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于20世纪20年代初创建，不仅是时代的迫切需要，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必然结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侧重从报刊、社团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来探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思想源头和组织基础。
一、建党的思想源头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早在民国初年已经出现。1912年3月31日，上海《民权报》曾刊登《中国共产党成立启事》，指出：“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及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此布。”不久，4月28日，沈阳《盛京日报》又报道说：“南京现有无吾者为求均贫富起见，特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江宁公学，不日即开成立大会。”[1] 这些报纸上的信息，似乎表明1912年春夏之际已经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然而，事实上至今并未发现当时有中国共产党存在过的证据，并且当时报纸所提及中国共产党，与真正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丝毫关系。
的确，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在民国初年建立的。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基本条件，还缺乏建党的思想文化土壤和组织基础。而这一状况，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有了根本改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早在19世纪末已经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连载《大同学》，首次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同年5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又首次提及了恩格斯的名字。清末民初，随着大批青年学子赴日留学，马克思学说通过留日学生逐渐传入中国，并受到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的关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国内，则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受震动，开始关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其情形正如李大钊所说：“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2]
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于十月革命的报道和反应还是十分及时的。1917年11月9日，十月革命刚爆发不久，《申报》就刊登了7日伦敦电的短讯。10日，上海《民国日报》在“要闻”栏目，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一系列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同一天，北京《晨钟报》以“俄人弃绝克安司吉政府”为标题、《盛京时报》以“俄临时政府颠覆矣”为标题，也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报道。接着，11月12日，天津《大公报》以“俄京革命时状况”“俄京纷扰之现状”为标题，继续对十月革命进行追踪报道。之后，《太平洋》《劳动》《每周评论》《广东中华新报》，陆续对十月革命及俄国革命局势的发展，进行了介绍。
闻知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中国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之欢欣鼓舞。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还对十月革命充满期望，认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同年年底，他又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满怀激情地说：“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 随着十月革命影响日益扩大，关注和研究俄国成为一种潮流。关于这一点，瞿秋白的描述颇具代表性。他说：“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4]
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深深地吸引着中国人时，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的正当要求，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彻底破灭。由此而引发的五四运动，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族独立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随着五四运动爆发，越来越多青年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提出学习俄国。正如张太雷后来所说：“只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才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青年》杂志有几期专门阐述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和卡尔·马克思的生平。1919年学生运动发生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课题。”[5] 对此，毛泽东后来也曾这样形象地描述道：“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6]
五四运动之后，广大进步知识青年竞相设法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包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1920年12月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提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并表示自己“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7] 当时，很多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充满憧憬。邓颖超后来回忆说：“（那时）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8] 之后，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思潮蓬勃兴起。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等文章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发表的。
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推动下，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等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从此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也有了明确认识。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源头。也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仅将共产主义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而且从中找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方案和指导思想。其情形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9]
二、奠定组织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与传播。其情势正如李大钊所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0] 在此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首先，通过报刊、图书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一种合适的社会文化环境。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谈论、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日趋增加。其趋势正如邓中夏所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竞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莫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11]
为了吸引更多知识青年，当时的许多报刊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问题。据统计，自1917年至1922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少年中国》《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到200余篇。其中，《新青年》提及“社会主义”1913次，提及“俄国革命”共333次。同一时期，《少年中国》提及“社会主义”共594次，《每周评论》提及“社会主义”共56次，《向导》周报提及“社会主义”共343次。[12]
与此同时，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仅新青年社就组织出版了46种57册政治类图书。其中，不少是马克思主义图书，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陈望道译），《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李季译），《阶级争斗》（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科学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都为当时广大知识青年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周恩来回忆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编印的。”[13]
这些报刊、图书的出版，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使得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汇聚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特别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进步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他们中间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对此，毛泽东曾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4]
其次，马克思主义社团纷纷建立，积极开展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培养了领导骨干。五四运动后，新兴文化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5] 其中，著名的社团有：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创建的新民学会；1920年初，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武昌建立的利群书社；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这些马克思主义宣传团体的成立，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近代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其发起人共19位，其中16人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22年，会员发展到152名，其中有超过1/3的会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不少人甚至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骨干，包括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再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的；湖南长沙的新民学会共有会员七十余人，其中有近30位会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央委员的有十余人，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
再次，在各种批评和争论中，一些人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社会思潮之后，难免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也难免会受到各种批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仅进步的知识分子关注和传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且一些文人政客也以谈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他们中间有的人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甚至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大加挞伐。所以，为了正本清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还不得不同其他思想流派进行辩驳、争论。也正是通过“问题与主义”争论、关于社会主义争论、与无政府主义者争论，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也促使一些人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引领者，也是最早完成转变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夏，他旗帜鲜明地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16] 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中提出：“我们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新的政治理想。”[17] 毛泽东于1920年夏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曾对斯诺这样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8] 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服膺，说：“我近对各种社会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9] 张太雷于1920年6月，致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表明了他的选择，指出：“要振兴国家经济，要使中国人民摆脱外国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20] 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伍的誓词》中，他郑重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21]
一大批先进分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提供了重要前提。他们同中国的工人、农民结合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组织基础和力量源泉。
最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渠道日趋多元，为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直是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杨匏安、周恩来等人都是通过留学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精义，并很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宣扬者。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之后，除了日本渠道之外，很多中国人开始通过苏俄渠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同李大钊等人取得联系后，苏俄渠道逐渐取代日本渠道，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同一时期，随着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欧洲也成为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的日趋广泛，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信息交流的日益频繁，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可谓水到渠成、呼之欲出。所有这些都为党的创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加快建党进程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趋发展，以及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严密的共产党组织就提上了日程。
关于为什么要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进行过详细阐述，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信中，他还提议“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同年9月16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建立共产党，指出：“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22]
1920年12月，李达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中，提出“我们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接着，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再次强调：“只有劳动组合能够造成真的劳动阶级的党派，能使劳动者的势力抵抗资本家的势力。”[23] 1921年3月，在《团体的训练与革命的事业》中，李大钊谈到了建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24]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俄国共产党为参照，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性及其组织建设进行讨论，有力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也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以及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作了准备。
最早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在李大钊陪同陈独秀秘密离京赴天津的途中，他们已经开始酝酿建党事宜。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翻译杨明斋等人到达北京，并经过北京大学两名俄籍教员柏烈伟和伊万诺夫的介绍，会见李大钊。在会谈中，维经斯基强调，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对此，李大钊深表赞同。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经过交谈，他们达成共识，认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走俄国人的路”，并尽快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步伐。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影响和启发下，陈独秀开始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6月中上旬，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陈独秀寓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10条纲领。关于党组织名称，根据俞秀松日记证实当时党组织的名称叫作“社会共产党”。7月，陈独秀再次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后，经过多次讨论，并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答复叫“共产党”。
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后，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沙滩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共产党小组”。不久，决定将共产党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
在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周佛海、施存统等在日本，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等在法国，也建立起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总之，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传播开来，不仅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光明，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源头、奠定了组织基础，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进程，影响深远。对此，1949年6月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5] 2018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26] 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27]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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