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误解是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或“虚假的观念体系”，认为它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但又遮蔽其为狭隘阶级利益辩护的真实性质，因而是褊狭、虚假和歪曲的代名词。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外在地评判意识形态虚假与否，而是深入社会结构内部，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根源进行理论上的解剖，由此奠定了唯物史观萌芽的基础。在新的解释架构内，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阐释就不仅停留在对其“颠倒性”的批判上，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思想观念的社会效用分析，使之更主要地体现为建立统治关系的支撑，或对现实利益的遮蔽和掩盖，进而涉及了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超越问题。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不是单向度的否认、推倒和贬抑，而是包含着肯定、转化和出路的否定，其旨趣在于从破除“幻象”中获得“真相”，实现了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意蕴
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乔治·马尔库什有着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论断：“如果翻开那些马克思直接针对（或至少间接提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文本，相当明显的是这个词最频繁地用于一种批判的、直接论战的方式……但是，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此意义上意味着‘揭露’历史上所有试图证明精神至高无上性的企图。”诚然，在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最重要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性是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含义（用以指摘德国哲学没有把概念放在合适位置的“颠倒性”）。但这一含义并不唯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下，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存在，被马克思视作“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由此获得了科学的解释性意义的规定。
1.批判性内涵：指向唯心论世界观的“颠倒性”
马克思并没有给意识形态下过确切定义，在其各个时期的相关著作中使用过多个概念进行表述，如“Bewuβtseinsformen”“Ideologischen Formen”或“Ideologie”，概念的内涵也往往具有多义性，这就导致后世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呈现多重视角，使之成为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谈道，当时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首先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因而“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为了对上述“过错”进行弥补，恩格斯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这是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意识形态作出明确界定。正因为如此，这似乎成了“虚假意识形态论”的有力证据。
然而，其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指摘来看，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主要是指青年黑格尔派颠倒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用形而上学的历史分析法把思想置于第一位，同时又与历史和实践相分离，而后得出结论说思想是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同拿破仑讥讽法国的观念学派为“意识形态家”一样，马克思也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来批判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指斥他们将现实矛盾归结为观念的冲突，把虚幻的观念看作人类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最终决定因素，看不到事情的出发点在于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更看不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实的现存世界本身的局限和矛盾。在详细论述了现实的人作为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受到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制约后，马克思清楚地表明，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考察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应当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即便是“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需要通过人们的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因此，颠倒的意识是对颠倒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如果不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实的现存世界、不“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就无法消灭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消灭虚假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基础，而不是诉诸“精神的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才能真正把它们消灭。
其二，从恩格斯的论述来看，他并没有将意识形态宣判为天然虚假，而是指认了唯心主义为“虚假意识”。在恩格斯看来，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意识形态的过程为：第一，所谓的思想家对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不知道的，他只能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第二，这些思想家只从纯粹的思维和思想材料中——不是从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结论，因此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些思想材料就是由思维产生的；第三，既然一切行动都以思维为中介，也都以思维为基础，他们便不用去研究这些思想材料的物质生活根源了。如此一来，思维领域以外的事实本身被默认为思维过程的果实，他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的思维范围之中。由此可见，《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所阐发的思想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哲学唯心主义作出的进一步说明，即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非指代观念本身的真假、正误，这不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和思维、现实和观念之间的主宾互换、主谓颠倒、头足倒置。
由此判断，恩格斯在特定语境下所作的定义并不能作为“虚假意识形态论”的论据，至少不能作为充分论据。这一定义并没有完全覆盖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含义，它所指称的对象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密切相关，因而不能泛化理解和使用。
2.解释性意义：唯物史观视阈下的“观念上层建筑”
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革命运动的考察，马克思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意识到意识形态在社会有机体中存在的必然性和功能性，使之获得了科学的解释性意义的规定。一句话，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逻辑与唯物史观的确立紧密相连，两者具有同构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意识摆脱物质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思维世界，又反过来与现存的物质世界发生矛盾的情况。他们从两个维度进行了说明：其一，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当分工发展引起“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时，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出现时，意识开始摆脱物质世界对它的束缚而去构造“纯粹的”精神产物，也开始与现存关系发生矛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上述矛盾的发生根源于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发生了矛盾。于是，不仅是意识和现存的物质关系之间，而且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个因素之间，彼此因为分工的发展而发生矛盾。其二，在该民族的范围外，如果意识同现存关系发生矛盾，还可能是因为“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日益建立起来，每一民族与其他民族也日益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促使历史越来越转变为世界历史，在这个进程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生产方式的变革、交往关系的普遍化及其推动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发展，使民族的封闭性、孤立性、特殊性越来越变得不可能。此时，某一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同当时已经普遍化的交往关系之间的矛盾反映到观念上，就必然表现为该民族落后的“民族意识”与世界历史性的“普遍意识”发生矛盾。这样一来，通过说明生产和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勾勒出一个用以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理论框架，也描绘出一个多元矛盾并存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矛盾图景不断演化，相继出现了劳动及其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平等分配、所有制和支配关系的出现、丈夫对妻子和儿女的奴役、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对立、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等。为了防止社会的日益分崩离析，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开始出现，形成虚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都不过是虚幻的形式，而各种虚幻的斗争形式又掩盖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到这里，“市民社会-国家”的理论结构已被勾勒出来，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发展为“地形学之喻”所反映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解释框架。作为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当“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当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纳入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把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来看待时，他们已经不止步于从“真假”来讨论问题，而是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把意识形态视作阶级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于是，意识形态不再只是一个批判性、否定性的概念，更确切的描绘应该是“观念的上层建筑”。
故此而言，如果意识形态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人们在观念中发生了颠倒和错位，“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此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判断，已经由贬义的、抽象的价值判断转为了客观的科学分析，并与社会领域的劳动分工、阶级利益和权力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而体现出科学的解释性意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特性是批判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理论，相反，他们正是在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过程中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起源、生成、本质和价值等问题，从而实现了理论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内在统一。具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并非针对逻辑化的整体性世界观，而是在批判唯心论世界观中触及了观念背后的社会关系真实；并非以摒弃意识形态的方式寻找克服“虚假意识”的途径，而是通过对阶级统治和阶级意识的历史考察，探寻出超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科学进路；并非宣告意识形态为“天然虚假”，而是着眼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具体分析，确认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地位。
1.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并非针对逻辑化的整体性世界观，而是在批判唯心论世界观中触及了观念背后的社会关系真实，奠定了从“幻象”中获得“真相”的现实基础
根据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思想不能脱离物质关系而存在，也考察了德国哲学将两者相分离、同时试图证明思想在历史上占最高统治地位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要做到第一点，第一步，就要把统治者与其本身的思想分割开来，颠倒地承认这些思想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第二步，剥离开这些彼此联系的思想借以产生的彼此联系的经验基础，把这些思想看作“概念的自我规定”，继而把这些思想之间存在着的联系神秘化，这样一来，这些思想就具备了自我的某种秩序；最后，为了进一步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就把它变成“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等人物的“自我意识”，使这些人被赋予了历史创造者和统治者的地位。通过上述全部“戏法”，哲学家们“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正是在唯心论世界观的意义上，意识形态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作“幻想”“玄想”和“曲解”。
不止步于对唯心论世界观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了“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的问题。问题的艰难在于，“这些幻想”是如何被人们视为天然正当而把握了思想领导权？“观念”与“关系”、思想与存在，究竟怎样形成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精神生产的论述中指出，意识只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需要才产生的，而“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因此，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来抽象地谈论意识。在关于统治思想的考察中，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表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统治阶级凭借着对物质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掌握了精神生产资料，使“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加上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而且在其内部还分化出了从事精神生产的意识形态家，使得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思想必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起着生产、支配和控制着整个社会思想的作用。在这里，观念是现存物质关系的反映得到了具体化和详细化的阐释。
因此，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批判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针对的是唯心论世界观没有把观念放在应有位置的“颠倒性”，也正是在这一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奠定了世界观革命的基础。当意识形态概念被引入社会历史领域，“更具体地表明观念如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如何遮盖或掩饰现实物质条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植他们，虚假地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穿透观念的迷雾进入背后的社会关系真实，触及了意识形态产生的哲学基础、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如此一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从破除“幻象”中探寻“真相”的旨趣便清晰地呈现出来。
2.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以摒弃意识形态的方式寻找克服“虚假意识”的途径，而是通过对阶级统治和阶级意识的历史考察，探寻出超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科学进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意识形态的存在特征时，用“镜像之喻”论述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这里揭示出，需要深入市民社会中人的现实存在，才能在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中找到把握意识形态问题和超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最终根据。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分工和交往关系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和支配关系的出现，进而产生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对立、阶级和阶级分化，此时，统治阶级内部的职业思想家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而编造出种种“幻想”，使统治思想成为竖立在统治阶级利益面前的掩饰屏障，体现为根本颠倒了的观念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进行革命的阶级为了获取更多支持以达到革命目的，不得不把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说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如果说统治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是实现和巩固自身统治的思想手段，那么革命阶级则是为夺取政权提供舆论先导和观念基础。而革命阶级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它在革命时期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此时，意识形态不仅不再发挥遮蔽历史真实的功能，而且成为革命阶级借以动员群众、实现使命的思想武器，是革命成功的必要前提。
在上述两种释义层面，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都不再具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它之所以还表现出虚假性，根源不在于思想本身的不充分和抽象性，而在于由思想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矛盾性、实践本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和拜物教批判，彻底揭露出资本主义“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幻象，这也构成《资本论》所探讨的主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价值增值的事实被遮蔽，剩余价值的来源成为难以揭示的秘密，真实的社会关系被颠倒：由“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却呈现为资本自行增值的假象，实际上是工人过去创造的“死劳动”控制了作为“活劳动”的工人本身。由这种颠倒的生产关系出发，必然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化过程。马克思从探讨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原则进入到对早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个案的详细考察，并最终落脚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现实。正如人们之所以溺死，并非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一样，消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方式不在于从观念领域进行反对“词句”的斗争，而在于从实践上消灭不合理的旧式分工，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铲除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相分割的所有制和支配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也就是说，当阶级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差别被取消、人类普遍利益真正实现时，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将不再发挥遮蔽历史真实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据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涉及了资本主义的超越问题，也指明了以共产主义作为破解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科学进路。
3. 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宣告意识形态为“天然虚假”，而是着眼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具体分析，确认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地位
在唯物史观视阈下，马克思恩格斯表明，意识形态之所以虚假，是因为普遍性观念所表达的不是普遍利益，而是阶级利益或特殊集团的利益，即便是进行革命的阶级，它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相契合也只有在革命时期，随着革命阶级上升为新的统治阶级，它的利益又将与社会普遍利益产生分化和断裂。马克思恩格斯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在推翻贵族的统治后，使很多无产者有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之上，但只有当这些无产者上升为资产阶级之时，他们才真正能够享有革命的胜利。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进程中出现这样一个阶级，它能持续以全社会代表的姿态出现，它的利益能够保持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连，唯其如此，才能成为消除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差别、进而消灭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现实力量。
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向世人宣告，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实践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承载着从根本上克服颠倒意识所赖以存在的颠倒世界的历史任务，它必须在革命实践中首先争取上升为统治阶级，占有发展了的生产力的总和，从而为完成这一任务和为人们实现自主活动奠定现实前提。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其存在和生产这个阶级的条件——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而“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革命意识形态必然要求解放生产力，要求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这也是唤起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革命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一方面，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的社会存在的变革无疑有利于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能够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化提供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需要具备理论彻底性、科学性，才能消退资本创造价值的历史假象，成为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强大精神力量，进而促使人类共同利益随着私有制产生和阶级分裂而弱化的状况得以改观甚至重新实现。这一过程的总体趋势，就表现为从无产阶级的解放到全人类的解放。
可见，革命的物质力量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当马克思恩格斯确认了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时，实际上也就确认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地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要在革命运动中首先争取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就必然上升为“统治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看，只有无产阶级确立自身的阶级意识，才谈得上广大劳动人民的个性觉醒和真正解放。
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不以摒弃意识形态的方式寻找消灭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途径，也从来没有过无产阶级不需要意识形态的思想。他们着眼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具体分析，在深化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认识的过程中，勾勒出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就必然需要建设自身意识形态的思想。
三、阐释意识形态理论建构逻辑的时代价值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面临各种风险挑战而亟须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意识形态的定性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课题，如果将意识形态视作“虚假意识”而对其持否定态度，那么只能将马克思主义视作超越意识形态的科学学说，在谈论意识形态时仍然会底气不足；而如果能把握住意识形态的解释性内涵及其建构逻辑，则能在确证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接续性的基础上，为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自觉批判抵制错误思潮，进而更好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1.确证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接续性，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并非指向观念本身的真假、正谬，即便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这一内涵，也有其独特的用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之完全相反，“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由此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纯粹从虚幻观念出发的神秘性、伪批判性和歪曲性。在唯物史观视阈下，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中的结构性存在，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还是革命阶级致力于取得的思想领导权，其含义都并非“虚假意识”，更确切的描绘应当是“阶级意识”。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在否定性、批判性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作为集团性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有着相应的阶级和制度依托，不仅是现存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反映着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而且其本身作为阶级利益的价值系统，发挥着为阶级利益辩护和凝聚社会意识的功能。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或致力于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有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没有过无产阶级不需要自身意识形态的思想，相反，他们主张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就必然需要建设自身的意识形态。
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建设自身意识形态的思想十分重要，这是确证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接续性的必要前提。列宁正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等概念。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它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为现代工人阶级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促进意义，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注重确立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2.廓清笼罩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思想迷雾，为抵制错误思潮的蔓延和消极影响提供有力理论武器
当前的思想理论界有一些人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仍然存在模糊不清的状况，加之“非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以及伴随新科技革命席卷而来的“意识形态消失论”等思潮，使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时代课题。究其原因，局限于从批判性视角来解读意识形态，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思想根源。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批判的特定指向及其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用法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已经成为回应意识形态领域分歧与论争的当务之急。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阐释中，意识形态并不是与客体无关，相反，它与社会存在密切相连，是由特殊阶级和集团利益所决定的产物。马克思不仅强调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而且指出在考察历史进程时，不能“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而是要从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生产者出发，认识到这些思想有其产生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这就表明，不能孤立地、抽象地看待意识形态现象，必须看到它源于人们处理经济关系的需要，不过是以观念形式表现出的物质社会关系。在过去的一切时代，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凭借对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生产和分配，借此获得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和统治的认同。由此可见，作为阶级意志、阶级利益的思想表达，意识形态并不是某一阶级、某一社会的专属，它不会随着主观意愿的好恶就存在或消亡，而是遵循着阶级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规律，体现的是与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
总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与阶级利益、统治关系和权利密切相关的范畴，是阶级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存在，克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方式不在于抛弃意识形态，而在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能否真正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紧密联系。明确了这一点，就能明确“非意识形态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主张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其本身就体现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必须从阶级基础上对其进行还原，从而自觉批判抵制其消极影响。
3.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挥纽带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无情地批判了德国哲学颠倒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且在社会历史领域也指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资产阶级在巩固统治后，由于统治者分化出自身的特殊利益，其在革命时期与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发生断裂，所构造的“自由”“民主”“平等”也沦为虚假的观念体系。这种虚假性来源于现存社会普遍利益的虚幻性，以及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与其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它掩盖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矛盾，只在观念上为人们提供一种虚假的安慰和脱离现实的幻想，遮蔽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和寻找出路的可能性。通过这一充分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历史性，这就从认识论上提供了超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可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无产阶级作为实践革命的主体力量的历史任务。他们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革命实践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不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有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也要通过不断建设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使之发挥革命先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在争得统治地位以后，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在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必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理论自觉，所反映并维护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唤醒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才能组织成为掌握自身命运的政治力量，进而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解放的实现。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举措，这不仅体现出无产阶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准确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坚定自信、崇高信仰，也体现出党为新的奋斗目标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和构筑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所作出的努力。
（作者简介：李江静，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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