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企业界)
专栏：头条竞赛
杉杉为何“迁都”
本报记者 白天亮 朱剑红
从1995年科龙集团把自己的总部从广东顺德搬到香港以来，人们陆续发现一些著名企业将总部搬离它们的出生地。企业“迁都”成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到今年1月10日，杉杉集团将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整一年。回想起一年前那天，杉杉的员工们至今记忆犹新。下午4时，员工们忽然接到董事会的通知，企业总部明天迁往上海，请整理好各自的东西，搬家公司一个小时后到。没有什么疑问和慌乱，所有的一切安静而有序地进行。第二天早上8时30分，还是昨天的那些员工，还是那些熟悉的办公家具，还是那些正在完成的工作，但窗外，已是上海浦东林立的高楼大厦了。
一个总资产25亿元、当年销售收入23亿多元的公司总部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搬迁过程，速度之快让人惊叹。
“迁都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宁波，是“杉杉”的生身之地。10年前，一家员工不足300人、负债累累的地方小厂迎来了新任厂长。新厂长上任推行的品牌战略和无形资产经营使这个小厂迅速获益，1992年成为宁波市经营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1997年列全国服装行业利税总额第一名，1999年入选中国著名企业500强。毫无疑问，这番成功与宁波深远的服装传统、开放的发展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成功的“杉杉”对宁波这块土地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但它为何还是选择离去呢？
据了解，早在1996年的时候，杉杉的决策层决定对集团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确定了未来发展的三大板块，一个是传统的服装，另外两个分别是高科技板块和资本运作。杉杉对企业自身的定位是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管理国际化、产品国际化。于是，宁波这个舞台就有些嫌小。杉杉的总裁郑永刚说：“企业成长了，必然要寻求新的突破。当自己所处的地方不具备某种发展的条件和优势，又可以通过搬迁总部来解决时，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所以，杉杉迁都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是企业成长的一种必然。”
至于更好的栖身之地，“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上海更合适的地方了。”
1996年，上海南京路有一个位置甚好的天桥广告，杉杉和上海本地的好几家服装企业都想要，最后争到了上海市政府那里。上海的领导这样批复：“谁是中国最好的服装企业，谁做。”最后，杉杉赢得了这一位置。从那时起，上海市的襟怀和气概就给杉杉留下极深的印象。
上海的魅力也是杉杉不能拒绝的。这个昔日民族资本主义的大摇篮，至今仍保留着浓浓的商业氛围，人们认为它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窗口。近几年来，国家加大对浦东的开发，投资力度前所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公司都纷纷将地区总部设在这里。郑永刚觉得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投资硬环境如此之好的地方，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与一个定位于国际化的大企业的总部功能相辅相成。
此外，上海近几年吸引企业“迁都”的意识也很强。在1999年《财富》论坛上，上海市领导交给与会的上海企业首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有针对性地接触，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大企业将其总部设到上海来。此前沪府的18号文件《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服务全国的若干意见》，也旨在降低门槛，营造良好氛围，吸纳国内的民营企业到上海来建总部。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站在浦东杉杉总部的办公室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外美国通用、德国西门子以及宝钢等大型企业的广告牌。“从前在宁波，我们是最大的企业，找不到对手，现在完全不同了。每天看着这些大公司的牌子，真感觉喘不过气来，再也没了当初的老大心态，上上下下憋着一股劲，想干出个名堂来。”观念上的变化，成了企业相当大的动力。
浦东对高级人才的吸引也非同一般。迁都一年间，杉杉总部的人员结构调整了40％，吸收了一大批高级人才，有高级工程师，有教授，有60多位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在人才上实现了多元化、国际化。与此同时，高科技项目与资本运作计划也顺利开展。
还有一些好处是迁都前没有想到的。
到上海刚一个月，美国、加拿大两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就主动登门拜访。不用自己费劲就可以实现这种国际性的对话、交流，着实出乎杉杉的意料。
上海市政府请杉杉总裁郑永刚做了上海市政府经济决策咨询专家。对于自己这个外来户，上海市政府如此诚心接纳，令杉杉更有信心。而总部所在的浦东新区除了每月一次发函咨询企业对政府各部门有何意见外，再无打扰，真正是服务型的政府。
“企业就是要寻找这样利于成长的好环境。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迁都’决定是正确的”，杉杉领导这样说。
“体制灵活使企业‘迁都’成为可能”
企业成长起来了想迁都，不止杉杉一家。能不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所在地政府态度。事实上，有的企业因迁移总部与原所在地政府伤了和气，更多的是受到种种有形或无形的牵制而无法搬迁。杉杉何以能干净利落地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呢？
郑永刚首先将其归功于杉杉有一个好的企业体制。据了解，在1989年郑永刚接手杉杉时，杉杉是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但资不低债、两个月未给职工发工资。1990年企业开始好转时，大胆地搞了职工风险基金持股会，对原来的国有资产进行反收购，职工持有。其后又利用上市等各种机会，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到1999年，政府的股份只占到3．2％。没有了资本上的纽带关系，企业当然有权力决定自己的事情，地方政府也不便过多地干预啦。
记者曾试图与宁波市政府取得联系，听听他们对杉杉迁都的想法。但联系了几位市领导，对方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掉了。一位副市长的秘书后来一接记者的电话就一言不发关掉手机。虽然，杉杉表示宁波官方对他们的举动颇为理解，也不做干预，但“孩儿大不由娘”，宁波市政府心中的感情挺复杂。
地方政府不愿放企业走，最主要是担心放跑纳税大户。杉杉在这一点上做了技术性的处理。经过考虑，他们认为服装加工厂还要设在宁波，这里成本低、情况熟。这样虽然杉杉新增的税收交给了上海，但也保证了原有的一大块税收继续在宁波。在郑永刚看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以及依法纳税，不应该受区域限制，因为最终都是为了国家。
杉杉在宁波一直与地方政府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企业发展大了，就主动地搞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回报社会。遇上地方有大的规划项目，也真诚地提供帮助。这次要走，地方政府可能有一些不高兴，但并未过多阻拦。
现在回想一年前的这番动作，郑永刚总结成这样一句话：“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上海的诚心接纳，再加上宁波方面的开明，杉杉最终顺利‘迁都’。”
第12版(企业界)
专栏：
小天鹅落户火地岛
新年伊始，从南美又传佳音：无锡小天鹅与阿根廷阿塞尔公司（ATHUELELEETRONICA）正式签署合资办厂的协议。这是小天鹅继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成功办厂之后的又一新行动——通过输出技术实现中国企业在境外办厂，参与国际竞争的愿望。
南美经济的复苏拉动了南美家电市场的发展，位于南美经济圈的阿根廷由于政策开放、经济活跃，是世界家电巨头必争之地，日、韩、美、以色列和欧洲的各大品牌纷至沓来，市场十分繁荣。阿塞尔公司是当地的家电巨人，现已与卡西欧、先锋、Oster、飞利浦等在黑色家电业成功合作。这次他们又对全球前10名洗衣机生产厂家进行考察，最后相中稳健发展的“小天鹅”。经过双方相互考察，友好协商，达成在火地岛合资建立年产12万台全自动洗衣机的生产基地的协议。（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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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总谈“迁都”
刘永行（希望集团董事长）：民营企业没有婆家，它的婆家就是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方便，它就可以到哪里去。
“迁都”是开放的必然结果。如果封闭的话，别说你总部搬迁，就是你个人去都不行，没有户口嘛。
流动才有信息的碰撞，流动才有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流动才会使企业不断成长。
王国端（科龙集团公司总裁）：随着企业不断地国际化，“迁都”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不一定每个企业都把总部搬到大城市去，关键是根据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定位，做出具体分析。
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逐渐会对于一个企业显得很重要。
何伯权（今日集团董事长）：“迁都”可以让企业在与世界级对手的反差对比中“收到”巨大的压力和动力，让企业在没有“绿灯”的环境里和新的创业起点上磨练自己。
（引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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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与企业家谈心（6）
警惕连螺丝都进口的冲动
请咨询公司做咨询，甚至不惜花上千万元，请国外咨询公司重新包装企业，是这两年兴起的事情。特别是后者，一批优势企业更是热衷。于是，麦肯锡、安达信等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在中国的业务陡然红火起来。
引进智力、引入管理思想应该说是我们企业经营观念上的又一次进步。但是，同引进技术、设备的初期一样，在引进智力、引进管理思想时，免不了也会走弯路。一旦走了弯路，搞不好你花了比别人多的钱还达不到别人的效果。
我国的冰箱企业几乎全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靠引进起步的，引进的主要是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技术和设备。当时国内主要的冰箱企业我去过不少，印象最深的是南方的一家企业，老板介绍时非常自豪地说：“别看某某、某某这些企业也是从意大利引进的设备，但我的生产线是最好的。”我问他原因，他说：“他们舍不得花钱，说是引进，其实许多部分是国产设备自己拼的，国内只有我这一家是真正的原装设备，小到一颗螺丝都是意大利造的。”讲这段话时，老板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原装设备并没有保住这家企业，现在这个企业的产品早已销声匿迹。相反，当时被他嘲笑的一些“拼装设备”的企业反而站住了脚。
80年代中期，北京一家著名的合资饭店交给有管理经验的国际饭店管理机构管理，没多久，在世界各地都很奏效的先进的饭店管理方法在中国却失效：饭店劳资之间非常对立，甚至导致厨房员工罢工。造成对立的原因是给大堂的员工发皮鞋，而给厨房的员工发布鞋，厨房员工感到不公。
国外管理者百思不解：大堂员工穿皮鞋是工作需要，而厨房员工穿布鞋也是为了工作方便，在国外都是惯例，为什么中国人就接受不了？
今天看来，这两件事都很简单。引进技术、设备是要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和设备，小到螺丝都要意大利造显然是为引进而引进，当然不经济。外国管理专家的失策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80年代的中国人还穷，皮鞋还是件比较值钱的东西，加上平均主义惯了，你不给他，他当然在意。你那“工作需要”的理由也没人听得进，你讲工作需要，他讲平等待遇。上班穿布鞋，我下班还可以穿皮鞋，凭什么发他不发我？
国外公司制搞了几百年，人家在企业制度，包括企业管理上有值得认真学习的经验，花点成本，甚至花较大的成本去学习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引进智力、引进管理思想上，是全盘西化还是“拿来主义”，是全线引进还是引进“关键部分”，值得研究。否则，钱花多少先不论，会不会再产生诸如厨房员工罢工这类适得其反的效果，也难说。因为毕竟我们与国外在文化、心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外的东西并不一定全都适合我们。
因此，提醒企业家们，在引智上同样要警惕连“螺丝钉都追求纯意大利造”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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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论坛
企业性学习是国企适应市场的重要手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谢滨 阎秦斌
企业论坛
“企业性学习”理论是企业适应变化的重要管理理论之一。
壳牌石油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1970年名列《财富》杂志500强的企业中，有1／3在1983年就销声匿迹了，寿命不到15年；壳牌石油公司还估计到：大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40年，约为人类平均寿命的一半。研究表明，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快的学习能力，学习是企业适应快速变化环境能力的核心。国有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学习转变观念，并将所学的方法有机的协调并集成地应用，是当今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日本及欧洲的公司都把美国作为学习的对象，学习他们的管理思想，引进他们的技术，仿效他们的组织模式，并在与自己国家的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70年代中期，发生在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标志着企业学习的发端，而此时的美国企业则还沉浸在昔日的成功里，他们故步自封，缺乏进取心。过去的巨大成功反而阻碍了他们对新世界的适应。结果是：到80年代美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市场竞争中全面落后于日本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失败，许多美国企业不得不放下架子，虚心向日本人学习，并开始了组织的变革，从而真正奏响了企业学习的号角。90年代中期美国企业全面复兴，重新夺回了制造业的优势。与此同时，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理论也日益深入人心。
一般认为，企业性学习的要素包括领导作用、个人学习、小组学习、组织学习、推进与反馈等内容。企业学习的过程是从个人、小组推进到组织，再由组织反馈到小组和个人的循环。其中个人学习是企业学习的起点，小组学习则是企业学习的基本单位，组织层次的学习是整个公司系统的学习，领导作用的影响通常决定着小组学习的水平。
我们最近采用问卷的形式对国内企业的企业学习的现状进行调查，在所调查的22个企业中，国有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55％，集体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8％，外资及合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27％。针对“贵公司正在为成为学习型组织努力吗？”这一问题，肯定回答占86％，另外有14％的企业回答不清楚；肯定回答的企业中，学习很有成效的占9％，认为没有成效的占36％，认为稍有成效的占41％。这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企业是渴望学习和正在学习的，但是学习效果并不尽满意。
调研结果发现：组织学习的五个方面与企业绩效都有着良好的相关关系，其中个人学习同企业绩效的关系最为显著。此外比较突出还有：领导层次中的“领导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组织层次中的“公司对研究与开发、员工培训的投入”，小组层次中的“有成效的争论”等。这些测试结果既说明企业学习是企业提高绩效的关键手段，也指明了通过企业学习提高企业绩效的途径。从调研结果还看到，国有企业存在着领导对企业文化投入的精力还不够多、领导对员工的影响力比用户更有权威、信息网络水平和生产线改造能力较低、小组中的平等沟通不够、员工学习新知识的时间不足、员工负责更多不同工作不够、员工还未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占有应该有的地位等问题。这些调研结果，对我国国有企业改进学习和绩效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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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杉杉一番诚意表扬 上海领导自我批评
李正华
在上海市政府召开的新春座谈会上，杉杉集团董事长、总裁郑永刚对上海市的一番表扬，却意外地引发了上海市领导的自我批评。杉杉集团是全国著名的大型服装企业，去年初总部由宁波迁往上海浦东。郑永刚说：“我们得到浦东的大力支持，就以办注册手续来说，在其它地方一般要经过三个月，而浦东只用了20天。”“办注册手续要用20天，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呀？”上海市长徐匡迪笑着问。
郑永刚答：“20天，已经比较快了。”“太慢了！”徐匡迪说，“国内著名大企业到上海来，不需要搞那么多审批。一道道的审批制，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办法。这要改革。各地的大企业在当地都已注册过，也有资质审查，到上海备个案就可以了。”
徐匡迪话音刚落，场内响起了一片掌声。
郑永刚快人快语，又讲了一个问题：杉杉服装本是浙江名牌，总部迁上海后，浙江名牌榜上消失了“杉杉”的名字，可是上海名牌榜上却依然因“外地企业”排不进，“杉杉”到底归属哪里呢？
徐匡迪听后立即点名问技监局、经委来人了没有。经委的有关领导应答后，徐匡迪说，媳妇嫁到了婆家，哪有婆婆不认之理？他要求有关部门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徐匡迪忍不住说开了：这些年来，上海为搞好对内开放，叫响过一个口号：“拆围墙”，现在看来，“砖墙”拆掉了，里面也透绿了，但换上了“铁栅栏”，外面的人看得见仍进不去。他说，前一时期外地一些大企业的老总向他反映，在改革开放问题上，上海与有的地方不一样，叫“上宽下窄”，像个“漏斗”。就是说，在对内对外开放上，政策比较放开，但越到下面事情越难办，有时还用这样那样的理由设卡，手续也很繁，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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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去年新疆纺织集团虽然进行压锭减员，出口创汇却增加到3000多万美元，全年自营出口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图为维吾尔族纺织女工阿依古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纺纱机的运转。
新华社记者 艾尼瓦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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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民工陆续返京。
新华社记者 高学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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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推广火车票自动售票机。
新华社记者 周文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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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方航空年内有望收购长城航空
中国四大航空企业之一的中国东方航空拟收购几间中型规模航空公司。据悉，该公司已与长城航空、浙江航空以及中国西南航空初步接触，其中隶属于民航总局的长城航空年内成功机会较大。长城航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其前身为民航飞行员基地。该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较好。
兼并重组地方航空公司，形成若干个航空运输企业集团，是中国民航总局今年的工作重点。该局期望以此提高中国民航企业在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竞争力。
（摘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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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工业企业投资意向小幅回升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最新企业景气调查表明，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工业企业有投资意向的比例比1999年第四季度上升了2个百分点，呈现出小幅回升势头。
据香港媒体报道，调查显示，在本行业内追加投资的工业企业比例高达81％，是工业企业新增投资的主要意向。这种趋势与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以提高自己在本行业内的竞争力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反映银行短期贷款严重不足的工业企业占53％，在上次调查增加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个百分点。这表明银行贷款不足仍是制约着工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
北京经济界人士认为，当前企业投资意向的回升现象，应成为令人关注的重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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