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问题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相伴相随，“自从世界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萌芽以后，金融扩张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既是连续性的象征，也是突变的象征”。作为特殊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扬弃了货币资本和银行资本等资本形态，并且以崭新的形态介入产业资本循环中，影响乃至改变了生产过程。时至今日，金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及世界体系塑造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所呈现的内涵和特征已与其原初形态大为不同。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作出回应与分析。1910年，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经出版便引起了理论界的轰动，为希法亭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称号。该部著作副标题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反映了希法亭“试图科学地阐明最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现象”，而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资本采取了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然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中批判和发展了希法亭《金融资本》所呈现的理论，并在《帝国主义论》的手稿中指出了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内在缺陷。
回顾列宁和希法亭这场关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状况的论争，不仅有助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研究和比较二者的金融资本理论，考察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的发展演变，进而在思想发展脉络中展现马克思剖析资本形态的科学方法与分析逻辑，而且可以为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理解和考察资本无序扩张及其蕴含的金融化趋势，乃至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演进逻辑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突出表现在从流通领域切入，以流通中的货币作为其探讨金融资本的起点，进而通过虚拟资本等资本动员的方式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进行考察，展示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二者融合形成金融资本的逻辑进路，最终在金融资本确立的基础上讨论了金融资本的现实影响及其对内和对外政策。
首先，希法亭从一般的货币入手，揭示了从货币到信用的关键跨越，并在信用概念的基础上考察了银行资本的形成过程。希法亭的货币理论曾引起较大争议。列宁曾认为希法亭在货币理论上有错误，英国学者安东尼·布鲁厄更是直言可以忽略希法亭对货币理论的讨论。但是，货币理论正是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重要切入点，更是直接体现了希法亭从流通领域入手的理论特征。必须指出的是，希法亭坚持了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的理论，从价值形态的演变角度，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理解货币的起源和职能。在希法亭看来，货币的产生源于流通需要，是流通领域内商品交换的发展结果。货币出现后凭借其独特的物理特性使得自身成为商品的等价物，为商品交易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货币流通的基础之上，希法亭接续探讨了信用与银行的产生。除了行使流通职能之外，货币还具有重要的支付手段职能。但是，货币在支付的过程中存在着时空分离的可能，买与卖的分离为“票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着票据流通的广泛化，作为收集和确认票据的专门机构——银行应运而生。在这一阶段，银行主要以票据为手段为资本家提供了流通信用。在此基础上，银行的发展推动流通信用逐渐发展至资本信用，即转变为对社会上未能作为资本利用的货币的汇聚，并以资本信用代替票据。资本信用又可以分为流动资本贷款和固定资本贷款，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货币收回的速率，也就是以短期或者长期回收方式作为区分标准。银行最初向企业提供的主要是流动资本信用，而流动资本的高周转性决定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仅有短暂的利益关系。随着资本信用更大规模地表现为固定资本信用，也就是银行资本以更大比例的、周转时间更长的固定资本贷款束缚于产业资本时，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是越大和越持久”。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对企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持续增大，企业对银行的依赖也进一步加强。可以看出，希法亭是从流通领域内的货币出发，展示流通领域内货币经由信用到银行资本形成的逻辑过程，并在分析流通信用到资本信用这两种银行职能，以及考察资本信用中流动资本信用到固定资本信用的发展中，揭示银行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深刻变革。
其次，希法亭分析了银行资本通过发行和投机实现的资本动员，揭示了虚拟资本对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重要影响。希法亭指出，证券交易所中进行的股票发行以及股票的交易和投机是银行资本影响产业资本的重要方式。股票发行和投机的前提在于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通过与独资企业的比较，希法亭指出，股份公司更容易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原因在于股份公司更易筹措资本用于扩张生产以及更新技术，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大份额以及实现垄断。在此背景下，银行形成了第三种职能，即将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的发行活动。具体而言，银行以企业的利润率确定的利润总额为基础，根据利息率构建了虚拟资本总额。通过售出虚拟资本（资本化的收益凭证），银行完成了资本动员，使得总资本中的部分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从而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另一部分则形成了“创业利润”。在希法亭看来，创业利润不是欺诈，也不是报酬，而是特殊的经济范畴，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利润”，即企业利润的资本化，因而其总额通常由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决定。实际上，银行资本通过发行股票构建虚拟资本这一巧妙的经济活动，在筹集了股份制企业用于生产的资本外，还创造了在利润率高于利息率情况下所实现的丰厚的创业利润。不止于获取创业利润，希法亭指出，银行资本还通过“资本掺水”“整理”“改组”等方式获取更大的利润，并实现对企业的控制。股份公司的特性为银行资本的活动创造了广阔空间，使得银行通过预付资本、分成股份以及售出股份的方式，即表面上G-G＇的货币交易形式，实现从“创建”到控制股份公司的可能性。银行还可以通过占有股票参与企业活动，以及通过在证券交易所的投机获得更多利润。为确保资本安全以及获取更多利润，希法亭得出银行具有扩大自有资本，并且通过各类经济活动实现与产业资本深度捆绑的趋势。
另一方面，银行资本通过商品交易所内的期货投机深刻影响了商品流通。期货交易主要指的是短期内价格可以发生较大变动的商品交易，体现的是对未来价格变动的预期。与市场中用于交易的商品不同，交易所内的商品仅为价格的纯粹承担者，并且“任何货币资本都能直接地转化为这种商品”。商品交易所内的商品并未履行流通职能，只是谋求差额利润的投机工具，而这部分交易利润本质上来源于商业利润。最为重要的是，期货交易使得银行资本借以参与了商品交易，进而介入商品流通以及利润的实现和分配。以此方式，银行资本不仅通过期货交易的方式承担了部分商业资本的职能、获得了大量利润，而且在帮助产业资本压缩流通时间的过程中，建立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更加紧密的利益关系。
最后，希法亭综合了产业资本的垄断情况，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逻辑及其现实影响，在考察完流通领域后，希法亭转入了生产领域，重点考察了产业资本的组织结构变革及垄断的形成，提出股份公司使得产业资本的垄断更易发生且更有动力。希法亭指出，垄断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秉持马克思利润率平均化的理论，希法亭认为资本家在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导致资本在不同利润率的部门流动，最终只能带来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在希法亭所处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显著提高，固定资本在资本构成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大，直接导致资本的转移日益困难。这一情况在资本主义重工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呈现出资本一经投入便非常难以流动的现象。由此，利润率平均化的实现障碍便出现了，这导致个别部门的利润率下降到平均利润率以下。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和提高利润率，“联合制”使得企业可以较好地应对这种利润率的差异。联合制也就是工厂之间的联合，分为由原材料引起的企业联合、不同产业领域的联合以及同一产业部分企业的联合。这种联合消除了利润率的波动、节约了商业利润，从而达到了平均利润率。虽然联合并不等同于垄断，但联合是垄断形成的必要环节。随着联合的发展，当联合起来的企业足够多，乃至可以控制该部门的生产和价格时，“局部联合”最终转化为“垄断联合”，垄断便形成了。此时，企业实现了从被价格控制到控制价格的转变，并在组织上成立了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以便提高利润率。垄断组织的形成导致各行之间统一的平均利润率不复存在，卡特尔化企业间形成的统一利润率，远高于非卡特尔化的中小企业间的利润率。不仅如此，卡特尔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按照某种时间顺序，根据为卡特尔化所提供的条件，攫取了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即通过对非卡特尔化生产部门创造剩余价值的掠夺，卡特尔化的生产部门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卡特尔和托拉斯还推动了金融资本的产生。希法亭指出，银行在垄断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银行获取利润的方式是与工厂和企业分享利润，但是只要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银行从中获得的利润必然会有所损失。因此，银行有着通过消除竞争从而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动力。换言之，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在消除竞争方面有一致的要求，二者形成的更加紧密的利益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垄断的发展。最终，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益联合，“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希法亭进一步展现了基于金融资本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并对帝国主义问题作出了判断。希法亭分析了资本主义为保障自身利益的对外政策后指出，在扩大本国经济区和提高关税失灵后，资本主义便会通过在国外建设工厂的方式推动资本输出。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法律关系的滞后成为障碍，金融资本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以暴力手段克服经济障碍”，这直接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落后地区国家，以及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商品输出时代的对外扩张相比，资本输出时代的对外扩张大大加速，并且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目的在于消除竞争，达到垄断地位。希法亭强调，银行与产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而获得创业利润的可能性，成为资本输出的强大动因”。民主平等的理想必然为寡头统治的理想所代替，帝国主义政策实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统治下的无产阶级斗争仍然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希法亭乐观地估计，金融资本在经济、政治乃至阶级方面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基础和前提。在经济方面，金融资本实现的高度的社会化成为过渡的基础：“占有柏林六大银行实际也已经意味着占有大产业的最重要的部门。”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一旦占有这些社会生产条件，能够更加便捷地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希法亭还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发展，使得无产阶级背负着沉重的利润负担；垄断带来的高物价降低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水平；税收的提高直接打击了中间阶级的利益。这些尖锐的事实使得每一个无产者认识到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资产阶级在国际和国内的统治实现的从未达到的高度剥削，必然引起无产阶级激烈的反抗，最终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希法亭从流通领域中一般的货币关系出发，勾勒了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最终展示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金融资本形成后的对外政策和历史趋势。针对希法亭的理论内容，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实现了对金融资本理论的发展。
二、列宁对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批判与发展
列宁对《金融资本》的评价主要集中于《帝国主义论》和《关于帝国主义笔记》，同时在其他著作中还有零散体现。在这些文献中，列宁从两个方面深刻评价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并在多个维度推进了对金融资本的认识。
一方面，列宁肯定了《金融资本》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列宁承认，《金融资本》和霍布森的《帝国主义》是在他所处时代很少能够超越的著作。同时，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书目附件中，列宁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与自己的《帝国主义论》列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将它运用于经济生活中的最新现象的书”。可见，列宁在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深入阅读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并给予高度评价，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正是列宁思考时代之问时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列宁指出了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诸多不足之处，并从概念内涵、时代判断以及理论倾向等多个层面批判发展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
第一，金融资本的定义问题。列宁直指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定义不够充分，认为“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在阅读《金融资本》的笔记中，列宁提出：金融资本等于银行资本吗？列宁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金融资本应该还包括大资本的发展、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以及垄断资本（竞争被垄断取代）、瓜分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因素。
在列宁看来，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定义仅从平均利润率以及垄断组织方面审视，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尤其是希法亭重点强调的流通领域内不断壮大的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也是不全面的。列宁认为，只有从生产的集中、集中引起的垄断以及银行与工业的融合三个方面才能说明金融资本的历史源头，其中的重点正是生产集中对于金融资本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突出了产业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促使银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的事实。列宁以生产集中为起点探讨了垄断的形成过程，并且分析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各类垄断组织形式。综合而言，列宁指出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过程表现为：“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
第二，垄断资本发展的问题。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将金融资本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级、最抽象的形式，认为金融资本实现了总卡特尔和中央银行的融合，消解了资本的特殊性质，从而掌握了社会生产的全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垄断资本规模达到了最高峰。列宁则坚持了历史的分析方法，推进了垄断资本的历史考察问题，用垄断资本的发展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历史发展趋势。《帝国主义论》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从经济和政治层面分析了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瓜分，涉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形式。一方面，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大国瓜分世界殖民地的事实，指出了为重新瓜分世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列宁看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建立了世界范围内广大的殖民地，而这正是金融资本主导下推出的国际政策。在此背景下，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不可避免，政治领域最终必然以战争的方式重新解决殖民地分配的问题。可以看出，此时的私人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联系更加紧密，二者试图合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在1917年的文章中，列宁更是直接使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列宁分析了国际垄断的发展趋势，指出资本家同盟在掌握了国内市场后，一定会走向国际市场，形成国际卡特尔。具体而言，列宁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十分注意与世界市场的结合，突出了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关税、垄断同盟、垄断地位影响世界市场的运作。列宁的分析体现了在世界历史视野内对垄断组织发展的考察，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也极好地印证了马克思所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的判断。列宁不仅关注到金融资本的阶段性形式，还注意到了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趋势，他通过考察垄断资本的发展过程与阶段性特征揭示了金融资本在时代发展中所处的阶段，而这正是突破了希法亭对于金融垄断资本历史方位的判断。
第三，关于对帝国主义判断的问题。上文已经指出，希法亭视帝国主义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认为对外扩张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是其必然结果。列宁从垄断资本的发展阶段出发，强调了基于金融资本发展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特殊的高级阶段。质言之，与希法亭持有“帝国主义政策论”的观点不同，列宁突出了“帝国主义阶段论”的观点。当把帝国主义联系至战争问题时，列宁将战争视作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必然结果。这一判断较希法亭所认为的“国家对金融资本的保护”的观点更为激进，也更具有预见性。有学者从理论史的角度认为，列宁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布哈林较多影响，而布哈林又受到了希法亭的直接影响，从而将理论谱系定义为：“布哈林把希法亭的深刻认识转变成一个连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方程式，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方程式后来重现在列宁的《帝国主义》一书中……而且成为布尔什维克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正统的解释”。布哈林的确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提出“由于全部事件进程已经作了准备而必然爆发的大战，不能不对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的观点，并分析了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但是，列宁不是简单承接了布哈林的“历史方程式”，而是重点改造了布哈林的理论逻辑，突出了作为时代特征的帝国主义的形成原因和重要特征，揭示了战争的缘由在于垄断资本主义在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简单将发动战争视为帝国主义政策。在此意义上，思想谱系也逐渐明了：布哈林承接希法亭的观点，将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但强调了战争的必然性；列宁受到了布哈林的启发，但不再将帝国主义视为对外政策，而是将其上升到了时代特征，并且在垄断的国际范围扩张的高度上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
在此基础上，列宁多次指出了希法亭在理论上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倾向，创造性地将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在列宁看来，希法亭在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问题上，“比露骨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同时，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暗含了机会主义倾向，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调和的结果。这是源于，希法亭在对金融资本的历史趋势的研究中，认为垄断发展最终形成“总卡特尔”，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主管机关自觉地进行调节，这个机关决定它的所有领域内的生产量”。通过领导生产，总卡特尔还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基于金融资本理论，希法亭将这一观点发展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在经济理论方面为机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提供支撑，即主张通过改良、和平过渡等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看出，《金融资本》虽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但是已经暴露了同机会主义调和的倾向。与此相反，列宁深刻觉察，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多国的经济和政治，直接导致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倾向的涌动。列宁指出，帝国主义通过瓜分世界获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形成了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使得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便可获得大量利润。在此体系中，资产阶级以部分利润收买工人阶级，培植了工人运动内部的腐化，直接造成了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盛行。这也就是列宁认定的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内在关联。由此，列宁认为，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批驳机会主义，不能孤立地反对其中一方。
三、列宁与希法亭理论差异的形成原因
哈维在评价希法亭和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时认为：“除了希法亭关于这个主题的基础性著作和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开创性论文中对希法亭一些观点的重复之外——后者影响很大，这个概念一直都完全没有得到分析。”显然，哈维未能把握列宁对于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批判与发展，更没能理解二者理论逻辑差异形成的原因。从列宁对希法亭的分析可以看出，二人在金融资本理论构建方面展现出较为不同的逻辑，这种深刻的逻辑差异源于二者依据的现实材料、对马克思理论逻辑和方法理解的差异以及对时代方位与历史形势的判断不同等。
第一，从理论依据的现实材料和实际历史而言，希法亭更多立足于德国国情，列宁则是着眼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布鲁厄曾指出，希法亭的理论“以德国为基础，在那里，银行的确扮演了主角。而在其他国家，基本上相同的结果却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加快赶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利用由银行资本集聚的社会闲散资本实现加速发展，由此产生了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密切联系。在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却并非如此。不仅如此，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甚至呈现了相反的趋势：许多银行财团的建立往往依托于工业垄断资本的支持。
比较而言，列宁写作材料的来源更加丰富。在《关于帝国主义笔记》中，列宁使用了148种著作和刊登在49种刊物上的232篇论文。这些著作和期刊论文涉及各国的经济、政治、历史、外交、技术、地理、工人运动等多方面内容。列宁在行文过程中依据的事实源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综合经济和现实状况。这也成就了列宁的国际视野，即从资本主义个别国家的现实上升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路径。
第二，从理论的逻辑起点而言，希法亭侧重从流通发展而来的垄断，列宁强调的是生产发展对于垄断的奠基性作用。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开篇便是探讨从商品交换之中发展的货币以及由货币发展而来的信用，并始终在流通领域之中考察货币问题。在此基础上，希法亭分析了由于货币在生产之中的游离和闲置所形成的流通信用和资本信用以及银行资本的形成过程。不仅如此，希法亭通过分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领域的证券交易和期货交易，展示了货币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影响方式和内容。可见，希法亭主要基于流通领域内的发展及其对生产的影响作出理论分析。与此相对，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旗帜鲜明地从“生产集中和垄断”出发，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集中问题，阐述了垄断组织的形成历史，指出了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状况。列宁又分析了银行对于垄断组织形成的推动作用，指出了银行的集中和垄断使得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益融合从而形成金融资本的事实。比较而言，希法亭强调的是流通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即货币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列宁则强调了生产集中和垄断是金融资本形成的根本动力。
比较可知，希法亭和列宁的逻辑差别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同，尤其是在生产和流通的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流通交换中，资本完成了原初形态的积累，并且当资本原始积累完成时，资本必须在流通中获得劳动力商品才能实现资本增殖。因此，“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如果从整体考察资本运动时，资本流通可以分为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两大环节。马克思指出：“流通本身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为资本通过流通才能成为资本；如果把流通本身看作是生产过程的整体，那么生产只是流通的要素。”正是通过资本流通，生产过程的结果才能够实现。在此意义上，流通环节可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条件以及从直接生产过程向再生产过程发展的关键因素。可见，希法亭从流通领域进行探究实际上体现了流通对生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流通对于生产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马克思显然更加强调的是生产对于流通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突出了生产对于消费、分配、流通的决定性作用，在指出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后，强调了“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进一步而言，马克思特别指出：“货币流通——从它现在的地位来看——本身现在只是表现为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而它的独立性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在一切方面都是由资本流通决定的。”可见，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突出了生产对于流通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一逻辑进路成为列宁进行理论建构的主要依据。
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探讨金融资本，但是马克思早已预见了生产发展，尤其是生产规模的扩张对于货币资本的影响。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循环的主体是价值，而价值革命会对整个循环造成干扰，这是因为价值的变动直接影响了资本家所准备的货币资本的波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资本家需要拥有大量的货币资本应对生产中的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更是印证了该理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轻工业和煤炭工业让位于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等，形成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生产部门。由于重工业固定资本投入更大，在其形成过程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尤为明显，同时也推动了垄断的加速形成，从而为流通领域内大银行的形成和垄断地位的确立奠定生产领域的基础。以美国为例，“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是当时居于首位的两个最大的托拉斯,分别代表洛克菲勒和摩根两大金融集团”——美国的历史正是体现了工业资本对于银行资本乃至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性地位，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期货交易都体现了生产发展和扩张以及生产尽可能消灭流通时间的内在要求。
综上所述，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共同印证了列宁的判断的正确性以及希法亭的判断失误。希法亭没有选择从生产的垄断进行考察，而是从货币流通出发进入生产领域进而讨论金融资本，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秉持马克思从生产过程着手的逻辑方式，列宁从生产的最新发展也就是生产的垄断出发，在考察了流通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后，最终落脚于金融资本问题。列宁实际纠正了希法亭金融资本的理论逻辑，实现了对马克思思想中生产与流通辩证关系的复归。
第三，从对时代变化的判断而言，希法亭仅关注到金融资本这一时代现象，而列宁已经从帝国主义的高度概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状况。《金融资本》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意即希法亭仅仅将金融资本视为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重要现象，这显然没有达到列宁对时代特征把握的高度。列宁在对时代特征的判断问题上牢牢抓住了帝国主义这一重要概括，并且深挖了帝国主义背后的经济动因，即垄断的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斯威齐指出，希法亭“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误认为是一个永久的趋势……银行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个短暂的阶段，它大致上是和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时发生的”。因此，斯威齐认为列宁实质用了“垄断资本”这一概念取代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正是通过把握生产中的垄断，而不是流通领域内财产关系的分析，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最新变化背后的重要内核，即垄断的发展变化。不仅如此，列宁的垄断资本概念还吸收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概念，即这种垄断不仅仅是生产上的垄断，还包括了生产的集中以及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结合实现的垄断。可见，虽然列宁与希法亭处于同一时代，但是在时代判断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希法亭仍然将帝国主义当作金融资本的一项对外政策，而列宁则已将帝国主义上升为对时代特征的最新判断。
希法亭和列宁的理论逻辑分野，以及对帝国主义在历史发展所处阶段判断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二人不同的政治实践。由于错误估计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过于乐观地认为可以实现从流通领域向社会主义过渡，希法亭提出通过接管“中央银行”实现社会制度变革，并“深信金融资本有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性的倾向”，最终滑向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在实践方面，希法亭担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领并且成为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列宁则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不同国家垄断阶段的判断出发，提出了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成功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通过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方面，列宁特别重视生产领域的变革，强调了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而领导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
四、结论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面临时代变化时，展现出强大的自我发展的能力。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是列宁与希法亭揭示的金融资本的重要内核以及分析金融资本的范式没有过时，对于理解当今的金融资本乃至深入分析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只有同时结合希法亭对资本动员与联合制的分析与列宁的分析范式与理论逻辑，方能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彻底揭示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以及影响。
第一，希法亭对于资本动员的分析为当今理解虚拟资本及其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提供重要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从历史经验来看，由金融风险发展而至的金融危机，往往与虚拟资本的兴盛密切联系在一起。早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已经对虚拟资本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考茨基在评价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时，曾称赞这部著作是马克思《资本论》二、三卷的延续，实际上肯定了希法亭对流通过程理论的发展。《金融资本》确实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方面实现了新的拓展，即在该部著作的第二篇《资本的动员。虚拟资本》中，分析了马克思指出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之外的银行资本的第三种职能，对深入研究虚拟资本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推动虚拟资本形成的重要动机在于创业利润。希法亭指出，创业利润或发行利润，作为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前提是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银行资本通过发行活动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这不断促使银行和企业家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构建了庞大的虚拟资本市场。其二，虚拟资本的构建并非意味着与现实资本完全脱节。希法亭指出，货币在向虚拟资本转化时，除了创业利润外，一部分资本确实转化为用于企业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的产业资本，实际上构成了企业扩大生产的重要积累来源。在此意义上，虚拟资本的发展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重要资本，为生产的运转与扩大注入重要动力。其三，虚拟资本具有不断中介化的趋势。虽然虚拟资本可以为现实的生产提供重要资本，但是希法亭已经注意到了虚拟资本的发展存在着接续中介化、脱离现实资本的现象。希法亭指出，在当时已经存在了货币资本向银行资本，再从银行资本向生产资本的二重转化，即双重中介化的趋势。不仅如此，股份制企业架构为银行资本的控股提供了重要便利，也为层层嵌套的金融活动奠定现实基础。这一活动在增强了资本的中介性外，还推高了金融风险。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过度使用，对资本循环特别是产业资本的运行逻辑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有些资本发展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状况。这是由于，金融资本在实体经济之外构建了脱离对应产业资本的庞大的虚拟经济体系，而这与希法亭分析指出的资本动员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可见，希法亭的分析为当今理解复杂的虚拟资本的遮蔽性，揭示金融危机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为推动资本有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第二，希法亭提出的联合制概念对于界定垄断和推动反垄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希法亭指出，联合制在垄断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他将行业内的联合制分为三种，即向上的联合制、向下的联合制和混合的联合制。这里的向上和向下是相对于同一生产部门内上下游企业而言，向上的联合意味着与提供原材料的企业联合，向下联合则意味着联合了进一步加工其产品的企业，混合的联合则是同时向上游和下游进行联合。希法亭指出，联合制具有重要优势：它消除了原材料和产品的价格波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利润率的波动，并进一步节省了商业利润。不仅如此，联合制还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能够更高效率地利用每一种原材料和产品。在此基础上，希法亭将上述发生在工业、商业、银行之间具有生产相关性的企业联合称为“同质联合”；称发生在商业、银行之间的联合为“异质联合”。这些不同形式的联合对于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作用，但都构成了垄断的微观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了垄断现象，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中考察垄断问题。列宁则评价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垄断对于调节生产、价格具有一定意义，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决定了垄断组织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重要的是，垄断实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另一方面，列宁在坚持和补充马克思关于垄断的理论外，对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寄生性和扩张性作出了重要分析，指出垄断价格、垄断利润在一定历史阶段，会对生产和技术发展起阻碍作用。由此，在承认垄断发展的必然性时，必须对垄断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继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点任务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马克思主义者对垄断的分析，现实地体现在了市场经济中部分企业通过风险投资、股权交换、企业联盟等方式加强垄断的行为。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的法律规范成为反垄断的重要前提，而如何界定垄断、区分垄断的具体形式，分析垄断资本问题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在这方面，希法亭着眼垄断微观基础所作的分析，对于今日的垄断认定工作，考察垄断资本的演进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列宁在分析金融资本时所使用的“生产-流通”范式对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列宁对于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批评与发展之处，便是指出了从流通到生产逻辑的转化，并在生产垄断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然而，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形势的转变，这一理论传统在列宁之后并未得到继承与发展。如20世纪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在考察垄断资本时，更多使用的是“剩余”这一概念，认为金融部门是吸收剩余的一个部门，从而忽略了金融资本在垄断资本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和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金融资本依托最新科技成果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形成了更加复杂多样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以脱离生产资本的虚拟资本体系为标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试图脱离生产过程实现资本增殖，但探究资本主义的本质，理解金融资本的演变，离不开列宁在分析金融资本时所使用的逻辑范式，即从生产着手的理论逻辑。这种分析范式扭转了希法亭对生产过程的忽视，复归了马克思对生产与流通关系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了对于虚拟资本乃至金融资本的分析。从当今现实来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既有“平台垄断化”，又有“资本金融化”特征的寡头企业和资本形态。这些企业和资本兼具垄断与金融属性，以新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对数据、算法、流量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垄断，从而凭借支配市场条件进行金融扩张、参股关键企业，进一步巩固垄断地位与扩张资本。这一现实印证了列宁从生产着手进行分析的合理性，即凸显了生产方式的演变对于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可见，生产逻辑仍然是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本视角与方法工具。
第四，列宁所强调的生产逻辑对于厘清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列宁在社会主义具体行动纲领中将一以贯之的生产逻辑付诸现实的国家治理，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提出了解决俄国困境的系列有效措施。列宁承认银行国有化具有重要意义，指出通过银行国有化方能掌握资本主义周转的具体情况。不止于银行国有化的措施，列宁更加强调要国有化工商业辛迪加，完成对其的国家垄断改造，因为“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可见，仅从希法亭设想的掌控金融领域出发，是不可能完成对于社会的改造的；只有从生产领域着手，掌握生产资料、控制生产过程才能完成彻底的社会革命。同时也可以自然得出结论，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应对经济危机，一味地采取资本动员等金融手段，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现实来看，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试图通过无限制量化宽松应对危机的方式并不可取，也不可持续。立足当下回顾，美国国内社会财富与金融货币符号之间的畸形关系显著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剧；国际上，美国的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明显上升，为金融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埋下重大隐患。与之相反，中国应对疫情进行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只有扎实推动复工复产，着力实现“六稳”“六保”，才能应对严重的疫情冲击；只有通过迅速恢复和组织生产，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才能以沉着底气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特别是抓住后疫情时代宝贵的发展机遇。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造就的国际垄断，还是伴随着金融创新实现的金融资本井喷式发展，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垄断始终与金融资本如影相随，乃至构建了庞大的金融帝国。金融资本在当代的发展采取了更加抽象的形式，不当发展的金融衍生品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和寄生性，甚至引发了诸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影响世界的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通过回顾列宁和希法亭在金融资本问题上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资本的产生根源以及重要特征，并在新形势下防范金融资本所带来的风险，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作者简介：毕照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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