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范畴的演进关系到我们党对人民的观点、看法、态度等基本问题，准确把握人民范畴的阶段性内涵对于我们党确立新方位、奋进新目标、展现新作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里指称的人民范畴，实际上指的是人民的阶级、阶层范畴，也可以称之为群体范畴。人民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成为一种政治身份的认同，在现实中是大多数人的代名词，而这大多数人则是包含着一种推进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积极的、正向的价值预设”。正是这种价值预设的存在，人民才得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话语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合法性与目标宗旨的彻底性就体现在能够引领人民、代表人民、发展人民的主体性上。中国共产党需要精准定位人民在不同历史方位下发展演进的特点和内涵，以期准确把握人民的群体特征和根本诉求。
一、人民范畴演进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相关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通过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中把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当作人类社会的基础，把社会的经济关系作为派生的错误观点，强调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明确这一基本观点后，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的实践活动不能随心所欲，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要遵照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人本身的存在及其实践活动都具有历史特征。换言之，人自身的发展和实践能力的提升都要依据一定的物质基础，也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的群体范畴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拓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阶级、阶层的分化，人民群体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人民群体范畴的演进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同样人民范畴的科学调整也有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诉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划分社会各阶层，既能保持市场主体的活力，又能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让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地域性差异、群体性差异等因素导致的人民群体范畴的分野，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既人民群体结构变迁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差异，更具体地来说就是我国经济建设所处阶段及其发展演进的动态过程是导致人民群体范畴演进的现实依据。人民范畴的演进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的动态平衡就是导致人民范畴变化的直接原因。何谓动态平衡？经济发展的需求需要我们党合理地调整与预估人民的阶层变动。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新兴阶层。由于人民范畴的演进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对滞后性，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在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谋求对应政治权利的过程中转化为推动经济改革与调整的动力。
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至今的历史范畴来审视两者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群体范畴的划分多以政治需求或政治因素影响较为显著，尤其以国家计划命令为主的制度性安排和代际传承较为明显。而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人民范畴的划分多以经济因素占主导。具体来说有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工、地域流动、户籍制度、收入水平等几个主要因素。这种由“政治全能”到“市场调配”的转向对于人民范畴的演进是至关重要的，直观表现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轨导致了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和社会地位的调整；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又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完善与升级，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人民群体范畴已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兴社会阶层。
革开放以来，以新兴社会阶层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和群体既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也对自身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提出新的诉求。面对这些新的诉求，我们党以全新的理论视野不断深化对人民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阶段性任务。从改革开放初期“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到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不断完善，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尤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最为突出，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乃至生态领域的建设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向我们展现了人民内部不同群体诉求与期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面对这些复杂多样的诉求，我们党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差异性诉求，精准解决不同对象存在的不同问题。
二、人民范畴演进的阶段性历程
（一）政治导向下的人民范畴分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逐渐确立
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来考量当时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具体表现与本质。在检视近代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毛泽东指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由这一性质确定了社会存在的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明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里所描述的阶级和阶层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对“人民”这一范畴早期的明确规定。毛泽东所强调的“朋友”与政治性较强的人民当然还有一定的出入，原因就在“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这种力量的变动导致中国社会整体力量格局的调整与重组。也正是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的革命需要，毛泽东提出要团结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进步势力，形成“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实际上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激化，以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就成为影响国内和平建国进程的重要力量。此时的统一战线更为深刻与丰富，在原有基础上还包含“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形成“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我们党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关系到和平民主建国的重要议程，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逐渐明朗，这些人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经济建设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甚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以此来扩大新生人民政权的社会基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早期恢复国民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设想，中国将经历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这个由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阶段。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一化三改”的核心步骤，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的全盘公有制直接导致从事其他经济形式的群体和个人被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份子。另外，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得到进一步改造。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元素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吸收融合，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的加工提炼，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毛泽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改造，新的“话语”出现推动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把传统知识分子改造为“和工农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给予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者。
经历“三大改造”之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只保留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此时的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突出人民的政治性，想通过消灭经济阶级以减少社会阶层，从而实现向无产阶级的过渡。但是这一构想伴随着经济阶级的消解，导致现实生活中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单位差别、地区差别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内部存在的僵化的政治身份、户口身份、行政身份逐渐形成。
（二）经济驱动下的人民范畴分野：新兴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显著分化，这种分化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市场经济催生出一大批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关群体和阶层，这些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代表的新兴社会阶层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阶层的划分依据和流动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具体来说，以前界定人民内部构成的依据已经由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转向了以经济因素为主。
其一，农业方面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农民选择和发展的机会增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种植业与养殖业，他们还可以从事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以及附加的商品运输、仓储、交易等行业。还有一部分农民选择脱离土地，进入周边的城镇或者是大城市务工，农民群体的就业渠道和赚钱方式均出现多样化、多层次的提升。
其二，城市的改革始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直接导致原来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逐渐转化成职业经理人，企业也获得一定的利益分配自主权，又进一步激发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普通职工可以通过竞争上岗实现城市人群间的阶层流动。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涌现进一步推动城市职业结构的多样化。传统的工人阶层随之发生转变，“农民工”进一步替代传统的产业工人，原有的工人阶层一部分上升为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还有一部分流向了体制外的行业与阶层。伴随着国企改制，下岗工人也成为特定时期的一类特殊群体，这一群体通过再就业的分化也在丰富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体的范畴。
客观全面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处理好不同阶段各阶级、阶层间的关系，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应将包含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的个体户和私营业主在内的共六类人纳入“人民”范畴。他强调，“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我们党明确指出这六类人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成为人民的一份子，极大地丰富了人民主体内涵，而以这六类为主的新兴阶层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党方针、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考量因素。
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出现新形势、新问题，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也达到一个新高度，以“三农”问题为突破口的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战略，进一步打开我国阶层分化的新局面。从人民内部关系调整的角度来说，十六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措施。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转变中，城乡二元体制有了一定的松动迹象，城乡之间的流动也平常且频繁。此时，城镇人口的分化比农民群体更为复杂多样，不仅体现在结构的数量和范围上，更体现在人民群体的层次与质量上。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迅速，政治性、行政性规定对于阶层分化的影响进一步淡化，政治身份、户籍身份、行政身份逐渐打破，人民群体的内部分化受到职业、收入、资产等因素的影响逐渐突出。
（三）价值引领下的人民范畴分野：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顺利实现十九大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集和激发14亿人民的创造伟力。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勉励“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拓者、建设者”，再到表彰“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中号召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用“奋斗”诠释新时代的精神特质，用“奋斗者”定义新时代人民的时代内涵。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进一步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与整合了国家、社会、民族、个人的价值诉求和奋斗目标。新时代，需要我们党和人民勠力同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国家、民族和个人凝聚成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还是体现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美满幸福上。在这个整体中，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相得益彰，执政党的人民性、民族的进步性、人民的积极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不断彰显。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们党不失时机地准确调整社会结构、加强民生建设，进一步激发活跃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领域、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新时代我们党把人民定位为“奋斗者”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价值定位和精神追求。中国人民具备能够砥砺奋进、自强不息、担当作为的奋斗品质，这是我们党在带领人民经历无数磨难，战胜无数挑战中形成的。人民作为“奋斗者”正是这种伟大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和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立足于人民的主体地位，在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引领下，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人民的期待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始终做到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
三、人民范畴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历史逻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拓展人民的身份认同
从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程来看人民范畴的演进，我们发现“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党对人民范畴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同历史时期最为显著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为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形式和交往形式。我们党则以此为基础，科学判断人民范畴的阶段性特征，正确引导人民范畴的合理调整。人民的范畴围绕着国家发展的目标任务，依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经历了从“劳动者”到“爱国者”再到“建设者”，新时代又丰富了“奋斗者”的内涵。随着人民范畴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确保了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迅速实现对全国范围内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化，基本消灭了私有制，转变经济结构，进而消灭依附于私有制的剥削阶级。改革开放前一直保持这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人民的范畴也随之转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农民阶级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成为能够自力更生的劳动者，知识分子转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我们党对时代特点和历史任务的准确把握与科学应对，能更有效地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新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社会各领域的杰出人才，转化成为各自阶层和民主党派的代表，成为我们党领导下的重要政治力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爱国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坚持维护祖国统一、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人民的范畴不断扩充，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地位和群体力量也得到认可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不断完善，加深了对中国原有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改造，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原有的社会二元阶级体系逐渐被打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不再直接规定人们的阶级属性和地位，人民在此时都被赋予了一个新身份，也就是市场经济下的独立个体。这些新兴社会阶层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繁荣富强做出积极贡献。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也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党要突破改革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人民给予我们党敢啃硬骨头、敢涉急流险滩的决心和底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党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奋斗、同人民奋斗。我们每个人都是“奋斗者”，要把自身理想同时代要求结合，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把个人的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业中。
（二）理论逻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们党在坚守人民立场、实现人民需求、引领人民发展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被人民大众认可和接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指导人民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急，解决人民关心的、现实的问题。人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同时也在用自身的实践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关照人民需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通俗的方式分析、解决中国问题，并将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们党来源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至上作为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是人民立场和人民观点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且都紧紧围绕着人民展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要和中国实际与人民需求相结合。一要抵制“教条主义”，掌握理论的知识分子要走进人民，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的传播和创新；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要贴近革命现实问题，确保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气息、更接地气，以新鲜活泼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给人民大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从“抽象教条”中解脱出来，成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从“洋八股”中解救出来，成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大众化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以改革开放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问题为导向，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实现科学发展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制度改革、实践创新，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权益上取得显著成效。让人民群众在参与改革中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逐步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应用。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使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与实践作为“武器的批判”都是不可缺少的，理论通过掌握群众，能够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相结合，在我们党主动担当和人民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坚守人民立场的认同逻辑。
（三）实践逻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激发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
从近代以来开始探索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到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和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不尽相同，但始终避不开“依靠什么人”“为了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必须紧紧依靠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和发展人民群众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践主体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作出了艰苦的探索。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目标确立后，我们党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中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局面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执政的信任与支持，人民群众从旧社会的压迫中得以解放，极大地提升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务，我们党确立了由解决温饱到建成小康再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步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我们党作为领导核心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领导与自身建设。我们党既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创造伟力，也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把人民拥不拥护、高不高兴、赞不赞成、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三步走”战略安排。党的十六大指出，经过全党和各族人民的努力我们顺利实现了“三步走”前两步，并且人民生活达到总体小康的水平。在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和回应人民诉求中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与历史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这一总体目标指引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到2035年的远景发展目标，把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确立为重要的战略安排。这一系列战略安排既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脉相承，又展现出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接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我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时强调，人民是共和国坚实的根基，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党的思想引领与人民的实践探索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与人民幸福伟业相互激荡，开辟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祝佳兴，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占祥，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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