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代发展新态势，探索精神重建新模式
2008年6月以来，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为内容的“唱读讲传”活动。“唱读讲传”活动开展以后，在重庆，在全国，乃至在世界上都引起了很大的热议，在报刊上，在网络上，以及在人们的闲谈中都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有人说，这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新探索，是信仰重建的新方式，是文化建设的新载体，是提升精气神的好平台……；也有人说，这是穷政府之力进行的“形象工程”，是逆潮流而动的“怀旧表演”，是“左倾思维的群体化实践”……。可以说，极力褒扬者有之，极尽嘲讽者有之，而冷眼相观者更不在少数。那么，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发轫于中国西南重镇而逐步推展到中华大地的文化实践呢？是个别领导人的兴趣所致，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是偏处一隅的一群人的标新立异，还是时代大潮下必然产生的精神重建之举呢？我们且不必早下结论，而把“唱读讲传”放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趋势、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潮流、中国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思路上来审视之。
一、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实现正确导向的文明重建
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人们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广泛、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全球化变革，发端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波及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颠覆性改造，人类的文明状态进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
文明的融合与冲突、同质化与地方性的纷争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矛盾。一方面，全球性文化交流和融合已经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全球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信息和交通的全球性网络已经把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卷进了一个新的时空序列当中，人们根本无法回避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世界性”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地球上居民的一个基本特征。由此，全球人类生活方式和内容的趋同化成为潮流，统一性的趣味越来越加强，而地方性的色彩逐渐被淡化。另一方面，融合同时也意味着冲突。文化就其产生的根源来说，是与具体的民族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主张文化地方性的理论家们无疑就对全球化抱以怀疑和抵制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运动与文化分离趋势并存的局面，正如阿帕杜莱所说：“当今全球相互作用的核心问题在于文化趋同与文化分离的紧张对峙。”[①]
然而，必须清醒的是，融合也好，冲突也好，趋同也好，分离也好，其间的力量决不是对等的。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趋同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世界的“西方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强势力量下，把它的生活方式也推向了全世界，正如雅克•阿达所说，“全球化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②]尤其是，以全球化为平台，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越来越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自觉行动。它们以媒介霸权为技术基础，通过话语控制疏通文化殖民的关键环节，将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输送到被输入国的广泛渗透并获得认同，以求实现了文化殖民的目的。这种文化渗透着力通过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三个途径来展开，以求俘获被渗透国的知识精英、政治上层和社会大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倡导“全盘西化”理论，试图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来改变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至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就是西方国家通过精英文化途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冲击的一个典型体现。20世纪后期，苏东国家在西方和平演变中发生国家分裂、制度颠覆，则是西方进行主导文化渗透的明证。大众文化的渗透也不可小视，约瑟夫•奈就将美国大众文化的这种吸引力和影响力称为“一种勿需投入过多的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③]
不久前在中国严重泛滥迄今尚未消弭的“普世价值”论问题的争论就是文化渗透的重要体现。2005年，流亡美国的胡平就通过《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其后，一些报刊和网站在国内扩散、传播“普世价值”论，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结果。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又借题发挥，曲解抗震救灾精神、奥运口号等，误导了很多群众、青年学生甚至党员干部，在社会舆论和人们思想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随着知识界的批判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体制神话的重创，“普世价值”的鼓噪有所降温，但远没有结束。
文化渗透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实早已因其名不副实而遭到质疑，因其行动上的背反而自我否定，因其抽象虚假而走向没落。西方价值观及其文明的衰落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上个世纪早期，就有一位西方学者斯宾格勒写出了《西方的没落》，忧心忡忡于正在衰败的西方文明。而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先生，之所以在他1995年的著作中改变1993年论文中的观点，大谈西方文明的忧患问题，也与西方文明本身的衰败不无关联。2010年7月，美国总体奥巴马在国会咨文中，反复强调西方价值观问题，除了其向外推广西方价值观的政治图谋之外，也隐含着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的前景的一种担忧。
意识形态之外，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道德伦理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是不是仍然像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代表着先进文明趋势呢？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经济的过程中，正在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主义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推向极致。他们着力引导人们的“非常”消费心理，使“消费主义”成为所谓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消费主义”的精神奴隶，互相攀比、追求名牌、追求享乐、追求虚荣，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消费，人成了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个“物件”，一个处理产品的产品，这是一种新的“异化”生活方式。这种决不是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生活取向，决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状态。
曾经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西方文明及其生活方式正在走向没落，根本不能作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代表，不能引领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而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明虽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目前尚未充分释放其引领力量。在此情况下，人类文明已经处在一个亟需重建以获得新生的历史转折点。而文明的重建，决不能是单质性的重建，也就是说不可能是西方主导下的重建。与此同时，这种重建也决不能是漫无方向的重建，必须要以代表人类发展前景的文明来引导这种重建，使重建建立在正确导向之上。具体来说，人们必须在坚持最基本的道德伦理的同时，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了解、把握、研究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从中提炼出新的道德范畴、原则和公理，在积极地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正确地引导时代精神。要把重点放在更现实、更敏感和更重要的世界各种文化伦理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学习上，并由此反过来促进国内道德生活的健康发展。在全球化导致普遍交往的过程中，既善于吸取其他文化伦理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又善于抵制其中的消极影响，同时努力实现传统道德积极因素的现代转化，以形成既真正体现时代精神、又指向理想未来的新的民族伦理精神。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以代表人类文明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确保文明重建不走弯路，不走邪路，不走回头路。
正是在这样的文明重建之际，重庆推出了“唱读讲传”活动。唱红歌，唱的是人民解放的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改革开放的歌、劳动人民的歌，歌曲中饱含着劳动人民的主体创造实践，饱含着对先进制度和美好未来的歌颂，饱含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度，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读经典，读的是古今中外几十年、几百年以至几千年大浪淘沙留下的经典诗文，全面传承人类文明的精华，既广泛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又不断弘扬中华文化，实现了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学习，正确反映和引导了时代精神。讲故事，传箴言，不是不加选择地征集故事，也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编段子，相反既以催人奋进的故事引导人，又以修身励志的格言警句励志激发人，让人们远离颓废、远离低迷，灵魂得以净化，心理得以慰藉，这对于物欲的世界无疑是一种深度的净化，对消费主义的人生观是一种有力的反击。这个活动，如果不是高瞻远瞩的自觉化的文明重建实践，至少是对人类文明重建的一种契合。
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当代复兴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两大社会制度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的态势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成，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革命，之后开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而是首先在帝国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点”上爆发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几十年，这种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打开缺口的“外围突破”模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外围诞生。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这样首先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始的。自从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以来，两大制度在斗争中发展的态势就已经形成。尽管从5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一个叫丹尼尔•贝尔的学者提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冷战后又有人此调重弹。意在说明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进攻、围剿、限制、渗透下失败了。但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时至今日，两大制度在比较中发展，在斗争中合作交流的态势依然不变，而且将长时间内不变。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将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的渗透、分化、冲突不可避免。
发生在20世纪后期的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6个减少为5个，共产党组织数量由180多个减少为130多个，管辖的区域由占全球的24％缩小为7％。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处于低谷。在此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欣喜若狂，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已经灭亡”、“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等论调。我们的一些同志和朋友面对此情此景，也忧心忡忡，困惑不解。难道社会主义真的没有生命力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低潮并不是失败，更不是消亡。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却必须加以高度警惕。得了这种“综合症”的人，把“历史终结论”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平移到国内，大加赞赏并奉为圭臬，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政治制度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的历史中才能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以此为标准来拷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一系列所谓的“理论”或“主义”，企图“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造”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置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扭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西方和中国，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坚持自己的制度要求，都是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挫折中复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遇到了挫折，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当前，社会主义已经迎来了新的复兴机会。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以重创，西方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梦幻在实践面前已经被击碎。相形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却中流砥柱，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们看到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强大优势。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中流砥柱，至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坚持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毫无疑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走向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引领者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样的伟大任务和历史责任面前，中国人如何全面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这些优势，如何在国际平台上把这种优势传播出去，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之所以具有极大的优势，这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分不开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中国道路顺利开拓的根本指导。离开了基本路线，就会迷失方向。但是，对于基本路线，必须完整理解。一方面，在“中心”和“基本点”上，决不能只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放弃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在两个基本点上，也不能只搞一个基本点，而放弃了另一个基本点。在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上，更要清醒地牢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制度属性的、有基本方向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放弃原则、放弃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这些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反复强调。邓小平明确断言：“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④]江泽民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⑤]那么，必须把这些认识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社会实践，才能克服和避免对基本路线的不正确认识，才能通过群众的强大实践力量，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充分发挥。
“唱读讲传”活动就是在实际行动中正确理解和真正坚持基本路线的重要体现。薄熙来说过，有一些地方，只是招商引资，不同时反对腐败，不同时抓精神文明，这不是全面坚持基本路线，我们搞“唱读讲传”，不是自己标新立异，而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确是这样。
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旗，是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载体，这项群众喜闻乐见的自我教育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树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着人们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在这项活动中，人民群众自发地唱响了“六个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这“六个好”唱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精气神”，唱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唱出了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坚定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这就是真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正把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到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实践当中。
不仅如此，“唱读讲传”在精神上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自觉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有力推动了重庆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这就是真正的坚持一个中心。因为有了思想认识上的正确方向，人民群众就能够正确地理解和看待改革开放，就能够在改革开放中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袭，反对各种有害于社会主义的作法，就能够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及时充分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这就是真正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人的自由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中国正以其豪迈的姿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也不能把看到，我国的改革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课题，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更趋复杂。
在此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今时代，中国人民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牢牢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所说的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当然而且尤其要包括人的文化精神的发展。这就是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充分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民的文化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丰富的，包括了文化创造权利、文化参与权利、文化享受权利等诸多方面内容。文化权利的实现，内在地需要两个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公民自己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充分发挥自己文化创造、文化参与、文化享受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为人民群众实现其文化权利创造出更加充足的条件。否则，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就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确实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忽视了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有效实现。因为没有搞好文化建设，没有把精神文明抓实抓透，思想政治方面、精神境界方面、理想信念和信仰体系方面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对此，邓小平从来就不回避。1989年3月23日，他说道：“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⑥]半年后，在会见李政道时又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⑦]
邓小平的这些话，在当今时代决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从邓小平反思和提醒以来，尽管文化建设方面越来越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恶化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但是，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些人往往忽略人的社会性存在，忽略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把经济社会发展演变成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离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走向片面的发展观。而且，把市场化这个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取向无限蔓延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物质主义不断膨胀，演变成为一些人信奉的价值观。人们在价值判断上，单纯以财富多少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由此，消费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等获得了发酵的土壤，导致了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给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乃至社会稳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没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也就不能说已经非常到位。因此，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以丰富多彩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先进文化的需要，培育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就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成为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责任。
“唱读讲传”活动，正是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繁荣社会文化，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探索。
“唱读讲传”是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化活动，人民群众不仅得到了丰富多彩、持久不断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而且自己成为文化活动的直接主体。传箴言中，除了诸多经典的格言警句之外，大量的是老百姓自己编写传播的手机段子。仅2009年3月到2010年3月，重庆市的手机用户就转发红段子1亿多条，这些段子很多都是老百姓自己编写、创作和转发的，这些段子或者是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或者是表达对和谐生活的歌颂，或者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说。在这些段子中，人们的文化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思想得到交流传播。讲故事中，有许多老百姓自己编写创作故事，自己组织故事茶座，形成了群众文化创造、文化参与、文化享受三位一体的良好效果，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唱读讲传”活动同时也是提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精气神，巩固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平台。薄熙来多次强调：没有精气神，就难有大出息，甚至会迷失方向，走向腐败、堕落。而“唱读讲传”就有效地激发了人民的精气神，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当成百上千的老百姓一起在市民广场唱起《春天的故事》时，他们将会集体回顾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变，在思想深处达向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当人们从《读点经典》的口袋书上，读到李大钊“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时，人们不由会产生一种积极向上、革故鼎新的精神力量；当读到毛泽东“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警句时，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不怕艰难、向上奋进的革命乐观主义人生态度。
“唱读讲传”活动因其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通过先进的、红色的歌曲、经典、故事、箴言激发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为推动重庆乃至全国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
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观念反映，社会主义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保证和理论维护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的重要理论武器。这种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建设意识、领导意识的有机统一。其中，革命意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建设意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内涵，领导意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舆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统一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当代历史实践昭示人们，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就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则是意识形态，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报告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清醒地看到，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一些人严重误读或故意误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误解“不争论”的口号，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庸俗宽容论”，对错误思潮和反动言论，缺乏鲜明的态度和立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刻意回避、保持中立，坐壁上观而不与之正面交锋。由此，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新实用主义等一些明显具有错误倾向甚至反动倾向的思想盛行无阻，主张这些错误思想的人成为所谓的学术英雄、思想精英、“学术良心”；而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些错误思想的批评反倒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被一些人看作是“对和谐社会的违背”，对当代文化主导方向的背反。由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边缘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似乎成为理论界的“余数”。这种不健康的情况必须引起重视和警惕。宽容与放纵决不是一回事，对明显错误的和反动的搞“宽容”，就是不负责任的放纵。如果对包括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在内的一切思想都包容，那么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思想上健康发展，就必然受到冲击和毁坏。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强调：“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高度关注思想政治领域的杂音和干扰，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⑨]这些话决不能忘记。
一些人甚至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对党的指导理论缺乏全面准确的理解，不能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几个重要理论之间的关系。个别地方的党委文件中，在讲到党的指导思想时，完全不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不提，好像这些理论已经失去指导地位了。这种割裂历史、割裂理论的作法，隐隐透出了理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很值得注意。邓小平在80年代就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⑩]如今，在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下，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就割断了理论的连续性，割断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不仅会造成理论上而且会造成实践上的重大失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恰恰利用了这种不正确的理解，丑化红色历史，丑化革命领袖，在文化上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某位历史教师在讲建国初期历史的时候对学生说，“二十世纪三大暴君：希特勒、毛、斯大林，他仇恨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也应该仇视他”，这些言论在某些网站通行无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还为他提供演讲的机会。2006年上海出版的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讲世界现代史时，几乎不讲列宁和十月革命，讲中国历史时对毛泽东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一笔带过。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容忽视。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而必须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落实到武装头脑、教育群众的过程当中。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正确把握党的基本理论，不忘革命传统，树立时代精神，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并真正实现从抽象到具体、从学理化到通俗化的转变，让人民群众参与其中自我教育、融入其中自我提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
“唱读讲传”有着鲜明的主题，红色的基调，突出了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导向。在经典方面，每月出版发行《读点经典》口袋书，收录的古今中外经典诗文、革命领袖经典语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而且体现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也突出彰显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故事方面，充分挖掘革命历史资源和今人今事，编辑出版《讲故事》专刊，选编和创作的故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哲理和人文内涵，宣传了一大批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人物。在箴言方面，通过评选优秀手机短信，不定期编辑《箴言集》，既有体现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红言”，又有广大市民创作的励志箴言，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具体要求。同时，宣传媒体还开辟专栏专题，刊播红色歌曲、赏析经典作品、刊载优秀故事、播发精彩箴言。
“唱读讲传”活动，尊重历史传统，突出当代创新，正确处理了党的思想理论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在唱红歌方面，不仅高唱人民解放的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而且高唱改革开放的歌，高唱劳动人民的歌。在《国际歌》、《长征》、《东方红》以及由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曲中，人们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波澜壮阔，感受到了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的丰功伟绩，感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在《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今天是个好日子》等歌曲中，人们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党的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感受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魅力。在读经典方面，人们不仅读到了胡锦涛“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经典语录，读到了江泽民“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经典语录，读到了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典语录，而且也读到了毛泽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语录。切实把党的思想理论作为一个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
“唱读讲传”活动形成了理论武装、教育群众的有效途径，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平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形式。“唱读讲传”活动没有抽象的说教和理论的灌输，而是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形式，让人民群众包括理论工作者深深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是空洞无物的理论化的语言，而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人民群众有益的生动社会实践，实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日常化、生活化、习惯化，对于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建设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到他在说什么，关键是要看到他在做什么。判断一项活动，不仅要看它在做什么，关键是要看到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唱读讲传”活动，把文化与思想、宣传与普及、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内练“精气神”，注重于提升软实力，既有鲜明的方向性又具有强大的转化力量，既洋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又体现着老百姓的现实追求，既是红红火火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又是导向明确积极向上的精神重建活动。
任何一项宏大的社会活动，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唱读讲传”也不例外，也存在着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但是，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精神重建的探索，难道我们不应该张开自己的双手去欢迎它、以极大的热情去支持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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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②]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③]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④]《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责任编辑：王佳菲
一、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实现正确导向的文明重建
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人们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广泛、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全球化变革，发端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波及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颠覆性改造，人类的文明状态进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
文明的融合与冲突、同质化与地方性的纷争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矛盾。一方面，全球性文化交流和融合已经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全球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信息和交通的全球性网络已经把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卷进了一个新的时空序列当中，人们根本无法回避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世界性”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地球上居民的一个基本特征。由此，全球人类生活方式和内容的趋同化成为潮流，统一性的趣味越来越加强，而地方性的色彩逐渐被淡化。另一方面，融合同时也意味着冲突。文化就其产生的根源来说，是与具体的民族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主张文化地方性的理论家们无疑就对全球化抱以怀疑和抵制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运动与文化分离趋势并存的局面，正如阿帕杜莱所说：“当今全球相互作用的核心问题在于文化趋同与文化分离的紧张对峙。”[①]
然而，必须清醒的是，融合也好，冲突也好，趋同也好，分离也好，其间的力量决不是对等的。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趋同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世界的“西方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强势力量下，把它的生活方式也推向了全世界，正如雅克•阿达所说，“全球化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②]尤其是，以全球化为平台，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越来越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自觉行动。它们以媒介霸权为技术基础，通过话语控制疏通文化殖民的关键环节，将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输送到被输入国的广泛渗透并获得认同，以求实现了文化殖民的目的。这种文化渗透着力通过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三个途径来展开，以求俘获被渗透国的知识精英、政治上层和社会大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倡导“全盘西化”理论，试图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来改变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至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就是西方国家通过精英文化途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冲击的一个典型体现。20世纪后期，苏东国家在西方和平演变中发生国家分裂、制度颠覆，则是西方进行主导文化渗透的明证。大众文化的渗透也不可小视，约瑟夫•奈就将美国大众文化的这种吸引力和影响力称为“一种勿需投入过多的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③]
不久前在中国严重泛滥迄今尚未消弭的“普世价值”论问题的争论就是文化渗透的重要体现。2005年，流亡美国的胡平就通过《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其后，一些报刊和网站在国内扩散、传播“普世价值”论，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结果。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又借题发挥，曲解抗震救灾精神、奥运口号等，误导了很多群众、青年学生甚至党员干部，在社会舆论和人们思想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随着知识界的批判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体制神话的重创，“普世价值”的鼓噪有所降温，但远没有结束。
文化渗透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实早已因其名不副实而遭到质疑，因其行动上的背反而自我否定，因其抽象虚假而走向没落。西方价值观及其文明的衰落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上个世纪早期，就有一位西方学者斯宾格勒写出了《西方的没落》，忧心忡忡于正在衰败的西方文明。而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先生，之所以在他1995年的著作中改变1993年论文中的观点，大谈西方文明的忧患问题，也与西方文明本身的衰败不无关联。2010年7月，美国总体奥巴马在国会咨文中，反复强调西方价值观问题，除了其向外推广西方价值观的政治图谋之外，也隐含着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的前景的一种担忧。
意识形态之外，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道德伦理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是不是仍然像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代表着先进文明趋势呢？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经济的过程中，正在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主义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推向极致。他们着力引导人们的“非常”消费心理，使“消费主义”成为所谓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消费主义”的精神奴隶，互相攀比、追求名牌、追求享乐、追求虚荣，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消费，人成了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个“物件”，一个处理产品的产品，这是一种新的“异化”生活方式。这种决不是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生活取向，决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状态。
曾经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西方文明及其生活方式正在走向没落，根本不能作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代表，不能引领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而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明虽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目前尚未充分释放其引领力量。在此情况下，人类文明已经处在一个亟需重建以获得新生的历史转折点。而文明的重建，决不能是单质性的重建，也就是说不可能是西方主导下的重建。与此同时，这种重建也决不能是漫无方向的重建，必须要以代表人类发展前景的文明来引导这种重建，使重建建立在正确导向之上。具体来说，人们必须在坚持最基本的道德伦理的同时，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了解、把握、研究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从中提炼出新的道德范畴、原则和公理，在积极地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正确地引导时代精神。要把重点放在更现实、更敏感和更重要的世界各种文化伦理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学习上，并由此反过来促进国内道德生活的健康发展。在全球化导致普遍交往的过程中，既善于吸取其他文化伦理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又善于抵制其中的消极影响，同时努力实现传统道德积极因素的现代转化，以形成既真正体现时代精神、又指向理想未来的新的民族伦理精神。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以代表人类文明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确保文明重建不走弯路，不走邪路，不走回头路。
正是在这样的文明重建之际，重庆推出了“唱读讲传”活动。唱红歌，唱的是人民解放的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改革开放的歌、劳动人民的歌，歌曲中饱含着劳动人民的主体创造实践，饱含着对先进制度和美好未来的歌颂，饱含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度，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读经典，读的是古今中外几十年、几百年以至几千年大浪淘沙留下的经典诗文，全面传承人类文明的精华，既广泛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又不断弘扬中华文化，实现了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学习，正确反映和引导了时代精神。讲故事，传箴言，不是不加选择地征集故事，也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编段子，相反既以催人奋进的故事引导人，又以修身励志的格言警句励志激发人，让人们远离颓废、远离低迷，灵魂得以净化，心理得以慰藉，这对于物欲的世界无疑是一种深度的净化，对消费主义的人生观是一种有力的反击。这个活动，如果不是高瞻远瞩的自觉化的文明重建实践，至少是对人类文明重建的一种契合。
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当代复兴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两大社会制度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的态势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成，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革命，之后开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而是首先在帝国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点”上爆发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几十年，这种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打开缺口的“外围突破”模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外围诞生。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这样首先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始的。自从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以来，两大制度在斗争中发展的态势就已经形成。尽管从5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一个叫丹尼尔•贝尔的学者提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冷战后又有人此调重弹。意在说明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进攻、围剿、限制、渗透下失败了。但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时至今日，两大制度在比较中发展，在斗争中合作交流的态势依然不变，而且将长时间内不变。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将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的渗透、分化、冲突不可避免。
发生在20世纪后期的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6个减少为5个，共产党组织数量由180多个减少为130多个，管辖的区域由占全球的24％缩小为7％。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处于低谷。在此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欣喜若狂，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已经灭亡”、“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等论调。我们的一些同志和朋友面对此情此景，也忧心忡忡，困惑不解。难道社会主义真的没有生命力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低潮并不是失败，更不是消亡。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却必须加以高度警惕。得了这种“综合症”的人，把“历史终结论”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平移到国内，大加赞赏并奉为圭臬，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政治制度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的历史中才能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以此为标准来拷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一系列所谓的“理论”或“主义”，企图“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造”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置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扭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西方和中国，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坚持自己的制度要求，都是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挫折中复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遇到了挫折，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当前，社会主义已经迎来了新的复兴机会。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以重创，西方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梦幻在实践面前已经被击碎。相形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却中流砥柱，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们看到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强大优势。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中流砥柱，至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坚持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毫无疑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走向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引领者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样的伟大任务和历史责任面前，中国人如何全面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这些优势，如何在国际平台上把这种优势传播出去，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之所以具有极大的优势，这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分不开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中国道路顺利开拓的根本指导。离开了基本路线，就会迷失方向。但是，对于基本路线，必须完整理解。一方面，在“中心”和“基本点”上，决不能只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放弃了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在两个基本点上，也不能只搞一个基本点，而放弃了另一个基本点。在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上，更要清醒地牢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制度属性的、有基本方向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放弃原则、放弃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这些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反复强调。邓小平明确断言：“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④]江泽民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⑤]那么，必须把这些认识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社会实践，才能克服和避免对基本路线的不正确认识，才能通过群众的强大实践力量，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充分发挥。
“唱读讲传”活动就是在实际行动中正确理解和真正坚持基本路线的重要体现。薄熙来说过，有一些地方，只是招商引资，不同时反对腐败，不同时抓精神文明，这不是全面坚持基本路线，我们搞“唱读讲传”，不是自己标新立异，而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确是这样。
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旗，是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载体，这项群众喜闻乐见的自我教育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树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着人们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在这项活动中，人民群众自发地唱响了“六个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这“六个好”唱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精气神”，唱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唱出了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坚定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这就是真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正把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到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实践当中。
不仅如此，“唱读讲传”在精神上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自觉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有力推动了重庆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这就是真正的坚持一个中心。因为有了思想认识上的正确方向，人民群众就能够正确地理解和看待改革开放，就能够在改革开放中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袭，反对各种有害于社会主义的作法，就能够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及时充分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这就是真正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人的自由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中国正以其豪迈的姿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也不能把看到，我国的改革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课题，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更趋复杂。
在此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今时代，中国人民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牢牢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所说的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当然而且尤其要包括人的文化精神的发展。这就是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充分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民的文化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丰富的，包括了文化创造权利、文化参与权利、文化享受权利等诸多方面内容。文化权利的实现，内在地需要两个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公民自己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充分发挥自己文化创造、文化参与、文化享受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为人民群众实现其文化权利创造出更加充足的条件。否则，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就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确实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忽视了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有效实现。因为没有搞好文化建设，没有把精神文明抓实抓透，思想政治方面、精神境界方面、理想信念和信仰体系方面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对此，邓小平从来就不回避。1989年3月23日，他说道：“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⑥]半年后，在会见李政道时又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⑦]
邓小平的这些话，在当今时代决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从邓小平反思和提醒以来，尽管文化建设方面越来越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恶化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但是，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些人往往忽略人的社会性存在，忽略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把经济社会发展演变成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离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走向片面的发展观。而且，把市场化这个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取向无限蔓延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物质主义不断膨胀，演变成为一些人信奉的价值观。人们在价值判断上，单纯以财富多少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由此，消费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等获得了发酵的土壤，导致了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给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乃至社会稳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没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也就不能说已经非常到位。因此，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以丰富多彩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先进文化的需要，培育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就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成为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责任。
“唱读讲传”活动，正是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繁荣社会文化，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探索。
“唱读讲传”是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化活动，人民群众不仅得到了丰富多彩、持久不断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而且自己成为文化活动的直接主体。传箴言中，除了诸多经典的格言警句之外，大量的是老百姓自己编写传播的手机段子。仅2009年3月到2010年3月，重庆市的手机用户就转发红段子1亿多条，这些段子很多都是老百姓自己编写、创作和转发的，这些段子或者是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或者是表达对和谐生活的歌颂，或者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说。在这些段子中，人们的文化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思想得到交流传播。讲故事中，有许多老百姓自己编写创作故事，自己组织故事茶座，形成了群众文化创造、文化参与、文化享受三位一体的良好效果，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唱读讲传”活动同时也是提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精气神，巩固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平台。薄熙来多次强调：没有精气神，就难有大出息，甚至会迷失方向，走向腐败、堕落。而“唱读讲传”就有效地激发了人民的精气神，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当成百上千的老百姓一起在市民广场唱起《春天的故事》时，他们将会集体回顾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变，在思想深处达向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当人们从《读点经典》的口袋书上，读到李大钊“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时，人们不由会产生一种积极向上、革故鼎新的精神力量；当读到毛泽东“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警句时，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不怕艰难、向上奋进的革命乐观主义人生态度。
“唱读讲传”活动因其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通过先进的、红色的歌曲、经典、故事、箴言激发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为推动重庆乃至全国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
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观念反映，社会主义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保证和理论维护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的重要理论武器。这种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建设意识、领导意识的有机统一。其中，革命意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建设意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内涵，领导意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舆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统一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当代历史实践昭示人们，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就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则是意识形态，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报告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清醒地看到，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一些人严重误读或故意误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误解“不争论”的口号，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庸俗宽容论”，对错误思潮和反动言论，缺乏鲜明的态度和立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刻意回避、保持中立，坐壁上观而不与之正面交锋。由此，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新实用主义等一些明显具有错误倾向甚至反动倾向的思想盛行无阻，主张这些错误思想的人成为所谓的学术英雄、思想精英、“学术良心”；而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些错误思想的批评反倒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被一些人看作是“对和谐社会的违背”，对当代文化主导方向的背反。由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边缘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似乎成为理论界的“余数”。这种不健康的情况必须引起重视和警惕。宽容与放纵决不是一回事，对明显错误的和反动的搞“宽容”，就是不负责任的放纵。如果对包括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在内的一切思想都包容，那么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思想上健康发展，就必然受到冲击和毁坏。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强调：“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高度关注思想政治领域的杂音和干扰，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⑨]这些话决不能忘记。
一些人甚至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对党的指导理论缺乏全面准确的理解，不能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几个重要理论之间的关系。个别地方的党委文件中，在讲到党的指导思想时，完全不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不提，好像这些理论已经失去指导地位了。这种割裂历史、割裂理论的作法，隐隐透出了理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很值得注意。邓小平在80年代就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⑩]如今，在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下，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就割断了理论的连续性，割断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不仅会造成理论上而且会造成实践上的重大失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恰恰利用了这种不正确的理解，丑化红色历史，丑化革命领袖，在文化上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某位历史教师在讲建国初期历史的时候对学生说，“二十世纪三大暴君：希特勒、毛、斯大林，他仇恨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也应该仇视他”，这些言论在某些网站通行无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还为他提供演讲的机会。2006年上海出版的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讲世界现代史时，几乎不讲列宁和十月革命，讲中国历史时对毛泽东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一笔带过。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容忽视。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而必须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落实到武装头脑、教育群众的过程当中。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正确把握党的基本理论，不忘革命传统，树立时代精神，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并真正实现从抽象到具体、从学理化到通俗化的转变，让人民群众参与其中自我教育、融入其中自我提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
“唱读讲传”有着鲜明的主题，红色的基调，突出了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导向。在经典方面，每月出版发行《读点经典》口袋书，收录的古今中外经典诗文、革命领袖经典语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而且体现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也突出彰显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故事方面，充分挖掘革命历史资源和今人今事，编辑出版《讲故事》专刊，选编和创作的故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哲理和人文内涵，宣传了一大批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人物。在箴言方面，通过评选优秀手机短信，不定期编辑《箴言集》，既有体现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红言”，又有广大市民创作的励志箴言，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具体要求。同时，宣传媒体还开辟专栏专题，刊播红色歌曲、赏析经典作品、刊载优秀故事、播发精彩箴言。
“唱读讲传”活动，尊重历史传统，突出当代创新，正确处理了党的思想理论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在唱红歌方面，不仅高唱人民解放的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而且高唱改革开放的歌，高唱劳动人民的歌。在《国际歌》、《长征》、《东方红》以及由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曲中，人们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波澜壮阔，感受到了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的丰功伟绩，感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在《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今天是个好日子》等歌曲中，人们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党的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感受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魅力。在读经典方面，人们不仅读到了胡锦涛“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经典语录，读到了江泽民“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经典语录，读到了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典语录，而且也读到了毛泽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语录。切实把党的思想理论作为一个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
“唱读讲传”活动形成了理论武装、教育群众的有效途径，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平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形式。“唱读讲传”活动没有抽象的说教和理论的灌输，而是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形式，让人民群众包括理论工作者深深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是空洞无物的理论化的语言，而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人民群众有益的生动社会实践，实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日常化、生活化、习惯化，对于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建设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到他在说什么，关键是要看到他在做什么。判断一项活动，不仅要看它在做什么，关键是要看到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唱读讲传”活动，把文化与思想、宣传与普及、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内练“精气神”，注重于提升软实力，既有鲜明的方向性又具有强大的转化力量，既洋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又体现着老百姓的现实追求，既是红红火火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又是导向明确积极向上的精神重建活动。
任何一项宏大的社会活动，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唱读讲传”也不例外，也存在着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但是，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精神重建的探索，难道我们不应该张开自己的双手去欢迎它、以极大的热情去支持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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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②]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③]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④]《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责任编辑：王佳菲
发布时间：2011-12-20 14: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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