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并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一、党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突出特点及其泛起的背景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史研究领域的突出特点是：否定革命；否定五四运动；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化和歌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其常见的表现就是：有的以“重估历史”为借口，以“史料钩沉”为幌子，妄图歪曲历史、割裂源流，否定党史的主流和本质；有的以庸俗、低俗、媚俗的手段涂抹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的丑化、抹黑党的领袖，对革命先烈、英模人物进行“戏说”“恶搞”；有的割裂历史，妄图搞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期党的领袖、不同理论成果的对立；还有的对早有定论的汉奸、反动派、卖国贼等搞所谓“重新评价”“历史翻案”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泛起具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从国际上看，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以这种唯心史观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谬论，猛烈地攻击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攻击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从国内看，我国现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反映到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但也会出现与其他非公有制相适应的种种思想形态。
二、党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具体原因
在当前的时代大背景下，党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偏离了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产生以上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少数人在党史研究中背离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泛起。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等等。
第二，偏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要求。党史研究要求客观反映党的历史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既要进一步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架，又要反对轻视宏观研究、沉溺细节考证的猎奇倾向。把握历史的真实，关键在于要把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对成败得失的原因作具体的分析，对革命和反革命、成绩和错误、主流和非主流做严格的区分，对集体的失误和责任与个人的错误作具体的区分。在过去相当长时间，我们在总结党的历史时，习惯于按照“路线斗争”模式来进行，被视为“正确路线代表”者，无论何时都一贯正确、绝对正确；被认作“错误路线代表”者，任何功劳都一笔勾销。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定式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党的历史和客观地评价党史人物。
第三，偏离了重在弄清思想、提高认识的要求。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不能笼统地讲历史研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和经验总结毫无疑义是为现实服务的，必须“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在首位。在今天，把弄清历史是非统一思想摆在重要位置，将有利于现实实践作为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是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力量开辟未来的重要途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有利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第四，偏离了从总体把握历史的研究方法。“从总体把握历史”，而非那种所谓的纯学术研究，把在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中也不能作为根本方法的考据学方法视为历史问题研究的“最科学”的方法，因而着眼点不是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而是材料挂帅、就事论事。实际上，考据最多可以鉴别史料的真伪，却难以真正确立史料的历史价值，更无从达到历史的真实。过分迷信考据方法往往给各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借考据材料或泄私愤、或哗众取宠、或以售其奸，通过丑化历史、丑化领袖、丑化党和国家，达到颠覆历史、把握话语权的政治意图者有之，达到图一时之快、行卖弄机巧、获不实之名的沽名钓誉者有之，最好的后果，也不过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虽获得微观的某些知识，却不能上升为对历史全貌的认识。可见，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认识，正确的方法论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五，偏离了必须正确看待领袖功过得失的要求。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与具体的阶级及政党的命运紧密相连，因而是总结历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关涉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前途。只有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就有可能重新步入黑暗。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保证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分根本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门功课不仅必须修，而且必须修好。为此，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应树立正确历史观，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大量关于党史学习的论述，提出了学习研究党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党史学习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科学指导，是我们学习党史的基本遵循。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把握好党的历史主流。从根本来说，党的本质是先进的，党的历史功绩是主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如果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一味只注意“瑕”，不看“瑜”，就无法科学正确地看待党的历史。也就是说，对成绩要做实事求是的评价，对错误要进行科学分析，以便从中汲取教训，推进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党史姓党”，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我们党过去有过分强调斗争性的偏颇，这个教训必须记取，但这绝不等于否定斗争性。当然，这种斗争应当摆事实讲道理，遵守学术规范，采取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历史，就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苛求党史，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具体分析。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反对“细节崇拜”，避免以细枝末节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就是“考察的客观性”，客观真实的情况不能靠举例来说明，也不能靠罗列现象，而必须把握事实的总和。列宁强调：“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其整体上、从其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而这恰恰是党史伪造者所欠缺的。另一方面，实事求是研究历史，要做到“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即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开创未来。党史问题十分复杂，牵涉许多是非恩怨，各方评价存在差异性。因此，对党内同志而言，总结历史要从人民的利益和感情出发，摆脱个人恩怨、不受情绪左右，做到顾全大局，防止被敌对势力利用。这是立场问题。但是，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专家学者看问题很偏激，偏离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他们往往从宣泄个人情绪失足，最后走到与党和人民对立的方面。
第三，坚持以大历史观来反对形而上学的“对立思维”。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而“对立思维”就是采用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方式，不顾或者故意歪曲历史事实，人为地制造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党史人物、不同理论成果之间的对立，切断他们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这种“对立思维”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制造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对立。比如，把革命时期同建设和改革时期对立起来；把改革开放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对立起来。二是制造不同领袖人物之间的对立。三是制造不同理论成果之间的对立。“对立思维”的实质，在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一方面，不是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研究党史，而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意图或感情来取舍历史材料，作出自己所渴望的价值判断和理论观点，有的根本就是主观臆造历史材料，完全不考虑历史科学本身所必须遵循的事实性原则。另一方面，不是辩证地、完整地、历史地看待历史，而是孤立地、静止地、脱离历史具体环境地看待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理论成果，采取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对具体的历史事实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其结果要么是以今毁昔，要么是以昔毁今，不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全貌。持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有少数人就是要通过歪曲、丑化党的历史和形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所造成的危害却是很大的，必须破除。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历史思维，树立大历史观，从较长的时间跨度出发，全面看待党史，注意考察分析党史发展中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方法将其割裂开来。
第四，坚持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依据。党史研究具有党性原则，这是由党的地位、党的组织纪律和原则决定的。党史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的根本需求，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唤。这是党史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的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至今有两个历史决议，二者对许多历史问题做出了精辟论述、准确评价，都是党性原则与实事求是原则的集中体现。特别是我们党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当时党内外最为关心的、对于明确党的路线及其理论基础所需要搞清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如怎样看待、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当前，社会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历史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肆意否定、歪曲、抹黑这段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准确的判断，向社会展示真实的这段历史，并把其与当今中国的发展贯通起来，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为群众解疑释惑。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坚持好两个方面：其一，必须遵循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调和基本结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是基调，不能改变。其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要遵守，但一些具体表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些学者甚至一些党的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研究党史时完全无视历史决议的存在，把党的政治纪律视作儿戏，这是极端错误的。对这些人必须进行严肃教育，必要时要对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第五，坚持科学评价领袖的历史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认为，这绝不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评价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性。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人投入大量金钱，创办或引导各种媒体完全抺黑了斯大林甚至列宁。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任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辱骂、诽谤、泼污、造谣之能事，肆意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更是攻击我们党的光荣历史、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是妄图为把社会主义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对种种错误的思想和做法，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对。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7页。
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页。
4.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5.《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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