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科学性关涉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但一直以来人们对《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解都存在诸多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仅体现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是否科学的质疑，还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内部之间对于如何理解这种科学性所产生的分歧。如《资本论》的科学性是否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否因为《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否定其科学性，是否哲学的解读弱化了《资本论》的科学性，等等。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理清这些争论，重新把握《资本论》的科学性，以期推动《资本论》的深入研究。
一、《资本论》科学性争论的始末
《资本论》自问世以来就遭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责难，典型表现为质疑《资本论》的科学性。基于自身的阶级立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体从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展开对《资本论》科学性的质疑。在形式上，杜林、洛贝尔图斯和阿基尔·洛里亚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歪曲、伪造，甚至以诽谤的形式否定《资本论》的科学性。就此而言，他们所认可的科学性潜在暗示着要符合自身的利益需要，即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是永恒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较于这种浮于表面的否定形式，另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在内容上展开对《资本论》科学性的指责。他们主要是抓住《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论”“概念演绎论”。对于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言，判断是否科学的标准在于其内容与道德无涉，判断是否科学的方法是基于经验事实的分析，不是一种价值判断或评价。其实，这些最初用以否定《资本论》科学性观点的判断标准一直延续到后来，乃至当下那些仍然否定《资本论》科学性的西方经济学家思想当中。
当然，恩格斯在世时，就通过反驳这些最初歪曲、伪造和否定《资本论》科学性的观点，以维护《资本论》的科学性。在反驳杜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时，恩格斯①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②可见，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科学：一方面，在内容上，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律，是揭示客观事实性的学说③；另一方面，在方法上，它以历史、辩证的方式对待经济事实，是批判实证主义的学说④。因此，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变为科学时，就强调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构成了这种科学转变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恩格斯也常将《资本论》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突出《资本论》的科学性。他借用化学学科术语历史变革的过程，强调“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⑤。（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性还在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术语的变革。虽然如此，恩格斯始终不是单纯地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说明《资本论》的科学性，而是在方法、内容和形式等广泛的意义上，以及在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中阐述这种科学性。
然而，随着恩格斯的逝世和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第二国际理论家内部出现了如何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分歧，其中一个重要争论就是《资本论》的科学性问题。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试图绕开或否定《资本论》的科学性。伯恩施坦在《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一文中论述了对科学概念的理解，认为严格的科学概念是指客观的、没有倾向的，“科学仅仅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⑥。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认为，《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无法直接推导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剥削”内涵更是一种道德评价或谴责，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对此，正统马克思主义代表考茨基在《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反驳了伯恩施坦的观点，认为欧洲的科学概念是“受因果性思想、受探索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原因的冲动所支配的”⑦。由此，考茨基认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不在于伯恩施坦所批判的那样“从剩余价值直接推导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在于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科学认识。
虽然列宁后来称考茨基为“叛徒”，但他也肯定了考茨基早期批判伯恩施坦关于《资本论》具有倾向性而非科学的观点⑧。列宁肯定了考茨基从方法上着手批判伯恩施坦的非历史方法以及滥用、污蔑马克思辩证法的行径。在对待《资本论》态度上，列宁也赞同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反驳，“他(考茨基)说，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科学的极限。历史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理论”⑨。当然，对《资本论》有着深刻理解的列宁对这种科学性也有着独特的理解。（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在早期反驳“人民之友”尼·米海洛夫斯基时，就非常清晰地指出，《资本论》的科学性在于将社会经济形态视为自然历史的过程，而唯物主义历史观方法的运用使这种科学性成为可能，就像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一样，马克思也“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⑩。后期列宁通过阅读黑格尔《逻辑学》，深化了对《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解，认为《资本论》是“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11)，是逻辑与历史、主观与客观、概念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一样，也强调辩证法的意义，目的是突出《资本论》的革命性，然而他们在《资本论》科学性问题上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如柯尔施早期之所以突出强调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通过实证方法机械、庸俗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典型代表希法亭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纯粹科学化，认为“科学的、客观的和自由的科学，并没有价值判断”(12)。对此，柯尔施通过辩证法，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否科学在于是否有科学的对象，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已丧失科学对象，在李嘉图之后就发展成为庸俗的经济学。而《资本论》的科学性在于其反映了无产阶级在经济学上的现实要求，体现的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彻底全面的变革，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柯尔施看来，《资本论》名义上是关于“资本”的科学，而实际上是关于“劳动”的科学(13)。但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则反对这种人道或人本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看来，这种解释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论述，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化。根据马克思对现实对象和思维对象的区分，阿尔都塞认为，《资本论》的科学性在于《资本论》所确定的总问题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区别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而是产生于其所特有的认识发生机制过程之中，“它本身包含着确证它的产品质量合格的明确记录”(14)。简言之，在阿尔都塞看来，《资本论》的科学性不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产物，而是由新的概念或术语所形成的、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革命。
对于国内学者而言，《资本论》从一开始更多的是被当作经济学著作加以研究。在这种经济学研究模式下，人们默认《资本论》是一门具有实证意义、数学量化的科学，而非抽象的哲学。近十几年来，部分学者逐渐从哲学的角度解读《资本论》，这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担忧，认为“学界逐渐显现出一种将《资本论》阐释为哲学著作的理论倾向。这种倾向越过了‘《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巨著’的界限，导致了对《资本论》科学性的弱化”(1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此，笔者认为，一是《资本论》所具有的科学性不会因为读者的解读有所弱化，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真正理解或掌握这种科学性；二是《资本论》的哲学解读不意味着不是科学解读，也就是说不能狭隘地将科学等同于经济学。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资本论》作为经济学、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是经济哲学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使《资本论》达到科学的高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完成的就是这种农业科学家式的工作”(16)。也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是‘科学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科学’的完美统一”(17)。可以说，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的解释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始终都没有理清这些《资本论》差异性解释背后的分歧所在。
二、《资本论》科学性争论背后的三重分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论》的科学性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并非是不言而明的。对于《资本论》科学性理解的分歧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由于阶级立场、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导致理解的分歧。这种分歧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理论上的争论，因为这些读者仅仅把科学当作一种标签，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借口或屏障罢了。换言之，《资本论》的科学性在这种争论中是被主观任意界定或质疑的。另一种是不同读者或解释者由于自身理论背景、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理解的分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分歧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认真加以思考和分析，因为它真正涉及《资本论》科学性问题本身。这些争论首先体现在对科学概念理解的差异，进而涉及对《资本论》内容理解的差异。根据上文的分析，学者围绕《资本论》科学性问题所形成的分歧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科学与价值、道德判断的阐释分歧
在争论、解释马克思《资本论》科学性问题中，学者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分歧在于科学这一概念与价值、道德判断的关系问题。在这似乎对立的两组概念或范畴的比较下，《资本论》要么被视为与道德无涉，是一种纯粹的科学，如希法亭的观点；要么被解释为非科学性论证，而是一种价值、道德判断，如伯恩施坦的观点。将科学理解为与价值、道德判断相对立，实际上是将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science)。在这种自然科学观念的指导下，这些学者所理解的科学表现为：在内容上，强调科学的客观性，是一种因果必然性，而非主观任意性；在方法上，强调实验、实证方法，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事实推理，而非情感上的道德应当；在表达方式上，强调数学及其公式化，而非抽象概念的演绎。以这种科学标准解释、论证《资本论》的科学性，就不可避免涉及对《资本论》内容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判定。在《资本论》中对于剥削性质的理解上，以往学者就出现了事实与价值两种不同的认定，最为典型的争论就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之中。其中，对于认定“剥削是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事实的伍德而言，《资本论》对于剥削的批判显然是非道德上的批判；而对于认定“剥削是一种道德判定”的佩弗而言，《资本论》对于剥削的批判显然具有道德性。
但不管如何，在与价值、道德判断相对立的科学标准下，《资本论》的科学性要与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显然是“缘木求鱼”。因为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所构成的事实，不同于纯粹自然科学的对象事实，前者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由具有不同价值、道德判断的个体构成。所以，即使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当它们被纳入人手的研究范围时，其结论的科学性也不是纯粹事实材料的堆积或积累，而是带有人的价值信念或情感判断、选择。（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不是一个知识累进的过程，而是带有不同问题、价值信念和概念“范式”的转化过程(18)。因此，《资本论》的科学性不仅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9)的客观事实，而且立足于无产阶级，乃至人类解放的高度，超越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与此同时，构成人类社会事实的不仅是由人的行为所形成的生产事实，也包括产生这些行为的人所具有的观念事实。如果割裂两者，人类社会就无异于纯粹的自然。因此，《资本论》的科学性还体现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生产关系背后的观念事实，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虚假性。总之，不能简单地从价值、道德判断的角度否定《资本论》的科学性，也不能按纯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标准阐述《资本论》的科学性，因为构成人类社会领域科学研究的事实对象不仅有客观性的社会事实，也有主观性的观念事实。
(二)科学与意识形态的阐释分歧
如果说造成科学与价值、道德判断分歧视角的根源在于，认知内容是否属于人的“理性”结果，即知识内在性生成问题，那么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或区别科学的根源就在于，知识及其使用是否具有阶级性，即知识的客观性及知识与人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资本论》性质的学者，要么认为《资本论》是意识形态著作，不具有科学性，如伯恩施坦的观点(20)；要么认为《资本论》不是意识形态著作，但具有科学性，如阿尔都塞的观点。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资本论》，不仅针对《资本论》内容本身的不客观性，即上文所述的价值、道德判断的结果，而且还指涉《资本论》是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表达或行为的指导思想。正如阿尔都塞所强调的，“一切意识形态概念的特点就是被外在于唯一的认识必然性的‘利益’所驾驭”(21)。在这种思维逻辑的背后，似乎在强调根据自身利益表达的思想观点只能局限于特定集团或阶级，具有不可靠性，反映的内容也只能俘虏于自己的时代，不具有普遍有效性。虽然阿尔都塞很好地说明了《资本论》在认识论或思想史意义上所发生的科学革命，但也由于狭隘地理解意识形态，进而忽视了《资本论》在人类生活或生存意义上的革命性。
在此，我们首先遭遇的问题是科学是否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科学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科学与技术已然构成意识形态，成为奴役和统治人的工具；而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是第一生产力，并且据此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强调科学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虽然这些思想观点是否合理尚有争论，但他们视“科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必然对立”的观点却值得我们反思。科学在认知内容上可能不具有意识形态性，但科学的使用或运用却存在意识形态性，因此，也就不能完全否定科学与意识形态具有兼容性。《资本论》作为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律的科学理论，符合、满足了最为广泛人民群众的需要。换言之，这种科学理论在运用过程中，之所以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性，在于它们能满足掌握和需要这种理论意识形态的主体要求。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本身是作为反映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而存在。《资本论》在揭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规律时，自然也包含对其之上意识形态的揭示与批判。总而言之，当我们在阐释《资本论》的科学性时，并不是、也不能否定其意识形态性。
(三)科学与哲学的阐释分歧
在对《资本论》科学性问题的争论中，潜在地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承认《资本论》的哲学性似乎意味着否定或减弱其科学性。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从学科的角度将哲学与科学相对立起来，哲学被纳入无法用实验或数学证实的人文学科，而科学被视为能够提供确定、客观结论的自然学科之中。在这种思维逻辑下，有些学者自然地将《资本论》的科学性归结为经济学著作，是具有客观性，能用数学证实和表达的学科。柯尔施正是看到，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忽视马克思哲学的方式维护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思想科学性的做法，而写作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强调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在柯尔施论证自身思想的过程中，也引申出了为何学者将《资本论》的科学性与哲学性对立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对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或“终结哲学”思想存在不同看法。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在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强调“消灭哲学”，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思想就转向了与哲学不同而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研究。面对这种断裂或对立，一些学者试图通过阐释“经济哲学”调和《资本论》的哲学性与经济学的内在关系。在笔者看来，这种方式的确很好说明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但还不足以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学等同于科学。
人们之所以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习惯性地接受“经济学是科学，而哲学不是科学”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是以具有客观性的数学方式推理或表达的学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确有使用数学、实证调查的方式论述其经济思想，这也是《资本论》科学性的表现。但马克思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为了达到经济生产和财富增长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方法，而是为了从根本意义上揭示隐藏在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强调资本时，也提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22)。因此，《资本论》的科学性始终不是实证或自然科学的科学，而是带有哲学高度和深度，并以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历史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客观描述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经济学概念的基本物质属性时，也深刻论述这些经济学概念背后所蕴含的拜物教性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可以说，《资本论》通过哲学与哲学思维方式跨越了实证、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局限，达到对人类社会事实的客观认识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当然，这里的哲学不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马克思所宣称需要被终结的哲学，而是能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历史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简而言之，《资本论》的哲学性并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资本论》的科学性。
三、“历史科学”：《资本论》科学性的真意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对此，有学者从科学这一概念在德语与英语世界的不同内涵予以阐释，认为在德语世界中科学(Wissenschaft)概念要比英语世界中科学“Science”的内涵更为宽广，它表示系统化的理论知识或一门学问(23)。马克思在使用科学这一概念时正是在“Wissenschaft”意义上使用，所以《资本论》的科学性不是“Science”(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笔者认为，这种区分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表述自身思想时的确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但是这种区分又不足以说明《资本论》何以科学、以何科学。因为，我们判定一种理论是否科学，不能仅仅以它是否使用科学或如何使用科学这一名称概念作为判断标准。
从价值、道德判断，意识形态和哲学三种视角论述《资本论》的科学性时，我们始终是处于读者的理论语境，即没有真正进入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思想的理论语境，进而在科学性问题上产生分歧，也无法真正把握《资本论》的科学性。因此，可取的方法应当是回归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思想的理论语境。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中后期的代表性著作，《资本论》科学性的形成离不开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扬弃；另一方面，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作，《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解也离不开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有学者指出，我们应当要在马克思所实现的科学观念革命的基础上，把握《资本论》的科学性(24)。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就是将对《资本论》科学性的认识置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观念变革的基础之上，但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马克思自身思想前后变化这一维度。也因此，该学者没有阐述在这种科学观念变革之后，马克思《资本论》所形成的科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科学。
在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特别是在初步确定唯物史观之时，马克思就将自己的思想确定为历史科学(25)。笔者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着马克思需要消除或终结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特性，使哲学具有现实的实践性，而历史科学就是这样的新哲学；另一方面，它意味着马克思所要探索的领域是人类社会，既区别于自然史，又与之有关联并同样具有客观规律性，而历史科学就是这样的新科学。（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然，马克思此时只是初步确立和阐释了这一科学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并没有对“市民社会”(广义上)展开全面、深刻的分析。但是，当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6)时，也是历史科学逐渐展开之时，《资本论》恰是这种科学最好的阐述。围绕历史科学，《资本论》从方法、对象和结论上呈现了其科学性。
其一，《资本论》所运用的方法有别于自然科学方法，并克服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局限，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研究在方法上的科学创新。马克思最初提出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区别于以往的思辨哲学，特别是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而这种区别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方法上的不同。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完整或明确地说明历史科学的具体方法，但也提及了相关内容，如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论证这门科学的前提，强调“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即从现实而非意识出发(27)。这些方法运用在《资本论》中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最为直观的把握，如通过数据统计掌握当时工人的劳动状况。因此，这种方法具有自然科学唯物、实证和数学的特性，后来被马克思概括为“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它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常用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看似正确，实则是不成熟或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所把握的只是一个孤立的抽象，呈现的是“一个混沌的表象”(28)。所以，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9)。《资本论》就是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通过把握“商品”这一抽象概念，展示了其内在所包含的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地租和工资等丰富具体的内容，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在结构和规律。简而言之，通过这种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克服了自然科学中数学、实验、实证方法在研究人类社会领域的局限性，实现了精确研究与合理表达的统一，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其二，《资本论》所把握和研究的对象、内容不是意识形态的主观臆想，而是具有真实有效的客观现实性。马克思在提出历史科学时，就强调他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3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只是初步一般性地阐述了人类史发展的原则和规律，而在《资本论》中则具体着重“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31)，进而更为清楚地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2)，但马克思的根本要义不是将人类史等同于自然史，而是认为人类史具有客观规律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资本论》所要把握的不是由单纯物质性构成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对此，一方面，马克思在把握人类社会领域的现实时，没有将人类社会视为事实材料的堆积，而是视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3)；马克思所把握的科学前提不是僵死事物之间的机械关系，而是历史生成的动态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领域这些事实的本质时，考虑了包括人的道德价值在内的主体性，所展现的不仅是物与物的表象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资本论》所把握的对象、内容，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包括两种：一是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是随着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而走向必然灭亡的趋势，并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34)；二是呈现为号称代表普遍利益、天赋人权，但实际是广大工人阶级处于贫困、被剥削，没有获得真正自由和平等状况的虚假社会。简而言之，《资本论》的科学性在于其所把握的对象、内容，虽然有别于自然科学，但同样具有客观真实性。
其三，《资本论》的科学性还体现在，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现实的可预见性和历史的前瞻性。如果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历史科学的视野或方法，在透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更替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灭亡的结论。那么，《资本论》则更加详实地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和矛盾的形成、发展机制，如劳动价值理论、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理论等，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其中，频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例证。与自然科学的结论不同，《资本论》的结论不仅具有在认知意义上的真理性，也具有人的目的性。如马克思揭示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对工人无酬劳动的占有，这说明了自由时间对于个体人性解放的重要意义。这种差异的缘由在于《资本论》的历史科学结合了科学与哲学的特性。从哲学的高度，在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特殊性中，抓住了其所蕴含的普遍性规律，由此也推导出人类自由解放的出路。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理解相较于之前其他文本的论述，就显得更为深刻和成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这也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狭隘性，《资本论》的科学性在于超越阶级的认识，实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当然，这种哲学特性不同于包括黑格尔体系哲学在内的以往传统的形而上学，它赋予了《资本论》的结论具有开放性、前瞻性特点。如列宁根据《资本论》资本集中、积聚的思想，论证了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论》所阐述的各种理论、思想依然是有效的，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也为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性质提供了合理的诊断。
综上，通过梳理学术思想史发展过程中关于《资本论》科学性争论的问题，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争论背后产生分歧的原因所在，进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论》科学性的真实意蕴。这对于今天我们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资本论》的一些原理、方法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思想来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除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当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而言，有必要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建设的经验和规律。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理论与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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