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直以来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成为西方社会左翼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柱，其思想效应绵延至今。可以说，当代西方左翼的一些思想创造仍然处于其理论的思想效应之内：奈格里等人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重新理解劳动之于社会历史的意义，这可以看作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再阐释，其在主体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上与卢卡奇如出一辙；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批判那些仅坚持卢卡奇“物化批判”而放弃“政党和革命学说”的左翼思潮为“假左翼”，强调重构无产阶级的普遍性、集体性、主体性，要求重思历史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契亚主张放弃卢卡奇开创的以思辨为特征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却恰恰又回归了卢卡奇政党学说和革命主体的见解。可见，即便发展到当下以激进民主、激进平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新马克思为标榜的西方左翼思潮，其思想理论内在机理或思维逻辑依旧继续延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传统，仍未完全脱离卢卡奇的批判范式，仍然处处流露、映射、隐含着卢卡奇开创的“劳动—阶级—政党”等三维分析框架，并借此展开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总叙事。在此意义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都是卢卡奇的注脚。
一、物化劳动批判的基元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源头始自卢卡奇，卢卡奇的逻辑源头始于物化劳动批判。在马克思主义阵营走向分化、马克思思想发展受困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西方社会无产阶级解放运动陷入僵局的历史背景下，卢卡奇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中寻找突破口，力求向马克思思想本源回归。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物化批判，卢卡奇不仅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深处的哲学机理，而且在返祖到黑格尔的思辨进程中，强化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辩证法根基。在思辨的交叉口处、在现实的迷茫期，卢卡奇既揭批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陷入物化结构的被动命运，也批判指出无产阶级提升阶级意识的历史迫切性与使命责任性。可以说，卢卡奇物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之思想史的起始点。这一起始点表现在卢卡奇立足无产阶级现实困境而将马克思思想向黑格尔回溯的哲学路径中。因而，阿多诺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描述为“关于黑格尔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齐泽克声言《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是“整个西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奠基文本”。
作为黑格尔哲学一大主题的劳动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卢卡奇批判分析劳动范畴的重要参照系。在《伦理体系》中，黑格尔阐述了劳动过程的三个阶段，即需要—劳动—享受。他指出，与把人保持在一种被动的宁静中的认识相反，欲望使人变得不宁静，促使人劳动。由欲望产生的劳动倾向使人获得享受，但这一过程只能通过劳动使主体“否定”、破坏或至少改变所欲求的客体才能完成。由此，劳动在需要和享受之间担当中介作用。卢卡奇揭示出黑格尔劳动辩证运动的两个方面：其一，通过劳动，劳动对象成为人的真正对象。对象在劳动前仅仅作为纯粹意识的理想性对象，尚未被真正纳入主观性之下。正是通过劳动的中介作用，对象性的本质属性在主体的作用下得以逐渐呈现，对象的直接存在形式被消灭，对象转为主体自身发展的合适手段，被打上主体意识的烙印，人和对象实现统一。其二，通过劳动，劳动对象成为劳动产品。劳动作为一种中介活动，并非以一种破坏的形式否弃与消灭对象，而是代之以另外的东西——劳动产品，即劳动是通过对对象的重塑，使得人的需求由主观欲望转变成客观外在力量。所以，劳动并非人的本能，它总是“理性”的产物，抑或“精神的样式”。它表征着人作为自觉主体超越客观世界的力量，这是理性在世界上实现自身的一种方式。而劳动塑造与形成独立于人存在的劳动产品，也是理性的体现。黑格尔还强调劳动中工具的作用，主张主体正是通过工具将劳动与客体相对立，工具是主体与对象间的“存在的、合理的中项”，是劳动过程的一个常数。不过，他仍然用理性去解释工具的产生。黑格尔继而分析了劳动的社会性，为他进一步披露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异化所导致的矛盾敞开道路。他认为，劳动原本以满足个人的直接需求为目的，但当它变得抽象而普遍，个人的劳动就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特殊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一般的抽象需求，它生产出来的是用来交换特殊对象的一般产品，即商品。如此一来，依托商品交换的媒介，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形成，劳动成为社会劳动。同时，在此情形下，由于劳动的社会分工日渐抽象化、专门化和精细化，致使人们之间愈来愈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造就了一种人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使人的劳动不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客观对象，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反而让人越来越疏远于客观对象。劳动中的精神元素和自我意识的丰富性被取消，劳动变成为一种空洞而抽象的活动，人在劳动中的自我实现变成为自我否定。虽然卢卡奇肯定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刻认识，认为他不仅看到了劳动异化在生产过程中导致的矛盾，而且还揭示了这种异化在整个社会关系中造成的对立与窘境，但是卢卡奇是将劳动异化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特殊现象，而黑格尔则是将其视为一种普遍的、本体论的、自我意识精神的特征，因而他没有、也无法从他的劳动及其异化学说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而是相信资产阶级国家有能力保持总体的稳定状态，为资产阶级国家描绘了一幅不加批判和理想化的图景。
在批判性肯定黑格尔劳动及其异化观念的基础上，卢卡奇开启了一条异于黑格尔劳动概念的阐释之路。卢卡奇的物化劳动观点是以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为主要内核而形成的。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以抽象劳动成为现实原则为标识的劳动过程的物化；其二，以时间空间化与物化意识的形成为标识的劳动主体意识的物化。首先，卢卡奇将对商品“物化”的分析主要锁定在生产过程领域，揭示物化劳动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之间存在的互相构成关系。他对现实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进行阐释，认为其无论在客体方面还是主体方面都为商品形式的普遍性所制约。在客体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被归结为同一的商品形式，“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拜物教；在主体方面，人类劳动被抽取掉具体特征而成为形式相同的抽象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通过回溯劳动过程经由手工业、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历程，卢卡奇指认了抽象劳动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表现为劳动合理化因素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劳动产品自身的有机的、由性质所决定的统一性被为计算性所规定的偶然性取代。同时，劳动主体“质的特性”也被逐渐消除。可见，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不仅人的劳动成为褫夺人的能动性的客观性过程，而且劳动主体本身蜕变成物质生产过程的附属物。其次，劳动对象专门性、劳动过程可计算性以及劳动主体被分割加剧，致使商品生产过程的物化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一种物化意识。卢卡奇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越来越高的经济层次上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物化结构日益深入、侵袭人的意识。劳动合理化过程消除对象原本的“物性”而捕获了一种新的对象性，即可计算性。物化意识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停留于这种新的物性，将它视为对象的唯一性质。伴随劳动合理化过程的是劳动主体的态度由积极主动转变为消极被动，“这种态度把时间和空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凝固成一个空间”。这种意识的物化“反过来又强化着对于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成为推动物化现象进一步展开的内在动力”。由此，物化意识既是物化现象的结果，也是物化现象的内在环节，并强化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境况。卢卡奇将物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式来考察，指认这种意识接纳了抽象化与独立于人的能动性的资本形式，促使游离的、旁观者式的主体性的产生。他认为，游离的、旁观者式的主体性对资本主义商品的(再)生产十分重要——事实上，这种劳动主体意识本身已变成为一种商品。不难发现，作为特定意识形式的物化已逐渐衍生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实践结构，即一种主体相对于其他人和客观世界的被动性。也是在此意义上，霍耐特指出，卢卡奇将物化作为特定意识形式的论证过程依赖于社会本体论，并最终解释了物化为什么是一种统治形式。
卢卡奇的物化劳动理论承袭马克思在与社会历史现实的内在关联中把握哲学的历史规定性的思路，对黑格尔有关劳动概念的非历史的认识方法展开攻势，深刻揭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与一种畸形的、自我限制的理性形式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时代境遇下，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源头因被当代西方左翼人士进一步聚焦在“非物质劳动”批判上而得以拓展。在当前人工智能化、网络化时代，新的劳动形式出现，诸如劳动过程的智能化、劳动替代的普遍化、劳动管理的数字化等。哈特、奈格里提出“非物质劳动”，罗萨提出“新异论”，并明确指出，人工智能、加速主义等作为最新型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霸权形式，其霸权的政治经济表现是使劳动成为非物质性的劳动，使人以人身依附的政治身份而存在，使人在新科学技术面前再次被异化，“新异化”由此诞生。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把当代劳动情景描绘为一幅晚期现代的西西弗斯图景：“电子邮件一次又一次默默地塞满邮箱，我们就好像希腊神话里，被惩罚要在冥土不断重复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逼迫着要不断追赶他们在社会世界与科技世界当中所感受到的变迁速度，以免失去任何有潜在联系价值的可能性，并保持竞争机会。”在资本主义竞争逻辑的支配下，由于“成就”被定义为“工作除以时间”，所以加速是保持竞争优势的最为直接的手段。于是我们陷入“事务成长量与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结合在一起”的荒诞境遇，被困于“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的封闭的“加速循环”系统中，似乎求出无期，饱受五种新异化之苦，即“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此异化虽非彼异化，但异曲同工之妙显而易见:卢卡奇结合韦伯的合理化计算形式分析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而形成自身的物化劳动思想，哈特、奈格里以及罗萨等人基于加速主义得出劳动霸权思想而提出非物质劳动的新异化。当物化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相遇同框时，一方面彰显卢卡奇物化劳动理论的思想时代效应；另一方面，再次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推向前台。
一方面要认识到物化劳动理论的局限性：主张将生产力本身作为物化结构，而当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被置放在这个固化的物化结构中无以脱身之时，社会变革则无从可能。这使卢卡奇物化劳动理论陷入自身内在的逻辑困境， 即揭示物化劳动的社会现实与克服物化、进行社会变革无关，这使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任务再一次回落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上。另一方面，还需看到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强调现实社会中的物化领域是社会变革的潜在场所，这为当代西方左翼深度挖掘革命主体的主体潜质、革命潜能提供了始源性的理论支持。
二、提升阶级意识的必要性与“无产阶级”教化的可能性
当代西方左翼面临着一边新的世界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极端扩散，而另一边反抗却“悖谬般消失”的现实窘境。事实上，卢卡奇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这样的问题有了敏锐觉察，这一问题也始终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之中，始终困扰着西方左翼人士。解决西方新左翼这一窘境的基本思路或许可以回到卢卡奇，在其阶级意识“觉解”的议题上再思解放议程，凝聚新的政治承诺。
在卢卡奇之后，启蒙辩证法的再启蒙、否定辩证法的同一性、交往理性的合理性及主体间性、妥协理论的包容性及其生态危机的现代性解救之路、性别问题的文化历史内涵、特别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之拯救、大卫·哈维的城市生活之救赎的空间理论、还有作为新左翼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若威对超越直接利益的工厂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强调，无不是在社会历史之维主张一种合理化的社会教化。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批判的兴起，无不缘起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何以提升的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认为，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意识，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蛊惑，成为“物”的丛林(消费社会)间的“现代新野人”(鲍德里亚语)，在文化工业商品的围攻下“自愿”缴械；遂通过对包括日常生活实践在内的大众文化的政治批判与意识形态分析，来激发受压迫者阶级意识之“觉解”。而当“意识形态终结”论调甚嚣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时，齐泽克敏锐指明当代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面目。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幻觉并不处于“知”的层面，而是处于现实与行为的层面。因为“他们对事物的真实面目一清二楚，但他们做事的时候，又仿佛对事物的真实面目一无所知”。他们自以为洞穿一切幻象，对意识形态命题保持反讽性疏离，却恰是深陷意识形态幻象的表现。关于阶级意识培育，在左翼阵营内部也不乏批判的声音，这在朗西埃的《无产者之夜：19世纪法国工人的梦想》《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歧义：政治与哲学》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在朗西埃看来，左翼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教化”——居高临下的“启蒙”、自外向内的“灌输”不啻一种“钝化”。“所谓钝化，就是让某个智力从属于另一个智力”。这种教化/钝化行为建立于有知者与无知者的划分以及有知者对无知者的权威，这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即可见到。因此，左翼知识分子的包含着“有知/无知”二元结构的启蒙教化行为，与其说是慷慨给予无产者以自我解放的精神力量，毋宁说是对既定的感性分配秩序的再度巩固。关于阶级意识何以提升问题，卢卡奇本人也曾清醒坦言：“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2]12即便如此，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反省仍然抓住了他所处时代问题的关键，从“是否存在”到“能否觉解”正是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而卢卡奇围绕“能否觉解”“何以觉解”所形成的阶级意识理论既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唤醒无产阶级意识提供了新的路向，也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意识的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范式。
针对无产阶级的物化命运，卢卡奇将突围的关键定位于对直接性与现实性的区分，并将这一区分追根溯源至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卢卡奇通过继承黑格尔对直接性与现实性的区分，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重释为体现历史之生成的总体性辩证法，由此勘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将阶级意识的升华与自觉视为物化危机的解决方案，彰显其努力摆脱资本逻辑的现实可能，从而激活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发展。
黑格尔哲学关于直接性与现实性的区分构成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困境：一方面，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为第二国际教条主义所歪曲，过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面，导致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由于历史宿命论导向而消极地“等待革命”，无产阶级的能动性被搁置，夺取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势已经相去甚远。为此，卢卡奇严肃驳斥这种向教条后退的思路，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之批判维度，以期促使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阶级使命的自觉担当。而黑格尔关于直接性与现实性的区分，使超越实证主义的非总体性立场具有方法论作用。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卢卡奇强调从黑格尔传统中揭示“总体”范畴的根源：“《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革命本质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黑格尔指出：“现实事物的表现就是现实事物本身，所以现实事物在表现中同样还是本质的东西，而且只有在具有直接的、外部的实存时，才是本质的东西。”现实性是在总体过程中事物的本质与直接性相统一，是实存中本质性的映现。换言之，把握黑格尔“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终将是现实的”视域中的现实性是理解其“总体”范畴的关键。这样一种现实性无疑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看到现实性与合理性相一致，拒斥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事物本质。卢卡奇指出，从康德《判断力批判》到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直至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成为解决现存事物的现存性与现实性难题的一种尝试。卢卡奇剖析道，尽管黑格尔将目光转向了现实，但他无法解释历史的真正动力，其视域中社会历史现实的根基最终归结为世界精神等超验存在物，将这些超验存在物当作历史之真正主体和推动力量。因而黑格尔在社会历史现实中重建的所谓同一性主客体仍然是一个绝对主体，其在抽象思辨中解决问题的做法无可避免地陷入历史的神话学之中。
卢卡奇在承接黑格尔关于直接性与现实性相区分相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将黑格尔这一思想发展为自己的总体性辩证法，即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泛逻辑神秘主义，更为深入地揭批“直接”与“抽象”的历史制约性。他认为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本质上是方法论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实未被清楚解剖的主要原因在于背弃了总体性方法，仅仅采取了纯粹直观与抽象形式的直接性方法。直接性方法有两大特征：第一，只考察现象与关注个别、孤立的事实。“坚持未被加工、未被把握的事实性，因为真正把握它们的、认识它们的真正意义的、认识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的每一个可能性，都由于在方法论上放弃了对总体的认识，而完全成为不可能的了”。第二，只强调数量关系，关注可计算性原则与问题。“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体真正本质之上物化着的和已物化了的外衣。它只有在主体与对象处于直观的或实践的关系，并对对象的本质不感兴趣时，才能被认为是对象性的客观形式”。它忽视事物的质的区分与质变，取消了从质的方面判断事物的思维。卢卡奇指出，由于总体性被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直接性掩盖，资产阶级“将直接存在的既定的物的形式，看成客观的、真实的、首要的”，而将其结果的产生形式视为主观的、次要的，因此无法达至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因为对象性被资产阶级采取了直接性形式，资产阶级意识将历史性降格为存在的直接性，由此无法把握从属于物化逻辑的拜物教形式，无法找寻到消解物化理论和冲破资本逻辑之现实道路。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秩序，以总体性方法公开实现自己作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历史地位。而对物化关系采取直接对象性认识的拜物教，也唯有置于无产阶级把握历史的辩证总体中方可实现。由此他真正窥视与揭露了物化形式的虚假面纱，开敞了跳脱资本逻辑的现实可能。无产阶级以现实性的阶级意识来观照和落实隐匿于经济过程中的客观社会结构，使自身摆脱物化束缚、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呈现为历史之必然。这样，卢卡奇经由揭示社会历史真实基础，将黑格尔思辨哲学落归于社会现实基础上，使其所规定的总体，并非黑格尔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变化的圆圈，而是现实社会历史的总体，即现实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历史总体方为社会存在本体。这种现实的生产和生活的承担者就是无产阶级，其阶级意识的自觉使自身成为社会历史的担当者、承载者、主人。可以说，卢卡奇在黑格尔思想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生成，为克服被现存事物所物化而成的细致分工、简单劳动、破碎时间等劳动异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如此一来，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赋予同一的主体—客体，即无产阶级以社会历史进程的内涵，通过扬弃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宿命论和决定论倾向实现有效批判，发展出一种总体性的批判理论，完成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使无产阶级回落到与现代资本主义病理诊断的结构性或实质性根源的直接对抗上，即在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中、在社会历史同一主体—客体的一致中认识无产阶级自身，方可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确切地说，卢卡奇是指向一种历史性地扬弃早期资产阶级的分配关系，使之生成为一种更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形态——以一种更具体的总体性取代一种更抽象的总体性。这一总体性背后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物化的事实及这一事实的充分展开。物化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必然。问题在于，卢卡奇清楚认识到，在这一典型的社会商品经济的物化事实面前，急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提升，急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文化的普及以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亟须形成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局面。显然，是无产阶级依托提升阶级意识发声唱戏。如若提升阶级意识所依赖的路径是社会历史总体性，需要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抽象性转向社会历史的现实性，即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的当下性，那么当下的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是现实升华发展提升到真正自觉，还是继续被经济大潮的商品化物化而保持无意识？不管是哪一方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亟须解决的问题被卢卡奇言中，即如何对无产阶级进行教化。教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主体的阶级意识自觉、历史意识自觉。对此，卢卡奇的答案也比较明确，即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大众化。
三、政党组织原则对无产阶级集体自觉的规约
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告别阶级而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与路径已成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政治诉求，“重新定义身份政治”构成新左翼面临的基本问题——“建构一个‘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目标，成为当代激进左派保持自身激进性的基础所在”。新左翼的激进立场及其对历史主体力量之恢复的愿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同卢卡奇政党组织学说的“主体”产生共鸣。
相比于《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另一篇主要考察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问题的文章《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并未引发足够关注。探讨此问题，关涉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意识从抽象向现实的落归。马克思主义实践旨趣强调将无产阶级意识抽离抽象性原则而赋予现实性品格，这凸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卢卡奇写道，“组织问题……是革命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发展……以最密切的方式相互制约着”。在此制约关系中，相似于《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家”范畴，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集体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卢卡奇聚焦于“我们”这一范畴，从思辨的茧房中脱胎，提出政治诉求。
黑格尔探讨了《精神现象学》中的一条“暗线”，即作为现象学家的“我们”(Wir)，此“暗线”贯穿绝对精神运动过程始终。为了厘清此条“暗线”，需要对绝对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展开探究。《精神现象学》显露出来的历史感同费希特哲学紧密牵连，它力求突破康德设定的纯粹形式和质料间的巨大鸿沟，达至后者对前者的完全依从。费希特从主观唯心论路向向客观路向的转变为黑格尔所接承，并体现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绝对知识”的陈述中：上帝是绝对精神，被造物是绝对精神的“否定物”，意识的发展过程即绝对精神从抽象普遍性经由与特殊性相互作用达至具体普遍性的自我展开过程，但在此否定之否定过程中，意识在最终发展为具体展开内容之前仍旧与后者相异，因此作为现象学家的“我们”的中介作用必不可少。怎样理解这种中介地位？以绝对精神为奠基的“我们”，将意识作为“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加以陈述”，陈述即意识自觉的发展过程的形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历史作为绝对精神之表象秘密选定历史的个体来实现自身，而唯有“世界历史个人”能认识并献身历史发展这一目的。可以说，现象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观念性的“世界历史个人”。一方面，现象学家是把握了历史发展目的的“个人”，尽管以一种感性形态而存在，但却是绝对精神的自觉者，有别于仅停留于自然意识中的普通人。与“世界历史个人”不同的是，由于“我们”已经同时自觉到了绝对精神之作为最终目的和原初起点，已经统观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整体过程，因此“我们”站在了历史的终点。尽管“我们”并非绝对精神本身，但可以将这一辩证运动过程陈述出来。因此，如若没有“我们”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基于运动的客观必然性的中介性介入，此一过程也就无法理解。另一方面，现象学家反映和表达着时代精神。时代性不仅指代当下所处的意识阶段，还指代处于当下的“普遍精神所走过的那些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已然沉淀为“我们”实质的、实体的、永恒的存在。黑格尔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统观历史之最终目的，绝对精神的实现即当下时代精神的实现。不过，黑格尔的现象学家虽自觉到了绝对精神，但也许并不具有帝王英雄般“世界历史个人”的人格力量，还不等同于历史中的行动者，而更多是作为占据历史制高点的“旁观者”，但恰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成为世界精神的自觉者。
而卢卡奇所需要的为阶级意识提升而把脉的政党组织的“我们”又是什么呢？为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卢卡奇将黑格尔那里本已包含、但却未显明的逻辑张力凸显出来，其与黑格尔之间的矛盾也一并呈现出来。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既是统观历史的旁观者又是引领时代前进的行动者，因而卢卡奇指认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就是当时革命所需的行动的“现象学家”。他根据现象学家的作用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自觉的过程中在四个方面所发挥的职能。其一，统观革命进程并给予正确的理论支撑。无产阶级中多数人在革命进程中受资产阶级思想约束，应当由旁观者来统观整个革命进程，从而得出指导革命运动的正确理论。卢卡奇认为，“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中介的能力，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对各种不同思潮表现出……更大、更准确、更可靠得多的敏感性”[2]396-397。在革命进程中，历史社会条件约束和无产阶级内部分歧或许会致使思想观念参差不齐甚至互相对立。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顺利开展革命实践，必须选择可以统观整个运动并与客观现实相一致的革命理论。卢卡奇所阐发的政党组织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其二，为革命提供辩护。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觉需要超越传统哲学，因为后者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2]180。相较于资产阶级在这种物化结构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无力与被摧毁的。由此，无产阶级产生了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强烈诉求。这样，无产阶级政党的引导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因为它促使无产阶级清楚自身的异化境况与缘由，担负起历史责任和使命，使自己成为真正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强大证明。其三，引导革命摆脱自发性，走向集体自觉性。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在实现阶级意识自觉的过程中存在朴素性的问题。朴素性表明无产阶级尚处“自然意识”的自发阶段，仅仅处于革命实践的初期阶段。卢卡奇赞成卢森堡的观点，指出主要问题在于一些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充分发挥政治领导职能，也并未完全激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致在变化万端的革命形势和群众斗争之自发性、朴素性面前束手无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为了沿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发展行动，只需要启发意识，只需要一种明确的领导”[2]402。其四，指导革命实践具体展开。卢卡奇指出，革命过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必然性过程。无产阶级在努力达至彼岸“自由王国”的道路上将经历各种阻难、错误和失败，其阶级意识也将遭遇“混乱的升降起伏”。有鉴于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仅需要吸取相关“错误”教训，而且还应指引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甚至“有时不得不采取与群众对立的立场；他必须通过拒绝无产阶级现在的愿望来向他们指明正确的道路”[2]429。政党组织领导革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于提升阶级意识是同等重要的。如果说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有关现象学家的论述并未构成其理论主题，那么，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职能的规定，则将黑格尔并未主体化的问题凸显出来。就像马克思所说，黑格尔的最终旨趣并不是确证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他仅仅解释世界。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卢卡奇却并不止步于此，他更进一步揭示出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实无产阶级意识自觉、突破物化劳动境况、达到集体自觉等问题方面的决定力量。由此，卢卡奇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即通过实践哲学突破黑格尔哲学体系束缚，在实践中使无产阶级政党之地位和职能得以落到实处，努力冲破黑格尔哲学桎梏而释放出历史本身巨大的实践力量，而找到真实的“我们”。
卢卡奇的努力一方面意欲突破黑格尔辩证法却局限于黑格尔辩证法；另一方面，意欲完成革命的实践却止步于阶级意识自觉的办法。卢卡奇因局限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现象学家”的“我们”，而将阶级意识的自觉担当者视为政党组织的“我们”，而不是作为社会历史整体的无产阶级的“我们”，如不是作为自在与自为统一的、自觉自律的无产阶级的“我们”，那“我们”如何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尤其是达到具有阶级意识、历史意识的集体自觉？显然，卢卡奇的政党组织之说无力回答如何使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自身的“我们”这一问题。
卢卡奇没有完成的任务在其后的当代西方左翼中延续，身份政治开始成为西方左翼学者关注的核心话题，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克劳与墨菲的“激进民主”思想为典型代表。他们秉持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视角，认为群体身份的统一性(阶级的同质化)已不复存在，当前时代的“斗争(包括工人斗争)却越来越不再是阶级斗争了”，遂不再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而是代之以各式各样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及性少数群体运动等)中的多元身份主体。而面对去疆域化、网络化的“帝国”，哈特、奈格里将从事非物质劳动、非同质化的“诸众”作为革命的承担主体。在朗西埃那里，阶级斗争被重新解释为围绕“同一种感性能力意味着什么”的斗争，是“那些自视有能力管理社会利益的人与注定只能够繁衍生息的人之间的斗争”，所以“治安”秩序下的政治主体应是不被看见、不被倾听、不被计算的“无分者”。究竟什么样的群体能够承担其历史使命，不论是激进民主的多元主体，还是“诸众”，抑或是不被计算的“无分者”，当代西方左翼都在追寻并挖掘无产阶级集体性的潜能，都指向了谁能够成为“我们”并作为历史主体而认领现实责任，但是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我们是谁”的问题，追问的是无产阶级集体性的理论可能与逻辑根据，而卢卡奇对主体讨论的意义在于提出的“谁之合理性、何种责任”的追问，即不仅追问主体是谁，更对主体的合理性及其如何实现这一合理性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强调无产阶级集体自觉的现实道路，指向现实革命政党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卢卡奇是承继马克思这一理路较为鲜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断蜕化，甚至将革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空中楼阁之中，这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之一。
（作者简介：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探讨》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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