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页。——编者注］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23]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也算作“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给国际主义者加上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现在是愈来愈时行了。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24]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
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3．给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倍倍尔第一次发表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36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为了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出来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建议。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不是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再是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无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攻击有正确之处，因为“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使它摆脱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36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诫过的那些错误。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也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却可以看到国家问题上一种完全错误的论调：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9版（第9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听任一些人如此顽固地重复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调，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10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对爱尔福特纲领[25]草案的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方面的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在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恩格斯在谈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写道：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
在英国，无论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语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似乎已经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但是，恩格斯绝对不象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27]（1917年5月28日第68号）上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所谓革命民主派的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们是如何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编者注］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非常流行的偏见，即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见。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关于地方自治这整个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没有充分注意。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3版写的导言中（导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顺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还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概括。这个概括，由于考虑到了公社以后20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28]）落到了“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列铁里身上。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29]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既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又说成这就是“国家的”需要！
策列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也是有关国家问题的意见是谈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它的日益腐化而愈来愈机会主义化，愈来愈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进行庸俗的歪曲。就是说，把这个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起来反对的就是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完全背叛，但恩格斯在1891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说得很谨慎：
恩格斯故意强调“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这种市侩可以容许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
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在探讨该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的材料：从该党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言论起，直到党对1913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30]的态度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20年是怎样为斗争的无产阶级总结公社教训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教训：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6—227页。——编者注］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荣耀的”职位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他们说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巧妙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论断，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包括给官吏发微薄薪金的办法在内，都可以套得上，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任何民主都是会消亡的。
这是一种诡辩，正象一句古老的笑话所说的：一个人掉了一根头发，他是否就成了秃子呢？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继续写道：
恩格斯告诫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象是直接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的一代才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呢？这个问题是同民主的消除问题联系着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文章里，他都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32]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
也许哪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在很好地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词，这个除了表示我们在1903年布鲁塞尔—伦敦代表大会[33]上占多数这一完全偶然的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词，也还“可以过得去”……现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7、8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除此而外，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四月提纲初稿》、《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和《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编者注］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
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告诫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
注释：
[22]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55。
[23] 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1872年秋天，在伦敦的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发表了题为《国际和革命》的小册子，宣布拥护《共产党宣言》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对此，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予以肯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9—587页）。——56。
[24] 指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4—340、341一344页）。——56。
[25] 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任务，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曾对爱尔损特纲领的草案提出过批评，可是他的一些重要意见在纲领定稿时没有被采纳。——64。
[26]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66。
[27]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曾多次被查封。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曾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70。
[28] 列宁谈到伊·格·策列铁里在1917年6月11日的演说中声言要解除工人武装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拿法国将军路·欧·卡芬雅克的行为来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4—317页）。——72。
[29] 指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1917年6月11日（24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首领召开这次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原定于6月10日（23日）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列入议程，是要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来打击布尔什维克党。策列铁里在他的演说中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从事的不是思想宣传，而是阴谋。批判的武器正在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列宁指出，策列铁里的演说表明他是露骨的反革命分子。——72。
[30] 与教会分离的运动，又称退出教会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发生的群众性的反教会运动。1914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修正主义者保尔·格雷的《与教会分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开始就党对待反教会运动的态度问题展开讨论。格雷断言党应当对这一运动取中立态度，应当禁止党员以党的名义进行反宗教和反教会的宣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们在讨论过程中始终没有批判格雷的错误。——73。
[31] 这里说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纸币。俄国的纸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贬值得很厉害。——74。
[32]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75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77。
[33] 指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先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受警察迫寄迁移到伦敦继续进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大会一致批准了《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党纲（一票弃权），并基本批准了列宁拟定的党章，但是在党章第一条这个有关党员资格的重要问题上，却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的”火星派发生了分裂。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由于崩得和经济派分子退出了大会，列宁派获得了多数票，从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机会主义分子获得了少数票，从此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这次代表大会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列宁曾经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从1903年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派别和一个政党而存在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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