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俊潭 潘沁：论《共产党宣言》革命概念传播与中国化

　　在古希腊和罗马，君主政治（Monarchy）、僭主政治（Tyranny）、贵族政治（Aristocracy）、寡头政治（Oligarchy）、民主政治（Democracy）、暴民政治（Mob System）等各种政体循环更替，但没有形成一个通用术语来指称这种政治变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用metabole kai stasis表达“伴有暴力的变革”，指城邦政治生活中由人们的不平情绪引发的暴力性事件，不平则鸣，进而思变，波利比乌斯使用anakykloois（来源于词干kyklos，是英文cycle的词根）表示“政体的循环兴替”。在拉丁语中，曾经用novis rebus studere表示“为革新而奋斗”，用commutatio rei publicae表示“政府的变动”，罗马晚期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则使用天文术语conversio指代“社会政治领域的变革和交替”，conversio原义是指天体的“转变”，由此，政治领域的彻底变革特别是动用武力实现转变这种意义，就有了“旋转的”或“周期性”变革的含义。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新出现的名词revolutio逐步取得了与古典拉丁语词conversio对等的语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使用的德语词Revolution、英语词revolution、俄语词революция，即滥觞于拉丁词revolutio。该词于14世纪进入英语，演变成revolution词形。最先是在周期运动、重复循环、旋转(to revolve)的义位上承接conversio的义项，克伦威尔革命以后，revolution能指拓宽，又接续了西塞罗“社会政治领域的变革和交替”之义，虽然保留“重复循环”义素赋予的“恢复法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之名义，实质上却成为人类社会某一领域彻底变革的代名词，至此容受了拉丁语词conversio的完整内涵。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17和18世纪之交，revolution这个词及其变体几乎成为指称光荣革命的专用词，由此带来的历史语义结果是，revolution摆脱了“反叛、暴乱”的义项，保留的义项中兼具改善和恢复之前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双重义素。美国独立运动特别是《独立宣言》，进一步彰显revolution词义中的政体正当性，而不是对某一统治者的效忠，使revolution成为完全的褒义词。法国大革命爆发，是以revolution一词赫然成为近代革命概念的定义词来宣告的。法王路易十六惊呼：“C’est une révolte.”（人民反叛了。）拉罗什福科公爵纠正道：“Non, Sire, C’est une révolution.” （不，陛下，人民革命了。）国王定义的“反叛”被纠正为“革命”，大革命的实践伟力，一跃而把révolution/revolution推举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通用政治术语，在词义上不仅不排斥，而是吸纳了暴力运动的意义。法国首相、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撰写了影响巨大的《英国革命史（1826—1856）》六卷本，1843年夏天，马克思驻留克罗伊茨纳赫期间开始关注法国大革命，深深服膺法兰西共和精神。到1848年春天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把革命视为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而共产主义革命最后要实现与传统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欧洲革命风暴降临，马克思亲历了这场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见证了各阶级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动员和争斗，揭穿了基佐等人离开阶级斗争探讨革命问题的思想倒退。马克思深入研究了法国六月起义和雾月政变，准备创办不定期杂志《革命》，并为杂志写下了《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部著作，申明革命斗争的焦点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最终是统治阶级各派别对代表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社会民主派力量的扼杀。这次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记事》等文章，指出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始终没有撼动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而太平天国革命直接指向社会经济结构，所以是封建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革命。马克思通过研究十九世纪中期的东西方革命运动，指明新兴阶级从没落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改造社会经济结构，是革命区别于一般反叛、民变、起义、叛乱、变法、改制的深层意义。著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精准地看到：“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后的几乎所有著作中，运用经济术语来重新定义他年轻时赤诚的革命激情。”马克思恩格斯热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他们从公社找到了工人阶级从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也就是发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而是要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新的国家形式，从而以国家的名义重构社会经济结构。

　　马克思全面研究东西方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共产党宣言》的革命概念。列宁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的革命思想，自己在写作关于革命问题的著述时，注重根据德文原著来出引文，他批评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认真对照《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和俄文版，写下了《国家与革命》，用俄语术语революция对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术语Revolution，列宁引用《共产党宣言》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第37页对革命任务和内容的经典论述：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国家与革命》则被公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表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任务的经典论述是全书的中枢，对这个经典论述的全面阐发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概念的凝练。从一般意义而言，革命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最终目标是改造社会经济结构。从特殊意义而言，列宁指出“《共产党宣言》谈到‘工人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以此造成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存在的政治条件，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改变整个社会关系。这种革命不只要成立一个新国家，更要重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形式；不只要改造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更要对所有制关系进行强制性的干涉，按照共同体原则重构一个新社会。正如恩格斯所定义：“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系汉语固有词，《说文解字》曰：“兽皮治去毛曰革”，引申为“革取”“取走”“改革”等动词语义。“命”即“天命”，《楚辞·天问》曰：“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意思是天命反复无常，哪能一成不变地惩罚谁、庇护谁？古代中西方皆有君权神授之说，帝王自称受命于天，而天命是可以变更的，“革”与“命”构成动宾结构的词语，字面意即从某位帝王那里取走天命的授权和庇佑。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仁义”是“革命”区别于“弑君”的政治道德标准，“革命”是革无道昏君如桀纣之流的命，若杀“仁义之君”就是弑君之罪。这种传统革命观认为革命的行为主体是帝王，如《周易》记载“汤武革命”，《尚书》记载“革殷受命”，《三国志》记载“承运革命，君临万国”，所以《晋书》称革命为“帝王之美事”，反叛起义成功王朝易姓被称为“革命”。日本恪守皇统万世一系的政治传统，在接受儒家文化并使之本土化的过程中，他们用“天道”取代“天命”，用“改元”取代“易姓”，以改变年号纪元以应天道，所以汉字词“革命”在近代以前没有进入日语，而是将彻底的朝代更迭，用来自汉语的另一个词“転覆”指称。作为世界历史概念的革命，是以作为世界历史事件的革命被日本国内认知为前提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兰学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事件，开始使用かくめい日语词，日本儒学家将中国传统农民起义亦谓为“革命”，启用了和制汉字词革命（かくめい），通过和制汉字词对译了兰学和汉学术语。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万国史记》《法兰西志》等译述法、英、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作开始在日本流传，把The French Revolution译作法国革命，July Revolution译作七月革命，3rd Revolution译为三日革命，从而在revolution—かくめい—革命之间建立起对译关系。1884年，井上哲次郎在《改订增补哲学字汇》中，将revolution译作：革命、颠覆，并进行格义曰：兴国谓之革命，亡国谓之颠覆，在正向积极的义位上，日语原典的“転覆”一词被“革命”替代，并实现了术语意义的近代化。

　　在日语语境获得近代积极语义的革命一词，旋即被汉语借词回归，1879年5月15日，中国最早的报纸《申报》（上海版）第2167号载《译日本人论亚细亚东部形势》中，中国译者在近代语义上论及“戊辰革命”，继而通过黄遵宪撰《日本国志》、王韬撰《重订法国史略》，“革命”作为近代政治术语在学术界得以重生，但直到1895年之前，这种近代语义尚未进入官方和民间社会，朝廷和市井之间仍然视此等事件为犯上作乱、起义造反。甲午战败让清朝政府丧失了顺应天命的政治资格，“革命”概念由此进入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大潮。1895年底至1898年两次逗留日本期间，孙中山一改此前的“造反”“起义”“光复”等口号，以“革命”相号召，并以革命党人自任。与孙中山赴日同一时间，《时务报》日籍翻译古城贞吉在上海居留，译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党人，与同盟会汇成近代“革命”语义的廻流，让这一术语脱去帝王美事的罩衣，而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暴力排满、推翻帝制等政治目标统一起来，近代革命概念正式进入民间社会。而在官方社会，由于“革命”借词时兼有暴力和仁义两种色彩，清政府对这个回归词当然是深闭固拒。法国大革命意象笼罩之下的轰轰烈烈色彩，凸显了革命运动实现国家政权更迭的暴烈性一面，相比之下，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崇明治维新（在日本亦称“明治革命”），在此意象之下极力回避王朝异姓的同时，反而更突出社会经济结构改造的深远性。1902年底，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著文释字，认为用“革命”二字翻译Revolution 不是确译，Revolution 真义不在王朝易姓而在于社会的根本变革，“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从这时开始，近代革命概念用“变革”的名义，得到官方的默许，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才最终在术语竞争中全面胜出。中国资产阶级整体上看到了革命在社会近代转型中的历史火车头作用，改良派突出社会改造的深远性，民主派突出政权更迭的暴烈性，后来的自由派则突出经济成长的基础性，使得中国的近代革命概念形成了多元取向和多种意象，并蕴含强烈的结构性张力，这种矛盾和张力亟待马克思主义科学革命观来纾解和融通。

　　从马礼逊来华到五四运动一百年间，在华传教士和中日知识界编纂的早期英华字典revolution词目下汉译词演变，也印证了近代革命概念在中国创生的脉络。1822年马礼逊编成第一部《英华字典》，把revolution按中国传统含义译作“大变”“大乱”，其后1866—1869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英华字典》、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华萃林韵府》，译作“国变”“国之乱”“叛逆”，直至1895年李提摩太译述《泰西新史揽要》，都是步马礼逊之韵译为“大乱”。尽管在1880年代初，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革命”的近代语义，且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已在正面意义上用“革命”翻译revolution，但在这时编纂的《订增英华字典》却依旧用“作乱”对译revolution。第一部中国人自编的华英词典见于1899年，系洋务派人士邝其照主持的《华英字典集成》，屏蔽了民间社会的近代革命概念，按官方社会的传统理解译成“变乱”“叛逆”。进入20世纪，出现了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英华词典，1908年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开始用朝廷能够容忍的“变革”一词翻译revolution，同时有意避开改朝换代之讳，将“变革”“改革”并列，但毕竟近代含义也已裹挟其中。从辛亥革命开始，“革命”一词从民间走上庙堂，并日益在词语竞争中成为revolution的通用译词。1911年被视为“西方孔子”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编《德英华文科学字典》，在全社会范围内将Revolution—revolution—革命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但同时保留了传统义项“民变”；次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编《华英字典》，将“革命”一词释为：name of a modern reform society,赋予“革命”术语正向积极的概念意义；1913年商务印书馆印行《英华新字典》，将传统译法“反叛”和近代译法“革命”并列；到1916年《赫美玲官话》中，已经废弃了传统译法，用“革命”或“变革”作为revolution标准译词。

　　最早在中国译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78年他口译 “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 ，从反面将工人革命译成“乱党起事”，影响甚微。到20世纪初日本掀起社会主义传播高潮，从1902年起，居留日本的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将“阶级论”和“阶级竞争”“阶级争夺”“阶级争斗”“阶级战争”等观念译介到国内，为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提供了初步前提。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作《近世社会主义》，书中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为“一大雄篇”，首次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译出了“共产的革命”一语，1906年宋教仁再次摘译这段话，也是将此处译作“共产的革命”，同一时期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节译《共产党宣言》，将最后一段话中“共产主义革命”译成“吾侪勇进”，相较早期传教士译词“乱党起事”，回归借词“革命”在汉语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彻底成为积极的褒义词。正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现早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样，基于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先期汉译和传播，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即作为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革命概念，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进入中国知识界，早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全面传播。所以李达在1921年元旦所说：“一部《共产党宣言》，差不多纯粹讲革命的”，在《共产党宣言》七篇序言和正文中，Revolution术语共出现55次，正文中就出现37次。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鼓动性话语的汉译，让中国人理解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一般意义，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国家与革命》摘引过的《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论述，这段关键论述的汉译、传播、理解和运用，则指引中国人进一步从特殊意义上理解了无产阶级革命概念的内在规定性。

　　辛亥革命后不久，朱执信率先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论述，译文曰：“其第—事，则以现社会组织之弊，而使劳动者与之反抗竞争。其第二事则破资本家雇主之经济支配权，而易以新社会平均经济之组织是也。”朱译文不仅比较深刻地理解了重构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内容，而且用“破”字突出了对经济关系的强制性干涉，但囿于译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在译文中淡化了革命主体，淡化了暴力革命色彩，更淡化了无产阶级组织成统治阶级的国家形式。五四运动时期，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最具代表性的是成舍我专门摘译这段话所处的自然段，译文云：“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成舍我用“战争”“打破”“没收”等译词，凸显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再利用统治阶级的强制性权力剥夺资本，明显比朱执信的翻译更深切了，同时，把无产阶级的统治理解成“政府掌管”“统治机关”，说明还没有廓清无产阶级组织成的全新国家形式。1920年夏天，陈望道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这段话的译法是：“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底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陈译文用“跑上”“战胜”“夺取”等词坚定暴力革命原则的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说未来全新国家形式的译法，没有再使用传统的“政府”“机关”等字眼，而是采取了保存原著字面直译的方式，在否定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同时，为先进分子理解无产阶级国家形式留足了思想空间，此后，《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这段话日益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问题的经典论述。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显示出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对无产阶级国家形式和功能的初步理解和运用，文件写道：“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不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结果，共产主义就很容易很简单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还要“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中国共产党宣言》将《共产党宣言》陈译文中的“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理解为废除旧式的国家政权，建立劳动专政，而将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理解为收归社会共有共用，尽管尚未把革命对象进行中国化转换，但从基本内容上比较准确地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概念。

　　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夕，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围绕《共产党宣言》这段经典论述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徐六几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翻译成“无产阶级占据治人阶级的地位”，将未来国家翻译成无产者组织的治人阶级，将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理解为“国家资本”“完全独占”，由此推论出革命的结果是国家机能的扩大和由此造成的所谓集产主义，从无政府主义立场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概念。其后月余，李达重新译介这段话，突出革命是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指明《共产党宣言》上说：“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在使劳动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未来国家即是组成支配阶级的劳动阶级，并解释说这种国家形式即劳动专政，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即是无产阶级“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推动全部生产力用大速度增加起来。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篇译介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求索勾稽，李达指明：“经列宁引申立论之后，凡是曾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不得不承认的，无论柯祖基如何曲辨，而劳动专政发源于马克思主义一事，已有确切的根据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的引用阐发，经李达言之凿凿地点拨出来，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革命概念的权威注解，从而促使十月革命成为思考中国革命的现实注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理解和运用《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论述，始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思想推动力。1922年2月，广东南雄中学进步学生李乐天（字：励冰）作《〈共产党宣言〉〈的后序》，摘引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说：“宣言有言：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为支配阶级，以（本阶级的）德莫克拉西专揽公众一般的政权”，然后籍政治的最高权，“要革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的命，剧烈的破坏是不可免掉的，宣言第二章的末段已明说过了。”这篇后序发表在北京团组织主编的半月刊《先驱》上，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非常关注，对党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有积极意义。同年底，党内专题学习讨论《共产党宣言》，并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将“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的目的何在？”作为讨论的主要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在实践上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到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形势，1929年初苏区党组织公开发布红四军《共产党宣言》，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任务的经典论述进行了中国化应用和创造。这个《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第一个责任是打倒帝国主义，全国才可以统一，工业才可以发展；第二个责任是推翻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第三个责任是“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这里的第三个责任，被当成革命任务的第一步，实际上是“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的目的何在？”这一问题的解答，明确提出工农群众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方式是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依靠这种政权形式强制性地没收外国资本，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广大农民，彻底改变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时，摘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并为《共产党宣言》作序的青年学生李乐天，已经成长为毛泽东倍加赞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司令”了。由此可见，红四军《共产党宣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归纳了无产阶级革命概念的中国化解读，代表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任务的经典论述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变成了行动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探索相辅相成，中国知识界这时开始全文翻译《国家与革命》，书中第二章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革命任务的经典论述的转译，以及列宁对这段话的系统解读和阐发，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中国化的重要引擎。1928年商务印书馆编辑沈百英（署名：石英）翻译《国家与革命》，将其中援引的《共产党宣言》经典论述翻译为：“劳动者的革命底最初的一步是普罗列塔利亚特之升登于支配阶级，是德模克拉西之获得”，“普罗列塔利亚特将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支配权，渐次地从布尔乔亚汜去剥夺一切的资本，集中一切的生产用具于国家即当作支配阶级而组织了的普罗列塔利亚特底手中，而尽可能的急速地去增进生产诸力。”这段文白夹杂的译文，虽然没有突出革命第一步的暴力原则，但将革命定位为阶级斗争范畴，道明了未来国家是无产阶级作为支配阶级的组织形式，并指明这种国家对资本的强制性剥夺，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革命概念的认知水平。1929年7月，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书记柯柏年全译《国家与革命》，上述这段话的译文是：“工人革命中之第一步是变（字义上即‘提升’之意）无产阶级为统治阶级，也就是德謨克拉西的战胜。”“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权渐次夺取资产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就是集中到一个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去；这样做去，那总生产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了。”柯柏年使用全白话文翻译，不仅清晰直白地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揭示出来，而且突出了革命第一步的暴力原则，填补了沈译文的留白，在“红色的三十年代”之前，这反映了党内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最高认知水平。1930年代初，毛泽东读到柯柏年译本，从此随身携带，爱不释手，长征途中在马背上反复阅读《国家与革命》柯译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中国进步知识界的深刻理解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体悟，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相互融会贯通了。中央苏区时期奠定的科学革命概念，为延安时期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准备了概念分析工具，也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审定《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干部必读”，作为适时实现革命转变的红色秘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对《共产党宣言》耕读不辍，特别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内容的经典论述处瞩目留墨，在书中“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的地方，划上直线、曲线，甚至加上两三个圆圈，将此珍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代码。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解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代码，故而廓清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内在规定性，包括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新国家形式，即以人民的武装取代旧式常备军、以人民的公仆取代旧式官吏、以议行合一的工作机关取代旧式议会，并依靠无产阶级的这种组织形式和统治形式，强制性地干涉所有制关系，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构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相比以往其他阶级发动的革命的特殊概念规定，而在一般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也掌握了革命概念的科学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对革命词条的解释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实质、暴力革命原则、政权根本问题和社会经济结构改造的概念内涵规定性，已经沉淀在权威汉译辞书中。反而观之，那些以重大革命事件催生了近代Revolution概念的欧美国家，他们的学术界至今还在众口不一地争论革命概念的含义，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发现：“‘革命’一词没有确切且令人信服的统一含义，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和俄罗斯的革命各具社会学特点。直到今天，欧洲学界依然在努力准确界定‘革命’一词的内涵。”西方权威辞书《韦氏新世界美语词典》正是以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辛亥革命为例，对revolution词条的释义为：“被统治者推翻政府、政体或社会制度，代之以另外的政府或体制，通常采用暴力的方式。”这里抹去了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实质，更没有深入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问题，实际上仅仅定义了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