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家里的地，全荒着……
本报记者 高云才
张延伟，男，四川省盐亭县洗泽乡人，现在北京东直门外一自由市场练菜摊。
“这几年，日子很好过。”30岁左右的张延伟很满足。
在北京东直门外的一个自由市场里，张延伟和他的妻子有一个菜摊，每月要交份儿钱750元。张延伟说，这个负担应付起来没有问题。对于外出打工，他颇为自负，10多年了，从做建筑工开始，到卖肉、做小生意，然后到北京来卖菜，摸爬滚打，他越干越红火。对于月收入多少，他笑而不答。看得出，他对自己现在的工作和收入都很满意。
家乡有变化吗？我问。
变化不小哩！过去的草房变成了砖瓦房，一些先富起来的家庭盖上了两层小楼房。有线电视也通了，能收到12个台的节目。交通还是老样子，一下雨，道路泥泞，行路艰难。
张延伟的家乡是个典型的丘陵地区。主要作物是水稻和小麦，人均1亩地，2亩山。由于粮食价格低，种粮食，刨去成本，很难有什么收入。承包的山地上种的林木没人要，只能当做烧柴用。这样守着家，没有活路，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
农业上没啥收入，所以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靠打工。洗泽乡人均收入超过2500元，打工的收入占了不少。在打工收入相对可观的情况下，农民负担人均200元，就显得不那么重了。是打工收入在支撑着乡镇经济，因为全乡没有一个农产品加工厂。
张延伟的老父亲已经76岁了，在家带孙子，由于家里没有劳力，承包的5—6亩地都是荒着的。别人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在洗泽乡，大部分耕地都被撂荒。干部看着这种情况，也是干着急，没有好办法。因为，现在的地，确实拴不住人！
现在，国家形势好，打工收入也不低。万一将来打工没有收入了，我还是回家修地球。虽然没有什么大出息，但总可以活人。再说了，经过好几年的撂荒，地力也该肥一些了。但是，目前靠打工收入交纳三提五统的情况，恐怕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
事实上，在外边打工积攒钱就是积攒改变家乡面貌的机会。耕地和山地总不能老是撂着荒吧！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新鲜事儿不少
本报记者 张毅
赵爱萍，女，青岛平度崔家集镇南赵村人，现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小饭铺当服务员。
春节前，赵爱萍回家后大吃一惊：村里的那些蔬菜大棚都改养猪了。这两年，农村粮食跌价，城里人收入也不算好，大棚菜明显卖不动了。这些大棚都是钱扎起来的，菜种不下去，也不能闲着呀！听说大棚养猪长得快，村里人一个学一个地养起了猪。赵爱萍家就养了18头猪，年前卖了8头。其实，猪价也跌了不少，以往一头猪大概挣150元，现在顶多落100元。
赵爱萍家6口人，种了20亩地，去年除了种6亩小麦，其它的都是经济作物，花生6亩，辣椒2亩，桑树2亩，另外，还种了几亩棉花。爷爷奶奶上了岁数，赵爱萍和哥哥在北京打工，家里全靠父母拼死拼活地干。年底一算账，家里种地养猪养蚕，也有万把元进项。不过，在村子里，最没本事的才养猪种地；活络点儿的都做生意，卖布的，卖鞋子的，卖肉的，赶个大集或者开个铺子，挣钱就轻松得多；最有本事的是奔波于平度和济南之间的海鲜贩子，他们本大利大，神气着呢。赵爱萍说，越有钱的人赚钱越容易，越没钱的人路子越窄。
赵爱萍真没想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妈妈，到了这个岁数了才想起来看书。什么《致富文摘》、《农业知识》、《养猪技术》啦，家里添了好多农技书籍。有时候在生产中遇到困难了，赵爱萍的妈妈就跑到县城去买书。她对女儿说，现在不懂技术真是不行了。
南赵村去年让老百姓选村官，那才叫“大闺女上轿———头一回”呢！选举那天，大伙积极性可高了，全村满18岁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大街上，在外面做生意、搞建筑的都放下活赶回来投票。当场投票，当场唱票，每个人的得分高低，小黑板上写得清清楚楚。从吃过早饭一直到下午太阳偏西，叽叽喳喳选了3遍，终于选出了新的村委会主任。
离家不到一年，新鲜事儿还真不少。赵爱萍说，亲戚朋友互相拜年，提起别的，心气儿还行，只是议论近两年粮食怎么就这么贱呢？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日子慢慢往好处变
郝慧莉
吴平，男，四川泸州人，现在北京中建一局四公司建筑工地“卖苦力”。
吴平，四十开外。见到他时，他戴着安全帽刚从工地下工。当我说明来意时，他憨厚地笑笑，很拘谨的样子。
他告诉记者，他来北京已经3年，但去年是在广东干的。我问他今年过年给家里带回多少钱，他说4000元，不如前两年在北京干挣的多。1998年在北京干，回家时带了6000元，看到今年过年在四公司干的老乡有的带回去七八千，今年他又来到北京。家里的日子尽管变化不大，但确实在慢慢往好处变。
他高兴地告诉我，去年家里买了新彩电，花了2000多，是长虹牌的。他家所在的村子离镇上很近，现在村里安电话的不少，几百元就可安一部。在外打工的，有事或想家时，跟家里联系方便多了。
我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他说上有二老，下有两个正上学的女儿。媳妇在家里养鸡、养鸭、养猪，闲时还做手套，就是劳保那种，每年媳妇可以给家里贴补两三千。其实，我家的条件不算差，但为了两个孩子得出来打工。他说，我们那儿失学的孩子很多。许多十来岁的孩子连一天学也没上过，很可惜。
我问他们那儿计划生育工作这两年怎么样？他说人们都想通了，生多了只能给自己增添负担，现在人们都急着出去赚钱，一般家里都只生一个。
问起有什么困难时，他问“有啥说啥”？我说你就实话实说吧。他似乎壮了壮胆子才说出，上面喊着给农民减负，可下面不但不减还增加。宰一头猪要交56元钱，老百姓意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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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有欢喜也有愁
本报记者 江夏
陈锡文，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研究员，上海南汇县人。
一听清我的采访意图，陈锡文就笑了，“我祖籍江苏，生长在上海，我的家乡太富了，它可代表不了全国农村的普遍情形。”
“可是东部地区毕竟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而且它肯定也有自己的难题。”
“那倒是”，陈锡文说，去年底今年初，我在苏浙沪的农村搞调查，总的感觉是“也有欢喜也有愁”。一位副县长告诉我，粮棉过剩，号召种菜，结果菜在地头才卖5分钱一斤，农民能不愁、能不骂吗？都说农产品不好卖，价太低，可是元旦前我在南京碰上了一个优质农产品展销会，开幕当天就迎来5万—6万人，销售额达到60万—70万元，各方面都很高兴。消费者买到了平时不多见的称心货，销售者没想到市场这么旺，组织展销会的市农办和科委也明白了怎么去帮农民调结构。这说明，只要东西好，还是有需求，不愁卖。再说乡镇企业，差别也很大。现在江苏不少乡镇企业不太景气，结构没调过来，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有的从业人员近一半返农。与此同时，也有特别好的企业。我去苏南看过一家从事毛纺业的知名乡镇企业，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纺织车间，有从8个国家引进的当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平均每天推出一个新品种，其中不少是国内独此一家、世界屈指可数的高档优质品。他们靠的就是体制和技术创新。
“你每年都要花不少时间下乡搞调研，从你的家乡说开去，去年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去年我跑了不少地方，农民面对市场的那份苦涩和无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原的农民一讲小麦就头疼，东北的农民守着玉米垛摇头，新疆的农民谈起棉花就叹气。”
“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欢喜也有愁’的情形，是否在各地都能看到？”
“可以这么说。农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之后，虽然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想办法，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发现搞得很不错的地方。就说新疆吧，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棉花销售不畅，‘白色产业’面临困扰，但是以西红柿、枸杞、藏红花、辣椒等产品的加工带动起来的‘红色产业’正在崛起，很有希望。”
“目前，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了一项中心任务，你认为要搞好调整，眼下最要紧的是什么？”
“我觉得一是要好好保护粮食的生产能力，二是要把脑筋放开一些，紧紧盯着市场。当然了，这些都是说易做难。当前，最应该强调的是政府必须转变职能。过去，政府要管农民种什么，种多少，还可以对农民承诺卖不出去我包下来，如今这一套显然不行了。其实，那些现在搞得不错的地方，除了当地农民的聪明才智外，大多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周到服务。不久前，一位农民对我说，为了搞清该不该扩大引进油桃种植，他自费到北京做市场调查，花了1000多元钱（半年多的人均纯收入）还觉得值。我听了以后心情很复杂，既钦佩这位农民，又觉得这事其实本不该由他来做。政府职能部门应组织好自身掌握着的资源，向农民提供尽可能全面、准确和及时的市场信息，尽可能完善的资金和技术服务。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1999年中国农业形势
粮食 粮食产量基本稳定。全年粮食总产量达5.08亿吨，比上年减产397万吨。其中，夏粮和早稻合计增产570万吨，秋粮由于入秋以后北方旱情较重，减产较多。
副业 畜牧业和渔业继续增长。全年肉类总产量5953万吨，比上年增长4％；水产品产量4100万吨，增长5％。
扶贫 农村扶贫攻坚工作取得新成绩，全年又有800万贫困人口脱贫。
收入 由于供求关系变化，农产品卖难，价格持续下跌，加上乡镇企业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10元（其中，现金收入1538元），考虑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3．8％，增幅比上年低0．5个百分点。
——摘自国家统计局1999年统计公报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三台织机作陪嫁
南方
章炎辉，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96级本科生，现保送本院研究生，浙江省诸暨市三都镇前宅村人。
自我介绍的时候，章炎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从西施故里来的”，透出几分骄傲。
这个春节，章炎辉的突出感受是比往年热闹。从除夕那天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村里的烟花爆竹就没有停过。“去年的除夕夜，12点左右，我到外面打电话，四处已是漆黑一片，出奇的安静。今年除夕，全村整宿灯火通明，夜空弥漫着绚烂的烟火和迷人的硝香，让人打心眼里觉着高兴。”
或许是秉承了西施的遗风，诸暨人不但长得精神，而且心灵手巧，纺纱织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拿手好活。诸暨人的织布机上纺出来的叫“贡缎”，用章炎辉的话说，“这东西在诸暨有年头了”。1995年，贡缎被定为全市十大支柱产业之一，主战场选在三都镇。
从那以后，前宅村人家家户户都备上了织布机，规模经营让村民们很是尝到了甜头。1999年炎辉姐姐出嫁，备嫁妆的时候，家里问她要摩托车还是织布机，姐姐毫不犹豫要了织布机。3台织布机过门后，姐姐忙不过来，请老爸抽空帮忙负责织布机的维修和管理。“我爸50岁了，太累的活干不了，但他有经验，有一个贡缎生意做得很大（据说一年能挣100万）的堂兄请他帮助验货和发货，一个月给开700块钱，日子过得很好。”
这次过年，章炎辉家里添置了洗衣机，说是减轻年事渐高的母亲的负担，还装了一部电话，让远在千里之外求学的儿子能时不时听听父母的声音，“没有钱，这些事都干不成。”
贡缎市场也有淡旺季，“但总的来说行情不错，诸暨离杭州只有1小时的路程，高速公路正在镇上修一个出口，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小伙子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泛着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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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子一年比一年紧
本报记者 彭俊
高兴松，男，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97级硕士研究生，山东省沂水县沙沟镇前朱雀二村人。
和高兴松聊了一上午，这位北大的高才生几乎没笑过，一脸的沉重。
1999年春节，高兴松回乡做了一个调查，题目叫做《农民负担为什么那么重？》被评为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学生调查报告一等奖。
“今年春节回家探亲，发现农民负担状况并未得到改观，父老乡亲反映，和去年相比，负担又有所加重。”
高兴松的家乡位于沂蒙山腹地，老乡们家里的经济状况都很紧巴。高兴松在1999年春节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年纯收入被定为1650元，负担172元。今年据说农民收入“增到了”1900元，负担也相应涨到了200元左右。
“村里没有像样的企业，在家的农民只能指靠少得可怜的一亩三分地，出来打工的收入也不理想。这几年城里就业形势不乐观，很多地方明确表示不用农民工，优先使用城市下岗工人。俺村农民只能上建筑工地找活，可各地建筑款拖欠得都很厉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包工头200块钱就打发他们回家过年了。”
在高兴松的记忆当中，家里最后一次买大件是1990年，17寸的黑白电视进门后，整整十年，高家没添过任何耐用消费品。去年，有线电视通到了村里，初装费200元，每月16元，“全村只有5家装了，其中4户是村干部”。
村里也搞结构调整，创造增收渠道。去年上了些大棚韭菜，开始还不错，后来邻村都搞，眼瞅着也不行了。“平心而论，这几年农民的吃穿水平在提高，可手头却一年比一年更紧了。让村里一般人家立马拿出2000块钱都不太可能。现在农民供一个大学生要背1万多块钱外债，很多家庭孩子念不起大学了，只能考军校和师范，就是为了能省些学费。”
这几年，每次回家过年，高兴松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不知道这样“沉重的春节”还要过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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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爸发誓不种烟草
本报记者 彭俊
江福梅，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99级研究生，福建省连城县北团镇孙台村人。
每年寒假，江福梅都要加入春运的人潮，回家过个团圆年。对她来说，这个春节和上一个、上上个春节没有什么两样。父亲不种烟草已经整整3年了。这3年，对于要供养3个读书娃的江家来说，除了日子紧巴，似乎找不出别的什么感觉来。
“1995、1996年的时候，家里情况最好。那时我和姐姐刚上大学，弟弟念中学，供我们四个读书一年得花1万多元，但当时感觉父母手头并不是很紧。”说起那段日子，这位闽西山妹子掩饰不住自己的怀旧心情。
很长一段时间，烟草一直是江家乃至全村人的主要财源。1995、1996年是孙台村人种烟草最红火的年景。按当时的情况，一亩地，水稻、烟草连着种，水稻交公粮、税费足够了，烟草能换来5000块钱。江家4亩地，小日子自然过得滋润。
1997年，随着全县号召大种烟草，孙台村人的烟草事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江福梅至今还有县里当年大力发展烟草支柱产业的红头文件。根据这个红头文件的精神，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烟草、种好烟草，县乡各级政府组织制订了种种优惠政策。
大种烟草之后，市场发生了变化。反应到江福梅家里，是烟贩子对烟叶的压级压价，“往年2—3级的烟叶统统压到4级”。江家的烟叶是全村公认最好的，也未能幸免，“1997年，家里的烟叶只换了几百块钱，老爸一气之下发誓再不种烟草了。”
此后3年，江家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只能靠种些红薯、磨点豆腐贴补家用。1999年，争气的福梅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姐姐也已经出嫁了，家里只要供考上北京的大学的弟弟念书，“可是手头却更紧了，基本上花的是前些年的积蓄。生气的爸爸经常夜里睡不着觉，甚至要上访，后来终于也没去成。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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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帮帮农民
本报记者 江夏
李成贵，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河北省张北县人。
这个冬天，河北的坝上冷得出奇。回家过年的李成贵，赶上了零下36摄氏度的酷寒天气。可他还是踩着厚厚的积雪，登上了村前的那座山。四下里看看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村里的土坯房几乎全变成了砖瓦房，贫穷的家乡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大变：家家户户过年杀头猪没什么问题，有台黑白电视，在村里也不算稀奇……
可是提起家乡的事，李成贵心里仍然发沉。“收入是个大问题。农民的日子还是过得挺艰难，乡亲们花一元钱都得掂量一下，可以想象他们盖房子、添家具、买家电的钱，是怎么样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收入的来源实在是太少了。我们那里是半农半牧区，农民主要靠的是种养业。可是一宣布春小麦将要退出保护价收购，去年春小麦价格马上就降到每斤3角多。在这样的高寒地带，不种春小麦又该种什么？大家都很茫然，有点不知所措。”
“像你们家乡那样的地方，畜牧业也是一大块吧？”
“以前，我们那里家家都养羊，可是这两年羊毛价格跌得比棉花还低，这次回去看，几乎没有人养羊了。”
“农民还有其他就业门路吗？”
“乡镇企业过去就没发展起来，现在就更困难了。到北京和大同打工的倒是不少，但是也越来越难。不但工作不好找，收入也没什么保障，很不稳定。总的感觉是，家乡发展的速度放慢了。”
“你认为你家乡的情况有代表性吗？”
“大体可以代表长城沿线一些农牧交错区的情况。”
“你是研究农村经济的，对目前农村的这种状况，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经济处于低迷时期，对农民更加不利。因此，对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政府应该多多关照。这些地区基础落后，资金缺乏，人的素质也相对较差，靠他们自己适应市场难度很大。在经济转型时期，他们尤其显得无助。马克思把商品价值的实现描述为‘惊险的一跳’，对中国农民来说，这个过程就更加惊险。特别是在当前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理应向农民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支持，甚至适当的转产补贴。结构调整也应该纳入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的范畴。总之，要尽量想办法多帮帮农民。”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水乡古桥
汤思泮摄于江苏周庄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编者的话
又是一年开春早。春节刚过，从农村匆匆赶往城市的人们就汇成了汹涌的春运大潮。这里有进城创业的热血青年，也有远道而来的莘莘学子。从故乡来，知故乡事。农村当前形势怎样，如何面对新的千年，这是本报编辑记者们倾情关注的话题，也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新春伊始，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外来务工人员、来自农村的学生以及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请他们说说家乡的情况，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访谈的情况来看，眼下农村有困难，也有希望。总的来看，农民对这几年的形势的感觉和判断不如前几年、尤其是80年代上半期好，有些人甚至发出了“赚钱一年比一年难、日子一年比一年紧”的感叹。专家们则说，这是中国农业从一个台阶走向另一个台阶、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的特征，仿佛分娩新生儿的阵痛，痛则痛矣，却痛得幸福、痛得充满希望。
在此，我们无意粉饰太平，也不想夸大困难，只是希望能通过这一组访谈，对当前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现状做一番“白描”，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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