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晚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创新
列宁的晚年思想起始于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后。之后其理论历经三次深化，并与此相联系，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大创新，同时构成了列宁关于苏俄科学的社会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第一次深化是在1921年10月，列宁明确提出苏俄经济应发展商业和利用市场的思想，从而找到了能真正实现工农联盟、工业和小农经济结合的发展方式，即通过商业，抓住商业这一社会主义建设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寻找到商业这种为农民所熟悉而且是乐意接受的交换形式。第二次深化是在1922年3月，在对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以来的经验进行总结时，列宁不仅将新经济政策视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源头，而且就其实施的长期性有着明确的界定。第三次深化是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列宁提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并以文化作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结合部来渐进推动苏俄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
一、以发展社会主义商业作为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
1.突破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创社会主义商业经济新认识
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不争的著名论断上，我们饮水思源，追溯而至的就是列宁的相关论述：“恢复货币流通，改用货币形式的交换”[1]；“研究市场”[2] ；“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3]。
在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越来越发觉市场和商业的重要意义，但由于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未探讨过的新课题，所以在他最终确定社会主义经济应发展商业和利用市场这一思想之前，有着极其艰辛的思考历程。到1921年10月，列宁形成了社会主义应发展商业、利用市场的理论，从而揭开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应发展商业和利用市场这一规律的探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找到了科学途径，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
2.探索出以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
列宁在肯定商业和市场是苏俄加强工农经济联系、推进工农联盟的同时，对合作社经济给予了充分的注重，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合作社实现了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结合，合作社经济在性质上是集体经济，是一种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而和社会主义毫无区别的经济形式。
列宁肯定合作社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工农群众的思想，促使苏俄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将这种俄罗斯传统经济形式的两大天然优势——加强群众联合和发展商品经济极大地发挥出来。正是基于对合作社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列宁还指出：“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加强群众联合和发展商品经济——引者注）的巨大意义”[4]。
列宁对合作社这一俄罗斯传统商业形式的重视，既继承了其能推进商品经济的精华，又以社会主义政权保障了其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从而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力帮手。列宁对合作社经济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探索出一条以合作社来引领苏俄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
3.辨析了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同
列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是极其博学的，他早期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夕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经济特征的研究无不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造诣。
如果我们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商业理论仅仅理解为要利用商品经济，那就失之肤浅了。列宁社会主义商业理论的科学之处，不仅在于他发现了要借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手段，更在于他探索出应如何运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发挥市场和商业的实效并遏制其自发的不良倾向。
因此，列宁的社会主义商业理论并不是将资本主义体制下发达的商品经济模式简单地移植过来，而是开创了在社会主义新体制下如何运用商品经济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开拓性表现在：第一，研究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商业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商业的区别。他有一个著名的不等式，即“商业”≠资本主义，简明扼要地道出了商业作为手段，在不同的体制下，其性质是有所区别的。第二，指明了苏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利用市场和发展商业的原则——以国家引导和掌握为主，这是将市场和商业的优势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的根本，是解决市场、商业的自发性和国家规划的目标性之间矛盾的基本法则。
尽管西方国家在历经种种经济低迷和危机后，也将国家和政府干预引入到经济管理中，但是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缺陷，这和列宁所主张的国家有效引领和掌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斯大林模式漠视市场经济、过于强化国家计划与干预，也是和列宁所说的国家引领和掌握大相径庭的。
二、将文化建设和国家机关改革作为苏俄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1.提升苏俄文化水平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苏俄尽管抓住了商业这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关键环节，尽管找寻到引领苏俄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路径，尽管确立了以国家引导和掌握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经济工作的能力和知识文化水平。新经济政策这一科学战略要顺利实施下去，必须以文化力来保障。因为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人。列宁对苏俄缺少文化的实际有着深刻的认识：“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5]“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6]在发展苏俄生产力这一问题上，列宁不仅将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文化作为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以提高苏俄整体的文化水平来创设文化力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2.将文化建设和国家机关改革作为苏俄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唯物史观中，对人民群众在创造、推动历史中的崇高功绩给予了科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世界历史时，是将人民群众置于首要地位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就人的因素给予了充足的论证，但在指导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上，尚有理论的空缺。他们在提及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认为：“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7]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虽是就世界革命的进程而言的，但也指出了俄罗斯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般特点：俄罗斯是比较容易走上文明之路的。然而，这显然和俄罗斯的生产力、文化状况不甚吻合。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将文化人的培育、文化力的创建作为苏俄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如何提升整体文化水平这一艰巨的使命中，列宁提出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来创建苏俄文化力的思想。“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国家机关……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8]这两个任务均是围绕文化而开展的，国家机关改革尽管归属于政治领域，但其改革要取得长效进展，根本“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9]。自然，文化建设和创新的目标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发展，这两项任务的开展是相辅相成的：工农群众的文化工作重心是认识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学做经济工作，这是自下而上的发展；国家机关改革的重心是要求党政工作者学做经济工作、以先进的文化来摒弃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这是自上而下的发展。
3. 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现实意义
在苏维埃建设实践中，列宁充分注重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结合部的特质，从而创建了以文化工作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著作中的文化，其定义大致可以等同于文明，既有物质的发展，也有精神的提升，所以是兼有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两项功能的概念。与此同时，文化在本质上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因此，它的基础功能和经济的直接决定性不同；它的上层建筑功能和政治、国家权力的能动反作用也是不同的。而且，文化的这些特质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列宁以文化作为经济、政治建设与革新结合部的构想是可持续的科学规划：提升苏俄整体的文化水平是对苏俄革新力量的培育；以文化（列宁尤其强调学做经济工作、引进先进技术等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文化）来开创苏俄经济持续发展之路；以文化（列宁痛斥官僚主义、奥勃洛摩夫精神和野蛮的旧俄文化对苏俄人民群众的精神贻害）的根植来树立苏俄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持续发展。从而使文化力不仅能弥合政治和经济之间双向作用之间的空隙，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整体革新，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力将以综合力的形式显示出更趋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列宁晚年思想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大创新，同时构成他在探索苏俄的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列宁认为，在苏俄社会发展中，应以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建设为导向，立足于经济、文化极不发达这一事实，充分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和提升文化力，渐进地朝着“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的目标迈进。
注释：
[1][3]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89页，第248页。
[2]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28页。
[4][5][6][8][9]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2—363页，第93页，第368页，第367页，第6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3页。
第一次深化是在1921年10月，列宁明确提出苏俄经济应发展商业和利用市场的思想，从而找到了能真正实现工农联盟、工业和小农经济结合的发展方式，即通过商业，抓住商业这一社会主义建设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寻找到商业这种为农民所熟悉而且是乐意接受的交换形式。第二次深化是在1922年3月，在对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以来的经验进行总结时，列宁不仅将新经济政策视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源头，而且就其实施的长期性有着明确的界定。第三次深化是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列宁提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并以文化作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结合部来渐进推动苏俄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
一、以发展社会主义商业作为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
1.突破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创社会主义商业经济新认识
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不争的著名论断上，我们饮水思源，追溯而至的就是列宁的相关论述：“恢复货币流通，改用货币形式的交换”[1]；“研究市场”[2] ；“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3]。
在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越来越发觉市场和商业的重要意义，但由于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未探讨过的新课题，所以在他最终确定社会主义经济应发展商业和利用市场这一思想之前，有着极其艰辛的思考历程。到1921年10月，列宁形成了社会主义应发展商业、利用市场的理论，从而揭开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应发展商业和利用市场这一规律的探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找到了科学途径，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
2.探索出以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
列宁在肯定商业和市场是苏俄加强工农经济联系、推进工农联盟的同时，对合作社经济给予了充分的注重，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合作社实现了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结合，合作社经济在性质上是集体经济，是一种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而和社会主义毫无区别的经济形式。
列宁肯定合作社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工农群众的思想，促使苏俄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将这种俄罗斯传统经济形式的两大天然优势——加强群众联合和发展商品经济极大地发挥出来。正是基于对合作社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列宁还指出：“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加强群众联合和发展商品经济——引者注）的巨大意义”[4]。
列宁对合作社这一俄罗斯传统商业形式的重视，既继承了其能推进商品经济的精华，又以社会主义政权保障了其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从而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力帮手。列宁对合作社经济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探索出一条以合作社来引领苏俄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
3.辨析了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同
列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是极其博学的，他早期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夕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经济特征的研究无不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造诣。
如果我们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商业理论仅仅理解为要利用商品经济，那就失之肤浅了。列宁社会主义商业理论的科学之处，不仅在于他发现了要借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手段，更在于他探索出应如何运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发挥市场和商业的实效并遏制其自发的不良倾向。
因此，列宁的社会主义商业理论并不是将资本主义体制下发达的商品经济模式简单地移植过来，而是开创了在社会主义新体制下如何运用商品经济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开拓性表现在：第一，研究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商业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商业的区别。他有一个著名的不等式，即“商业”≠资本主义，简明扼要地道出了商业作为手段，在不同的体制下，其性质是有所区别的。第二，指明了苏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利用市场和发展商业的原则——以国家引导和掌握为主，这是将市场和商业的优势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的根本，是解决市场、商业的自发性和国家规划的目标性之间矛盾的基本法则。
尽管西方国家在历经种种经济低迷和危机后，也将国家和政府干预引入到经济管理中，但是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缺陷，这和列宁所主张的国家有效引领和掌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斯大林模式漠视市场经济、过于强化国家计划与干预，也是和列宁所说的国家引领和掌握大相径庭的。
二、将文化建设和国家机关改革作为苏俄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1.提升苏俄文化水平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苏俄尽管抓住了商业这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关键环节，尽管找寻到引领苏俄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路径，尽管确立了以国家引导和掌握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经济工作的能力和知识文化水平。新经济政策这一科学战略要顺利实施下去，必须以文化力来保障。因为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人。列宁对苏俄缺少文化的实际有着深刻的认识：“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5]“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6]在发展苏俄生产力这一问题上，列宁不仅将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文化作为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以提高苏俄整体的文化水平来创设文化力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2.将文化建设和国家机关改革作为苏俄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唯物史观中，对人民群众在创造、推动历史中的崇高功绩给予了科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世界历史时，是将人民群众置于首要地位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就人的因素给予了充足的论证，但在指导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上，尚有理论的空缺。他们在提及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认为：“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7]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虽是就世界革命的进程而言的，但也指出了俄罗斯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般特点：俄罗斯是比较容易走上文明之路的。然而，这显然和俄罗斯的生产力、文化状况不甚吻合。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将文化人的培育、文化力的创建作为苏俄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如何提升整体文化水平这一艰巨的使命中，列宁提出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来创建苏俄文化力的思想。“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国家机关……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8]这两个任务均是围绕文化而开展的，国家机关改革尽管归属于政治领域，但其改革要取得长效进展，根本“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9]。自然，文化建设和创新的目标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发展，这两项任务的开展是相辅相成的：工农群众的文化工作重心是认识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学做经济工作，这是自下而上的发展；国家机关改革的重心是要求党政工作者学做经济工作、以先进的文化来摒弃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这是自上而下的发展。
3. 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现实意义
在苏维埃建设实践中，列宁充分注重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结合部的特质，从而创建了以文化工作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著作中的文化，其定义大致可以等同于文明，既有物质的发展，也有精神的提升，所以是兼有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两项功能的概念。与此同时，文化在本质上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因此，它的基础功能和经济的直接决定性不同；它的上层建筑功能和政治、国家权力的能动反作用也是不同的。而且，文化的这些特质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列宁以文化作为经济、政治建设与革新结合部的构想是可持续的科学规划：提升苏俄整体的文化水平是对苏俄革新力量的培育；以文化（列宁尤其强调学做经济工作、引进先进技术等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文化）来开创苏俄经济持续发展之路；以文化（列宁痛斥官僚主义、奥勃洛摩夫精神和野蛮的旧俄文化对苏俄人民群众的精神贻害）的根植来树立苏俄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持续发展。从而使文化力不仅能弥合政治和经济之间双向作用之间的空隙，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整体革新，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力将以综合力的形式显示出更趋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列宁晚年思想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大创新，同时构成他在探索苏俄的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列宁认为，在苏俄社会发展中，应以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建设为导向，立足于经济、文化极不发达这一事实，充分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和提升文化力，渐进地朝着“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的目标迈进。
注释：
[1][3]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89页，第248页。
[2]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28页。
[4][5][6][8][9]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2—363页，第93页，第368页，第367页，第6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3页。
发布时间：2011-07-11 1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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