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版）
前言
本卷刊载的是列宁在1917年8—9月间所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在《附录》中还收载了被称作“蓝皮笔记”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以及1916年夏至1917年9月的有关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式，则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已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各国经济的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时空前加重的压迫和剥削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奋起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在客观上出现了革命的形势，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国家问题恰恰是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搅得最乱的问题。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严重地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精心研究国家问题，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文献，翻阅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在1917年1—2月间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论文。
1917年3月，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国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积极争取群众，为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斗争。但是，在当时的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奉行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政权完全落入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七月事变标志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反革命势力开始向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猖狂反扑，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时，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一般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了最迫切的意义。为了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说明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当做些什么，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中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的著作。
本书分为六章，列宁原来打算写的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只开了一个头，因忙于直接领导十月革命而没有写成。
在第一章中，列宁根据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最基本的观点，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国家消亡与暴力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他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压迫阶级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而无产阶级国家只能“自行消亡”。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同时，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国家看作阶级调和机关，以为有了普选权，资产阶级国家就能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等错误观点，着重揭露了考茨基“忽视或抹杀”暴力革命的行径。
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列宁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了1847年至189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点的发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1848年革命的前夜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利用这种政治统治剥夺资产阶级，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
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论述，认为马克思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与《共产党宣言》相比，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认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原理。但当时还没有提出应当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1871年巴黎公社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列宁摘录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着重阐释了马克思根据公社经验得出的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必须加进《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基本教训，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接着，列宁详细论述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所总结的公社为代替被破坏的国家机器而采取的实际步骤、公社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形式。列宁最后总结说：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是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时，列宁反复强调马克思的严格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马克思始终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作出自己的结论，并且根据群众运动的经验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修改过时的结论，提出新的论断。列宁也正是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研究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俄国1905年、1917年两次革命的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许多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新的理论概括。
列宁揭示了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根据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统治工具——官吏和军队普遍得到加强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针对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列宁详尽地阐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使它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死反抗，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需要专政的国家，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以便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因此，“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见本卷第33页）。
列宁总结了俄国两次革命中群众创造的苏维埃的经验，认为苏维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的又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他还科学地预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33页）我国出现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充分证实了列宁的这一预见。
另外，列宁还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阐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只供少数富人享受的、残缺不全的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却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它能保证大多数人真正当家作主，参加国家的管理。列宁在引述了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所采取的措施后指出，民主扩展到一定的界限，彻底的民主就变成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共同存在”的民主制度，既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又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
在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第五章中，列宁阐明了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列宁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指出了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又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从而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和高级阶段有共同之处，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们觉悟水平的限制，社会主义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对劳动量和消费量进行极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列宁认为，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见本卷第97页），只有到了各方面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即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的。他批驳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看成“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他指出：“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见本卷第95—96页）
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各章中对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作了有力的批判，最后又专辟一章（第六章）揭露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径。在这一章中，列宁集中批判了考茨基“盲目崇拜”国家、“迷信”官僚制度、取消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的局限于“取得议会多数”、“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等错误观点。列宁指出，这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此外，列宁还揭露了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完全回避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的错误。
本卷《附录》收载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一读书笔记，笔记中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重要论述以及考茨基、伯恩施坦、潘涅库克的著作。列宁读书时所作的大量批注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中大部分在《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但是还有一部分材料以及列宁在批语中所阐述的思想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因此笔记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列宁本人曾十分关切这本笔记的出版。
《附录》所载的《未写成的〈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材料》是在1916年夏天至冬天形成的。从这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针对布哈林在《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两篇文章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列宁准备写文章阐述国家的作用问题。在广泛收集材料、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之后，列宁的想法有改变。他在1917年2月给柯伦泰和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说，他得出的结论与其说和布哈林的见解不同，不如说和考茨基的见解针锋相对。后来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反映了列宁的这一想法。
本卷《附录》中的文献未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结合本国具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来自各方面的歪曲作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总结群众革命实践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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