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文本，“是一个精心筹划的自主性学术构境之作，它必然成为马克思第一个重要的原创性理论制高点”，其中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的解剖、对劳动主体地位的确立，对无产阶级解放路线的筹划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初步描绘，为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格与建构逻辑及其与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传统的差异，提供了指南。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中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异化、实践唯物主义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不同的解读模式，但政治哲学角度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该文本中蕴藏的政治哲学的丰富内涵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基于此，为了更好地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揭示该文本的逻辑体系。
一、从“保护财产权”到“批判财产权”：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传统
财产权问题一直是近现代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它不仅关涉人之生存的现实处境，而且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自由平等理想。以财产权为分歧点，近现代政治哲学形成了两个传统：以“保护财产权”为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担负着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使命；以卢梭、黑格尔、蒲鲁东为代表的“批判财产权”传统，构成了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一潮流。这些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观点和思考，而且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知识性背景。
1. 保护财产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底色
以“天赋人权说”对抗“君权神授说”是启蒙以来资产阶级塑造的强势政治话语。在“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启蒙浪潮中，“天赋人权”成为冲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最有力武器。对普遍性权利天然正当性的承认和保护，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据。历史迈过“等级制社会”进入“权利的时代”。而在所有的权利之中，财产权居于最基础的位置，财产权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附着于其上的权利也就成为空谈。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就个人来说，财产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是因为，就国家来说，保护财产权是个人由以组成国家的直接理由，是国家的核心内容和合法性根据。
财产权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是实现自我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中，前国家状态是一个没有公权力的自然状态，其中每一个人作为孤立的个体从自然环境中谋求生存。“这样的无根的个体要在世界上安身立命，财产就变成他能抓得住的最重要的根基”，拥有并排他性地独享和支配一定的食物和工具是得以生存的首要条件，而这种排他性的所有权，就是最初的财产权。只有拥有一定的财产，个人才有条件追求更高的理想，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价值，“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治的保证”。
保护财产权是国家成立的直接动因，是政府的核心职能和合法性根据。第一，财产权是国家成立的根本原因。关于国家的起源，自由主义奠基人洛克指出：人们放弃自由的自然状态选择进入政治国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自然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基于保护财产的目的，人们才“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联合起来进入政治社会之中，“以相互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二，保护财产权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个人通过社会契约交付一部分权力而组成公权力的目的就在于保护财产，这构成了政府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产权构成了政府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界限的最后屏障。公私权限的界分最直接地体现在作为最高公权力的立法权与作为最基础权利的财产权之间，立法权虽然是公共生活的最高准则，但对于个人的生命、财产等基本性权利，并不是“绝对地专断的”，且其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建构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以保卫社会一切成员的财产”。相较于个人财产权而言，立法权在实质上是消极的——它除了保护个人财产之外，没有其他的特殊性权力，尤其是“决不能有毁灭、奴役或故意使臣民陷于贫困的权利”。第四，对财产权的保护程度成为衡量政府合法性的一个标准。既然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进入政治国家最根本的目的是保护财产权，那么一旦公权力试图侵害个人财产时，国家也就随着对契约和委托的背弃失去了合法性和存在的根基。第五，当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甚至遭受公权力侵害时，个人与国家就处于敌对状态。既然国家是通过社会契约缔结的，那么缔约方随时拥有取消契约的最后权利。一旦公权力不再保护而是侵害到个人财产安全，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遭受动摇，联合组成国家的目的也将无法实现，所达成的社会契约也就失效，“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须再予服从，而只有寻求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
由此可见，在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无论是对个人的生存而言，还是对国家的存在而言，财产权都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个人从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从而开启政治文明就是出于保护财产权的需要，因此，保护财产权也就构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逻辑起点，成为之后政治制度设计与国家理想图景描绘的核心关切。而在此之后，“许多自由主义者，如同密尔所做的那样，都捍卫作为生产资料的私人财产权”，即使到了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如诺齐克等人，仍然将保护财产权作为自己的理论使命。由此可见，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是自由主义构建政治哲学的中轴，保护财产权也就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底色。
2. “批判财产权”：现代政治哲学的反叛传统
以财产权为基点的现代政治哲学筹划由洛克、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开启，将财产权置于政治哲学讨论的中心位置，既是为了满足资本原始积累的现实需要，也是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体现，这在摆脱封建王权束缚、促进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财产权作为天然的合法性前提，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就理论层面而言，财产权的合法性论证遭受质疑。根据洛克的论证，财产权的起源问题与劳动密切相关，劳动是财产权的确定性根据，“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但这一论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洛克在论证自然状态下财产权与劳动的关系时，将自然看作无限富饶、取之不竭的状态，而没有考察自然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以及在此条件下社会价值物的稀缺性和排他性；第二，劳动确定财产权的普遍信念，无法解释劳动者的劳而无功和资本家的不劳而获。就实践层面而言，同样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保护财产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保障早期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秩序稳定，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造成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尤其考虑到财产权处于一切权利的基础地位，没有财产的穷人被无情地置于现代政治筹划之外；第二，对财产的保护起初是为了激发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但最终演变为对金钱和财富的过度迷恋和崇拜，导致了古典德性传统的丧失和社会道德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上问题不断激化，对财产权的质疑和批判日益加剧，从而在“保护财产权”的传统之外，生出了以卢梭的“政治批判”、黑格尔的“法权批判”和蒲鲁东的“道德批判”为代表的“批判财产权”这一新的路径。
首先是卢梭的“政治批判”。卢梭是最早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提出质疑的思想家，施特劳斯将其视为深刻改变西方精神趋向的标志性人物，并指明“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是从卢梭开始的”。卢梭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深刻体现在对财产权的政治合法化过程的揭示，并以“穷人的权利”为核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人虽生而自由，但难逃政治社会的枷锁。卢梭说：“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使这一变化合法化？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一问题。”使不平等合法化的根据，就在于自由主义者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以基本政治权利的方式对财产关系予以确认，这一确认使得原本不平等、不道德的财产关系摇身一变成为受现代法律指认并予以保护的合法性概念，彻底掩饰了资本制度下不平等、不道德的现实。“当今的社会大力保护富人的宽敞豪宅，而让穷人住他们自己盖造的小茅屋。”“穷人的权利”，构成了卢梭批判财产权进而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依据，不仅直接塑造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目标，而且深远地影响到后来的马克思。阿伦特对此评价道，“马克思从法国大革命中学到的是，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
其次是黑格尔的“法权批判”。黑格尔从法权关系的视角，以“穷人的生命权”质疑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当生命遇到极度危险而与他人的合法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它得主张紧急避难权（并不是作为公平而是作为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定在遭到无限侵害，从而会产生整个无法状态，另一方面，只是自由的那单一的有限的定在受到侵害，而作为法的法以及仅其所有权遭受侵害者的权利能力，同时都得到了承认。”生命权与财产权的矛盾被黑格尔所重视，在未出版的《法哲学原理》的“隐秘文本”中，黑格尔用一种更加“革命”的姿态质疑财产权的至高性：“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别人的所有权；我们只能勉勉强强地说他是在侵犯别人的所有权。”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黑格尔直接指出：“贫困是由对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犯下的直接的不正义导致的。”由此可见，即使是通常被认为带有保守倾向的黑格尔法哲学，也同样包含革命性因素，从而构成了“批判财产权”传统的重要一环。
最后，是蒲鲁东的“道德批判”。蒲鲁东以极具道德性的口吻痛斥“所有权就是盗窃”。他认为，虽然人们具有理性的能力，却通常易受思维惯性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往往会将错误的观念和谬误不加批判地当作普遍性法则，对所有权天然合法性的指认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因此，首要的问题就是从道德的层面上追问“在道德原理的适用上，人类居然这样长期地和普遍地发生错误，这是可能的吗？怎样和为什么会弄错的呢？人类的这个普遍的谬误怎样才能克服呢？”。接下来，验证谬误的基本方法就是“在这里，您只能找到一系列对于正义和公理的实验，一种衡量您的良心的验证方法”。而要纠正偏见和谬误，必须诉诸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也就是符合道德判断的正义原则，“正义，再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我的论证的始末”。在蒲鲁东看来，要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必须以符合道德判断的正义原则取代所有权的基础地位。显而易见，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的批判，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之前，对洛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自由主义根本观念的批判已经形成一股思潮，且卢梭、黑格尔、蒲鲁东的批判都十分具有冲击力。卢梭的“穷人的权利”、黑格尔的“穷人的生命权”、蒲鲁东的“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些对“穷人财产问题”“无套裤汉的权利”的关切，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批判，都深深影响了马克思，成为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问题意识。但遗憾的是，“政治批判”“法权批判”“道德批判”都没有到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层，都没有找到破解资本主义财产权秘密的钥匙。
二、“扬弃财产权”：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马克思承继了自卢梭以来的财产权批判传统的问题意识，而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超越性地提出了“扬弃财产权”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早期关于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研究中，马克思总是不得其门，在《莱茵报》时期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后，直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马克思才发现“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初步意识到，资本主义政治哲学的全部秘密只有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解答，更进一步，“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确立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建构意义重大，这一方法论转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启，“实现了政治哲学研究路径的转变，生成了研究欧洲社会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哲学语境”，使得长期困扰马克思的“现代主要问题”得到解答。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由此转变了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路径，从以往主要基于纯粹思辨的传统法哲学、国家哲学对德国国家制度的批判，转向深刻剖析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超越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辨，赋予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以现实力量。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在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内在弊病的过程中，马克思凸显了由政治解放转向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逻辑，指出“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只有在扬弃财产权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随着异化劳动的消除，普遍的人类解放才能实现。
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人类历史呈现出多元样态，从未找到通约一切政治文明的标准，然而，资本主义通过私有财产，不仅完成了对人的统治，而且“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将资本主义的赞歌不分地域、国别、种族地在世界范围内传唱。对财富本质的探索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核心问题。洛克最早在《政府论》中提出“劳动确定财产权”，首次将劳动作为财产权的根据。接着，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关于财富本质的认识发生了从货币到农业劳动再到一般劳动的转变。斯密将财富的本质抽象为“一般劳动”，剥去了加在劳动上的特殊规定，从而使劳动与财富成为同义概念。“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而是一般劳动。”恩格斯因此将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从洛克到斯密，劳动作为财产权根据的地位一直在延续。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才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抓住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围绕私有财产权来建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论证逻辑，另一方面开辟出以“扬弃财产权”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构建路线。国民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都将私有财产权作为理论建构的合法性前提。在承认私有财产权合理性的基础上，前者致力于将经济学研究转变成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科学，而后者致力于将政治哲学研究转变为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科学。对于这一状况，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没有加以论述的现实，然而这个现实却形成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所以没有私有制就没有政治经济学。因此，整个国民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一判断，意味着被资本主义奉为天然合法性概念的财产权不过是“一个没有必然性的现实的基础”，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不过是私人财产、私人利益支配下的学说，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也不过是这种经济关系的政治表达。因此，破解私有财产权的本质和起源，成为马克思“扬弃财产权”理论建构的首要任务。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马克思承认斯密关于“财富的本质是一般劳动”的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既然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那么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理应成为劳动产品的获得者，而政治哲学的建构也理应以保护工人权利为旨归，然而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反比关系恰恰与此相矛盾。“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这就暴露了国民经济学的虚伪性：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上将劳动视为财富的本质，将私有财产视作“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物”，积极承认人的价值。“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财富被扬弃了。”另一方面，在资本的现实关系中得出的结论却与此相反，它将私有财产置于根本的位置，既不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也不给劳动者提供必要条件，而是站在保护私有财产的立场上以法的形式确定了资本统治的国家形式，作为“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物”的私有财产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占有，“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这种矛盾表现使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权是国民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真正关心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敌视人的”，劳动及劳动者并不在现代性的政治筹划之中，以财产权为基础的权利学说不过是资本主义统治的美丽谎言，通过权利的平等来实现解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马克思要做的就是以“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性质”的劳动为出发点，重新还原资本统治下的工人与其劳动活动及劳动产品的真实关系，从而揭露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真正来源。
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已经变成了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全面地占据着劳动者的存在，不仅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的冲突，而且使劳动者与人之为人的类本质相矛盾，并最终延伸为整体社会关系的敌对化。“国民经济学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这种异化“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是“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异化劳动不仅偏离了自足的实践模式（生产美学意义上的），同时违背了平等交换的自然法则模式”。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理应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然而国民经济学并不是从劳动而是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经济规律的。与此相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同样是将私有财产权作为一个天然合法的前提性概念直接运用于理论建构之中，而不去考察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的现实状况。之所以无论国民经济学家还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都不愿提及私有财产背后的真实内涵，是因为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背后隐藏着新的权力分属关系，一种新的统治秩序已经建构起来。
要最终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必须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最终达到作为人类解放普遍形式的共产主义。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权力构造中，劳动者被囚禁于异化的生产关系枷锁之中，成为资本权力宰制的直接对象，而处于生产关系之外的“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则被当作“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被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所放逐。要打破资本主义的权力秩序，实现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不能依靠以往的共产主义形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首先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不平等关系的简单否定，既没意识到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积极意义，也不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本质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它将对物质的直接占有当作人存在的唯一目的，它并没有消除被异化的生产关系，且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因此，“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其次是政治或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虽然都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了的事实，且都将解放归之于“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由于缺少对私有财产本质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都无法把握私有财产的真正本质。因此，无论政治形式抑或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以往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存在的固有局限，并重新界定共产主义的含义：真正的共产主义意味着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消除异化劳动，复归劳动的主体地位，实现人向自身的还原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到《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马克思不仅延续着核心问题意识，而且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为共产主义运动确定了自己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
三、复归劳动主体：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路向
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实质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构成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实质，也构成了市民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这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全部内容。异化劳动不仅使人失去了作为“人的现实和人的作品”的外部世界，而且失去了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人的“类本质”，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他人——人与他人的关系不再是作为“类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是异化成了竞争对手、算计对象和迫不得已的合作者的关系。私有财产关系在现实性上分裂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会改变作为劳动者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社会的最富裕状态对工人来说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财富成了国民经济学的原动力，保护财富成了现代政治哲学的铁律，而贫困作为财富的伴生物被从现代政治文明的画布上抹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国民经济关系”，经济的剥削是资本对劳动的直接展现，而阶级的压迫和宰制则是现代权力关系的总体样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就在于打破基于私有财产多寡而建立的资本主义权力分属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必然导致阶级分化。“资产阶级社会实际上是资本与劳动分离和对立的二元结构。这是青年马克思不同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构式的新判断。”资产阶级革命虽然进步性地推翻了封建的阶级对立，但并没有根本消灭阶级矛盾本身。自由主义者通过鼓吹权利的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试图掩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和压迫的事实，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病灶的根源：劳动异化使“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地隐藏着新的阶级矛盾，这一矛盾历史地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阶级问题的提出，使得现代政治哲学关于“权利与权力”“私域与公域”的辩证关系，被马克思改写为“资本与劳动”“有产与无产”的辩证关系。现代社会政治革命的问题根源就隐藏于后两对辩证关系之中：资本“把人类的大多数人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变成无产阶级，由此导致社会革命”，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原罪，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剧烈的阶级分化和矛盾，最终将点燃革命并埋葬资本主义自身。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异化劳动的克服必然诉诸劳动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也就是作为积极方面的对象化劳动与作为消极方面的异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是人通过对自然的改造和占有从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是人的类本质；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结果，是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是造成现代社会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现实根源。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劳动非但不能使工人获得幸福、自由等肯定性的东西，（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反而会深刻体验到“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等否定性感受，劳动不再作为发挥工人聪明才智和自由天性的创造活动，而是演变成一种“不自由的”“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敌视变成了对劳动本身的回避，其结果就是人们时刻想从劳动中逃离。扬弃异化劳动，一方面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劳动的全面抛弃，而是为了消除劳动异化从而恢复对象化劳动；另一方面，扬弃异化劳动只能从劳动自身、从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寻找出路。“如果异化劳动应当从自身内部来克服其异化，那么，解放的实践也就必须从劳动自身当中产生出来”，这个出路就是“工人解放”。解放的实现，仅有思想上的准备是不够的，还必须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实践，要实现对现实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必须通过组织工人阶级进行现实的革命运动。
工人解放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本质上的有产与无产“独立性”的“对立”关系，发展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演变为资本与劳动“同一性”的“矛盾”关系时，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但同时应当注意到，在马克思看来，对私有财产即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绝不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它不过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一个必要环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母体孕育了资本对劳动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统治现实，因此要将异化了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关系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将工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工人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现代政治压迫的克服，更在于其中蕴含着“人的解放”的维度，（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之所以能达到人的解放，是因为工人解放通过对现实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锁链对人的宰制，将人从一切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中挣脱出来，实现了人“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去合法性过程，揭露了现代政治哲学资本剥削、阶级压迫的本质，在“资本权利”的现代政治版图上开出了“穷人权利”的领地，打破了现代政治哲学“政治解放”的神话，通过“工人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为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实现打开了空间。
共产主义作为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积极形式，最终将克服异化劳动，复归真正的劳动，从而实现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一方面，“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自然界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增加了符合人的需要的属人性质，弥合了私有财产权和劳动异化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另一方面，“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作为对象世界的自然界是人的劳动活动的产物，对对象世界的占有不应意味着私有财产权形式下的对立和分裂，而应当是社会形式的全面占有。这种占有不仅消除了因少数人排他性的独享带来的对立，而且意味着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因此共产主义成为“历史之谜的解答”。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指出，“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显然，这里的“自主活动”是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相对应的，而劳动主体的解放和复归，其实质就在于，劳动由“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时，“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个人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一致的”，这意味着两点：一方面，向作为人的类本质、作为私有财产确定性根据的劳动活动的复归。这种复归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克服，不仅恢复了人的类本质，而且复归了被资本主义颠倒了的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这是政治解放的层面。另一方面，在更为根本的人的解放层面上，是作为劳动活动主体的劳动者的解放。无产阶级从与资产阶级相互对立和受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同时也是人的解放的彻底实现。二者的实现最终统一于共产主义运动之中。
劳动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体，终结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传统，开启了人类政治文明新的实践探索。劳动作为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其政治哲学意义一直被忽视，直到马克思，劳动的政治哲学意义才真正得到确认。马克思改写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书写模式，“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虽然劳动概念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已经出现，但其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仍处于绝对精神的笼罩之下，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本质的分析和对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阐发，才使劳动第一次被赋予了历史性基础的地位。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不仅扭转了被自由主义颠倒了的劳动与财产权的事实关系，而且以现实性的劳动取代了自由主义虚无的“权利观念”在政治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从此，劳动和劳动者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建构的起点和归宿。就整个西方政治传统而言，劳动主体地位的彰显意义更大。“马克思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劳动作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必须以劳动而非以财产权为核心展开，“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挑战了传统的神明，挑战了传统的对劳动的评价”。按照阿伦特对西方政治传统的诊断，马克思终结了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划分“可见世界”和“理念世界”，指出“可见世界”必须用“理念世界”的真理指导才能在现世世界中建立“理想国”，这一政治哲学传统一直延续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性筹划。马克思政治哲学将劳动置于基础与核心的地位，其意义在于打破了以某种抽象的、先验的“理念”“观念”立论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将现实的人的劳动活动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基础，开启了“改变世界”的现实主义实践路向。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基于更整全的“巴黎手稿”的完备资料，可以更清晰地呈现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以唯物史观指引的实践论政治哲学转向的更丰富的内涵。
（作者简介：李安君，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魁，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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