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一封信中称自己的理论为“批判的哲学”，旨在“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这种对时代问题的彻底性把握、总体性理解和斗争性介入，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精神内核，而且为马克思之后的批判理论家们提供了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标识——一种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如果说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构成马克思批判理论之本质性规定的则是内在批判的方法。正是内在批判的方法，将马克思与其他同样对资本主义抱持批判态度的人们在根本原则上区分开来，并使其超越了纯粹的功能批判或规范批判，从而使得对资本逻辑之悖论的揭示和超越真正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一、超越功能批判与规范批判
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对其批判便如影随形。在马克思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就已经在不同维度展开，但都由于无法深入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所在并准确开出切实的疗愈之方，结果诸种以批判为名的哲学由于无法抓住事物的根本，既没能掌握群众，更没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比如黑格尔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分工的种种负面效应，但他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终究败给了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而深陷观念论这一思辨哲学的泥潭。费尔巴哈以其对基督教本质的批判“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但他对人类之爱的过度崇拜以及对人类本质的抽象理解不仅消解了他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而且使得他提出的作为矫正方案的道德原则沦为康德式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因而他也无法找到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突围之路。赫斯对货币本质及其异化根源的透视揭开了蒙在人类社会现代生产方式上的阴影，但由于他没有把货币与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即没有把货币看成是商品价值在市场交换中必然出现的物化形式和手段，致使其批判仅仅停留在外在的伦理价值批判层面之上。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聚焦于商品交换和分配领域，认为只要取消货币并进行重新分配，就能解决社会不公，这种基于抽象法权基础的批判策略由于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因而充其量只能改善工人生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这些思辨批判、道德批判、价值批判、法权批判等都没有从根本上切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展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经过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这表现为，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存在着多重“复调式”的批判话语。对此，德国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在谈到批判理论较早版本的传统时明确写道：“由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无法克服的（经典）悖论的功能批判，以及对于根本的分配不公正的道德批判,和对异化生活与虚假意识的伦理批判,三者会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最初在马克思的工作当中就已经可以看得到。”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包含着功能批判、道德批判、伦理批判三种基本形式，其中后两者又统称“规范批判”。
具体而言，其一，所谓功能批判，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必然会造成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致使社会再生产无法正常运转，社会系统诸功能无法持续发挥，直至最终瘫痪、崩溃、瓦解。马克思关于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是功能批判的典范。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的比率将不断下降，“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规律，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以及发生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性。“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由此可见，一般利润率下降必然引发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实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
其二，所谓规范批判，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某种预先设定的理想的价值、原则和规范相悖，由此揭示出这种社会制度的弊端、缺陷和灾难性后果。依据规范的导向不同，规范批判又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德批判，一种是伦理批判。道德批判是正义导向的批判，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依赖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依赖于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他们以一种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占有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骗取了他们的应得之物，因此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剥削和资本增殖的秘密所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公正的分配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之所以是不公正的，是因为资本家“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他从自己的基金中投入流通的价值，而是他人的对象化劳动，他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了这种对象化劳动，并且现在又用它来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同样，这种新的劳动借以实现自己并创造剩余价值的材料等等，不经过交换，通过单纯的占有便落入资本家的手中”。
与道德批判聚焦不公正的分配关系不同，伦理批判的关注点在于美好生活，是美好生活导向的批判，或者反过来说，伦理批判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阻碍了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如何塑造了人们的非理性的病态的异化的生活方式，如何导致了工人的生活贫困、身体疲劳和精神空虚。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人的全面异化，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阻碍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类本质”的实现，工人处于一种物化的、非人化的奴役之中。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颠倒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人本来是物的创造者，现在却被物的权力所支配，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物化生存状态：人的客体化和物的主体化。
应该承认，上述三种批判话语的同存共置并非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独创之处，这一点在罗萨、拉埃尔·耶吉等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新秀们的批判理论规划中同样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虑到不同的批判进路各有其优劣短长，将它们予以整合和超越，成为马克思对批判理论的最大贡献。不可否认，功能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和独异性病症，但并没有对其隐性蕴含的规范标准予以明示，道德批判和伦理批判倒是明确设定了自己的规范标准——不论是公平正义还是美好生活，但如果只是从这种伦理道德的价值悬设出发，充其量只能提出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局部改良，推翻现存秩序的结构性转型则无从谈起。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功能批判和规范批判的呢？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是通过什么方法整合上述诸种批判进路的呢？答案就是内在批判。所谓内在批判，就是通过透视生活世界的对抗、分裂与歧异现象，揭示社会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本质及其历史生成、总体结构和演化趋势。内在批判绝不是站在批判对象的外部去苛求一种超越性的应然，相反，它必须能够将这种应然反思性地置于自身的语境之内，作为现存社会的内在可能性；内在批判亦不是对现存秩序的实然加以无批判地全盘接受，相反，它必须能在这种实然之中揭示出深层的对抗性矛盾和异质性潜能，将自身理解为社会与政治转型的促动者，从而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一种方向性动力和解放性旨趣。可以说，正是通过内在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才成功地将对危机的功能批判、对剥削的道德批判、对异化的伦理批判整合到一种总体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之中，由此不仅揭示了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布展过程，而且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超越之路。
二、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
在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复调式批判话语及其内在批判方法进行概要分析之后，我们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核心——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这也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精髓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导致的二律背反，从根本上说，恰恰是源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现代社会的对抗、分裂与歧异归根到底都是资本逻辑的产物。
首先，马克思强调了资本在现代社会生成和发展中的构成性作用，从而规定了内在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逻辑。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这就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中，资本扮演着“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的角色，资本在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系列环节中通过塑造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以及市场上的交换关系等形构了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关系结构，就是说，资本的总体化形塑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由此可见，资本成了现代社会生活背后的真正主宰，资本逻辑的展开就是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不论是经济运行、政治建制抑或文化观念无不在根基上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之下，原本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被抽去多样性的质性规定，变得形式化、数量化、同一化。面对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生活之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领域的总体化殖民，马克思从透视资本逻辑的二重性本质开始展开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批判。马克思内在批判的核心就是揭示社会现实的内在矛盾，既然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对抗、冲突、病理与裂变的罪魁祸首乃是资本逻辑，那么，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就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马克思指认了资本逻辑的二重性本质，由此揭示了现代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机理及其内在冲突对抗性的生成缘起。马克思写道：“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认了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即物的层面和社会关系的层面的辩证统一。具体而言，一方面，资本必须要体现在物上，这是劳动生产的过程，也就是工人通过改造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劳动来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这是资本逻辑的“文明面”，由此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使得不同地区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更重要的是，资本逻辑的这一建构性面向已经成为孕育新的更高级社会形态的酵素。另一方面，资本又不仅仅是物，还体现了特定的社会关系，这是价值增殖的过程，也就是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并诉诸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中介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从而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这是资本逻辑的消极面向，由此不仅破坏了传统的人伦关系，原本的崇高价值追求被赤裸裸的金钱利益所取代，而且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惜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致使全球性生态危机加剧；更重要的是，资本逻辑的这一解构性的面向在导致劳资对抗的同时，还造成了城市与乡村贫富差距的扩大，甚至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这就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正是基于对上述二重性本质的敏锐洞察，马克思写道：“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它不仅决定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而且这种内在矛盾的展开会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从而“把资本推向解体”。
再次，在透视资本逻辑二重性的基础上，马克思详尽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限制和边界，从而根据上述内在矛盾得出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灭亡趋势。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集中表现为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而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最重要的就是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限制，这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确立起的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视角来布展资本主义内在批判进路的继续和深化。资本逻辑的二重性意味着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就决定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内部包含着自身的界限。马克思曾明确概括了工人工资的界限、剩余价值的界限乃至生产发展的界限，等等。正是这些界限的存在，不仅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限制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资本家阶级必然会采取包括革新生产技术等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不断地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表现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上就是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的比例相对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而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不仅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威胁生产过程的发展，而且会导致人口过剩、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因而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危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的无限发展趋势与资本增殖的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正是资本的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析，事实上，在生产之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面临着限制和矛盾：其一，消费量的限制，即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对抗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处于被剥削位置的工人阶级远远不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其所购买的商品种类及其用于消费的工资收入都被严格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而消费不足势必导致供过于求、生产过剩，进而促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其二，货币量的限制，即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实现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要想转化为资本必须首先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要想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不断地得以延续，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必须在流通中找到相应的货币等价物。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数量远超工人的消费力，“对于那些超过一定需要限度的使用价值，显然已经不再是需求对象了，那么，它们的价值自然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等价物，而其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自然无法转化为货币”，因此势必导致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再生产的危机。其三，不同生产部门比例失调的限制，即生产社会化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逐利是资本的本性，竞争是这一本性的外在表现，自由竞争的发展导致了相互对立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是个别资本家通过革新技术来使自己企业内部的生产日益组织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混乱性和无政府状态。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必然会表现出一种对利润的盲目服从，由此势必出现有的部门资本过剩，而有的则匮乏不足，这种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势必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总而言之，正是源于资本逻辑二重性的上述诸种限制和矛盾——社会生产力无限发展的手段与资本增殖的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并最终促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种资本的自我扬弃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行文至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正是凭借着内在批判的理论进路，才得以抽丝剥茧般地揭示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界限及其发展趋势，才得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的敏锐洞察，论证了未来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新社会形态得以生成的可能性。
三、内在批判的唯物史观意蕴
如何定位马克思内在批判方法的历史地位呢？对于马克思而言，内在批判的方法不仅为他超越纯粹的功能批判、道德批判和伦理批判提供了整合媒介，而且为他揭示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及其边界限制奠定了分析基础；更重要的是，内在批判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是相互依存、同频共振的。甚至可以说，只有从内在批判的视角，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生成、理论实质和现实潜能。
第一，从历史生成来看，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方法与其唯物史观的创立和深化过程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的一生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志业，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以前，由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水平的限制，马克思尚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症结，只能依托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方法，借助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逻辑张力，对资本主义进行外在批判。就是说，首先预设一种理想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然后指出现实社会由于异化劳动的普遍存在而沦为非人的异化的社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不道德的。显然，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由此出发更是无法对共产主义提供科学的论证。直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历史观的重大变革，超越了思辨的异化史观，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此也就不断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在这里，马克思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视角，阐释了历史冲突的根源和历史过程的本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由此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应该看到，马克思此时是基于对物质生产的客观历史事实的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的，这是一种站在历史观高度，对人类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一般性说明。
但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科学说明，而且还是对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特殊性规律的具体分析。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意识到，仅仅停留在一般历史过程的层面充其量只能描述历史运动的事实，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本质，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想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还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理论一般回到生活现实，详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和资本剥削的内在秘密，全面展示资本的发展过程——即资本本身是如何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这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正是通过这种内在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具体化，从而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及其危机的必然性。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三个渐次深化的层面：资本如何出现，资本如何发展，资本如何解体。可以看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种历史观层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进一步具体化为资本逻辑层面的资本本身的矛盾运动。由此可见，不论是唯物史观的原初创立，还是后来的理论深化，无不体现出马克思内在批判方法的一以贯之。
第二，从理论实质来看，内在批判构成了唯物史观透视社会现实的方法内核。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不是某种普遍永恒的超验言说，也不是几条基本原理所构成的封闭知识体系，而是一种透视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矛盾分析方法。根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论述，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即“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通过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即那些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和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以及“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并进一步通过对思想动机与物质动因、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历史瞬间与历史过程三对矛盾关系的辩证分析，最终揭示了支配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正是以这样一种内在批判的方法建构起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叙述，不是外在地、超历史地或先验地设定批判的出发点，而是按照社会的本来面貌展开分析，通过透视现实生活世界的对抗、分裂与歧异现象，揭示社会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本质及其历史生成、总体结构和演化趋势。
概括地说，内在批判就是要发现矛盾、解释矛盾、超越矛盾，这种矛盾的自我扬弃过程同时也就是批判理论之诊断社会病理、透视运行机制、塑造公共秩序的过程。这样一种内在批判的立足点内在于社会对象本身，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特征，并且指向一种历史的否定的可能性。马克思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内在批判的方法才得以成功切入社会现实的内在本质规定，以历史的发生学和具体的分析法来破解诸种将历史现象自然化、将社会现实观念化、将特殊利益普遍化的虚假幻象。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实质。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的历史形成过程，指出资本主义并非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存在，而是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对唯心主义观念论哲学的内在批判，揭示了唯心史观的颠倒实质，指明了观念论的现实历史基础，强调“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批判，揭示了普遍性话语背后的特殊性利益，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何以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雇佣工人的劳动过程何以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指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劳动的质与量之间的颠倒本质。由此可见，内在批判的方法不仅促成了唯物史观的发现，而且为人们进一步运用唯物史观洞悉复杂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提供了理论武器。
第三，从现实潜能来看，内在批判的方法是推动社会转型和人类解放得以实现的关键。马克思以“批判”指称自己的哲学，这是对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的继承，“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马克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一味沉浸于否定、崩溃和瓦解的逻辑之中不能自拔，甚至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相反，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辩证法基础决定了他不仅要彻底揭露和批判旧世界，同时致力于积极筹划和建立新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力图在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二者的桥梁。因此，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及其内在冲突和对抗，而且指出了这种资本关系是怎样失去其存在的历史根据并最终走向解体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未来走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里的“否定的否定”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扬弃和超越的共产主义，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之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人类的解放。这一扬弃和超越的实现，不是依赖于一种抽象的外在的否定，而是源自于社会发展之内在矛盾运动本身的解放潜能，这种解放潜能孕育着新世界的萌芽和社会转型的方向。这意味着，必然发生的革命“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这就是内在批判的唯物史观意蕴。
由此可见，内在批判的方法为马克思打开了一种洞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总体性历史性视野，在这样一种总体性历史性的视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看到了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以及跟资本进入生产过程时相比资本又是怎样作为根本改变了的东西走出生产过程的”。这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和现实化，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这种批判“是一种源自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自我扬弃，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的否定。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创新”。这也使得马克思不仅超越了那些简单认同现存秩序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超越了那种单纯从外部设定某种乌托邦式理想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前者沉湎于物化现实的总体怡然自得，后者无法找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转型道路。这种建立在内在批判基础上的双重超越既是唯物史观的伟大之处，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现实性所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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