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重大概念，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内容和根本制度，以突出其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其内涵、结构、意义和定位等进行研究，厘清了一些基本问题。而现有成果中，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生成逻辑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毕竟，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看，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制度的改革、建设和完善，进而逐步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生成逻辑进行研究，探讨当代中国制度生成的条件与动力，不仅可以深化“制度理论研究”，而且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价值维度
从价值维度看，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之生成，根本原因在于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要求，能够有效规范和保障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持续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产生功效，进而从制度形态上体现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制度规范
领导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使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固定下来，长期、稳定而持久地发挥作用，不因领导人和领导人意图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减少领导和决策失误的发生，有助于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由各类党的领导制度“相辅相成、协调一致，共同构成的一个有序运行”的统一整体和系统集成，对党的领导实践中涉及的党和国家政权机构、党和人民群众、党和社会及党内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着力解决“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推动党的领导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为有效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提供保障，是“党有效领导一切的关键”。一是通过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规范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抵御“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的能力，形成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长效机制。二是通过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对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进行规范，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党的领导，最重要、最根本、摆在首要位置的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思想层面，需要一套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特别是要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以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为保障。三是通过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党领导国家政权机构、武装力量、各方面组织和各项事业的制度，对党政关系进行规范，不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提高党的领导地位，确保党在各类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进而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正是通过这些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使党的领导更加科学、规范而有力，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权有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
2.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制度保证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既是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确立和形成的，也反映着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在制度形态上彰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制度保障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一方面，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主要载体看，党章、宪法、法律、法规（包括党内法规，下同）等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基本思路。最为典型的是，党章和宪法的修改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先后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十九大上被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进党章，还在1999、2004和2018年分别被载入宪法。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还增加了“贯彻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表述。另外，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制定或修订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请示报告条例、巡视工作条例、问责条例、宣传工作条例等，都充分体现了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求。党章、宪法、法律和法规，既以制度形式规范表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内容和要求，正式确立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地位，又为推进党的理论武装提供制度保证，使贯彻党的科学理论有了硬约束。另一方面，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六大构成看，它本身就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本质上就是从制度层面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同时根据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果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并通过制度传导到党的领导实践中。
3.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是所有制度中最关键、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居于首要位置，处于统领地位。并且，党的领导制度还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当中，成为贯穿其中的主线。比如，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本身就是党的领导制度在军队领域的体现，要求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等等。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这一特殊地位，使其能够推动其他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成熟和定型，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优势的主要保障。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认识得比较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以“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也就是说，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标指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摆在第一位的是党的领导优势。并且，其他的12个方面优势，都同党的领导优势发挥有关。无论是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还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离开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一整体制度优势的发挥过程，正是通过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自身在理论、政治、组织、制度和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的优势，传导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制度当中，推动其他制度优势的发挥。
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实践维度
本质上讲，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以“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既把党领导的成功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党领导的科学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党领导实践中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及时上升为党的领导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制度，推动党的领导各项具体制度的系统集成、有效运行，以适应党领导实践发展的需要。
1.党的领导实践经验的升华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直接来源于“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与党的自身建设活动的实践经验”，是对党领导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加以提炼并固化，从而转化为领导制度，成为规范和保障党的领导的硬约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这些具体制度衔接配套、系统整合、协同集成、联动支撑，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和有力的制度保障，进而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从经验产生的时间看，党的领导实践经验包括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既汲取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特别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新鲜经验。从经验的性质看，包括党领导实践中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中国共产党“不是神仙皇帝，在摸索中前进肯定会有失误”。领导失误的教训，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反面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制度”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汲取了正反面经验教训。尤其是1980年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教训，进一步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20世纪90年代初，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片面推行党政分开、弱化党的领导的教训，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重提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强调要将其和党的政治领导统一起来，并在政府机构恢复设立党组，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把建设伟大工程和推进伟大事业统一起来，深入总结和运用党的领导实践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新鲜经验，有力推动了党的领导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
2.克服领导实践中突出问题的规范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在解决党的领导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逐步确立的。其一，从微观层面看，具体制度的建立和出台，直接目的就是要解决党的领导某个领域方面的突出问题。例如，1948年1月7日，针对当时部分中央局和分局同志仅作一些技术性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掌握情况不够而发生损失，为纠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对请示报告的内容、字数、时间等具体要求作出规定。改革开放初期，为克服干部老化、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遵循了问题导向，针对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专门作出规定，特别是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准则的首要内容。其二，从中观层面看，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的每个重要制度都是针对该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主要解决“两个维护”中的温差、落差和偏差问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主要解决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主要是为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等等。其三，从宏观层面看，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主要是解决党的领导制度还不够完善和系统性、协同性不足的问题。当前，有的领域党的领导制度还存在缺失和空白，需要制定新的制度。有的制度是有了，但还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或者滞后于形势任务和实践发展，存在“老化”的问题；或者同其他党规、法律不一致、不衔接，存在“碎片化”的问题；甚至出现相互交叉重复、冲突打架，存在“粗放化”的问题；或者操作性不强，程序性规定偏少，存在“虚化”的问题；等等。
3.党的领导实践检验的完善
制度的优劣，是否有效、管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制度，不可避免会有局限，存在制度短板和不足。建党以来，党领导人民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所处的环境变化很大，使得原有的领导制度规范不能完全适应实践需要，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调整。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与逐步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推进，对党的领导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实践基础上创新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成果，也在转型发展中接受创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检验中渐进改进、内生演化、不断完善。一方面，对经实践检验不合时宜、不能满足党的领导实践需要的制度进行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对党内法规进行集中清理，初步建立每5年进行一次的定期清理机制，废止同党章、宪法、法律不一致，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已被新的规定替代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那些调整对象消失、适用期已过的则宣布失效。同时，还深化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健全党的领导体系。另一方面，根据实践发展需要对已有制度进行修订和集成，在制度建设上从建章立制向体系建构转变，使制度规范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使制度间实现关联互补和整合对接，让制度更具有系统性、协调性和统一性。从过程看，往往从具体制度开始，逐步形成某个领域的重要制度，这些重要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联动支撑，进而建构起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从载体看，制度往往开始表现为具体的规则、规定或办法，然后发展成试行条例，经过实践的调试和完善后，再发展到更加稳定、完备和成熟的条例。这从纪律处分条例出台和完善的过程可以看出。起初，纪律处分规定往往是在违纪行为发生后出台，表现为具体的某项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如20世纪80年代，针对外事活动中铺张浪费现象、领导干部经商办企、兼职等问题，中央专门作出具体的决定、若干规定或暂行规定。党的十三大后，随着从严治党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历时九年，在集成各类违纪规定的基础上，1997年2月27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颁布实施，这是党的历史上首部“全国性的量纪标准”，结束了长期以来缺少系统和具体纪律依据的状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12月，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实施。党的十八大后，根据纪律建设的新要求，纪律处分条例两次修订，强化了对违反政治纪律的处分规定。
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时代维度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借鉴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顺应了世界政治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如果说“党的领导制度”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逐步形成，则是顺应发展潮流、应对风险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回应。
1.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治已经逐步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也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制度、规则来解决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时代发展大势，正确判断时代特征，把“赶上时代”作为“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是推进“政党建设的时代化”，使党的建设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深入推进党的领导制度改革，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更加注重运用党章、宪法、法律、法规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赶上时代发展步伐，确保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引领时代前进。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和规律，持续推进党的领导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把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使党的领导更加符合时代要求。而在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这要求“集中必要的权力”以造就变革，必须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以克服体制机制弊端，打破各种传统因素的不利影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转型过程中，由于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极其严峻复杂，要求必须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关键在于党自身的能力和水平，这要求必须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不断增强各方面的领导本领。
2.应对时代挑战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使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复杂严峻。从国内看，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尽管新时代的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巨大差异，但从时代本质来看，中国“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随着中国逐步强起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有的国家加紧遏制中国，打压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阻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日益激烈，而制度竞争是“最根本的竞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客观上要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保障党的领导，进而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并以这一最大优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增强中国制度的风险化解能力，以制度力量应对时代风险挑战的冲击。并且，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特别是中国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而反观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纷繁复杂的问题和严峻挑战面前，表现得力不从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陷入制度失灵、管理失效的混乱，进一步暴露了其制度弊端。“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时，能够从人民整体利益出发，以强大的政党力量规范、引领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并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应对风险挑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行稳致远。
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从现代化的逻辑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是在外部冲击下被迫卷入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深刻变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并催生了政党政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力量，经过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针对当时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落后状况，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农业、工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然而，这四个方面都属于经济基础，没有涉及上层建筑，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没有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因而明确现代化不能仅限于“四个现代化”。鉴于此，从党的十二大后，党的文件中开始大量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概念，从而把法治、民主、精神文明等都纳入现代化的范畴。这体现了党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深化。进入21世纪，以“制度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国家制度化水平是现代国家成熟程度的标志，反映了当今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根据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再有30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战略思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2017年，党的十九大分别把基本实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2035年和21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一变化的过程，深刻体现了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基本规律。这是因为，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往往先在经济基础层面发生，然后逐步推动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各方面规则的初步形成，进而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各方面制度的完善和定型。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国家建构的轴心与主体”，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中的“总的骨架”。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而相比此前，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更加注重提升党的领导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制度体系的完善、成熟和定型，并以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提升治理能力，使执政党更加注重按制度办事、用制度治国理政，着力提升制度执行力，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进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因此，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
四、结 语
从价值、实践和时代三个维度，探究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生成逻辑，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经验和时代发展潮流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受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当中，价值、实践和时代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动力机制存在差异，发挥的作用亦有区别。
1.价值原则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内在依据
制度深受观念的影响，是由观念作用而形成的价值驱动力推动形成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生成，内在的根本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其内在动力是基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与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等客观现实因素而理性建构形成的，这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源动力。具体来讲，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以高度的制度自觉构建更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更好地坚持、巩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彰显党的领导优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外，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又反作用于价值原则，以制度保障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使党的科学理论能够长期、稳定而持久地发挥指导作用，让执政党主张的价值通过制度规范传导到各级组织、党员干部和全国各族人民，从而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贯彻到党领导的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环节当中，推动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本质上是对党坚守的价值原则的制度安排和根本保障。
2.实践经验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直接动力
制度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通常是“在重大历史变动中形成、又经过长期的‘使用’（不断的调试和改革）而逐渐稳定”。从时间上看，实践经验可分为历史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的实践经验。当中，历史的实践经验，涵盖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集中体现为自秦朝以来形成的大一统传统、德治主张和民本思想，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实践经验，集中表现为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现实经验。从性质来看，实践经验，既包括正面的经验，即成功的经验，集中表现为好的做法，也包括反面的教训。“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直接促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把制度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而党的领导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的实践需要，则是促成制度规范出台并不断完善的直接原因。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领导制度的主体、环境也会发生变动，制度的利弊得失发生结构性变化，这要求通过制度改革克服制度弊端，以制度建设弥补制度缺失，制度修订推动制度完善，以满足党的领导实践需求。这也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我们自己的”，根植中国大地，是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历了确立、改革、建设和完善的动态过程。这当中，既有新制度的建立，也有不合时宜制度的废除和革新，存在制度的流变和完善，还有制度的有效运行，进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3.时代潮流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生成的外部动力
共产党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时代发展趋势，准确判断时代发展主题，勇于推进改革开放，使党的领导大踏步赶上时代并逐步引领时代发展。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时而出”的，深深地印记着时代的烙印。其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法治化的背景下生成。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国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先后提出并推进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其二，应对时代风险挑战，客观上要求必须以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彰显党的领导优势。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制度竞争日益激烈。这要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制度、最大优势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以充分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振兴。其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的产物。现代化，是20世纪以来各国发展的壮丽图景，是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对于落后发展中国家，政治革命之后的制度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推翻旧政权，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各国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中，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把现代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当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求在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中，更加注重制度的系统集成，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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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志刚：《把握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30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欣然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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