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民粹主义从19世纪40—50年代萌生，到1921年社会革命党瓦解，延绵80余年。作为一种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民粹主义的理论观点流派复杂、变化多端，并有多种实践形态，这在客观上就要求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认识它。同时，民粹主义在俄国影响广泛而持久，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存在明显冲突，尤其是以米海诺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批判民粹主义，消除其社会影响。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与民粹主义的思想斗争，撰写了《论所谓市场问题》《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评经济浪漫主义》《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等等文章，与民粹主义进行了公开论战，彻底清算民粹主义的唯心史观、主观社会学和经济理论。列宁在批判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纯熟运用，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批判错误思潮、引领大众思想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列宁批判民粹主义的科学方法
（一）运用历史分析法考察民粹主义的演化进程，把握其基本趋势
列宁认为，科学分析社会问题“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65。列宁运用历史分析法，对民粹主义理论主张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和分析。
对于早期民粹主义的理论主张，列宁肯定其思想理论具有合理性、历史进步性和革命精神。列宁指出，民粹主义理论先驱赫尔岑“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2]262早期民粹派的代表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3]176，同时是比赫尔岑“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是一位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判者”[4]99。同时，列宁也指出，早期民粹主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2]262，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赫尔岑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善良的愿望。”[2]262他们不能也不可能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3]176。
列宁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和20世纪初社会革命党的主张进行了深刻批判。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5]130，倡导与沙皇政府合作，反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还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这完全背离了早期革命民主主义民粹派，其目的“不是消灭剥削而是缓和剥削，不是斗争而是调和”，[6]214这样是“竭力阻止现代的发展……是反动的、荒谬的”[7]331。社会革命党宣扬“新民粹主义”，提出限制农民份地的自由转让、开展“劳动经济”、重分土地等等主张，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使农民不再向阶级敌人作生气勃勃的面对面的斗争，而去附和含糊不清、牵强附会、软弱无力的准社会主义的词句”[5]418。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口头上对人民什么都答应，事实上却决意反对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措施，反对把土地和一切农具无偿地交给农民，反对银行国有化，反对废除公债”[8]238-239，实际是反对苏维埃政权。
通过历时性考察，列宁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区分了“旧民粹主义”和“现代民粹主义”，而且在理论维度上区分了“革命民粹派”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由此有针对性地对民粹主义不同派别的理论主张开展批评，提升了批判的精准度。同时，列宁把握了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即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民粹主义早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同情农民的进步性逐渐消失，逐步走向革命和进步的对立面。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9]64。
（二）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法说明民粹主义的理论错误
民粹主义企图以俄国村社制度作为“支点”、依靠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俄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列宁坚持“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10]94 通过考察1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国经济社会的变动，揭明民粹主义的理论错误。
一是列宁考察俄国经济生活的变化。列宁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深入分析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村社农民的分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从社会分工、农民就业领域变化、货币形式地租出现、小生产者破产或转让固定资产到城市生活、生产资料在农村日益集中、市场扩大、农民对工业消费品需求增加等多个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已是现实。列宁将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同时，指出民粹派所幻想俄国手工业中的“人民工业”其实就是俄国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是已经处于小商品生产阶段或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
二是列宁考察俄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列宁认为，在认识阶级社会的各种现象中，“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11]140。列宁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国社会阶级关系、阶级构成的变化，认为19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威胁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小生产者“为生产条件本身所分散和隔绝，被束缚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6]228，不能提出正确的理论和纲领。作为小生产者利益的理论表达，民粹主义否定资本主义工业在俄国的发展，否认俄国农村已经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反对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和抵押，希望通过“振兴人民生产”来保护农民（小生产者）。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小生产者进一步分化，民粹主义就向资产阶级妥协，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基于事实，列宁揭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在于脱离俄国的经济生活现实，说明民粹主义反映俄国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理论上的欺骗性。列宁揭开自由主义民粹派“人民之友”的面纱，说明它“指望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改善和恢复小生产者经济”[6]243，实际上“丝毫不想使现存制度有任何根本改变”[6]215。他们与沙皇政府合作，是要掩饰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私欲。20世纪初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土地社会化，“是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小业主的一种试图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5]131。
（三）运用比较分析法把握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
由于民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强调“农民的利益”，民粹派对于俄国中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悲惨境遇充满怜悯和同情，其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似之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很多是从民粹主义者转变而来，如普列汉诺夫。他们都提出了如何认识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
列宁通过对比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说明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列宁指出，民粹主义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民粹主义以“人类天性”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从社会的思想关系来理解历史，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粹主义把历史必然性与个人作用对立起来，坚持“历史是个人创造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历史活动家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等等观点，攻击唯物史观是“宿命论”；民粹主义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或者“人类天性”出发，没有看到俄国资本主义发生的事实，把落后当成“俄国的幸福”，因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7]409。民粹主义不能理解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幻想把封建社会中的小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组合起来拼凑一个美好社会，“正像果戈理笔下待字闺中的小姐想把一个求婚者的鼻子安在另一个求婚者的下巴上面一样。”[7]477 因此，民粹主义、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理论“成为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7]409，必然腐蚀人民大众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
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超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观不是从人性、道德出发考察社会关系，而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来分析社会形态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史观在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同时，“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6]131唯物史观反对把理性、良心、自由意志等当作决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时承认人的思想观念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是立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既看到资本主义的消极性和矛盾性，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看到资本主义“比前一种( 封建主义) 支配却是进步的, 因为它启迪工人的思想……”[6]206 。马克思主义坚信无产阶级是推动俄国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向无产阶级“说明压迫他们的那个体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体系下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6]269-270。俄国工人阶级还坚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丝毫没有‘落入’那种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主，而且往往同封建主结成联盟的私有制的‘网’”，[5]133而这正是民粹派无法做到的。
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列宁澄清了对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理论优势，能够科学回答“俄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应该成为俄国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
二、列宁运用科学方法展现的鲜明特点
科学方法的运用是为了把握事物的根本。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中运用了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地在理论上清算了民粹主义，由此展现了运用科学方法的鲜明特点。
（一）坚持整体性原则，实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有机统一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属性，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上，而且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的。列宁始终是从“一块整钢”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将其视为是“完备而严密”的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列宁运用科学方法批判民粹主义，一是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相统一，是从实现、维护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出发，以谋求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包括农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为目标。列宁回击民粹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攻击，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二是与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统一。列宁讨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将问题提到俄国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列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把握民粹主义的理论实质，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历史观、分析俄国国情中，阐发了唯物史观的精髓要义；列宁反对民粹主义把农民视为“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同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并探索在俄国实现工农联盟的现实路径；列宁在批判社会革命党的主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总之，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统一起来，从而使民粹主义批判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也将民粹主义批判与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
（二）坚持辩证思维，具体分析民粹主义的得失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并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分析、认识问题。在与民粹主义的思想交锋中，列宁从来都不是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待民粹主义，而是坚持辩证思维，将辩证思维贯穿于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和比较分析之中，说明民粹主义的得与失，说明民粹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列宁确认民粹主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没有否认其思想主张中有一些合理成分。1895年列宁在评论“合法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时指出：“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6]468 列宁认为民粹主义的土地纲领是“以模糊的形式”反映了当时“反对农奴制大地产的殊死斗争”，反映了俄国农民的殷切希望。相应地，在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上，列宁严格地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遗产”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区别开来，强调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继承俄国思想“遗产”的“学生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像一个蠢人那样，把整个民粹主义直截了当地一概抛弃，而是从中提取革命的、一般民主主义的成分，并把这些成分变成自己的东西。”[6]310 列宁坚持以辩证思维考察民粹主义，就使民粹主义批判成为思想领域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桥梁。
（三）坚持实践导向，推动思想交锋向实践转化
“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2]199。列宁将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批判与教育俄国工人阶级、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措施结合起来。一是把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融于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灌输中。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依靠自身力量既不能产生阶级意识，也不能准确掌握代表广大无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向工人群众灌输。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多种途径向工人阶级传播正确的理论主张。例如创立工人夜校、星期日学校、党校和干部学校等各类学校，向工人阶级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火星报》《前进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真理报》等报纸上和在《布尔什维克》《新言论》《无产阶级革命》等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向工人阶级说明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揭示民粹主义的理论错误和理论危害。二是把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融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和文件中。1902年社会革命党的成立，尚在流放期间的列宁指导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二大会议，制定、颁布《党纲草案》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等文件，划清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的界限。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颁布了行政命令和政策，遏制了社会革命党实践纲领的影响。例如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明确规定，“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8]237；针对社会革命党人鼓吹“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试图利用立宪会议否认十月革命的成果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布尔什维党“声明退出立宪会议”[8]239，随后颁布《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思想理论交锋向实践的转化，在实践中削弱、遏止民粹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消极影响，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掌握。
三、列宁运用科学方法批判民粹主义的启示
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文化交流、学术交流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呈现多元化格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潮并存。由于多样化社会思潮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专业理论，具有学术形态、文艺形态、舆论形态等多种形态，一些错误思潮还具有西方特定的学术背景和话语体系。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社会思潮的蔓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各种社会思潮在互联网中交汇激荡，衍生出一些边界模糊、似是而非的观点、主张。这一切都对科学研究社会思潮、有效引领人民大众思想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列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考察、批判民粹主义，充分展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在分析思想领域问题上的重要价值，为当前我国应对错误思潮、引领大众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运用科学方法必须结合科学的理论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批判民粹主义思潮，是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深刻把握。这样就使思想交锋的过程成为用真理战胜谬误的过程，也成为彰显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契机。在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辨识、评析和批判中，应当像列宁那样，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将科学方法的运用与学习科学理论、坚守人民立场结合起来。应该看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了针对错误思潮的重要理论观点。比如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3]1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4]71；在正确认识新中国史上，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4]71；在对待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上，习近平提出，“抓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15]178“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13]26；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上，习近平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清晰地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科学认识党史国史等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上的鲜明态度，为评析、批判社会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思潮，必须要与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分析、批判社会思潮的科学性。
（二）运用科学方法重在把握社会思潮的理论实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和对错误思潮的批判，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比如，因受到“学术研究”“价值中立”的干扰，将错误思潮的理论观点当作“学术观点问题”，将批判局限于学理层面；因受到错误思潮多种形态的干扰，将其错误视为一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准确识别错误思潮花样百出的新观点、新表达，甚至滥用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等等。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3]33。完成这一任务，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克服错误思潮批判中的不足，像列宁那样把握错误思潮的理论实质。具体而言，就是坚持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变和历史现象。用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复兴之路上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和成就，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四个选择”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错误思潮理论主张所代表的真实利益要求，揭示隐藏其后的西方资本主义遏制中国崛起、“西化”“分化”中国的真实意图，揭露错误思潮的迷惑性，揭示其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危害；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法等，吸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合理成分，以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思考、有效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
（三）把批判的力量转化为实践的力量
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深刻说明，思想理论的批判不是纸上谈兵，还必须面向实践，在实践中引领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11当前我国理论界开展对错误思潮的理论批判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还不够。因为错误思潮不仅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而且具有鲜明的问题取向和实践取向，并采用多种叙述方式顽强地表达理论主张，利用各种媒体极力向大众传播，甚至向政治权力渗透。所以，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应该结合实践展开，把思想交锋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推动力。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关方面学术界已经多有研究讨论，不在此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由于根本制度需要通过一般制度、具体体制机制来完成向实践的转化，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既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规章制度、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体制，也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具体制度、体制机制。因此，要加快构建实现意识形态领域根本制度功能的制度体系。包括建立、完善理论学习制度、思想引导机制、舆论监督机制、互联网治理体系、法律保障制度、文化管理制度等等。把巩固、完善根本制度和建立、健全具体体制机制结合起来，焕发出用马克思主义影响、塑造人们主观世界的综合效应，形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氛围与文化环境，从而用刚性力量规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控制错误思潮的蔓延，用制度及其运行优势支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 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 列宁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 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 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杨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郝垚丽，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