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设是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基本载体。然而，历史证明，现代国家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主观建构与客观发展相统一的过程。政党作为国家建设行动的主导力量，是否有能力领导和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进程是政党政治时代赋予政党的历史使命和评判标准。考察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历程，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主导力量，不仅成功实现了近代中国主权独立和政权统一，而且顺势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作为这一探索和实践进程的集中表达，考察历次建国构想的内容演进和价值意蕴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内在逻辑的一把锁钥。
一、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百年历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革命形势、国情实际以及现代化发展逻辑提出和发布了一系列建国主张和建国构想，呈现出一幅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历史图景。
（一）“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国家观探析
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国内外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理念思想。这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
具体而言，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有组织的暴力。对于这一问题，陈独秀在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进行了初步阐释：“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途径。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推翻旧阶级统治，从而实现新旧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前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他们开始意识到枝节改造、改良革命并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积贫积弱，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来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毛泽东在经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就明确支持俄国暴力革命道路。他在与新民学会会友就社会问题进行讨论时讲到：“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然要求。对于这一问题，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李达也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此，他们就中国革命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打破旧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这一认识达成了共识。
（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建国构想的萌发
现代国家建设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党力量来领导和推动。资产阶级旧政党力量由于其自身局限性难以也不可能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建国方案。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即积极投身于解放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中，并就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设计。早在1920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建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打破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革命主张：“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系统地思考和设想无产阶级国家建设。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首次对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进行了明确设计，即“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大会就具体的建国设想提出了五点目标。可见，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建国方案是建设一个联邦制民主共和国，国家内部实行民族自决。这主要是因为深受苏俄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的、理想化的建国方案。随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无产阶级还需“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党的二大提出的建国方案必将随之调整。对此，1923年6月，党的三大对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最终目标进行了展望：“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阶级的共产社会”。此后一直到国民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基本承续上述内容。
（三）“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建国构想的初展
大革命的失败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之前所提出的建国设想。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再根据革命信念和目标来设定理想化的建国方案，而是依据现阶段革命实践的进展来进行独立探索和具体研判。对此，党的六大明确指出：“中国大概不会有双政权的可能，工农夺得政权后新政权必即时实现”。可见，此时党已经认识到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是不容许无产阶级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须组织工农运动和武装起义来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对此，党的六大决定推行苏俄政权建设经验：“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普遍此经验于党员及广大群众中去……宣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立苏维埃的可能”。在此背景下，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以苏俄苏维埃政权体制为样板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全国性政权的开始。
局部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国家建设的主张。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更名为“人民共和国”。对此，毛泽东指出，之所以做出调整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而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这对于当前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抗战力量更加有利。但是，国家建设主张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国家性质的根本转变，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依旧是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且，“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一建国主张的调整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依据革命实际对于建国构想的理性审视和动态调整。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国民党抗战态度的转向，中共中央在全盘考量抗战时局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抗日国防政府以及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国会，并同国民党达成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的合法存在。由此，“一国两制”的政权架构在中国大地上具有了制度化、合法化的存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治主张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基础、形式等问题相统一的，与其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革命领导权、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革命理念并不违背，是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具有战时性、过渡性的政治主张。
（四）“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建国构想的成熟定型
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反扑，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未来走向，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此认识基础上，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国构想中，毛泽东明确规定了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并指出这一建国设想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可见，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属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稳定独立的全国性政权，这一建国方向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行动提供了根本指引。
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建国方向。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内涵指向予以明确。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基本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8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等进行了进一步详细规定。这也标志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成熟定型。
（五）“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建国构想的新发展
主权独立、政权稳固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诞生。由此，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构想由“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逐渐被政权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所取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在国家基本的政治架构之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对此，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在科学研判新中国国家建设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由此，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建国构想的集中表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统筹兼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为根本方向蓬勃开展，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在依据实际国情以及以苏为鉴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在此基础上，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由此，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国家建设目标的集中表达。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目标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就曾讲到：“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可见，以农支工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依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主要思路。同时，从这一时期所颁布和推行的“156工程”、大小三线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和方针中也能看出，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基本设想仍然是建立种类齐全、系统独立的国家工业体系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国构想的新展望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目标。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行动开始与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相衔接、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相呼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相契合，呈现出后发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样态。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由此，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核心指向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成为新时期国家建设构想的最新表达。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并确立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论断，基本路线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内在要求国家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成长，这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及时调整国家建设的目标构想以实现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协调统一。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建设目标，为新世纪党的国家建设行动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不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治国理政重要思想和方针政策，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正式开启了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着眼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性，体现了新时代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更加注重“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相统一的现代化发展逻辑。
二、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历史演进的内在意蕴
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作为在百年党史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国家建设道路走向的一个基本展现，梳理和分析历次建国构想的提出和实践，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强有力的政党力量不仅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领导和权威支撑，而且形成了持续全面而有力的推动。纵观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特质和历史贡献得到充分彰显，并在当前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进程中仍然发挥着核心关键作用。
（一）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价值崇高性
政党作为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以取得政权为根本目的的政治组织，任何政党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追求的共性。所区别的是，不同性质政党的政治追求存在着眼于少数人私利还是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分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其一经诞生就充分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毫不动摇地承担起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并为此不懈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历次建国构想的内容演进，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能够真正实现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先进政党。
具体而言，近代中国国情决定了建立主权独立、政权统一的国家以达到政治上独立自主是基本政治主题。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仿效欧美，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传统帝国体系全面崩解。然而，“共和因帝制的终结而开启，但统一的现代国家并不因帝国的推翻而确立”。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下，最终演化成为一党独裁的党国专制政权，这使得中华民国只是徒具虚名的现代国家的形式虚壳，随时有崩溃瓦解的可能。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惧怕人民、压迫人民、反对人民，其所提出的建国观无非是想使国民党政权彻底沦落为封建反动的专制政权。对此，周恩来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建国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这无疑是近代以来民主理念和国家观念发展的严重倒退。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和实现民主政治为根本方向，探索和回答了在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为谁而建、建设什么样的、如何建设、建成之后如何巩固等一系列关涉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根本议题，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早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之时，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和设计革命后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具体问题。对此，毛泽东就曾指出，共产党人奋斗的一切目的就在于“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指引下，国共之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对峙较量最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结束，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构想也开始逐步成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领导国家与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根本完成。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初心使命，围绕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历史主题前赴后继，相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战略目标，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建设道路，科学揭示了现代化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已迈向更高发展阶段，完整有效的现代国家体系逐步成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已然全面开启。
（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性
历次建国构想的内容演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实际以及传统历史文化来进行科学把握的，凸显了其中的民族形式和中国特色。因此，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展现，是“两个结合”的生动表达。在此探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不仅在价值和学理层面呈现出融合互通性，更实现了理论的选择性筛选和具体实践的创新，达到了理论创造与实践改造的双向统一。
具体而言，第一，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这个专政是为了达到向无阶级的过渡。但是，囿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作出了原则性设想，但并未对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具体方式作出具体性分析。对此，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和社会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推动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呈现出由劳农专政到工农民主专政再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动态调适。其中，为最大限度地凝聚革命力量以确保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更是在不同革命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民族民主政权、以普选国会制组织联合专政、民主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阶段性、过渡性的战时建国主张，并最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权建设理论。而这一切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和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科学把握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造。
第二，中国国家形态和民族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结合中形成和发展。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形态和制定民族政策上，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和联邦制国家构想为之提供了基本理论参照。1922年，共产国际就曾指示中共：“中国劳动群众和群众中进步分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然会受之影响。对此，1934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曾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和民族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联邦制和民族自决不适于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地。中华民族自古即有的大一统政治文明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格局以及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已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民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认知，由异域舶来的联邦制和民族自决自然难以在中国扎根落地。由此，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行单一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此来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这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面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积淀而呈现出理论创新性的生动体现。
（三）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时空向度下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创造的现代化道路新形态。这一创造性成果成功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破解和实践超越。而建国构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走向的基本展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投射，其内在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相契合。考察历次建国构想的内容演进，始终致力于人民当家做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有机统一是其中的重要逻辑之一，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彰显的一个鲜明体现。
具体而言，民主作为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政治上层建筑，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要构件和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国家建设行动所标榜的共同目标。因此，可以说，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形态建构与民主实践发展。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变更旧王朝国体、建立君主立宪国的改良尝试不能称之为人民民主建设；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设立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民主政治路线图也不能称之为中国政治民主道路的开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式民主”的本质是资本操纵的民主，其所面临的选举政治金钱化、政党恶斗相互掣肘、民主红利“口惠而实不至”等民主乱象更不能将其称之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到底何谓民主政治？如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等等这些颇具争议的问题一直是政党执政以及领导现代化进程中所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探索和思考的核心议题。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国家建设行动，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将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建构同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以人民民主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以现代国家的全面建设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实现，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民共和国建国构想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正是基于人民民主与现代国家建设良性互动的政治逻辑。对此，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国家建设是民主政治实现的根本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政权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下人民主体地位的全面提升。从邓小平提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科学论断到党的十五大提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目标；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基本经验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等一系列关于人民民主的重要论断，这无疑都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充分着眼于人民主体性和参与性的有效释放，充分注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相互统一、共同推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伟力，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崭新阶段。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发展，创造了人民民主的中国形态。这不仅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方向，同时，相较于西方国家以资本的现代化、人的工具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言，这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摒弃和超越，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代化，是以人民至上为根本发展逻辑的现代化新形态。
三、结语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考察历次建国构想的内容演进，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核心和中心支柱，其自诞生伊始就承担起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中国国情实际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探索和开辟出一条“最适合‘中国’的中国”的国家建设道路。这一探索和实践历程清晰地呈现出一幅党领导救国、立国、兴国、富国、强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景象，不仅实现了政党成长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同时也创造和形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成长的基本形态和中国逻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建设行动中所积累和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全面而持久的动力支撑。
（作者简介：李超群，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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