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
“国土资源杯”全国摄影艺术大赛评选揭晓
由国土资源部、人民日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人民日报文艺部承办，北京东方绿茵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协办的“国土资源杯”全国摄影艺术大赛优秀作品评选日前在北京揭晓。
由摄影家、文艺评论家及相关人士组成的评委会经过数轮筛选，反复斟酌，最后投票评定：山东高兴建的组照《土地的主人》、广西覃刚的《大山里的故事》获一等奖，北京田希宝等五位作者的作品获二等奖，江苏周建武等十一位作者的作品获三等奖，近三百位作者的作品获优秀奖。
本次大赛自1999年10月开始，今年4月5日征稿结束，共收到参赛作品四千余幅（组），来稿量大，作者面广，除了国土资源部系统的作者积极参与外，许多摄影工作者与摄影爱好者也对大赛给予了热情支持。参赛作品基本体现了大赛主题，较为充分地表现了我国政府对于国土资源的珍惜、保护与合理利用，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家园的爱护，也批评了那些乱占耕地、浪费国土资源的现象。为了配合今年的“国土日”宣传工作，本次大赛获奖作品的展览及“获奖作品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周天鹤）
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文化漫笔
呼唤假日文化
陈家兴
现在，一年中近三分之一的假日成了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关假日的议论也一度成为报章的热门话题之一。商家则看好众多的假日所蕴藏的巨大商机，过去不久的“五一”长假期间，有关旅游、零售、娱乐及其他一些相关产业也着实火了一把。只是随后出现的消费低潮又令人有些沮丧。有人因此把“假日经济”称为一种“寅吃卯粮”的经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只是细分析起来，面对众多的假日缺乏系统的长远的思考，各种策略的着眼点只在于如何拉动经济的增长上，存在一种短视行为，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我们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道理简单，真要做起来，这不仅需要长远的眼光和魄力，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一种针对假日的文化来。只有“假日文化”搭好坚实的台子，假日经济才能唱好大戏。
要说假日经济没有文化的影子那也不实。只是思考起来，其间许多文化其实并非独特的“假日文化”，它们不是摆出一副“曲高和寡”的高深莫测模样，就是一种守旧的不合时而变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之态，因而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假日文化其实是一种大众文化，只是它具有明显的休闲娱乐的特点，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是其重要的特征，又大俗大雅耐人玩味，因在假日，无疑大众的参与体验为其亮色。假日文化又并非纯文化产业的专利，所有假日经济的相关产业都可以而且需要文化的滋润。系统地看来，假日文化的形成需要全行业的努力，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群众身处这样一种假日文化氛围，极兴所致，有所获得和满足，觉得这假日没有白费，这便是假日文化的功用所在。
以这样的眼光看起来，我们的假日还没有具备一种独具特色的假日文化，假日文化的氛围还远未形成。公园文化并非就是拥有一些娱乐设施那么简单，有待进一步发掘；旅游景点并不能老是用这里一个传说那里一段故事搪塞游客；各种文化馆博物馆不仅需要一种针对假日的灵活机制，还同样需要本身应具有的文化和假日文化；电影院不仅需要下力气把票价降到大众消费的层次，还需要注重一些相关的服务和设施的文化味；新闻出版虽是对假日较敏感的一个行业，但其针对假日文化消费的各种内容同样还需深掘，适于零售的报纸不仅需要扩版，不论其版式还是其内容也需要很好地与假日大众消费的特点相契合；交通业不仅需要灵活载送旅客，更需要从如何使旅客感到温馨和轻松的文化环境入手。
凡此种种，我们各业离假日文化的要求还很远。为着假日经济的真正持久的火爆，也为着普通大众的假日娱乐休闲，我们呼唤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假日文化！
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
巴金和中国现代文学馆
本报记者 杜英姿
对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进入，或者可以说是同巴金先生的相遇开始的。这座坐落于北京亚运村以东芍药居的精巧建筑，正门中央嵌有一块五十吨重的巨石，宛如一道屏风不可跨隔。巴金老人在上面说道：“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这是一段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无法忽略的话语，在无数次的引用中定格成对文学自身质朴而经典的支撑。这段话丢弃了一切对文学的迟疑，让今天的我们怀以镇定清静之心，从容地走入这块阔远的心灵和思想之园地。
此刻，深卧病榻的巴金先生，笑容一定清澈而安详。二十年萦绕于怀的梦想随着文学馆新馆大门5月23日的敞开成为现实。虽然他无法走进挚爱的新馆，把足迹印满朝思暮想的每一个角落，然而他在对新馆图片反复的抚摸和端详中早已熟知了这里的点点滴滴。当开馆仪式上巴金先生的贺信被轻声宣读出来时，他分明就在这里，在人群当中，我们正同他分享着这里的一切，让愉悦和感动带走我们。
“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记录了梦的雏形。1981年，他于《创作回忆录》里首次讲述这个梦，并公开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一个著名的梦，一个凝结了时代的伤痛和希冀的梦。巴老梦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尽可能多的现代文学资料，“五四”以来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书、手稿、图片、信函等，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一个总结，给现代文学应有的位置和评价。
这是老一代作家不约而同的心愿。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曹禺等热烈响应了这一倡议。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不到两年时间宣告成立。
作为名誉馆长，巴老先生在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开馆仪式上呼吁全国的作家都来关心文学馆这一作家的家。然而寄寓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北京万寿寺中的文学馆，设备、设施差而无法改建。1993年，九十高龄的巴老特意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表达了选址兴建现代化新馆的愿望。中央十分重视现代文学馆的建设，为新馆拨出巨额资金。
“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巴老先生把文学馆当作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殚精竭虑。他先后为文学馆捐款二十五万元。还有，他陆续将收藏多年的各种版本和外文译本的作品手稿、书、信、照片等捐献给文学馆，共七千七百余件，其中如《灭亡》的第一版、第四版《家》修改的底稿、他大哥李尧枚（《家》中人物原型）自杀前写给他的信以及二十年代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讲课录音等，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在设计和建造上极为考究，首期投资一点五亿元，三期建成后将是世界最大的综合性文学馆的新馆，无疑也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文化载体之一，可谓俯仰古今，笑对千年的文学殿堂。作家的青铜雕像却着意于生活的真实。放下书卷和笔的巴金先生双手轻拢背后，仿佛在踱步沉思。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平易、谦和的“小老头”，他的背后是过去的一个世纪百感交集的叙述。
正门巨石的另一面，巴金先生这样坦陈他同新文学的关系，“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是的，文学馆展厅旋转大门的门把上精心蚀刻着拓下来的巴金先生的手模，每一位读者都会在与大师手印的相握中，在老人的深情牵引下，开始对新文学温暖的游历和体认。碑版的书写在这样的意义上获得了久远的延伸。
（巴金塑像作者 李象群）（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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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峡两岸艺术家携手
舞剧《大漠孤烟直》轰动台湾舞台
由台湾舞蹈家刘凤学编舞，陕西作曲家赵季平作曲，张列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和台北新古典舞团联合演出的舞剧《大漠孤烟直》，最近在台北首演成功。随着最后一个和弦的结束，全场响起热烈而长久的掌声和欢呼声，艺术家们的谢幕时间长达十五分钟之久。
《大漠孤烟直》是一首今人与古人对话的舞蹈诗，这里有刘凤学的舞、赵季平的乐、王维的诗、张衡的浑天仪，舞蹈家在空间与动作的对应中表现的雄伟之美，隐喻了壮阔的人生境界。
来自祖国大陆的指挥家张列先生不但对中国乐器的格调与性能有很深入的了解，并且对赵季平先生的音乐诠释也有独到之处。在现场指挥时，他不仅是平衡音乐与舞蹈、掌握全场气氛的灵魂人物，也让观众随着音乐与舞蹈的默契，进入一个丰富多变的感觉世界中。 （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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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信箱
我看《大明宫词》
编辑同志：
近年来，历史剧充斥荧屏。虽不乏上乘之作，但滥竽者多。
三十七集连续剧《大明宫词》，收视率很不低，很多人极力赞扬。我却不敢苟同，而且对编导先生们的“学识”、“胆量”、“魄力”、“开创精神”，尤其是现实的社会效果，存在疑问。
我认为：历史剧，既是历史，就有其严肃性、责任性。当然，作为文艺创作，又允许有艺术夸张，但不能太脱离和违背史实，更不用说凭空捏造。
如果是虚构的历史故事，就决不可滥用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姓名，否则，就是侵犯历史。
《大明宫词》的故事情节，有些是真实的，但主要是虚构和捏造的。故事情节在武则天和太平公主这两个主角间的矛盾中展开。太平公主的嫁薛绍，薛绍之死，张易之之死，许多情节都是剧作者为渲染主题而杜撰的。
总之，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可以随心所欲挥舞生花妙笔，歪曲乱改史实。此外，《大明宫词》宣扬的是些不健康的东西，归结起来是一个字“欲”！
难道盛唐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吗？ 江苏 俞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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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陈锦辉（广东南海人 教师）：
清理书包里的垃圾
为掩人耳目，不良文化往往披着诱人的外衣，如形形色色的卡通书、黄色小报和网站、储存港台影视作品的光盘等，包装都很精美，但其内容大多宣传暴力、凶杀、色情等，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学生危害极大。
因此，我建议学校和老师要关注一下“减负”之后，课本、练习本是减少了，书包里有没有塞进些有害的东西呢？有关部门及全社会也应行动起来，清算“文化垃圾”的危害，使青少年避免或减少与不良文化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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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任国升（广东佛山人 职员）：
“地摊文化”谁来管？
在许多城市的车站广场，大中学校门口，甚至连一些乡镇的集市上都一度充斥着大量非法印刷的书刊，不仅纸质极端粗糙，错别字连篇，甚至更充斥着大量色情、凶杀、暴力和封建迷信内容。这类“地摊文化”或是雇“枪手”写作，或是篡改名家作品，或是东拼西凑，总之是色情、暴力等尽纳其中。当然，这些“地摊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到书店里出售，只能用摆地摊的方式来买卖。因为是不正当渠道传播，疏于监管，因而也更具有隐蔽性，其危害性很大。这些东西到底谁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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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永远在浪尖上”
——音乐人陈哲访谈录
王炬
问：记得第一次采访你还是在十三年前的1987年。那时你的作品《血染的风采》正在走红。十几年过去了，能否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你都在做些什么？
答：如果从社会成功和曝光频繁这个角度来说，我好像什么也没做。但按我自己的生活回顾来说，一天也没闲着。这有一个阶段性，上了一个台阶或做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一沉下去就是十多年，在酝酿，在充实，这十几年一直在积累。
问：我一直认为你在音乐界的地位比较独特，你的创作内涵深刻，富有哲理，甚至有些超前（指思想性），刚才听了你制作的几首新作，更加深了这个印象。能否谈谈你的艺术创作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答：这个题目太大了。换个角度说吧。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肯定不会是一模一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共性的东西肯定有，但我追求的是每个人不同的东西。有人说我的东西没有商业性，我不太同意，只不过我的东西没有被商业运作的人认识到她的潜在的商业价值。商业性主要是指市场运作，就如同一簸箕水，向这边倾斜，水就会涌到这边，露出来的就是空白，其实空白也是市场，而且是新的市场。拿原创音乐来讲，水涌过去的是市场，留出的空白也是市场，消费者对空白的地方也有需求，大家都不做这块，消费者的需求你不能满足，一次两次，消费者就会失去信心，原创音乐也就失去了动力。其实我想做的就是这个空白，就是消费者想听而又找不到的，是别人放弃的这块。这也许就是有人说我的“前卫”或“超前”吧。这个名声落在我身上，其实挺难受的，我并不是一个钻象牙塔自我欣赏的人，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也许是个性使然，但没有办法，谁让我干这行呢，我认了。但说我的东西没市场，我不同意。我是在这样一个普通市民环境中长大的，我太熟悉他们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情感，他们对音乐的需求。表现一个普通的情感并被他们所接收，是我在意的。
问：你的无伴奏民歌合唱专辑《风吹过桥》被称作“新民歌”。能否说一下这个“新民歌”的定义，因为这几年经常听到“新民歌”、“新音乐”之类的名词，那么你的“新民歌”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答：我觉得，“新民歌”肯定不是那种内容没有变，只是换了新词或用了什么手法。民歌是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是音乐的灵魂，你用多少文字来形容它都不为过，是非常高级的。但你不能理解成为殿堂式的高级，是人类精神的高级，是心灵里面的高级，是历史沉淀的高级。民族音乐不能只停留在低级的模仿，照搬原样，或稍做处理后作为一种新东西去卖。消极地把一些东西整理出来，然后再现，作为珍藏、资料、教学都非常好，但你作为音乐产品，去卖，这叫变卖家当。我觉得应该找到一种语言，一种音乐语汇，制作语汇，表达语汇，就是要与现在的时代相结合，被现在的人听懂，超过地方的人听懂，超过国界的人听懂。即使不懂你的语言，但他听得懂你的音乐语汇，感到愉悦，感到进入音乐的快感，而且是他听懂的。这种新，是民歌或是民族音乐，无伴奏也罢，民乐队也罢，交响乐也罢，MIDI也罢，手段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心灵中对音乐的理解，这个理解没有歪曲原作，而是把它没有体现出来的，集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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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累四十多场演出经验
芭蕾《二泉映月》进北京
一部新作完成之后急匆匆赶到北京，先请评委，再邀同行，研讨、获奖、发表评论，接着便偃旗息鼓，观众不爱看，群众没听说，这似乎已成了近些年许多舞台表演的生存模式。辽宁芭蕾舞团却一反习惯，两年多前创作的舞剧《二泉映月》先在昆明、南宁、贵阳、重庆、成都、西安等地成功上演四十余场，获得观众的认同和舆论的好评后，再来到北京。6月9日至12日，民族芭蕾舞剧《二泉映月》将在中国剧院与首都观众见面。
辽宁芭蕾舞团成立于1980年，曾排演过一批中外名作，培养了不少芭蕾高手，在国内外大赛中多次获奖。《二泉映月》以同名二胡曲作为剧情与人物命运发展的依托，虚构了作曲家阿炳的故事，变成泉哥和月儿姑娘的爱情悲剧，跌宕起伏，牵动人心，时而淡远时而酣畅，在展示芭蕾风采时表现出民族艺术的意蕴。
此次进京演出由中国演出管理中心和辽宁艺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二泉映月》曾获全国舞剧演出一等奖，中国戏剧节金奖。（天寒）（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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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沫若研究与文化反思”
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日前，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郭沫若纪念馆共同召开了题为“郭沫若研究与文化反思”的学术讨论会。在京的三十余名从事史学和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近年来，对郭沫若的评价问题又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和困惑。学者们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各种声音，是一种进步。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有其当代文化史的意义，应当有今天的眼光和思维方式。郭沫若从五四时期就活跃在文坛上，一直到七十年代，跨度相当大。可以说，他的个人发展联系着中国文化史、革命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事件，他的多方面的成就又使他的个人道路与文学、史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等许多领域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研究郭沫若，就可以有较大的空间。对郭沫若以及与他相关的文化问题有一些不同看法，是应充分地展开讨论，但不能轻薄为文，不讲道理。不能用炒作、反炒作、反反炒作的态度。更不能随意编造事实，用一些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东西作为立论的前提。无论在什么时代条件下，研究者都应当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对待研究对象。既不要简单地否定，也不要简单捍卫。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应当认真对话。（李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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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京剧名丑
马富禄
日前，首都戏剧界人士聚集一堂，纪念京剧丑角表演艺术家马富禄诞辰一百周年。
马富禄自幼坐科于富连成“富”字科，先学老旦，后攻丑角，以演《海瑞罢官》、《钓金龟》、《小放牛》、《连环套》、《清风亭》、《乌龙院》、《四进士》等为观众喜闻乐见，一生中与荀慧生、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众多京剧名家有过密切合作，并形成了文武兼备，亦庄亦谐，表演细腻，行动传神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弟子与学生也有不少成为丑角名家。解放后，他曾任马连良京剧团副团长、北京京剧团艺委会副主任等职，为京剧丑角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
与马富禄同台合作过的众多老艺术家，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校等艺术界人士二百余人参加了纪念活动。此次活动由北京京剧院、中国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中国京剧》杂志、戏剧电影报社、魏喜奎艺术发展促进会及北京湖广会馆等单位联合主办。 （刘文）（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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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刘志民（江苏南京人 军人）：
还课桌以“清白”
在大学里，经常发现桌上写满、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光洁的桌面面目全非。
这种所谓的“课桌文化”在学校很流行，成为校园生活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课桌上写满了诗词歌赋，画满了飞天人物。而这些大部分都是无聊甚至低级的东西。这种既不文明又不雅观的课桌文化是对优秀校园文化的侵蚀，希望同学们还课桌以“清白”，净化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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