺口理论”为代表，强调利用外资能同时缓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从而弥补建设资金缺口。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理论得到了较快发展。国际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既对国际投资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作出了新解释，也为我们理解为什么我国在储蓄过剩的情况下还需要继续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一把钥匙。
外资作用的理论研究
FDI的资本形成效应：仅拥有资金并不能形成投资，还必须经历一个资本形成过程，而这要受到市场、需求、消费、技术、管理和投资回报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FDI对东道国的作用不仅是简单的资金引入，而且可以通过投资行为促进资本形成。另外，FDI还可以带动前向中间品投入部门和后向辅助性部门的投资，从而对东道国的投资产生乘数效应。
技术外溢效应：伴随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个综合的动态过程，既有进口机器设备、中间品等硬件技术的转移，也有技术服务咨询、技术人才培训、组织管理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培养等软技术的渗透和扩散，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开发和创新机制的动态发育。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有显著的优越性：一是它比直接的技术贸易和技术许可有更强的扩散及外溢作用，如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技术的转移与扩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当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二是由于它有利于硬软件技术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同时培育和动态积累，因此技术转移的效果较好，而且通常情况下伴随FDI的技术转移适用性强，易于为东道国工人和管理人员所掌握，也能更好地与东道国总体经济技术水平和相关产业技术水平相适应，技术扩散效应更显著。
产业升级效应：FDI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的产业升级效应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帮助东道国建立新的产业，促使原有产业升级，增强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优势产业出口规模，培植相关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等。
贸易创造效应：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尽管从理论上分析，FDI有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两方面的效应，但实证经验表明，FDI的发展从总体上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更迅速扩张。
就业效应：FDI流入对就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还包括通过刺激前后向关联产业发展而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为前后向关联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其直接雇佣的人数高2—3倍。
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证分析
缓解和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增长较快，1990年为4％，1994年为17％，1999年为11．2％。1991—1999年平均接近12％，大大超过了同期世界平均4％左右的水平。据测算，即使不考虑投资乘数效应，实际吸收FDI对1991—1999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大约每年拉动1个百分点。
改善产业结构，促进产品升级。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引入竞争，我国电子、机械、化工、建材、轻工、纺织、医药、食品等许多行业在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质量和生产规模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产品改变了长期大量进口的状况，有些产品已开始具备一定的开发能力。1997年外商投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达57．9％。
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快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八五”以来，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也加入了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的行列。大多数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从总体上看国有资产在合资经营中得到了保值和增值。
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财税收入。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尚在运营的约有25万家，直接就业人员1900万人，1999年涉外税收约1650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6％。
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为1745．1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17．4％上升到48．4％，其中出口额达到886．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额的45．5％。外商投资企业自1987年以来，连年外汇收支平衡有余。
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企业采用国际通行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先进的内部管理机制，为我国传统企业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借鉴，并推动了我国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十分有益的。
当然，国际投资理论也指出，FDI的上述效应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各国利用外资战略与政策，取决于FDI流入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取决于与各国现有产业关联度的大小，也与各国的产业与技术政策有关。因此，我国应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作为利用外资的首要目标，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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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访谈
经济全球化：认识与应对
——访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研究员
本报记者 马宏伟
当前，经济全球化问题正引起人们日益热切的关注和讨论。之所以如此，一是它的来势迅猛，二是其影响巨大。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都在寻求对策。而在对策中，既有如何对付挑战的问题，也有如何利用机会的问题。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蕴岭研究员。
记者：请您谈一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
张蕴岭：谈到经济全球化，首先不能不涉及经济国际化和一体化问题。所谓经济国际化，是指一国的经济活动超越了国界，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具有国际的内容和意义。最早超越国界的经济活动是贸易，即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由简单的互通有无发展到进行国际分工，不仅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提高，在许多国家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之得到迅速发展的是国际投资。资本的跨国流动由最初主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手段，发展成为独立的投资形式，其规模得到了惊人的扩大。直接投资的发展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崛起，而间接投资的增长则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因此，从经济运行方式来说，经济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对于吸收资金的一方来说则是引进资金）使各国经济的运行外向发展，与国外（国际）市场相连接；从经济体制来说，则是指经济对外开放（既出也进），即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一体化与国际化有着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经济国际化的直接结果，即通过越来越多的贸易交换、资本投资，以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使一国的经济与外部相结合；从地区和世界范围来观察，则是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从而使各国的市场和经济运行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一体化是指在各国经济间形成相互联系和依赖的机制（即意味着交易和流通的各种障碍的减少和消除）。
90年代以来，有两个重要因素正在把经济国际化和一体化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确立，世界市场真正连为一体，从而使得经济国际化和一体化能够在世界范围扩展；二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网络的形成。这样，建立在经济国际化、一体化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就成了现实。因此，从其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进程，今后它还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入。
记者：经济全球化的标准是什么，近年来它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关注？
张蕴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范围概念，即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被纳入世界大市场范围之中；也是一个程度概念，即世界上的主要经济要素须具备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的能力和条件。尽管对经济全球化确定一个量化标准还较困难，但从定性的角度来认识，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标志是重要的：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运行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和规则体系；经济要素在世界市场上进行配置的信息和交换网络形成。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这几个方面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全球化的程度因地区和国家参与各异而受到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甚至没有进入全球化的范围之内，但是，毕竟全球化的基础已经奠定，全球市场和网络已开始形成。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化“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核心话题的原因。
记者：经济全球化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呢？
张蕴岭：经济全球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由于形成了全球市场、各国（具体的行动者是公司企业）可以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即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在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也就能带来更高的效益；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上的，形成了全球信息和交易网络，因此，可以实现经济要素（包括技术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迅速调配和流动。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要求参与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求市场开放。同时，在一个全球市场体系里，经济运行的方式、惯例和法规将趋于协调一致，因此，与国际惯例接轨成为各国面临的一个现实课题。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谁都不愿意放过。可以说，各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正是为了适应并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和好处。因此，在实践中，那些开放程度高的经济一般说来都实现了比较快的发展。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呢？
张蕴岭：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机会和利益是要通过竞争才能获得的。对于各国（公司企业）来说，一方面可以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自己处在一个范围更大、对手更强的竞争环境里。竞争的规律是“强者胜”，这就可能导致拥有较大优势的国家（公司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那些处于弱势的国家（公司企业）则可能只得到很少的利益，甚至会遭受损失。
从总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不平衡，比如，各国参与决策的不平衡，参与地位的不平衡，参与利益的不平衡等。因此，人们担心，经济全球化会带来各国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刚刚起步的穷国来说，可能更难找到获胜的机会。因此，一些国家、团体、家庭、个人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
当然，世界经济发展是多层、多元和多样的动态过程，其中的机会和竞争也是在一种复杂的多元组合结构下存在和进行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是可以寻找到自己的机会和优势、进而实现自己的比较利益的。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努力，也可以使竞争的劣势转变为一定的优势。看一看那些后来居上者，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那种只（或者过分）突出风险，而不（或者很少）强调机遇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尽管如此，世界经济中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国际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极度的贫困会产生政治社会动荡，这种动荡不仅会危及一个国家，还会波及一个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1997年底，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有人性的全球化”被作为一个主题加以讨论。这个会议是大型跨国公司领导人云集的会议，讨论这样一个议题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但是，“竞争无情”，解决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靠大公司“有情”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改革国际经济体制，加强全球和地区范围的合作，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参与者提供发展的机会。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风险是要素大规模流动的冲击和危机的传递。引起这种风险的情况有以下几种：第一，贸易条件的突然或严重恶化。这主要是由于出口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引起贸易收支恶化，从而对一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第二，经济环境恶化。比如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对外贸易政策突然收紧（保护主义、制裁等），造成市场需求减少，从而对与之有关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资本流动的冲击。不管是资本的大规模流进还是流出，都不仅会造成资本市场的巨大震动，而且会使整个经济环境恶化，大规模的流进会导致泡沫经济，而大规模的流出（特别是由投机引起的）则会导致市场崩溃。全球金融市场网的形成使得资本的这种跨国、跨地区流动变得非常容易。第四，汇率的剧烈波动。这种波动不仅会影响资本市场，也会影响贸易条件，进而对整个经济造成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冲击、波动所引起的恐慌、危机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向外传递扩散，从而可以把许多国家、许多地区都席卷进去。1997年肇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就迅速传递和扩散到东南亚、东北亚以及拉美和俄罗斯，形成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大动荡。
记者：除了善于利用机会和争取改革国际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以应对挑战呢？
张蕴岭：经济全球化对参与其中的各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其中，参与者自身能力的提高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所谓能力，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利用机会的能力；二是管理的能力；三是对付冲击的能力。以往，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利用机会能力的提高，政策法规的制定主要集中于市场开放和资本、技术引进，而对于如何对开放的市场和市场参与者（组织、个人）进行有效管理却下功夫甚少，特别是对于可能出现的冲击或危机缺乏充分准备。结果，使投机者乘虚而入，在冲击面前束手无策。因此，提高管理的能力和对付冲击的能力，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同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单个国家往往难以有效应对大范围迅速传递的震荡和危机，因此，各国必须加强合作。这样的合作有的要在全球范围进行，有的则在地区范围进行。经济全球化也意味着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涉及生存安危的共同问题，如环境、资源、生态等。事实上，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即问题的全球性质，使得全球和地区合作变得非常重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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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研讨
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开发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八届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成都召开。来自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这次会议围绕“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经济学与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研究”这两个题目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主导，发达国家是这一进程的直接受益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则是一把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双刃剑”。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将会加快其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如不能适时调整，错过了发展机遇，则有可能陷入“贫困化陷阱”。与会者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成因和发展前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美国的新经济，以及我国如何迎接挑战、抓住机遇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西部大开发问题，与会者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设计和实施，如何将西部开发同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结合起来，如何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正确处理自主开发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在西部开发中协调市场与计划手段，协调经济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吸引和利用人力资源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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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探讨
《资本论》与经济改革
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山西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第十次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太原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以及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专家学者100余人。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资本论》与新世纪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与会者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学习党的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及其高度化、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革、加快科技进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者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它也是一部研究市场经济的经典之作。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越来越证明了它的科学性。
面对世界经济和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与会者认为，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而且还要不断发展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科学地总结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和新趋势，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之保持青春和活力。
（赵子文 邱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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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以碑说史
——《中国百年历史名碑》读后
□戴逸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托辽宁省政协牵头，在各地政协和文物部门的支持下，把散见于各地的镌刻着鸦片战争以来150多年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名碑搜集到一起编辑而成的《中国百年历史名碑》一书，最近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填补了国内以碑记史之空白，是值得称道的益世之举。
历史悠久的中国也是碑的王国，数不胜数的碑碣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从国家、某个单位到一个家族、家庭，都以树碑这种方式来“述德”、“铭功”、“记事”，以垂永久。因此，树碑立传，是人们心目中一件庄严而神圣的事情。为人为事树碑，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这种方式，直至现代仍为人们所运用。
《中国百年历史名碑》是从成千上万座碑刻（含部分崖刻）中精选出432块，经编者刻意搜寻和摄影工作者精心拍照，用较先进的制版印刷手段印制而成的。尽管成碑的年代不同，叙事的内容有别，碑文的观点、风格、体裁各异，但我们从中可以寻绎出历史事件的脉络和历史人物的事迹。这些碑刻，有些在史书中没有记载，有些在档案文献中也难以寻找，因此可以说弥补了档案文献之不足，填补了史书记载之空白，拓宽了历史研究之史料来源。
《中国百年历史名碑》坚持“以碑说史”的编写原则，开创了编写形象历史的新途径。该书从“虎门销烟纪念碑”、“林公则徐纪念碑”到“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其中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抗震救灾、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历史事件，对重要事件和人物（包括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模范人物和国际友人白求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的碑刻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和编排，其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也有不少书法精品。尽管每块碑刻反映的是历史上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的片段，但对史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尤其是对研究近现代史和地方史志仍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对一般读者乃至广大青少年来说，又是图文并茂的爱国主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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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新闻业务的通俗读物
——“实用新闻写作丛书”简介
□姜文
时统宇主编的“实用新闻写作丛书”，日前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在对新闻写作进行具体指导的同时，力求在理论上有新的见解。丛书所涉及的领域，有的是前人较少涉足的，如《社论写作》、《深度报道写作》；有的是前人涉足较多的，如《消息写作》与《通讯写作》，但丛书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力求在这些领域提出新见解。如《通讯写作》一书对于通讯文体的延伸及未来走势的展望，又如《消息写作》用审美的视角对消息写作的分析等。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实用。这首先体现在每一本书都包含着作者对于新闻写作的深刻体悟，这种体悟有时甚至是细致入微的，因此能够具体地指导读者进行新闻写作。比如《广播电视新闻写作》甚至对写作时语词的选择都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丛书的实用性还体现在每一本书都力图列举一些鲜活的范例，比如《评论写作》就非常恰当地在行文中穿插了大量出色的实例，以帮助读者理解评论写作的特点。
此外，在体例一致的前提下，每一本书又风格各异。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作者，有在新闻传播媒体一线工作的资深记者和编辑，也有在高校、研究所从事新闻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学者，因此，该丛书在力求文字准确生动、深入浅出的同时，每本书又独具风格。比如，《报纸编辑实务》从作者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中提取精华，分析颇为精当；《通讯员习作点评》采用书信体娓娓道来，别有风味；《新闻标题制作》文笔生动活泼，富有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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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文化发展的双重背景
崔月琴在《当代文化思潮的主题及发展取向》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背景：一方面，我们面对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国十分漫长而成熟的农业文明塑造了民众倚重经验、习惯、常识和宗法血缘关系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当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时，这种传统文化模式就同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法治、自由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相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又面对着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弊端之时开始的，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的局限性和内在缺陷必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又使中国文化在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必须注意克服和避免西方国家在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
（摘自《齐鲁学刊》二○○○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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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
夏振坤、张艳国在《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文中提出，讨论儒家经济伦理同现代化的关系，应立足于四个层面。第一层面，原型文化母体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母体对现代化进程快慢的影响，除了本身的因素外，还决定于经济、社会方面的背景，而且后一方面（尤其是社会制度）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层面，任何一种文化母体，对现代化来说，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只是在比例上存在谁多谁少的差别。对于精华内容来说，是否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还要看历史发展所提供的机遇。比如，香港、新加坡、韩国、我国台湾省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就是先有“机遇”然后才发生文化的重塑，最后才出现了东方现代化模式。第三层面，即使是“精华”原体，也不是现代化本身，而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延伸、蜕变而成为新的文化形态。第四层面，即使是历史上曾经表现为“糟粕”的文化内容，也不必全盘否定，在“精华”的主体地位确定之后，将“糟粕”加以改造，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有利于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例如，“乐天安命”思想，从总体上无疑不利于积极进取，但在社会矛盾剧烈化时，运用得体，却可缓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
（摘自《经济评论》二○○○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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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诞辰一百周年。图为陈岱孙教授生前在阅读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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