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第11版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我的良师益友
　　——深切怀念田流同志
　　金凤
　　田流同志是新闻界前辈，中国著名记者。惊悉田流同志不幸于3月17日因病辞世，不胜悲痛。
　　1949年初我到人民日报当记者，便知道田流同志。田流同志是“三八式干部”，一直在地方上工作，1945年才调晋察冀日报当记者。他写的文章很有深度，反映实际，推动实际工作，值得我好好学习。我还记得，50年代他写的长篇通讯《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在人民日报登了两个版，内容丰富生动，受到中央领导和报社领导的表扬，浙江、河南、云南等省委翻印作为干部学习材料。他写的通讯《临清棉价波动透视》也受到党中央的表扬。我曾向他请教。他说，记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写出好文章。他说，他每到一地采访，至少呆一星期至十天左右，决不走马观花，看到一点就写。他还说，无论采访、写作，记者应力戒肤浅。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以后工作中，自己也努力这样做。
　　1958年，人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各地分社合并，报社不设记者部。我一向当记者，调到农村部，一心还希望当记者。田流同志当时任农村部副主任兼支部书记，他对我说：“报社现在没有记者编制，你来农村部，不能特殊，必须当编辑，写评论，不能再当专职记者。当然，有时出去调查研究，写些文章也可以。”这些话合乎原则，我无话可说，只得硬着头皮坐办公室，学写评论。我长期当记者，写评论必须从头学起。
　　田流同志让我先从写短评开始。每天上午，他给我一些材料，布置我写一篇800字左右的短评，规定必须下午下班前交稿。他半开玩笑地说：“到时必须交稿，你哭也要把它哭出来！”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有退路，只得拼命努力，按时交稿。
　　渐渐地，从写短评到写“本报评论员”，再到写社论，大概花了两三个月时间。那时，农村部每天一块版，一个月要发一二十篇社论，每天一篇短评，任务很重。在田流同志严格要求和具体帮助下，最高速度一星期内写了6篇社论，一天一篇。可以说，是田流同志逼我学会写评论的。当时我曾向田流同志抱怨：“压力太大了，您这是‘赶着鸭子上架’。”田流同志笑笑说：“压力可以变成动力，人必须有点压力才能不断前进。‘赶着鸭子可以上架’，因为人的潜力很大。”我体会，这也是田流同志多年来培养干部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田流同志工作上严格要求却从不吹毛求疵，对同志政治上关心爱护宽厚有加。他从来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决无过“左”行为。1957年他在高级党校（即今中央党校）学习，担任新闻干部班支部书记，他的班上没划一个“右派”，尽管他当时承受了很大压力。我更难忘记1959年“反右倾”运动，是他保护我顺利度过政治难关。当时，我和报社一位老同志聊天，不经意说了句某某人“有权术”，不料，这位同志揭发了。材料送到农村部党支部。田流同志了解我入党十几年，政治上忠诚可靠，只是心直口快，会上常作灵感式发言，想到就说，口没遮拦。他让我在党小组会上检查，并写书面检讨了事。他说，看一个同志必须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切忌抓住一件事、几句话便草草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这也是他在政治上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因一件事、几句话便被打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悲矣！幸喜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
　　田流同志“不唯上”、“不唯书”，独立思考，有远见卓识。60年代初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中央决定17级以上干部轮流脱产学习。1962年初，人民日报17级以上干部120多人，分三批到翠微路“十八所”学习两个月。农村部田流、何星环同志和我都是第二批去学习，安岗任学习班班长，田流任组长。学习中，田流同志有几次发言我印象很深。田流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应该加上“实事求是”几个字，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我党思想路线的精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及其严重后果主要是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他认为不能总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一个指头问题，“大跃进”所犯错误就不是一个指头问题，起码是“三七开”。他还认为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不能全部推到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他说，自然灾害年年都有，苏联逼债是局部问题，不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全面的困难，他认为应检查人为因素。他的这一说法违反了当时的流行说法，曾遭到一些坚持“唯上是从”的同志的坚决反驳。我是同意田流同志意见的。后来，听安岗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口头报告曾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这才信服田流同志的意见完全吻合少奇同志的意见，可谓具有远见卓识。
　　1962年夏天，报社编委会派一些同志到四川、安徽、北京郊区调查“包产到户”。我参加北京郊区调查，组长是萧航同志，组员是农村部的黄植、安子贞同志和我。“包产到户”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有人认为是“单干”，是“复辟、倒退”。我请示农村部领导，对“包产到户”究竟应该如何看，以便下乡调查时心中有数，以免犯错误。一位同志说：“包产到户是困难时期对困难地区的特殊措施，是权宜之计。”田流同志明确地说：“包产到户的产权仍属集体所有，只是经营管理分散到农户。因此，这是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决不是什么复辟、倒退。”这样的见解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因为，当时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甚至“口粮田”等统统扼杀。直到80年代才冲破阻力在全国全面实施。
　　田流同志后来调到国家计委工作。我很惋惜，失去一位学习、请教的良师。
　　“文革”后人民日报重新成立记者部，一些离开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林里、陈勇进、商恺、刘时平等同志都回到人民日报。大家一致希望德高望重的田流同志回报社主持记者部。田流同志终于回人民日报担任记者部主任。我又重新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十分愉快。田流除组织指挥记者采访，自己还以身作则，到全国各地深入采访，写了许多出色报道。田流从思想、作风到业务，大家公认是记者的学习榜样和表率。以后，他又担任《报告文学》主编，对推动报告文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田流同志和夫人徐兑同志感情甚笃。徐兑同志非常能干，曾和田流同志一起担任农村部副主任，创造“徐兑式工作法”。1962年我们在“十八所”学习时，记得每到下午5点左右，田流同志必定起身去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是打给徐兑同志的。天天如此，从不耽误。当时，田流、徐兑同志都已40多岁，结婚也有20年了吧。我们都笑他们老夫老妻还像新婚夫妇那样甜甜蜜蜜每天必通电话。因此，每到下午5点甚至还差几分钟，大家必催田流同志：“快打电话去吧，徐兑同志正等着哩。”田流同志笑嘻嘻地捧着茶杯走了。他告诉我们，他每次出差，徐兑同志必定到火车站接送。徐兑同志出差，他也一样。我想起来了，1960年夏天我曾和徐兑同志一起到四川、云南、贵州出差，田流同志送到火车站。一个月后我们回京，田流同志又到车站迎接徐兑同志。他们真是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一对模范夫妻。可惜，徐兑同志前几年已先走了。田流同志从此非常寂寞。
　　去年春节前，我和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周庆同志一起去看田流同志。几年不见田流同志，我吃了一惊。他的耳已聋，眼昏花，既不能看书刊、报纸和电视，又不能听广播。一位大半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领导同志竟因身体缘故被迫和报纸、广播、电视绝缘，又失去相知相爱一生的老伴，他的晚景该是何等凄凉。虽有子女生活上殷勤照料，估计精神上无法帮助。田流同志见我们到来，他很高兴。对于他目前的处境，他淡淡道，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就睡了，凌晨三点钟起床，泡一杯茶，坐着喝茶，直到天明。这情景叫人听了觉得难受，田流同志却处之泰然。我相信善于观察、思考的田流同志的大脑一定依旧在飞速运转，仍在思索一些重大问题，可惜无法写出来了。
　　田流同志遗嘱一切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连骨灰也不保留，由火葬场当作肥料，植树造林。这真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洒脱。有道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田流同志连“赤条条”也化为无，回归大地，与自然合一，绿化大地，造福后代，仁者胸怀。他的文章、道德、思想永留人间，愿田流同志安息。 R33品论天涯网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勇于创新的开国上将——叶飞
　　《叶飞传》编写组
　　我们悼念叶飞同志，不仅因为他是开国上将中唯一的海外归来的赤子；不仅因为他长期担任国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领导职务，是我军的著名将领，在政治、经济、军事、侨务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更因为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坚强的党性，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一身正气，而且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开创新局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临危机断 勇挑重担
　　1932年下半年，18岁的叶飞同志由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到闽东巡视工作。因为年轻，人们都叫他“小叶”。1933年11月，曾在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即所谓“闽变”。“闽变”虽然在1934年1月很快失败，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却趁机站稳脚跟，并取得很大发展。1934年3月正在福安指导工作的叶飞，突然收到福州中心市委代理书记陈之枢的电报，要他立即回福州。叶飞当即赶到三都澳，得知陈之枢已叛变投敌，当机立断，连夜返回福安中心县委，并立即通知连江中心县委切断与福州联系，随即以特派员身份召开紧急联席会议，成立闽东特委。
　　从1934年起到1937年长达4年之久，闽东党组织由于福州党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的联系，闽东特委独立坚持闽东地区斗争。党中央只是从报纸上、敌方的情报中了解闽东有一块苏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入闽，攻打福州。根据中央交代，他们设法与闽东取得联系，会师赤溪，并将上海中央局的关系交给闽东特委，特委派人去上海，此人一去不返，特委与上级党组织仍未取得联系。
　　1935年1月，敌人分四路向闽东苏区进行“围剿”，这是闽东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由于一直没有与上级党取得联系，闽东党不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对战局变化没有准备，直到敌人一切部署就绪，大举逼进，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独立师在闽东苏区中心福安地区陷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才清楚情况十分严重！闽东特委在洋面山，召开了由独立师政委叶飞同志主持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上不同意见争论激烈。
　　20岁出头的叶飞也没有反“围剿”的经验，但懂得一条：只有保存了有生力量，保存了独立师，才能坚持斗争；如果独立师被消灭了，闽东苏区就会垮台。争论到天明时，叶飞同志作结论说：“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和敌人决一死战，正好给敌人一网打尽，这不可能保卫苏区。必须下决心把苏区变为游击区，独立师应当转入游击战争，脱离敌人的包围，转移到苏区外围，不能在苏区跟敌人进行决战。只要独立师不被消灭，苏区就是一时被敌人占领，甚至暂时垮了，这都不可怕，总有一天可以恢复。保存武装力量，这是最重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叶飞又说：“独立师要不要和敌人打一下呢？要打，不打就跑掉不好，群众会有意见。但打法要研究，不能硬拼，给敌人一个打击就行。”分歧的意见终于取得一致，并作出决定。第二天独立师就在彭家山同敌人展开作战，激战终日。当晚突破包围，一路转战，终于跳到苏区外围的宁（德）屏（南）古（田）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时独立师只剩下500多人，但是主力保存下来了。
　　学习战争 驾驭战争
　　叶飞同志一介书生，青年时代热爱文艺，写诗也写小说，从事军事工作有其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大革命失败遭受反动派血腥镇压后才被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叶飞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战争，逐渐具有驾驭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的。他从战争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应的战法，出奇制胜。
　　闽东地区的大刀会很普遍，因为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容易被地主豪绅欺骗利用来与红军游击队为敌。大刀会群众虽然以原始武器的长矛大刀作战，但临阵前念咒语喝符水，如醉如痴，一拥而上，这种凶猛的密集冲锋，很难抵挡。白军民团出动，如有大刀会配合，也就十分猖狂。开始游击队挡不住，被大刀会冲得溃不成军，遭到很大损失。于是叶飞找了一些受过党的影响的大刀会法师进行座谈，找到了大刀会众吞食朱砂和迷信“刀枪不入”的特点，确定了打法：地形选择隘路或水田，使大刀会众不能蜂拥而上，迟滞其前进。我军战斗队采用三人一组或五人一组，前一人持竹杈，后两人使用步枪；或前两人持竹杈，后三人配备长矛两支和步枪一支。战斗时，以身强力壮的战士持竹杈，杈住大刀会先头人员的颈脖，挡住他们前进，然后用长矛、步枪反击，果然每战皆捷。
　　1935年5月，叶飞率独立师回到苏区，这时的根据地大多在山上和两县或数县边区、闽浙两省交界地区。由于地区被分割，决定设立四个办事处，领导各个地区的斗争。独立师分成三个纵队，第二纵队在宁平古地区活动，由阮英平指挥，第三纵队在福安、寿宁地区活动，由范式人指挥，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叶飞率领主力第一纵队在各地机动。地方部队则分成几十人、百多人的许多小的作战单位，经常到敌军驻地骚扰敌人，同时做群众工作。待敌人疲惫并被迫分散后，独立师就迅速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由于群众支持，情报准确，常能出奇制胜。独立师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和严密封锁，在这块孤立的滨海根据地内站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一些发展，重建了老区政权，开辟了新游击区。叶飞也在实践中成了游击战争的行家里手。
　　1935年10月，闽东独立师与活动于浙西南的挺进师会师寿宁郑家坑。挺进师师长粟裕同志问叶飞：“我们的‘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么甩掉的？”所谓“尾巴”，是指跟踪的敌人。叶飞说：“我们开辟新区，在未巩固以前，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时，一般是先派人去同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才开去活动。我们把这叫作‘群众工作在前，部队活动在后’。”叶飞还告诉粟裕：“我们共有四块根据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每次行动，部队从这块根据地到达活动地区公开活动，任务完成了，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了，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一夜走七八十里。敌人弄不清楚我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转移到哪里去了。我们有群众，敌人没有群众，所以敌人就找不到我们的行踪。”粟裕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这个办法好，这叫做‘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叶飞说：“我们的方针也是逐步形成起来的。要有巩固的老区，这是我们的根基。但坚持老区斗争，必须不断开辟新的游击区，部队才能生龙活虎，老区才有掩护。”
　　刚毅果断 屡立奇功
　　叶飞同志战功卓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1939年5月率部向日寇侵略军的苏南腹心地区挺进，夜袭苏州浒墅关火车站，使得宁沪铁路断运3天，继而逼近上海，突入虹桥飞机场，击毁敌机4架，震撼了敌伪军，振奋了京沪杭抗日人民，从此新四军的威名传扬中外。1939年12月，叶飞率部进入苏北。1940年2月，粉碎日寇大“扫荡”。3月，驰援半塔集，与皖东兄弟部队一起，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进攻。6月，他胜利地指挥了郭村保卫战，以两个团击退顽军十三团的围攻；随后率部参加黄桥决战，以三个团的兵力连续战斗，全歼顽军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军部以及第三十四旅大部，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3月，他指挥了著名的车桥战役，歼灭日寇500余人，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编写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书中说：“在抗战史上，这是一九四四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至1948年，叶飞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无论是率部穿插分割、阻击增援，还是担当正面进攻重任，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宿北战役中，分割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和整编第十一师，大胆穿插，直捣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师部，错乱敌军指挥系统，加速了全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的进程。莱芜战役中，叶飞顾全大局，不惜牺牲，以一个纵队钳制4万余敌军，此战役歼敌5．6万余人。华野粟裕副司令员在战役总结中说：“在各纵的配合上说，一纵最吃力，虽然缴获不大，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第一功。”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在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领导下，叶飞临时受命，第一纵队由总预备队改为穿插部队，分割强敌，并参与组织总攻，各部队密切协同，为全歼敌“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作出了重大贡献，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1949年3月，他担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率领所部参加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并争取江阴要塞国民党军起义，为我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起到重要作用。随后率部解放丹阳、常州、无锡，切断沪宁铁路，占领苏州。5月，率部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率十兵团进军福建，先后组织指挥福州战役和漳（州）厦（门）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10余万人。
　　叶飞同志有胆有识，刚毅果断，善于抓战机，敢于打硬仗，但也巧用战术，调动敌人，夺取胜利。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纵队在叶飞指挥下出击鲁南敌后，调动敌第五军、第七军、整编第五十七师等部自鲁中匆促回援。时值雨季，连天豪雨，河水暴涨，鲁南一片泽国，交通断绝；加上我军北线作战不利，未能完成南北夹击的战役企图。敌人却抓住了我军一部孤悬鲁南敌后的弱点，妄图吃掉这两个纵队。这时，合击我两个纵队的敌军为五个整编师，后续三个整编师即将赶到，南面台儿庄、运河一线还部署了两个军，局势确实严峻。在敌军的电报和无线电话的密语中，把一纵称为“面包”，四纵称为“西瓜”，他们认为吃“面包”啃“西瓜”已成定局。叶飞故意率部向东行动，直逼向城，与敌七军、整四十八师激战终日，造成向东突围的假象，诱使敌人一齐向东压来。遂以一个师先与敌胶着纠缠后，复又大张旗鼓向东行动，向沂河行进。而他与四纵司令员陶勇则率主力于当晚冒着倾盆大雨，在敌军间隙中向西疾进，跨过津浦铁路，涉过沙河。待敌方发觉追击的仅为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回头，但已与我军主力相差一天一夜的路程，要追上我军主力谈何容易。由于敌军掉头向西，我东去的那个师也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1949年10月，攻取厦门时叶飞同志又施展了“声东击西”这一手。厦门岛不大，总面积是118平方公里，但麇集了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全部兵力3万余人。岛上有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和以后国民党军构筑的永久性要塞工事。叶飞判断汤恩伯必然把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遂以一个师强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纵深部队南援；然后以主力三个师担任主攻，在厦门岛北部高崎登陆突破，继而向纵深发展，占领全岛。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中将师长李益智证实：“汤恩伯总部一直被鼓浪屿方向的激烈战斗所迷惑，放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始则左顾右盼，继而南调增援鼓浪屿，北半岛只有挨打了。”10月16日黄昏，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小部人上军舰逃往台湾。17日上午厦门暨鼓浪屿全部解放。
　　襟怀坦荡 不讳失利
　　“胜败乃兵家常事”，从古以来就很少常胜将军，而敢于正视自己打了败仗的将军就更少了。而叶飞同志在作战失利后，却是公开承认自己打败仗，并分析自己在指挥上因何产生失误的。
　　1949年10月24日，我军攻击金门失利。这是华东战场接近尾声的一战。金门大小两岛，位于厦门以东约10公里，北距大陆约9公里。大金门岛长20公里，宽14公里，形似哑铃，分东西两部。小金门岛更是弹丸之地。守敌为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共约两万余人，都是遭受过我军歼灭性打击的重建部队。厦门神速解放，更使他们丧胆，看来我军取胜是有把握的。然而，敌胡琏的十二兵团恰好于此时到达金门，使我登陆部队三个团遭到敌两个兵团的反击，又因船只损失殆尽，后续部队无法进行增援，登陆部队弹尽粮绝，遭致失败。战后，蒋经国奉父命上岛“慰问”，“俯瞰全岛，触目凄凉”，乘车赴汤（恩伯）总部途中，自云所见皆“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可见战斗的惨烈。
　　金门失利的原因是复杂的，指挥责任也不应由叶飞同志一人承担，他作为兵团司令员，在战斗结束后即电华东和中央请求处分，40年后撰写的回忆录更详细地回溯了失利经过，承担责任，总结教训。他认为：“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渡海登陆作战仅仅使用木帆船，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八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损失相当大，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叶飞同志强调说：“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击金门中碰了钉子。所以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最根本的原因。”
　　任务艰巨 领袖点将
　　1958年8月大规模炮击金门，毛泽东同志指定由叶飞指挥。炮击金门是建国以来我军在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次三军联合作战，叶飞同志作为前线总指挥，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精心指挥，大力协同。同时，按照毛主席“要政治挂帅”的指示，认真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把握战场形势的变化和作战的力度分寸。叶飞后来回忆说：“没有打下金门岛，对我来说始终是一大遗憾。后来中央、毛主席电令解除再次攻金的任务，我悟不出其中的奥妙。1954年3月1日，美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是否‘保卫’金门、马祖发生矛盾，这使我看出金门在我方、蒋方、美方三角斗争的地位。”福建前线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睡不着觉了，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金门这时已成为套住美国帝国主义的“绞索”，也成为拉住蒋介石的纽带，战场上的这种微妙形势，使叶飞逐渐意识到这次炮击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也更进一步意识到福建前线面对台湾海峡，进行的是我方、蒋方和美方的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既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外交的斗争，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他更加小心谨慎从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这次震惊世界的“炮击金门”，取得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使台湾分离祖国的图谋。
　　思想解放 勇于创新
　　叶飞同志主持福建省委工作期间，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为改变旧福建基础薄弱的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建立了福建第一批新兴工业基地，修建了铁路、公路、海堤、水电站，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农业生产，振兴文教事业。厦门海堤的修筑使厦门从此与大陆连在一起。海中造堤，横断海峡，变海岛为半岛，并在堤上通行火车和汽车，在我国50年代还是没有先例的。而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工程，又全部用石料干砌而成，基本上由手工操作，更是奇迹。如果说厦门海堤是移山填海，那么鹰厦铁路是劈山修路。闽西北山区属武夷山脉北段，是全省地形最高峻的地区，由石英岩、砂岩构成的山多为悬崖绝壁，向南进入闽东南则为花岗岩丘陵地带；绕山爬坡，炸石开路，凿通山岭，砍掉山头，隧道多，桥梁多，工程十分艰巨。鹰厦铁路的建成，极大地解决了福建省交通不便的问题，成了福建省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利于福建省的经济建设，也大大利于海防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飞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他身处逆境，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5年1月，叶飞出任交通部长。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整顿的指示，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干扰，抓班子，抓队伍，抓规章制度的恢复，全面整顿生产秩序，迅速发展远洋船队，重点推进陆路和水路建设，着力提高运营能力。“四人帮”被粉碎后，叶飞同志全力贯注于交通战线的拨乱反正，千方百计振兴国家交通事业。他为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远洋船队的壮大，为扩大港口泊位，发展长江水运，为开创高速公路和集装箱运输的建设，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倡导筹建京津塘高速公路，亲自勘察，并由此引起一场争论，反对方认为这种“超前意识”不适合中国国情，而由于既有需要又有可能，曾几何时，高速公路即已四处开花，真使人感慨万千。叶飞同志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创建蛇口工业区，对深圳特区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9年2月，叶飞同志奉命调到海军工作，先后担任海军第一政委、海军司令员。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海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人民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深入部队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海军装备建设、编制、体制、战场建设和提高海军综合作战能力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1980年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中，中央指令他亲自指挥部队首次远航太平洋，圆满完成了赋予海军的任务。
　　1983年3月、1988年3月，叶飞同志连续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受中央委托统一管理党和国家的侨务工作。1984年被推举为全国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名誉会长。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侨务立法力度，逐步做到依法护侨，依法治侨，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他曾多次深入城市乡村、部队学校、厂矿企业视察工作，调查研究。组织制定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积极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他大力支持建设深圳“华侨城”，作为侨务工作的窗口，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和先进设备，兴办侨乡乡镇企业，使一部分侨乡先富起来。他致力于扩大海内外爱国统一战线，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在华侨中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和祖国建设成就，联络爱国华侨支持祖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叶飞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但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图为1997年4月，叶飞同志在家里。（附图片） R33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