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群众组织力作为表征中国共产党性质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始终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高度相关的重要概念。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以及国内改革发展全局，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工作显露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同样也凸显出其前所未有的艰巨性。正如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因此，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百年历程，充分发掘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具体方法，也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百年历程
群众组织力建设至少包括三个要素：渴望满足需要的群众，目标明确的政党，科学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手段。其中政党愿景(包括近期目标和终极目标)是政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动力，群众基本需要与政党的阶段性革命任务的耦合程度决定了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张力，是否采取科学有效的宣传方式和组织手段，直接决定了被组织群众所展现出的合力大小。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群众基本需要以及政党革命任务的发展变化，可以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大致划分为阶级斗争自愿阶段、阶级斗争强化阶段、物质利益引导阶段、全方位获得感提升阶段。
(一)生存需要—农民—阶级斗争自愿阶段(1921—1948)
漫长的封建小农经济在面对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所凸显的绝对劣势，使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世界大国变成了“三座大山”重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巨任务，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不可承受之重决定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总之，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渴望与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党必须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与此同时近代人民由于长期战乱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为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提供了契机。具体而言：
改变近代人民群众的分散无组织状态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破解的时代命题。在经历数千年封建统治的近代中国，虽然宣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念，但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却是不可争议的事实。群众的集体观念和国家意识的淡薄，不仅成为当时执政者动员能力低下的重要因素，客观上也给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在此背景下，要改变广大人民群众身上根深蒂固的无组织性状态，对于一个既不具备合法地位又仅有“五十几人”的政党来说，其困难难以想象，但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一武器，通过提高政治意识、传输先进理论等手段，把由于血缘、地缘以及业缘等因素分裂的广大人民群众统一整合为被剥削阶级来集体反抗剥削阶级。中国共产党把阶级斗争作为重要法宝，开启了一条最大限度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革命道路。
随着早期革命道路从城市转向农村，党的群众组织的主要对象也经历了由工人到农民的转变过程。正所谓“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体现在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中，就是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方法、路径随着组织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最初陈独秀等所坚持的城市道路中，学生、工人是党组织和发展的主要对象，罢课、罢工、发动起义是其主要斗争组织方式。但由于工人力量的弱小以及国民党对于城市的有效控制，依靠工人、学生的城市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依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渐进式革命道路，这是一套以农民为主要组织对象，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以募资、扩红、肃反等为基本功能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模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对象也逐渐超越了最初的工农阶级范畴，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提出，表明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从一开始也是以全世界、全人类解放为思考阈限的。
(二)安全需要—工农—阶级斗争强化阶段(1949—19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及组织机制支离破碎，公共秩序混乱，道德水准衰败”的“烂摊子”,稳定和巩固政权成为党的迫切任务。在阶级斗争惯性思维的支配下，中国共产党通过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和开展阶级斗争，不仅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而且掌握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如果说革命时期群众组织力建设是依靠阶级斗争进行，那么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就逐渐由自愿斗争阶段过渡到强化斗争阶段。正所谓“语言是既定的观念和概念之整体”,从1962年出版的《新词语》来看，其收录的26个“革命”词汇和17个“阶级”词汇，集中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阶级斗争特征。
第一，模式运动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重要特征。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外，还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文艺批判运动、宗教界的“三自革新”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运动模式的双刃剑功能也在社会生活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一方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利用群众运动在一个依然相对落后的社会里较快和成功地进行了高层次的社会整合。另一方面，由于指导思想失误和组织不当所造成的政治失控，也造成了国家民主、法制的破坏，最后导致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演变为政治高压下的社会破坏运动。
第二，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进入国家建构阶段，尤其是通过城市单位体制以及统管统包的基层体制，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实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组织化建构。具体而言，城市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把城市中绝大多数人民纳入国家管制之中，形成了华尔德所称的“庇护依赖关系”;在农村，通过土地和互助组、队、社的层级建制，牢牢地把农民束缚于农村集体所有制之中，党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空前高涨。
第三，中国共产党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利用一切机会、争取一切可能力量获得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是这一时期党的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的重要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于中国的敌视态度，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的重点是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获得政治支持和经济技术援助。随着苏联霸权主义兴起和美苏争霸格局的形成，中国主动把自己纳入最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中间，“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形成，中美、中日等外交关系恢复正常，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中国获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承认，党的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在因势利导中不断发展。
(三)发展需要—工农—物质利益引导阶段(1978—2011)
由于长期战争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无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要让人民享有丰富物质精神生活的承诺并未兑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收获是对新时期如何加强群众组织力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不重视改善人民生活，不重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也进入物质利益引导阶段。具体而言：
国内方面，市场规则代替行政命令，按劳分配代替计划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于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群众单位依附关系的解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的巨大活力更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创造了“中国奇迹”,切实解决了十几亿群众的温饱问题；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新型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原先的“两阶一层”逐步分化，网络空间开始成为人们话语表达的“新公共领域”,党的组织资源流失，仅靠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领袖魅力已经很难动员群众加入国家行动中来，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遭遇挑战，难度加大。
国际方面，中国的群众路线摆脱了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精英模式”,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企业、民间团体、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群众路线逐渐形成了“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文化等多元化、纵深化发展格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把中国与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与超过170多个国家建交，参加了100多个国际组织和300多个国际公约，促使以政府为主导的国际群众路线不断发展。
(四)全面发展需要—全体人民—全方位获得感提升阶段(2012年至今)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逐渐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提升的最重要因素。尤其在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冲击下，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物质层面的需求，同时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的社会需求已成为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
国内方面，增强人民群众全方位获得感成为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政策取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全方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获得感、经济获得感、文化获得感、生态获得感、社会获得感。尤其是通过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加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的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共建”成为动员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加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理念，“共享”成为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最终目的。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改革发展措施，努力破除“发展悖论”和“幸福悖论”,极大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社会获得感和幸福感，党群关系逐步改善。
国际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也随着“中国方案”的不断提出迈上新高度。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前“输入型”即以获取政治认可和经济援助为主要目的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模式发生较大转变，尤其是通过启动“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方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打造“输出型”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模式。以更先进的理念、更积极的行动、更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创造条件、创造平台，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和经济优势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党的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百年成就
在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社情、民情、党情的不断变化，不断识变、主动求变，在“变”与“不变”中实现了群众组织体系、群众组织理论、群众宣传手段的不断完善。
(一)党的基层组织与群团组织互补的群众组织体系不断完善
“历史的行为只能由‘集体的人’来完成。”早在领导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深刻指出，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著名学者亨廷顿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就是在于“动员民众加入他们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里，一方面，党的组织系统深刻嵌入党政军民学各个领域，这种“适应性建构”主动介入社会各个群体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但保证了党的政策方针的强力执行，而且维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各阶层、各界别的强大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形成了党领导下数目众多、旨趣多元的群团组织，对于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具有重要的整合价值。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相互配合，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国特色群众组织体系。具体而言：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组织优势，并通过物质性满足、精神性引导，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和行动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生成的重要力量泉源。1929年古田会议提出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开始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为了实现“争取群众”的政治目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组织群众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被发展为著名的“双十训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自律，是党能够在各种不利条件下获得群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迅速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凝结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虽然经历了十年政治失控状态，但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足以证明，经由党的基层组织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所向披靡。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环境的复杂、变革，群众的流动、分化以及党内出现的官僚、腐败之风等等，使党对群众的号召力有所减弱。党的十九大后，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提升到新高度。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全国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数量从1949年的19.5万个，增加到2019年的468.1万个，增长超过24倍，全国共有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3202个，全国8636个城市街道、31062个乡镇、105257个社区(居委会)、533824个行政村都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9%,基本实现应建尽建的目标。
群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扩大党的影响的有效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要以革命思维和解放逻辑组建和发展这些组织。但由于革命环境、群众素质等多种因素制约，全面抗战之前的群团组织发展缓慢。群众组织的真正快速发展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边区社团数量迅速由十数个增长到几百个，类型更加丰富，出现了工会、农会、文化工作者团体、妇女联合会、青年会等各种行业类别、性别分类不同的群团组织，这些组织在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也是党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场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群团组织走上了法制化、正规化、常态化发展道路，但是其社会定位并没有改变，依然是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党的十九大以来，基层工会组织超过280.9万个，覆盖单位超过655.1万个，其他中国社会团体数量超过37.2万个，群团组织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统一战线战略与策略不断发展
统一战线是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解决了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中如何在差异化状态下实现统一行动的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统一战线一直是党始终坚持的重要战略，它不惟阶级、阶层、党派、国别等重大差别，不惟能否始终保持政见的一致性，“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最大程度减少敌人、最大程度获取团结进步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揭示：“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统一战线战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继承和发展。它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性，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路线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定历史时期可以超越阶级甚至国别差异，实现跨党联合、跨阶级联合、跨国联合。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群众组织力建设中探索出的实现民族解放、人类解放重要法宝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分析国内外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坚持求同存异原则，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采取统一行动的重要战略。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意义重大，学者罗振建等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称为统一战线政权。
统一战线是战略与策略的统一体。“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同一历史时期为了解决不同社会矛盾，可以实施多个并行不悖的统战策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工农统一战线的同时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为了取得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积极支持并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但在多个统一战线策略中，具有主次轻重的差别。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和革命建设需要，工农统一战线始终是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党在任何不同时期的独立性以及争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始终是实施统一战线战略的重要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具有重要的策略价值，随着形势发展变化，随时都有瓦解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战线战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进行了重要的国家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创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制度化、组织化结构。2015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审议通过，统一战线法制化建构的道路不断发展。
(三)中国特色的群众动员方式逐渐成型
群众组织力建设不是共产党的独有工作，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所有政党实现政纲的基础。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取得政权的过程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群众组织力建设的胜利、动员的胜利。在长期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总结出一套大众化、生活化的动员经验。主要有：
第一，始终把动员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国民党也曾“视宣传的工作为现在最切要的企图”,但其“在各地的宣传不是极其微小，就是完全没有”,鲁迅笔下阿Q的形象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宣传工作的失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连蒋介石都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宣传工作“五体投地的佩服”。“宣传鼓动工作异常重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成为中国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把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置于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做法，才能够在国民党的重重打压下获得群众理解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传鼓动工作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被保留下来并不断加固。2019年8月《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印发，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第二，始终把培养动员人才放在重要位置。
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时明确提出宣传鼓动人才的要求：“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列宁区分了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并提出了最杰出的群众工作者应该集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优势于一体。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伊始就集中了一大批致力于宣传的优秀人才，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均是宣传的大方之家。宣传人才的充沛和匮乏成为决定国共两党最终命运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政治家、专门家、实干家的统一当作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建设标准。
第三，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宣传原则。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宣传工作必须符合党的大政方针，无论是“四为”方针、“五个有利于”标准，还是以人为本的方针，都提出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虽然不同时期党的群众组织宣传工作具体任务不同，但坚持党性与人民性、实践性的统一，始终是党的群众宣传工作的重要原则。
第四，始终坚持政治性与生活性相统一的动员原则。
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摒弃小农意识，建构“集体意志”的过程。在广大人民群众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的近代社会，中国共产党利用识字班、革命戏剧等生活化的教育方式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把包括成年男性、妇女、儿童等全部人民群众都作为接受群体，极大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同时，劳动群众在这些活动中所接受的思想动员、政治教育是切实渗入革命生活场域中去的，从而使得人民群众尤其是原本隔阂涣散的乡村民众得以共享革命话语，逐渐融入由党塑造的集体组织形成新的共同体，并产生新生政治力量。
第五，始终坚持科学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动员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初，面对农村中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和游民无产阶级等多种成分同时存在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没有选择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动员口号，而是选择动员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鉴于乡村封建思想盛行的现实，党中央提出“不可积极的反对”甚至有时还要“暂时附和”,这种灵活性与策略性的结合，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增加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另外，马克思主义者还清醒地意识到“衡量政治鼓动工作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我们能不能马上获得多数或者使人们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它需要持之以恒的渗透和坚持。正是在科学性与灵活性原则指导下，才使党的群众组织工作摆脱了空洞性和抽象性，提高了动员效率。
三、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可以说，党的命运前途始终与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成效息息相关，总结探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历史，就是要为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
(一)必须始终坚持人民需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的方式经历了从依托领袖权威和政治权力的强制性阶段到群众利益引导性阶段的过渡。传统上由党主导的组织体系正面临着利益多元分化的挑战，以无私奉献精神为主导的革命组织模式逐渐衰落，同时以获得感为核心的利益组织模式逐渐兴起，其中对于不同群众利益需求的关注以及不断调整的政策方针共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成效。
一方面，对群众利益的始终关切是贯穿群众组织力建设的“不变”主线。现代组织管理大师赫伯特·A.西蒙研究证实“组织是一个平衡系统，人之所以参与一个组织，作出贡献，就是因为该组织能给他最大的满足，即组织与成员之间是一种贡献与满足相互取得平衡的关系”。组织目标的实现需要组织成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协同一致、共同努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因为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宏观上的土地政策以及微观上的“落实到柴米油盐等老百姓实际生活问题”的组织宣传相互配合，才促使广大农民阶级不惜冒着“掉脑袋”的巨大风险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主要工作，并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准，逐渐满足了人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为焦点，坚定不移地推动扶贫攻坚、反腐倡廉、医疗卫生改革等，使党的号召力得到很大提升。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的方针政策必须主动应变。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随着市场经济确立，我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比如陆学艺的“十阶层”理论，康新贵的“四个阶层三个子阶层”理论，李强的“四个利益集团”理论，姑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科学，但社会出现了复杂的阶级分化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同样也有差异。据《湖南社会各阶层民生需求的调查与比较研究》(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2013BZZ14)中关于社会各阶层民生需求的调研报告显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最迫切的民生需求是合理职业的发展渠道，而经理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把对良好的市场环境作为最迫切的需求。总之，阶层分化和多元利益诉求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既定现实，也同样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加强群众组织力建设的难度，这就要求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要不断推进全面社会改革，切实把健康中国、绿色中国战略落到实处，实施住房、医疗卫生等重大惠民工程，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作为重要使命。
(二)始终坚持国内群众组织力建设与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的统一
国内群众组织力建设与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相互配合、协同并进，是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国内群众组织力建设与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是开放式思维模式主导的结果。所谓开放式思维模式指的是在尊重组织对象差异化前提下，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对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为实现长期或短期的任务实现最广泛的联合，所以群众组织力建设的对象和边界是不断变化、流动的，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狭隘的阶级局限和民族主义局限，它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目标，以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宗旨，随着时间间距不断生成新认识，通过矛盾变化不断调整新战略，逐渐形成了国内群众组织力建设和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两个体系。但是两个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国内群众组织力建设是基础和核心，它解决的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是重要辅助。“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总之，国内、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是党在长期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积累的重要经验，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深入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重大危机和风险此起彼伏，加强国内外群众组织力建设对于破解风险、抵御危机具有重要价值。新时代加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国内群众组织力建设与国际群众组织力建设协同并进。
(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群众宣传教育的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对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而言，群众教育的价值在于唤起和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以及“冲天的决心和本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群众组织力建设中，构建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话语体系，探索出了“破”“立”特色并存的群众动员方法，给广大群众提供了一套认识和解释事物的科学思维逻辑。所谓“破”,即群众动员教育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文化、旧道德等落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目的是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同剥削阶级和落后思想作斗争。在“破”的宣传工作方面，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策略运用，刘少奇曾经指出“宣传部门应该动员一切宣传工具来为中心工作服务，保障实际工作的完成”。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把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多种形式与党的革命任务相结合，以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一般性与个别性相结合、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理论性与生活性相结合的教育方式，逐步实现了军队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移风易俗。
所谓“立”,即群众动员教育的建构性。相对“破”,“立”更是一项复杂工程。每一时代群众的思想状况、文化状况、经济状况等都是不同的，即使同一时代，人民的思想状况也不尽相同，所以对于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等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动员形式，是加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如何避免机械式讲义式的灌输，化抽象为具象，化理论为实践。第一，要坚持以实践为导向。立足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深入群众实际，了解群众需求和生活现状。第二，坚持方法为上。新时代面对群众工作的复杂度、困难度提升，灵活的策略与方法必不可少，列宁的《怎么办?》等11篇札记、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大量著作都对如何做好群众组织工作提出了诸多策略方法，如 “鼓动员必须善于适应最低的理解水平”“应该从听众熟悉的事物出发”“借助于日常工作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等。这些重要经验总结经过时间洗礼，虽然有些方法手段已经不足适用，但其中所蕴涵的动员真理历久弥新。第三，精神诱导必须与物质鼓励相结合。“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群众组织力建设史充分展示了群众动员教育与党的土地政策相配合的巨大能量，群众动员工作者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日常工作生产场域，与群众进行持之以恒的交流和帮助，以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的导向组织群众力量，新时代要带领人民谋求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工作也必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要求，在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增强党的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源泉。
(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力建设的统一
要促使党的组织力建设成为加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不竭动力。党的组织力建设是以全体党员为对象，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员革命性、先进性锻造为目标的重要工作；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是提升和考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解决人民问题、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建设工作；党的组织力建设是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充分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群众力量的结合才成就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对此，法国汉学家曾评价“没有农民大众的支持，共产党不会取胜。但是，没有共产党，农民们压根就不知革命为何物”。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史启示我们：必须把人民的需要作为党的建设的动力，不断发展自己，“改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建设永远在路上的信念，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方有成效。
要在“新”的矛盾与环境中不断优化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方式、手段和内容。众所周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需求与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相较已发生较大改变，如果依然采取传统的方式方法显然不能达到组织目的或成效式微。从2020年伊始持续展开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践证明，以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构成的严密组织体系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具备“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尤其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作为我国疫情防控的关键举措，集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担当精神以及中国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换言之，14亿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打响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并连续取得武汉抗疫、北京抗疫、山东抗疫等阶段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群众组织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概言之，新时代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 亿人口的大国谋复兴发展之路或推动“中国之治”,必须立足开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国际与国内、虚拟与现实等多重压力与挑战，不断优化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的方式、手段和内容，才能最终动员起全体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结 语
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成效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共同结果，仅靠单一的思想动员和文化启蒙无法有效解决群众组织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过，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党的宣传工作与行动导向相一致，坚持动员理论与动员实践相结合，是搞好群众组织力建设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经验。新时代面对世情、国情、群情、党情复杂交织的现实情境，要推动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不断优化升级，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注重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持续投入，注重党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引领和心理疏导，才能充分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建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把全国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
（作者：王学俭，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兰州大学）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王秀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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