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清松：历史辩证法视域下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的再定位——由《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谈起

  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新一轮壮丽日出，可以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科学》）这篇光辉文献，进一步照亮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的前程。借着它的光芒，现代工人阶级进一步走出了空想社会主义之“想象的现实”而日益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之“现实的想象”。但是，这篇为论战和宣传而写就的论文所采取的“兜底式”叙述方式也产生了未曾预料的传播效应，即有些人仅仅局限于从空想社会主义空想性的对立面角度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从而一方面只是单方面地强调了生产力或物质条件在科学社会主义立论中的基础地位，甚至把科学性直接还原为由生产力发展所规制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对生产力和物质条件作了孤立化、静止化、近视化和显象化的理解，进而在潜意识中将工人阶级的主体创造性关在科学性的大门之外，最终造成对科学性之客体/观向度的“矫枉过正”。因此，本文的基本主张是：如果不能在整体和普遍联系的基础上将科学性置于主客体/观统一的辩证法中加以把握，那么在意识形态上，科学社会主义仍将难以回敬诸如“经济决定论的贫困”之恶语相向，另一方面也依旧无法驱散那些认为中国这种“跨越型社会主义”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流言蜚语。2cf品论天涯网

 一  从“本位”到“本体”：科学性的原初表达及其形而上学化　　2cf品论天涯网

　　（一）从《科学》看科学性的原初表达2cf品论天涯网

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文献中，但或许唯有《科学》才是最集中和系统的一次正面阐述。也正因为这样，导致后人在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时过度依赖了这篇文献，再加上解读方式失当，最终造成对科学性的教条化认知。特别是当一些落后国家进行“非经典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上述问题就更突出地暴露出来。而在实际生活中，相关的杂音已不绝于耳，习近平就曾严肃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不论在学界还是民间，类似的疑问很早就有了。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基于政治立场的回应可谓斩钉截铁，彻底粉碎了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企图通过概念炒作、设置舆论议程以进行政治投机的迷梦。可是对于一般人而言，假如我们不能从理论的彻底性上化解上述疑问，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还会存在，即便在明面上销声匿迹，也仍会在暗地里发酵传播、蛊惑人心。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些疑问？依笔者之见，根源在于那些抱有疑问之人（居心叵测者另当别论）脑海深处先行嵌入了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模板”，当提到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他们便下意识地同这个模板相对照；而又因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理解失当，造成类似的疑问以不同版本反复地冒出来。2cf品论天涯网

要探寻这一“模板”的来源，无疑需要回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个传播史，而其中又以《科学》为要。然而，全面清理这段历史超出了本文的界限和能力，笔者只能就与本文主旨相关之处以点带面地做些讨论，而此工作的关键就是要识别出那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模板”，因为它是浇铸“科学社会主义模板”的“模具”，正如有观点所称，“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内核，关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2cf品论天涯网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从不以理论家自居，对构造思想体系更没什么兴趣，其理论关注点的选择和转移全因斗争需要，这也是《科学》的大致出场方式。尽管如恩格斯在《科学》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陈，《科学》最初并非用于宣传而是“纯学术性著作”，但当他应拉法格之邀向法国工人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时，对抽自《反杜林论》的这三篇文章还是做了通俗化处理，而《反杜林论》则是恩格斯在“杜林主义”肆虐时应李卜克内西多次请求被迫向杜林反击的作品，其使命是“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因此，在这种既事关理论党性的殊死战斗又兼具思想普及之责的情境下，恩格斯的当务之急显然是要简洁地亮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和基本立场，即“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兜底式”的叙述策略，即从经济之归根结底意义上澄清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其条件产生于现实前提的“现实运动”，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言说设置了一条底线。或言之，即便经济基础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必要条件，无论如何也是其必要条件。理论化一点说，就是强调生产力发展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行性和基础性地位，以此将客体/观向度置于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本位”。唯此，才能同建立在唯心史观上的各式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进而清除其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毒害。2cf品论天涯网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本小册子的巨大成功和广泛影响，致使科学社会主义在被后人阐发时其参考文献的口径被大大收窄甚至把《科学》作为唯一依据。但这只是误解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的附带因素和外在表现，实质性和方法上的起因则在于对“科学性”同“空想性”之对立的排他式强调。的确，为了廓清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差别，恩格斯格外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客体/观向度，因为前者对工人的影响确实很深。马克思在1877年致左尔格的信中就气愤地说：“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和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因此，为了最大可能地统一党的认识和行动，当时从空想性的对立面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必要也是合理的。事实上，不仅恩格斯，马克思也这样做过，他在批判巴枯宁著作的阅批中就写道：“‘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大量类似阐述极大鼓励了后续阐发者从空想性的对立面把握科学性的做法，甚至成了一种“规定动作”或解释规范，如“马克思本人从其社会主义主张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对立的意义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直接针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而言的”；等等。2cf品论天涯网

（二）科学性的形而上学化2cf品论天涯网

可是，如果一味从空想性的对立面角度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背离了恩格斯的本意。在那种“硬币式”理解中似乎只要翻过空想性的反面就是科学性的正面，殊不知这种简单对立的做法给科学性的内涵穿上了“紧身衣”甚至将其窒息。从第二国际正统派到苏联教科书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都被不同程度地简化为纯粹的客观性，成为经济必然性或客观规律的逻辑等价物。考茨基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把科学当作达到一个预先设想的目标并且为这一目标辩护的辅助手段，而是只把它用于一个目的，即认识什么是必然的事物”。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且不仅局限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和研究，也广泛渗透到对它的宣传，导致科学性的客体/观向度在广大工人和民众的思想中也被一边倒地强化，进而在其潜意识里形成了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模板”。2cf品论天涯网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本文看来，病灶就出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单向理解上。不论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还是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甚至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大理论家”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都过于强调唯物史观的客体/观向度而压抑了其主体/观内涵。可以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的曲解根本上源于对其理论基础的误识，即把唯物史观的客体/观向度纯化为一种新的本体论。这样一来，“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论证，早已被某种方法论的视角即往往从形而上学的‘是’的视角所限定，这是一种基于客观性调停主观性态度的‘本体论同一’的视角。借用它把一种‘变’的视角化约为‘是’的视角去观察历史发展过程，最终，所谓的历史‘真相’的发现，其实就只是某种‘事后’才能够发现的‘客观必然性’镜像”。2cf品论天涯网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此倾向已有察觉并表达了严重不满，特别是在关于俄国问题、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以及著名的唯物史观八封信中，他们对上述教条均做了批评，直接或间接地重申了唯物史观的主体/观向度。恩格斯甚至还在1890年9月给布洛赫的信中做了“自我检讨”，“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为此，他多次强调经济只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为了切实纠正把唯物史观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做法，他在给施米特的信中还提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cf品论天涯网

然而创始人的这些补充论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于是进一步助长了那种片面化做法，最后呈现的是一幅让恩格斯始料未及的画面：他的关于客体与客观向度的兜底式和本位化强调被弄成一种本体化的僵守，从而对空想社会主义之空想性的拨乱反正被反转为对科学社会主义之客观性的矫枉过正，科学性直接被化约为经济成熟。后来，伯恩斯坦就是从质疑和挑战这一点并强调“非经济因素”和“观念力量”而启动其修正路线的：“正是出于使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尽可能高度的科学性的愿望，才促使人们对‘科学的’这一附加的称号表示反对。”  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柯亨则发现，在同空想性的封闭式对比中科学性的客体维度被实体化了，进而得出两者的区别显得“黑格尔味十足”的结论。以朗格、李凯尔特等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者也是瞄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被净化为客观必然性这一点祭出其伦理社会主义的理论大旗的。而从更广的范围看，来自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阿隆《历史的规律》、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以及几乎所有右翼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诘难，拼命揪住的也都是这条“辫子”。所以，如果不敲碎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科学性模板”，那它就总是以类似经济决定论的形象示人，从而也就始终难以摆脱被攻击的窘境。2cf品论天涯网

 二 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体与主观向度和东方逻辑　　2cf品论天涯网

　　（一）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主体/观向度和东方逻辑的提出2cf品论天涯网

　　如论者所言，上述“误解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视角所碰到的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无产阶级的使命？如何保持马克思生存-实践论视野中那种‘变’的视角？”由此，不得不首先强调的是，唯物史观的逻辑图景绝非像教条主义简笔画勾勒的那样是条波澜不惊的直线或没有跌宕起伏的一马平川。事实上，其原像是立体的、丰富的，通身散发着辩证、灵动和活泼的气息，它自诞生时起就是历史主客体/观双重向度的统一。这从马克思将新世界观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或改造世界的理论就已得到充分说明，只不过早期因急于批判唯心史观，它一度给人以单纯强调客体与客观向度的错觉。然而不容否认，创始人最初锻造唯物史观所需的实践经验的“主产区”确实在西方与西欧，这也就难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路先锋卢卡奇得出结论说“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当然，倘若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有关论述，卢卡奇这种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都很有市场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他也的确道出了令人尴尬的局部真相：创始人虽然没有把唯物史观弄成“资本主义的自我认识”，也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的主观故意，但在其传播中却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如此的客观效应。这一方面是由于客体与客观向度是唯物史观的立身之本，始终毫不动摇地坚守这一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要求，革命导师即便在遭遇俄国问题时也从未放弃它，他们所做的只是如何实现主体与主观和客体与客观的协调；另一方面，如上文已提到的，恩格斯也承认他和马克思因论战需要过分强调了客体与客观向度从而在客观上误导了一些青年人。然则不论怎样，唯物史观客体与客观向度的早期凸显同西欧经验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向度的空间对应物也就是其西方逻辑。因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所以基于唯物史观西方逻辑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原则也就自然建在了经典资本主义尤其是马克思说的“到现在为止的典型地点”即英国经验之上。换言之，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所以唯物史观的客体与客观向度和西方逻辑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客体与客观向度和西方逻辑具有很高的耦合性。2cf品论天涯网

　　当然，如上所述，主客体与主客观向度本是唯物史观固有的，只不过刚开始二者并未被同等地着重强调和突出呈现，而是侧重于客体与客观一方。但是，十九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形态及其空间布展的重大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主战场”的东移，使得东方社会经验受到极大重视。不论是后来发生十月革命的俄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其资本主义性质都是非典型甚至很不典型的。在这种条件下，不仅不能照搬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原则，而且还要提出如何在坚持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客体与客观向度的前提下发挥工人阶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所以，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体与主观向度，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从西欧走进东方、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跨向实践、社会主义从经典形态转为非经典形态的过程中凸显的。简言之，正是以俄国问题为典型代表的空间经验的强烈刺激，才使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体与主观向度突然间从过去的理论后台充分暴露到前台。2cf品论天涯网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俄国问题的讨论一度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扇理论视窗：在资本主义日渐扩张从而也将其矛盾和危机世界化的情况下，殖民地的社会矛盾极可能在帝国主义搅局下错综化和激烈化，那么这些地区的工人阶级就可能率先革命进而引爆西方革命，待西方工人夺取政权后再反哺落后地区即用西方相对发达的物质和技术积累支援落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他们在两人的多处文献中都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如《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结语，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初稿中探讨公社“成为现代社会的直接出发点”或“俄国社会新生因素”之理论可能性时讲的那些话，以及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的相关表述，等等。因此，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审视，那么完全有理由说是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率先再次复兴了唯物史观的主体与主观向度。2cf品论天涯网

　  （二）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主体与主观向度的进一步展开2cf品论天涯网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为唯物史观的主体与主观向度按下了“重启键”，列宁则立足俄国革命实践将其“播放”出来。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原创性贡献中，有两点与此处讨论密切相关：一是他提出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及其相应的革命突破口问题；二是他初步探索了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下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十月革命前，考茨基等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经济条件不成熟，所以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又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斥为“在一月的莫斯科大街上赤身行走”。这两种代表性观点其实都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客体与客观向度与西方逻辑绝对化了，把基于局部社会经验的相对真理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因为只有“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列宁则力图通过实践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客体与主客观统一的思想变成现实，他的设问是“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当然，列宁的设想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革命后要有机会和渠道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葛兰西后来将十月革命称为“反对《资本论》的胜利”，尽管这种漫画式做法会引致人们对《资本论》的误解，但其刺耳呐喊确实释放了一种理论情绪，即对主体与主观向度被长期以科学性之名压抑在单一的客观必然性霸权下的不满。2cf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