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是随着观察世界的方法论改变不断深化的。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入的影响下，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构式逐渐战胜了以价值悬设为起点的人本主义话语，进一步深化了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此后，马克思开始透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意识到，面对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客观的对象性扬弃。
一、bürgerlicher Gesellschaft的重新在场
1844年末出版的《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 or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这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其主体部分是由马克思完成的。正是在这一文本中，我们看到了bürgerlicher Gesellschaft的重新出场，不过它不再是多重话语实践中的“市民社会”,而是作为在鲜明无产阶级立场上所批判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第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异化。这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的重要理论成果，带有马克思个人显著的学理特点。在此书马克思撰写的部分中，表面上他在剖析“批判的批判”的肤浅观点，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1844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构式的亢奋构境中，借此再次指出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的理论贡献和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蒲鲁东此书的重要意义。从斯密到李嘉图的“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财产(Privateigentum)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国民经济学当作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这就是说，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后，以动产为前提的现代私有财产被当作以反抗封建专制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三等级的“市民社会”的天然基础。“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National?konomie)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kritischen Prüfung),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国民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wirkliche Wissenschaft)”。应该说，这是对蒲鲁东很高的公开评价。在蒲鲁东“财产就是盗窃”的断言里，马克思看到了对整个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合法性的批判性质疑，这被看作在国民经济学中出现的科学可能性。马克思分析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除去劳动时间，他们还将“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息和利润也算入生产费用”,这是十分专业的经济学话语，而由于蒲鲁东彻底否定私有财产的外部客体性，所以地租、利息与利润的独立假象都消失了，只存在劳动时间和预付费用，这样一来，蒲鲁东就坚持了斯密在《国富论》前几页就确定了的现代私有财产的主体性劳动本质。“由于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产品价值规定的尺度，他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恰恰反对了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为决定性因素的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实际上，马克思差一点就触碰到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了，然而他思考的焦点仍然是私有财产的非物象化哲学本质。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这样就以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矛盾的形式“恢复了人的权利”。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这一判断背后复杂的构境意向，即斯密作为“经济学中的路德”的重要地位，不过这一次蒲鲁东也被马克思视作同一构序行程中的同路人。这应该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之后形成的新认识。
另一方面，马克思再次指出，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构式仍然是“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批判(die Kritik der National?konomie vom Standpunkt der National?konomie aus)”。这也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中指出过的问题，即《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中马克思模拟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话语中对其的否定。马克思自然也会想到与自己一起写作的恩格斯，他很委婉地说，虽然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是在经济学构式中批判经济学，但他已经将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视为私有财产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然而蒲鲁东只是“用这些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来反驳经济学家”。依照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已经完成的劳动异化构式，他自然会认为蒲鲁东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不够深刻的，因为他没有真正跳出经济学的物象透视其更深刻的反人性本质，或者说，没有从哲学层面更深刻地揭露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即人类主体被全面异化的本质颠倒。所以，马克思说：“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的异化。”因为，他没有看到，“有产阶级(besitzende Klasse)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menschliche Selbstentfremdung)。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Wirklichkeit einer unmenschlichen Existenz)”。
besitzende Klasse在德文中原指占有者或者所有者阶级，这是马克思此处使用的一个与资产阶级相近的概念，也是他在自己的主要文本中唯一一次使用该词。马克思这里的观点是，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看作同一个“人的自我异化”过程的正反面。不同在于：资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满足、成功，并将它伪饰成生存强大的外部标志；而无产阶级则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无力和非人的毁灭。不难看出，在这里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仍然是马克思分析问题的主导性构式话语，并被认为是超越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甚至蒲鲁东社会主义批判话语的理论制高点。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及这种人的自我异化的基础是劳动异化，但他也试图用“人的自我异化”这一表述来凸显私有财产的主体性。客观地说，这阻碍了劳动异化构式本身的直接出场。一种可能是，因为马克思自己知道劳动异化构式的思辨话语并不适合通俗地宣传一种批判性的观点；另一种可能是，在此时与恩格斯的合作中，恩格斯从资产阶级现实批判带来的客观逻辑给马克思造成压力。马克思慢慢地意识到，恩格斯在经济学语境中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路是正确的。这也将是马克思后来从形而上的哲学构式回到历史现实、回到经济学语境的必然选择。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扬弃人的自我异化中，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自身的目标和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allgemeinen Konkurrenz)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selbst entfremdeten)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这是一个试图将哲学批判构式嵌入经济学话语的复杂表述：一是以工业生产为基础，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时间性的定位；二是这种社会结构以追逐个人利益为动力，结果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竞争，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表征中的关系赋型；三是在社会整体上，出现了与表面上有个性精神相反的自然界盲目运动的无序熵增状态，这恰恰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是非人的自我异化，这是用哲学异化构式透视资产阶级经济结构的一种批判。可以看到，在这里马克思再次使用了来自黑格尔的旧概念——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但用有历史时间限定性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构境对它进行了重构。在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9次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两次使用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现代资产阶级社会),28次使用来自法文的Bourgeois(资产阶级)。现在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代表是资产阶级(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wird positiv repr?sentiert durch die Bourgeoisie)”,而不是抽象的市民(“第三等级”),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质性辨识。
第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走向自我灭亡的客观运动。这是马克思在思想中不自觉地生成的一种不同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全新逻辑。如果说在《1844年手稿》中它还处于一种散乱的偶发式的逻辑凸状中，那在这里则表现出从客观现实出发的观点与人本主义异化构式一争高下的新生长期。这是马克思思想中两种逻辑矛盾的一次公开展现。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必定是巨大的，因为恩格斯从一开始就置身于无产阶级劳动和生活的现实中，他直接带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底层的阶级斗争现实经验，会让在象牙塔中操持哲学话语的青年马克思耳目一新，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占上风已成定局。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national?konomischen Bewegung)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Natur der Sache)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显然是不同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着眼于经济现实的历史辩证法客观逻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能仅仅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理论批判和伦理反抗。“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于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开始的走向现实变革的口号，经过经济学的田野工作后，在这里直接走向了“消灭”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客观生活条件。应该说，这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苦苦得来的扬弃劳动异化的真正落地。所以，马克思专门指出：“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Lohnarbeit)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劳动者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践的、对象性的方式(praktische, gegenst?ndliche Weise)来消灭它们”。这当然是一个链接《1844年手稿》劳动异化构式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定性，在这里，人的自我异化被进一步揭示为“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并且，在经济物象化图景中看起来独立存在的私有财产、资本、货币，甚至雇佣劳动本身，都不过是劳动者异化的产物。在马克思的心中，这里的雇佣劳动是异化劳动在现实经济现象中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因为劳动者的自我异化是在客观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件，所以扬弃异化只能通过“实践的、对象性的方式来消灭它们”。这一重要的见解将通过不久后的《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直达《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4次使用雇佣劳动(Lohnarbeit)的概念，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曾引述舒耳茨的《生产运动》,其中已有这一概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20次使用entfremdung(异化),但他没有使用entfremdete Arbeit(异化劳动),也没有再使用ent?usserte(外化)。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与马克思前面那种分析政治经济学中理论与现实的对立和人的自我异化的逻辑演绎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在客观经济运动的现实发展中私有制消亡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只能通过客观地变革社会的生活条件。这种重要的思想不是任何旧唯物主义哲学所能包容的，它恰恰是马克思思想中正在生长起来、逐渐变得鲜活而明晰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思路。然而，它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原先试图“跳出”的经济学。如果说在《1844年手稿》中与人本主义批判逻辑比肩并行的仅仅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客观分析思路，那么，在《神圣家族》中直接显现出着眼于现实社会物质变革的新唯物主义逻辑，虽然它还没有彻底从人本主义哲学的异化构式中分离出来。
二、“工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定位
1845年1月25日，马克思被巴黎当局驱逐。2月1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是在这一天，马克思签订了一个出版合同。在这一合同中，马克思将向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卡尔·威廉·列斯凯交付一部两卷本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书稿，并且每卷都在20印张以上。所以，马克思在到达布鲁塞尔之后再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了他1845—1849年的第二次系统的经济学研究。通过这次经济学理论的深入探索，同时伴随着马克思整个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即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认识逐渐深化。
1845年2月，马克思先写下了一批经济学摘录笔记，共两册。为了文本解读的便利，我们把这一文本群统称为《布鲁塞尔笔记》A,也可称为前期摘录笔记。5—7月，马克思写下了第二批摘录笔记，共四册。我们把它们统称为《布鲁塞尔笔记》B,也可称为后期摘录笔记。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开始不久，1845年3月，马克思写下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一文的未完成手稿。我们发现，上述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原先在马克思思想中居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构式开始走向解构。
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指出，李斯特的问题在于不研究“现实的历史”,不了解“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wirklichen Bewegung)联系在一起的”。显然，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态度与《1844年手稿》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是千方百计地跳出经济学，用哲学的价值批判面对非人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实；而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经济学是与“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一门科学”。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就是“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可能是马克思使用的第一个打双引号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表达了一种怀疑和批判的赋型意向。在马克思看来，这个被资产阶级伪饰成“市民社会”的现代私有制社会，是一个“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显然是对社会一般现象的描述。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6次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8次使用Bürgertums, 并且以deutsche Bourgeois(31次)和deutsche Bürger(11次)来指认德国资产者。这是马克思再次明确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从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义为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对这个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verschiedne Entwicklungsphasen)可以在经济学(?konomie)中准确地加以探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新认识，因为马克思已经开始自觉地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时间来观察和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了。他还直接指明这种观点是基于经济学话语。这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历史认识论的起点，因为，在此前马克思的文本中，从来没有在场的真实的历史性时间进入马克思自觉的理论构序。当然，这种历史时间性曾多次无意识地出现在马克思对不同社会赋型的经济关系和异质性生产的比较研究中。这表明，马克思已经从跳出经济学的哲学话语逐渐回到经济学的语境之中，这是一个理论构式的根本转换。
我们发现，在此，马克思第一次真正开始进入经济学专业话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不同于物质财富(“自然财富”)的交换价值，这种不可见的交换价值完全不以“物质财富”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它既不以物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也不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这是一个在经济学话语中极为深刻的说法。因为这个交换价值形式不是财富的自然物质属性，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量化对象物，而是一种不可见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它却颠倒地表现为有数量的物(货币)。不难发现，在此，经济学中的交换价值概念透视了《论犹太人问题》和《穆勒笔记》中的物质财富——货币，这恰恰是马克思进入经济学话语实践的标志。马克思在《穆勒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先后使用过交换价值的概念，但都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语境中出现的被动使用，而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用交换价值来标识货币(资本)的本质。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形成的观点来表达，它们“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Dasein des Menschen für den andern Menschen),是他同他人的人的联系(menschliche Beziehung zum andern Menschen),是人对人的社会行为(gesellschaftliche Verhalten)”的结果。在这里，“定在”(Dasein)概念开始内嵌着特定社会经济关系赋型中的历史性为他存在。其中当然有斯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隐性色彩，人在利己的私欲关系中成为彼此的工具，市场的交换关系本身成为支配人的外部力量。古典经济学中那种非直观的社会关系存在论逐渐在马克思的思想构境中占了上风。马克思明确指出：“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这一表述中交换价值的构序节点正好是《1844年手稿》中劳动外化的对象性存在所处的位置，这意味着一种逻辑构式上的质性改变。(有趣的是，在多年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是对象化劳动和劳动交换关系异化的观点，再次以历史现象学的科学方式呈现出来。)虽然上述这些观点还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观点，但是，在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上，比《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向前进了一步。
第一，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再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劳动”。可以看到，马克思同样是在说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人类主体(劳动者)被外部对象(资本)所奴役(人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他也在要求废除现代私有财产，可是他没有运用不久前在《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这一逻辑构式。从客观的角度看，马克思已经确认，以交换价值形式出现的私有财产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产物。从主体的角度看，他只是称“私有财产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在表征劳动者受资本奴役的这种状态时，马克思小心翼翼地使用了打了双引号的“劳动”(Arbeit)。在这个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文本中，马克思只使用了一次entfremden,这说明马克思正在弱化人本主义异化构式的作用。
此时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还是十分清楚的。他仍然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劳动”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借助于工资可以进一步确定，劳动者是资本的奴隶(Arbeiter der Sklave des Kapitals),是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毋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的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劳动’(Arbeit)。”
马克思后来才发现，工人不是商品，劳动也不是商品，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或者是马克思此处所说的“片面发展的能力”的使用权价格。如果是在《1844年手稿》甚至《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可能会说：“这是异化劳动”,或者是工人劳动的外化所导致的对象性自我异化，可他没有这样说。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文本原稿上十分特殊地将“劳动”一词作了表示着重意思的斜体。“‘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Die, ,Arbeit“ist die lebendige Grundlage des Privateigentums)”,私有财产无非是“对象化的劳动(vergegenst?ndlichte Arbeit)”,按其本质来说，这种“‘劳动’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unfreie, unmenschliche, ungesellschaftliche)、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这段话显然还是在援引原来的人本主义逻辑构架，既然现实中的劳动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那么就必然有自由的、人的和社会的、应该存在而实际上没有存在的本真性劳动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但是，马克思硬是将“异化”“类本质”这样的哲学语言外壳剥掉了。这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文本语境，出现了一种方法论构式上的逆转，马克思越来越从跳出经济学的哲学话语不自觉地返回经济学语境。从话语实践层面看，这是他方法论和认识论变革的真正前夜。马克思指出，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如果是在《1844年手稿》或者《神圣家族》中，这里的表述会是“扬弃异化劳动”或“扬弃人的自我异化”,而此时马克思意识到，那种在逻辑构式中观念性地扬弃异化实际上仍然是在“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如果从客观现实出发，那么这种观念扬弃就必须转换为“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实践)来废除奴役性的“劳动”。显而易见，马克思正在无意识地接近一种新的总体历史观，即原来在《1844年手稿》双重逻辑结构中处于无意识萌芽状态的那种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通过不久后的《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它将直达《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新世界观的萌芽。
第二，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本质及其超越。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还没有自觉地抽象出一定生产力发展之上的特定的生产关系，所以他认为，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在以往的社会基础上充分发展了的工业”的实践。这是一句带有新构序质点的表述，因为，“以往的社会基础上充分发展了的工业”中已经内嵌着历史性的时间。可以看到，历史性的时间已经成为马克思思想活动中时常浮现的密集逻辑凸状，它是之后历史唯物主义话语构境凸显的前期理论构序积累。在这里，现实的“工业”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代名词。如果说“工业=资产阶级社会”,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工业生产构序只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但是，这个“工业”本身已经是历史性时间质性的在场。可以看到，马克思时常直接说：“工业的统治(Industrieherrschaft)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个工业是“布匹、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大量的工厂奴隶、机器的唯物主义、工厂主先生满满的钱袋”。这是一个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事实性泛指：“布匹、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是工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机器、生产对象和产品；“大量的工厂奴隶”和“工厂主先生满满的钱袋”是资产阶级社会奴役制度的直接写照；“机器的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工业生产中作为资本家帮凶的客观技术力量的拒斥。这当然只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但关键在于“工厂奴隶”和“满满的钱袋”中所隐喻的不可见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关系。正是在这里，相对于在《1844年手稿》中将劳动异化视作现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马克思试图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更深地探寻对象化的“劳动”产生的客观原因，这就是有特定含义的历史性的工业。这也意味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劳动”的原因，来自物质生产构序本身历史发展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这其实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是此时马克思不准确地将其表述为与资产阶级社会同质的“工业”。他告诉我们：“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t),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Industrie),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Menschengeschichte)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geschichtlich)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Existenz),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vernichtet)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Grundlage für eine menschliche Existenz)。”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将工人的劳动看作占有自然和自我对象化的地方，现在则被历史性时间线索中的“工业”所代替，这是从劳动者主体向客观的社会整体实践的转换，也是将要出现的全新现代社会场境的存在基础。从认知对象上看，原先在自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物性对象，开始转换为工业生产创造出来的“人的生活条件”,意识的本质正在被历史性地改写为“工业所处的环境”。在这里，马克思专门让我们关注这种工业当前的历史处境，或者当下工业的资产阶级社会方式，肯定了这种“工业”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意义”。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认了无产阶级“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的解放方向。此时，马克思已经在让一种新的从现实工业出发的理论思路在自己的理论运演中占上风。他指出：“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Sklave)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materiell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Bedingungen)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
《1844年手稿》中那种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异化的哲学分析，越来越被走向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现实分析所代替，马克思开始思考消除工业的“买卖利益”(经济关系)性质。为了寻求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根据，马克思要求打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带来的“工业的羁绊”,这一次他十分准确地将其界定为“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工业的买卖利益性质并不是工业本身的属性，而是它目前“借以活动”的条件和金钱的锁链，后来马克思将其揭示为特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本质不仅仅是“买卖”关系，而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这一表述十分重要。马克思此时已经非常清楚，他所要消除的并不是工业(客观必然性的“是”),而是工业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可工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走向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虽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还在借用“人”的口号，但在这里走向革命途径的实际逻辑运转已经不再是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构式中的逻辑推论(“应该”),而是客观发展着的工业(“是”)。马克思分析道：“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Sklaven),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阶级(Bourgeois)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实际的社会连结(wirklichen gesellschaftlichen Band)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
“工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它所创造出来的看不见的客观力量成为资产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身上无形的锁链，在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一定会炸毁资产阶级的“社会桎梏”,实现没有经过金钱中介的人与人直接关联的“实际的社会连结”,这是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强音。
三、方法论变革的思想实验中出现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马克思哲学方法论革命的真正起点，是1845年春他在《1844-1847年记事笔记本》中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n über Feuerbach,以下简称《提纲》)。其中马克思再次使用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但其中的思想赋型却发生了一些改变。从这一时期马克思在笔记本文本记下思想心得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组相关的思想实验，它们由1845年1月写下的《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 (Hegel'sche Construction der Ph?nomenologie,以下简称《建构》)的心得，2月写下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Staats oder die franz?sische Revolution,以下简称《草稿》),以及接近4月写下的《笔记本中的札记》和《提纲》组成。对于这四个实验性文本，我在《回到马克思》第1卷中已经做过较为详细的解读，这里我们集中关注马克思在《草稿》和《提纲》中谈到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在《建构》的心得中，马克思还沉浸在《1844年手稿》最后部分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思想实验进行拓展的构境中。这也说明，马克思从《巴黎笔记》结束时开始的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实验，在《1844年手稿》中完成隐秘的理论构序和逻辑塑形之后，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845年1月。不过，在新的思考中，他不再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作为劳动异化构式的前提，而是进一步意识到，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现象学结构中有可能包含一种重要的新认知图式。其一，与人相关的“事物的差别(Unterschiede d Sachen)”,特别是出现在我们认知图景中的“差别”与主体的活动有关，这种差别甚至是更“本质”的差别。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中的观点是接近的，在那里，马克思已经在说：“对象是为了人的存在(der Gegenstand als Sein für den Menschen),是人的对象性存在(gegenst?ndliches Sein des Menschen)”。在《建构》中，支撑背景显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那个意识设定物性的关系性“消逝的对象”。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批判现象学中汲取的第一层级非物象化的双重透视：一是将物象化中的对象透视为主体活动的结果，二是将对象透视为人的关系性存在。具体地说，就是人通过劳动活动塑造对象，并使之构序为人的差异性需要的关系性存在中的新事物，这一观点可以直接关联于不久后的《提纲》第一条。这也意味着，物象化图景中事物的本质必须从主体出发才能理解，说到底，是物质实践构序活动改变了的关系性存在。这正是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场境存在论的起点，也是关系意识论的前提。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对象性物性实存-交换价值)的主体本质的更深构序基础的探寻。其二，“扬弃异化(Entfremdung)等于扬弃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这是费尔巴哈特别予以发挥的一个方面。虽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高扬了扬弃物性异化的旗帜，但这种扬弃只是观念的自我复归，而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将黑格尔的观念唯心主义异化与扬弃观拉回到现实大地上，所以，马克思要扬弃劳动异化，不能只是《1844年手稿》中那样的从非人性到复归人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逻辑推论，而是“扬弃对象性”,即要在现实生活中改变资产阶级社会中所生成的经济事物的差别。所以，马克思联想到：“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现实的对象性的(wirklichen gegenst?ndlichen)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真正的活动(sinnlichen Action, Praxis, u. realen Th?tigkeit)。”这正是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确认的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并且“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在《建构》中，“劳动本身”的物质活动被进一步深化为“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真正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面对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客观的对象性扬弃，所以，他在紧随其后的《草稿》中直接使用了“争取扬弃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der Kampf um die Aufhebung des Staats u.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这里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既不是黑格尔用国家与法试图超越的市民社会，也不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谓颠倒后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市民社会，而是一同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扬弃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国家。马克思已经知道，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要通过革命的实践。这种革命的要求促进了马克思思想方法论的根本改变，这就是《提纲》所带来的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
过去我们解释马克思的《提纲》,大多聚焦于其中显现的哲学方法论上的“新世界观的萌芽”,往往会忽略马克思正是在《提纲》中两处突出标识了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一处是在《提纲》的第九条：“直观的(anschauende)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praktische Th?tigkeit)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直观(die Anschauung der einzelnen Individuen u.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另一处是在《提纲》的第十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资产阶级’社会(,,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menschliche Gesellschaft)或社会的人类(gesellschaftliche Menschheit)。”
请注意，在马克思写在《1843—1847年笔记》的原文中，在“直观的”和“资产阶级”下面没有下划线，“资产阶级”也没有双引号，这是恩格斯后来重读复构马克思思想的构境后刻意改动的。这正是恩格斯精准把握马克思原意的一种特定复构，其构境是极其复杂的。在过去的中译文中，这两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都被译作“市民社会”,将其定位为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概念，可这种理解是一种误解。因为马克思这个时候整个世界观的革命并非仅仅是在旧的黑格尔式的市民社会哲学话语实践之中，他的根本立场和目的已经是“改变(ver?ndern)世界” (《提纲》第十一条),这个“改变”的实质就是上述《草稿》中的“扬弃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对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从上述《建构》的思想实验开始，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表扬了“费尔巴哈特别予以发挥的一个方面”,是“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这是肯定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异化和扬弃复归于现实的唯物主义。然而，在《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批评的正是费尔巴哈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gegenst?ndliche Th?tigkeit)”,“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nicht subjektiv)”。初看起来这似乎与马克思在《建构》中对费尔巴哈的肯定是矛盾的，其实不然。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起点，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可见物质对象或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物化结晶的感性现实，有如他在《1844年手稿》中面对的现代私有财产中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对象，或者现存的利润、地租和工资关系，与李嘉图等人的社会唯物主义对象化客体视角不同，“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Erst wird das Privateigenthum nur in seiner objektiven Seite)”。而在《提纲》中，马克思直接提出，要从主体出发去看这些物质对象和感性现实背后的关系本质，那就是劳动构序活动外化的对象性关系，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subjektive Wesen),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für sich seiende Th?tigkeit)、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这是黑格尔非物象化批判构境中那个“消逝的对象”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落地。在《建构》中，马克思认为“事物的差别”源自“主体活动”,肯定费尔巴哈“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是对的，但马克思已经发现，在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构境中，这种扬弃对象性本身的“本体论”出发点是非历史直观中的感性对象，而不是人的真正的感性活动。这是马克思“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真正的活动”的具体针对性。显然，《提纲》中关键性的第一条是内在地跟随《建构》中的思想实验的，特别是第一层级非物象化透视的第一方面：对象消逝在主体构序活动之中。这是我们今天理解《提纲》第一条中这个格外重要的“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新路径。当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将这种“从主体方面”出发的劳动外化的对象性和异化之扬弃，变成了抽象观念的自我运动，所以同样“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马克思虽然肯定黑格尔对从主体出发的努力，因为这也是他自己在《1844年手稿》中跳出经济学的哲学异化批判的构序方向，但是他已经从方法论上深刻意识到这种从主体出发不能只是观念本质的深刻批判，而必须将这种从主体出发与客观现实的改变结合起来。这也意味着，跳出经济学语境的哲学话语必须回归客观现实生活。于是，马克思又不得不重点批评费尔巴哈不能理解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感性能动活动，因为他“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其实，在早先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议会辩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讨论和文本中，马克思自己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感性现实活动曾经被理解成追逐金钱和物质利益的“下流的唯心主义”,即他后来明确批判的经济拜物教。只是在《1844年手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面批判中，他才逐步意识到以工业实践构序为核心的现代物质生产的革命性历史作用。这样，从《评李斯特》到《提纲》,马克思获得了自己全部新世界观的崭新逻辑起点——改变外部世界的物质性主体实践构序和塑形活动，相对于他所面对的资产阶级社会，这种实践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彻底扬弃“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草稿》)奴役关系的革命性的“实践批判”。在这个新世界观的萌芽中，当改造外部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成为马克思观察世界的起点时，它同时也奠定了全新的历史认识论的基础。当先在的自然存在进入人的社会历史进程，自然图景总是通过一定的先验社会历史实践构式向我们呈现。这是对康德命题的重要改写，所以真理的标准不再是主观认识与外部对象的符合或先天观念综合赋型，而是先验的社会历史实践构式的历史性“环境”(《提纲》第二条和第三条)。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的社会先验前提，正是在这里确定的。
从这一点再去看马克思《提纲》中的其他思考点，我们就会获得如下一些新的看法。
第一，马克思在《提纲》第四条中认为，费尔巴哈正确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并唯物主义地“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weltliche Grundlage)”,然而，费尔巴哈作为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并不能意识到，他在19世纪唯物主义地回归的世俗世界，并不是发生“人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的中世纪，而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推崇的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马克思想告诉费尔巴哈的是，他回归的这个现代私有制社会本身，如同中世纪的宗教异化一样，“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个独立王国已经不是抽象云霄中耶和华的神殿，而是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无法透视的经济物象云霄中的商品-市场王国。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生的自我分裂和矛盾，绝不能用抽象的理论批判来说明，包括马克思自己在《1844年手稿》中跳出现实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逻辑，而“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praktisch revolutionirt werden)”,或者使之“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theoretisch u. praktisch vernichtet werden)”。这也意味着，扬弃资产阶级社会的正确途径只能从现实实践构序出发，只有从这一社会本身的客观矛盾的分析入手，才有可能找到无产阶级现实解放的道路。
第二，在《提纲》第六、七、八条中马克思讨论了同一个主题，即费尔巴哈无法透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的本质”。这也是那个渐渐远去的人本主义异化构式中本真的“类本质”的直接逻辑没影点。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是站在资产阶级启蒙的立场上讨论人的，虽然他正确地将宗教的异化本质唯物主义地反转为人的“类本质”,但他眼中的“人”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原子化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menschliches Individuum)”,或者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Abstractum)”,因为在黑暗的中世纪专制下根本不存在独立的个人主体。这说明，费尔巴哈对人的直观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经济物象化的意识形态之上的。马克思认为，在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那里，这种将个人无声地、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类本质只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赋型结果，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In seiner Wirklichkeit ist es da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ltnisse)”。过去，这个关于“人的本质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被简单地当作一种普适性定义，我现在意识到，马克思在此处批判费尔巴哈的特定构境中，这里的社会关系并不包括直接可见的原始部族生存中的血亲关系和封建宗法关系，而更多的是指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不可直观的复杂经济和政治关系赋型场境。这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背后，主要是指斯密-黑格尔的中介性市场交换关系，即斯密的非直接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的盲目个人私利运动和黑格尔非直观的“理性的狡计”支配下的“市民社会”中原子化个人相互利用的他性关系赋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这里的“关系总和”的构境意向，与恩格斯后来透视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的“个人合力说”的特别说明是一致的。很明显，与第一条中那个非对象性的当下发生和消失的历史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一样，人的本质是“关系总和”,这意味着，黑格尔非物象化第一层级中的第二方面，对象物消失在主体活动的关系存在之中，这说明，社会关系场境论正在成为马克思观察社会生活和人的现实生存的主要逻辑赋型。这将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根本立足点，即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构序活动到社会关系(方式)赋型的场境存在，这当然也是全新的关系意识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前提。
第三，回过头来看我们已经引述的《提纲》第九条、第十条的内容。第九条中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哲学话语构境中停留在物象化第一层级中的一般旧唯物主义，也暗指所有停留于物象化第二层级中所谓可见的商品、货币等物性财产“感性对象”的拜物教观念，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中的直观认识论。马克思想强调的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赋型中，基于对抽象的、“撇开了历史进程”的“对单个人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直观”,人们将在商品-市场经济关系中遭遇的“感性”对象理解为现成的“事实”(黑格尔的“物相”)。这种直观的经济物象化式的唯物主义，是无法理解揭露私有财产主体本质和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的。这当然链接于《精神现象学》的证伪构式。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2节“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中，正确地反对了资产阶级直观认识论中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认知构式。
实际上，如果马克思《提纲》中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被译成“市民社会”,那将是奇怪的。它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还是斯密-黑格尔作为特定市场交换体系的市民社会?它更不会是马克思之后作为经济的社会赋型“基础”的市民社会。此处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只有译作“资产阶级社会”,才可以与马克思此处证伪的原子化的独立个人和经济拜物教的物象直观联系起来。
同理，第十条中与作为新唯物主义社会基础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当然也只能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经济物象化式的唯物主义。当然，马克思在写给自己看的《提纲》中并没有强调这一特殊思想构境，而与他同心的恩格斯多年之后则在anschauende(直观)和bürgerlichen下面加上了表示着重强调的下划线，并且，给那个来自斯密-黑格尔的历史性的多义词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bürgerlichen加上了有特殊构序意义的双引号，由此凸显马克思这一心得中的原初构境。这一独具匠心的微观重构说明，恩格斯是真正入境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构境的。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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