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可以依据不同线索进行梳理分析。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三条分析线索：一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即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线索，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线索，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线索。这三条线索尽管有所区别，但也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在党的文献与领导人讲话中，往往也是各条线索相互交错。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民族复兴为主线串起了整个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线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线索也并行其中。本文着重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党的百年历史予以阐释。
从一定意义上讲，以现代化为线索衡量党的百年历史的辉煌成就，能够准确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这是因为，革命、建设、改革不是一个有力而融贯的阐释线索。革命、建设、改革为什么？遵循什么逻辑？这三个阶段的连贯性如何理解？以上这些问题这条线索本身都无法作出解释，还需要借助民族复兴线索或现代化线索将之再串联起来形成一体。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现代化创造自身前提并不断推进的过程，而民族复兴也是以现代化作为实现途径与实际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节点都设置在21世纪中叶，这种时间节点的高度同一更说明了现代化对于民族复兴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服从并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迄今为止实际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革命、建设与改革和民族复兴这两条线索最终都是通过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关联的。当然，到21世纪中叶，现代化强国建成、民族复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肯定还要继续，但至少在中国现代化最终成功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要围绕中国现代化来推进与展开，以中国现代化为问题导向与内在驱动。
历史地观之，中国现代化作为一个逐渐展开的探索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独立的现代国家，奠定现代化的政治根基；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奠定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现代化，最终建成现代化强国。按照这样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先后产生了四个主要结合点，相应的百年党史也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独立的现代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革命的严峻形势与艰巨任务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成为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主要结合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发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启蒙功能。对于这一主要结合点的选取，党的主要领导人具有非常明确的自觉意识。在1941年9月《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的绝大部分著作都贯穿着非常鲜明的阶级思维，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前两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是阶级分析的杰作。具体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分析方法主要运用于六大领域：通过阶级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通过阶级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通过阶级分析，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而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没有有效的土地革命便不能切实调动激发他们的主体性；通过阶级分析，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推进政治建军，以阶级观念对战士和民众进行灌输教育；通过阶级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决不能模仿苏联在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也不能搞西欧式的议会斗争，而只能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阶级分析，指出必须要在原则坚定性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可以说，对阶级分析方法的纯熟运用成为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与奥秘。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党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终于被彻底整合为一个团结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相应的政治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要在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应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也认识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寻找新的主要结合点。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一时期在结合点的选取上，并不是完全成功的，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被视为主要结合点，被视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主流的认识是，一旦建立起这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会迅速得到解放与发展，不仅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指日可待，实现共产主义也成为历史的近景事业，正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尽管毛泽东也有过反思探索，理论上提出尊重价值规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实践中在生产关系上也有所调整，但最终没有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应该说，由于没有现实经验可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普遍依据经典著作建立这种追求生产关系纯粹化的经济制度具有很大必然性，现实中后发国家迅速推进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建设也有这方面的客观要求。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探索的最初阶段出现问题、遇到挫折难以避免，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再一个，这种制度模式在实践中也发挥了相应的历史作用，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在这种本质观指导下的实践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有效释放整个社会的活力，经济结构难以平衡，发展难以持续，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有效提高。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这一次结合不是完全成功的，第二个主要结合点的选取有其不足与局限。这也说明，要真正地根据阶段条件与具体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并非易事，本本与教条往往很难打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过程，思想解放势在必行。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重新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主要结合点的过程。结合点的这种破旧立新当然首先以反思为前提。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验教训的反思，邓小平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再理解的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不能再从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并将之作为主要结合点。那么，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呢？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换言之，这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与价值。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穿过制度层面深入到了功能层面，可以称之为“现实功能论”的本质观。按照这一本质观，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凡是能够推动生产力解放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我们都可以采用。对此，完全不必拘泥于本本、束缚于教条，而是要真正解放思想、面向现实，确立实践标准，根据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推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各领域制度机制的立改废。邓小平著名的“猫论”所表达的正是这种依据实践标准的“现实功能论”本质观。“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与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功能论理解相对应，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新的主要结合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发挥巨大的现实启蒙之功能。当然，邓小平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强调表明新的结合点并不是对原有结合点的全部否定，并不是否定公有制本身，而是扬弃，是反思公有制的传统实现形式，寻找适合生产力解放发展的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也正是因为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新的结合点，邓小平才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所以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根本而言就在于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主要结合点的转移，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主要结合点的问题上与邓小平理论完全一脉相承，在生产力解放发展的思路规划上则有进一步的推进。这种思路规划的与时俱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尽管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毕竟属于领导人个体言论，而党的十四大则是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予以确认。二是创新党建理论。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角色由一个先锋队变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同时，允许符合相关条件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以及其他新社会阶层的人士可以入党，从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这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巨大创新与突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引发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调整。三是经过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天地，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四是比较系统地推进了相关制度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看到，之所以能够比较系统地推进制度建设，原因就在于牢牢坚持了生产力解放发展的新的主要结合点。正是基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才能够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才能够确立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而依法治国也是为了更好保障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1978年到21世纪初的二十多年时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益明显，利益冲突、价值分化，整个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物化现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全部。这种困境说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和关键节点，必须要从物的现代化开始逐步转向人的现代化，从经济的现代化开始逐步转向有重点的整体现代化，正是在这种发展形势下，胡锦涛提出了五位一体、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与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调整，深化了对现代化内容、目标、路径特别是现代化整体性的认识。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主要结合点也开始出现第四次转移，更关注人本身（表现为对人民利益、幸福的关注）的整体发展（表现为强调发展的科学性与全面系统性）日益成为新的结合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与系统思想开始发挥意识形态领域的有效启蒙功能。当然，这种现代化模式与发展模式的深刻调整，这种结合点转移的真正实现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其实就意味着这种调整与转移的开始。在此意义上，尽管在党史阶段的划分上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时期区别于新时代，但科学发展观已经带有非常明显的现代化模式、发展模式、主要结合点的调整与过渡性质，这一点应明确认识到。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其具体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为“八个明确”，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则进一步拓展为“十个明确”。从具体内容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强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发展的协调性、系统性、统筹性，从而比科学发展观更加实质性地实现了现代化模式与发展模式的调整、优化、升级，更加实质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主要结合点的第四次转移，而这也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一新的主要结合点并非是对原先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结合点的否定，而是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以整体发展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是对以往结合点的扬弃。现在中国已经成功走出了现代化新道路，特别是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征程上将会进一步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整体现代化，直至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新时代作为党的历史划分上的第四个时期也必将因此而载入史册。随着21世纪中叶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联就基本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境界，那时，新的历史形势和任务将会催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新的主要结合点，而这当然只能留待以后的历史发展予以展示了。
（作者简介：李海青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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