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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实践面临着如何在文明转折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正确理解、对待现代化、市场经济以及新全球化历史实践背景下,基于“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理论视域,所持续展开着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如何在辩证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对依然强大且强势在场的“文化现代性”理论和实践逻辑的超越问题。就学理性努力的目标、方向而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多方面的深刻、持久的理论效应,其在文化哲学、文化实践方面的历史性责任和时代性新命,是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高度,发现、确立一种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现代化主流文化的更具合理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范型,从而为整个人类提供一种以文化看待生存、以优良文明价值观引领人类生活新形态的典范性实践。
一、文化主体性实践的难题:直面“文化”与“现代性”的紧张与冲突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实践、中华民族文化自我的生成以及整体性意义上“文化中国”形象的自我确立和确证过程,始终伴随着外在性的市场经济权力、制度、秩序以及价值的规制,始终处于启蒙现代性文化叙事的复杂场域。
思考和探究文化与现代化、现代性间的内在性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典社会学、文化哲学理论中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两位英美社会文化学理论代表性人物有关“现代性内涵之争”,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实质。依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之见,现代性有两大维度:其一,就其原发性背景而言,现代性生成于后封建的欧洲。经过几个世纪的复杂演变,到了20世纪,有关制度模式、文化与生存和生活形式的现代性文化思考,逐渐成为主流性范式,日益获得世界性地位和影响。就其核心含义而言,现代可以被视为“工业化世界”的代名词;其二,现代性直接就是资本主义的指称,“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并不认同吉登斯的现代性概念。原因在于这一定义不仅忽视了而且未认真对待“文化”问题。依照吉登斯的逻辑,现代性仅是历史和制度问题。罗伯森对此指出,要合理地说明当代世界真实的存在逻辑,就必须严肃地思考“目前有关文化政治、文化资本、文化差异、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族群性,民族主义、种族、性别等争论中产生的问题”。上述问题关联着现代性的文化属性和特质,漠视这一境遇,现代性就是抽象和不可想象的。对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之间既共生、互补、相促,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和反向互构的辩证关系,当代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Lisa Rofel)在其所著《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一书中贡献了前瞻性的识见,她强调现代性不过是一种地域化的文化想象,就其根源和理据而言,实质上导源于东西方分界所带来的差别关系以及永久化。当代美国文化政治领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此的认知更是深刻而直接:“任何实际的社会显然都融合了传统理想类型和现代理想类型中的一些成份。因此,一切实际社会都处在转变中,或者说都是混合的。”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罗荣渠先生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的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分开、相互独立的,任何社会都是现代性与传统兼而有之,因此不存在不包含传统的现代性社会。被称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的爱德华·W.萨义德先生(Edward Wadie Said)提出了“萨义德之问”:在人类现代性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中,“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明确指出,文化生成、存在和发展于人类具体的历史和生活经验中,人们在提出、表达和阐释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观念时,必须以设身处地的方式、以平等的立场观照其他文化;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差异是相对的,因为它们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作为文化的主体,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他(他们)必须超越所属的民族国家文化的界限,具有人类性的、公共性的立场、视野和情怀,致力于一种以人类整体性福祉为己任的使命、担当。
着眼于西方近代欧洲社会的历史进程,观念史领域达成共识,认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是欧洲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上的典范性重大事件。与此三大运动同时发生且相互促进的还有“科学”“工业”“军事”“商业”等在本质上重构西方社会基本结构和文明生存范型的“四大革命”。依托新型市民资产阶级群体及其市场经济,摆脱了中世纪桎梏的西方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集聚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制度、文化优势,“然后凭借以坚船利炮的军事征服、贸易与资本的商业扩张和以基督教为载体的文化扩张”,在全世界建立了以“大英帝国”为首的一系列殖民帝国。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强调:“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方式所有领域的变革。”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者普遍认为,将“资本文明”“资本逻辑”的属性特质、实践取向以及价值目标作为理论参照和标尺,启蒙以来的三百多年,现代化理论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辩证互构,生成了集“理性化”“科学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财富最大化”于一体的制度安排,变革了前现代社会的生存结构与生活逻辑,在文化进化意义上实现了人类存在新形态的创造。在《历史研究》中,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表达了对文明的独到见解。依汤因比之见,一种特定形态的文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并非建立在所谓种族优越抑或良好、优越的地理环境基础上的,就其实质而言,“……是人们面对环境的不断‘挑战’而进行成功‘迎战’的结果”。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有鉴于资本逻辑的强势性规制和全面性渗透,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现代人生存和生活其中的世界,与其说是现代化的,毋宁说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位美国现代化理论著名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bert Rozman)基于现代化历史和文明辩证法理论立场,明确指认,发端于西方社会的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运动,堪称一场具有历史必然性意义的最惨烈且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变革。着眼于历史后果所作的分析表明,现代化虽然带来了增长、进步与繁荣,但同时也产生了生态失衡、传统和共同体纽带断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度膨胀以及普遍的精神生活虚无等负面后果。迄今为止,一切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民族国家无一幸免:“现存社会模式无一例外地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尽管搞现代化的决心在程度上大小不一。”
在西方社会市场经济、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历史实践进程中,现代性思想文化实现了其从“个体”到“社会”再到“整个世界”的全面性扩展、渗透,产生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质性分裂和疏离,建构并确立起一套完全有别于前现代社会的以推崇“个体持存性”为本位和价值目标的新的知识论证逻辑与文化生存方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之特殊性在于,它与社会的制度、法律和道德格格不入,甚至始终是以一种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与自由市场经济、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多元化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精神生活建制相关,文化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唯一理由在于,它强调个人意志本位,推崇纯粹化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个体化自我的情感、感受和判断,而不是普遍意义的“质量与价值的一些客观标准”,充当了终极评判尺度,“决定了文化对象的高下”。的确,欧洲是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历史、社会、制度以及文化诸多层面全面现代性理念、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规范的提出者和探索先锋。此一类型的现代性方案作为一种规范、引领现代化的蓝图,从一开始就体现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文化现代性或者现代性的文化设计和筹划,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与现代性的经济、政治实践相得益彰,现代性的文化方案构成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旗帜和风向标,规定着现代化的方向和未来。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规划与展开,首先是一种文化的规划与启迪,启蒙运动不仅借助文化来觉解人,也是一种文化自身的觉醒,是文化方案的自身设计与演绎。注意到现代性方案的文化因素及其重要性,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整个欧洲现代性反思运动的一个核心主题和内容。学者们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性在欧洲出场时,其基础虽然是“理性本位”的、涉及文化、经济、民众(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等多面向、多维度、多目标的并生共进,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愈来愈单一和片面,即“……‘理性’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并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作为上述批判反思和重构的结果,欧洲意义上的“单一现代性”理论框架正在被突破,产生了诸如“多元现代性”“复杂现代性”等不同主张。当代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是“多元现代性”理论的提出者和坚定倡导者。在他看来,着眼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现实,作为对其正当性辩护的理论主张,现代性所遵循的并不是一种一元宏大叙事,而是多种差异化、多样化文化方案、具有典范性意义的制度理念和模式,以及地方性、区域性自我丰富的“现代社会想象”。艾森斯塔特在探讨现代性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三种基本含义:一是遵循历史逻辑,先发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的西方模式虽然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且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引领性和参照性意义,但这种模式不是唯一的,不能定于一尊;二是一种新型的、新质的多元现代性,其突出特征是承认不同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强调基于世界主义,在全球公民社会场域中引入民族-国家和“社会”作为社会学分析的普通单位,从而增强其解释力和在场性;三是多元现代性不是静止的,不追求一成不变的普适性,而是一种面向未来、面向整个人类而不断生成、不断自我修正和完善的开放性的社会性主张。艾森斯塔特进一步提出了自己上述理解和规定的基础性理据:
其一,一种惯常的有关现代化研究的假设性前提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依照这一假设,“现代化的文化维度”被等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文化前提”,二者内在结合、相互交织;其二,世界范围内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现实是,虽然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方案的确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学习、借鉴的持续性参照,但是各个民族国家在具体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中已发现、探索和掌握了符合自己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单一现代性的超越;其三,西方现代性向全世界不同地区的扩散和蔓延,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文明、制度模式,产生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多种模式,“……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趋向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发展。此外,超出了现代性最初前提的意义深远的变化,也一直在西方社会中发生”。更为根本的是,现代性理论的上述变化提醒人们注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现代性文化方案的不断探索、变革以及持续建构,始终贯穿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不仅如此,现代性叙事及其文化方案的更为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激发了特定民族现代化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等能动性,让其在时间的流变中重新寻找和确定自己的存在方位。现代性直接面向未来,激发现代化主体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和实现更多可能性。艾森斯塔特关于现代性与文化关系的观点以及多元现代性的理论视域与分析范式的提出,为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在实践现代化历程中,理智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批判吸收西方现代性文化观念,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努力,实现民族文化的返本开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对于现代性文化主体的培育,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等人贡献了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智慧。英格尔斯是20世纪西方思想界社会现代化理论的领军人物,其突出的理论建树,在于重视现代化所以可能的主体性根基以及条件问题。与以往及同时代许多现代化理论侧重从宏观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理解和规定现代化的框架不同,在英格尔斯等人看来,世界范围内真正的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此处所谓“人”,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是“人民”,这一群体必须具有能赋予现代化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心理基础,即接受、拥护并积极参与现代化;二是管理者和治理者阶层,此一群体必须“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否则,“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道理不难理解,无论多么先进的现代制度、管理方式以及科学技术水平,如果缺少能够将其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性人格和品质的知识公民,一切都会形同虚设。“人的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之辩证关系的真谛就在于,前者不是后者的副产品,而是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甚至是先决性条件。英格尔斯等人立足现代社会心理学视野呈现了现代化的精神意蕴,即“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而“现代性”则被视为一种“精神状态”。针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维度被不同程度遮蔽的现象,英格尔斯等人申明,着眼于历史,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的显著标志在于:其一,全体人民的现代观念自觉,即必须实现人格上的心理和行为的全面转变;其二,社会主要管理机构——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全体从业人员同时“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英格尔斯等人提出“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的文化建设任务与使命,指出:“现代化过程必然使人们与某些传统的生活和习俗诀别,但从一种新的意义上说,现代人比传统人更能真正维护、珍惜和保存传统。”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中,阿列克斯·英克尔斯和戴维·H·史密斯重新归纳了“现代人”的新的人格特质:有敏感性,是信息灵通、积极参与的公民;有显著效能感;具有主体性,高度独立自主;具有开放性,学会以反思批判性思维,积极接受新经验、新思维。与之相反,盲目服从权威、受教育程度低、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等则被列为“传统人”的特征。
二、“传统”与“现代”激烈交锋与辩证会通:近代以来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历史新命及实践自觉
相较于先发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中国学者集体意义上有关现代化、现代性与文化、文明关系的认知,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品格形成中必须经历的过程,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文化被动地经历了现代化实践以及现代性理念的冲击、洗礼,经过一代代知识分子艰辛的批判性反思和甄别,现代性中的合理成分已经内化于我们民族文化蜕变新生的精神、信念和价值观之中,在获得性意义上,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活的有机构成。
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遭遇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立足民族文化本位,积极、主动地应对启蒙“现代性”理论及其价值观的渗透、侵袭和殖民。以坚定的“全盘西化论”主张著名的胡适先生,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上凡是堪称“民族的文化”,无一例外都具有无须人力培养的两个方面的“惰性”功能:一是对内“抵御新奇风气的起来”;二是对外“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胡适认为,中国知识界必须虚心接受西方现代化“背后的精神文明”,主张先进的“世界文化”观念和中国传统“老文化”之间“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其目的是希望以西方文化的朝气和锐气打掉古老文化的惰气和暮气。如此,“……将来文化大变化的结晶品中,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基于同样的立场,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先生,充分肯定了“西洋文明”的内在优越性和独特文化与制度优势:“La Civilisation,汉语译为文明,开化,教化,诸义……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陈独秀表达了其对于儒家伦理文化的激进批判性立场:“儒者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在理解和对待“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上,陈独秀强烈批判儒家的伦理纲常,极力推崇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共和制度,认为二者“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思想家”的严复先生,深谙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之精髓和实质,对于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以及陈独秀等人的激进西化主张,他首次将现代性西方文明的实质凝练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契合了其所处时代文化与文明论争的实质,给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以巨大的启发。严复强调以历史主义的辩证理性态度,有效融合中西文化与文明优长,实现返本与开新的有机统一:“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暧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严复先生秉持“统新故,苞中外”的文明交融论与差异性文化有机融合论的立场,着眼于根本性意义的文化价值认同,重建突出文明转型的“民之特性”的化育问题。与严复先生的辩证融合观不同,梁启超先生认为“新文化”所以可能的核心,在于培育能够担当这一新使命的具有新的精神特质的主体,其具体的实施必须遵循以“淬厉其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本无而新之”的宗旨。梁启超先生指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形成其独特的国民特征,是因为构成其公序良俗的“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都内涵和彰显着一种“独立之精神”,且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梁启超先生主张,在文化建设的道路和具体策略问题上,中华文化之“中道”精神与“允执其中”的实践理性智慧至为可贵。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先生主张以“世界主义”的胸怀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文明的独立单元和重要有机组成,在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方面的责任与贡献“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在学术立场和思想倾向上有别于陈独秀、与梁启超最为接近的是中国20世纪初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杜亚泉。杜氏指出,西方启蒙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在物质财富、物质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是西方“形而下之文明”的显著体现,需要虚心学习和借鉴。针对当时思想界有关“东洋文明,腐败已极,西洋文明,生机勃勃,西优而东劣,西胜而东败”的狭隘思维与偏见,“第一当研求科学以补东洋文明之不足,第二研究固有之文明,与西洋之文明包含而化合之”。杜氏认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杜氏用“静”“动”两种特征分别概括东西文明的特质,强调前者虽笨拙、袭旧,但如田园诗般的美好;后者虽富丽堂皇,但充满机巧。中华文明具有“统整性”的固有特征,“至于今日,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杜亚泉进而从培育和促成足以实现中华儒家文化现代化的主体性资质的角度,提出了其根本前提和理据:“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贺麟先生作为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抗战时期就基于“体”“用”关系范式,明确主张全面复兴儒家思想的关键是“儒化的现代化”,从而形成和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的立场。贺麟先生认为,对于西洋文化,中国思想界要学会入其内里,取其精髓,切忌望文生义、浮皮潦草,做隔岸观火的非切己性研究;否则,必然会造成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人为性隔膜,从而难得其深邃和堂奥。面对变化了的时代,儒家思想之返本开新的本意,不是固执地“排除西洋文化”,而是要在“彻底地把握”其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形成、确立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1941年,贺麟先生发表了堪称现代新儒家宣言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申明了民族文化现代性转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信念的自觉及其价值实质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国著名的中西思想文化比较学家朱谦之先生,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文化复兴和创新”的时代性命题。他明确指出,文化复兴的根本,指向其背后所孕育和包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式和创造,是生生不息的流变和革新,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因袭,“……文化生活乃在永远创新,永远变化的过程当中,文化本身就是变和动的表现”。由上述论断不难看出,朱谦之先生有关文化创新思想的真正旨趣,直接指向民族文化主体性何以可能的理据问题。何谓“文化主体性”?主体性是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强调的是个体自我和群体自我,在一种“为我性”的对象性活动中所产生和发挥的自主性、自为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理解同样适用于“文化主体性”。谈论主体性,一定有一种“对象”性的非自我的前置,即以“他者”的视野和立场为铺垫。缺少此背景,文化主体性所追求的自我就无法呈现。在近代以来全球化的历史和社会实践境遇中,多元文化同时在场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发生以及不同形态文化相互观照的现象。文化主体性成为不同民族相对确定性的文化形象生成的前提,成为民族国家现代性历程中自我认同、自我实践方略的根本,“因此,所谓文化主体性,即是指一种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相遇时,既能自觉自省,又能自尊自重,且在此基础产生积极的适应性与创造性”。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历史性地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场域。罗荣渠先生对作为西方现代化之理论根基和价值合理性的现代性的实质,作出了深刻的洞悉和揭示:“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的一种理想型假设,其实质是西方理性主义。”同样,有感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遭遇的普遍文化危机,著名学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先生睿智地告诫国人:“我们不仅要从现代的角度来批判和了解传统;同时,也要从传统的角度来批判和了解现代。”杜维明称之为“用现代‘格义’传统,用传统来‘格义’现代”,希求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造成一种内在转化与辩证融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任务之一,在于培育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性理论视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重新铸造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一致的现代人的内在价值结构、精神心理以及健全人格等,在现代人的心性秩序和现代社会秩序之间找到有机的契合点。
三、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实践的价值观照:人民性逻辑对现代性价值缺口的弥合及超越
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新的文明观的深刻转折,这一背景对曾经构成社会现代化根基的民族文化实践形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呼吁文化主体性建设之理念、逻辑、范式以及话语和实现方略等方面的全面变革。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党的二十大召开以后,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新的历史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站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立场上,立足“中国立场”打开“世界眼光”以及“人类胸怀”,中国知识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立足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理性视野,中华文化是以何种超越性的理念应对“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中华文化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生成、确立了一种立足中国、兼容世界的新现代性立场、精神、品质、气度,以及高远的境界与胸怀?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总体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前瞻性、典范性以及引领性意义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内在特质的核心性知识要素都有哪些?其现实性筹划方案、价值逻辑以及超越性精神指向的实质究竟如何厘定?
显然,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建设和实践,如果无法在历史总体性、生存合理性、实践主体性以及价值超越性意义上发现一种整体性突围之路,那么我们民族就无法实现精神生活形态的蜕变或新生。当代著名哲学人类学家M·蓝德曼(Michael Landmann)指出:“不仅我们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我们……个体只能从支持他并渗透于他的文化的先定性中获得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体身处一个完全“物役化”的世界,以观照心灵和精神生活为使命的文化实践与现代人内在疏离。此种“非文化性生存境遇”中,现代人在对外在性的财富、地位和社会声望等的追逐中被抽空了内在性,失去了稳定的可靠的存在根基,成为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的“浮躁的”“不完整的”“迷失于非人道之中”的失魂落魄的现代人,“一个把自己的精神独立和道德判断出卖给组织化的社会的人,一个在任何方面都遭遇到文化信念障碍的人”。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一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社会现代化实践,不仅是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全面转型、变迁,还伴随着社会精神领域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变革,伴随着与这场伟大变革相适应的文化主体的确立。
社会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文明实践中新的理性主体的确立,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价值观自我建构和自我确证新实践的开始。在笛卡尔确立“理性自我”主体后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实际充当这一理性的文化价值主体并且借助市场经济、技术理性和资本逻辑将其利益最大化的,正是试图依照自己的意志重新解释、规划和影响整个世界的市民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唯物史观的立场,对西方现代化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诞生的这一推动历史进步的新的主体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新兴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新兴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针对这一发生在170多年前的文明实践与文化现象,著名后现代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分析指出,至少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统治这个世界,以所谓理性的方式为这个世界提供对错、合理以及正当与不正当的标准的,是资本主义,“因此,正是他们对世界的幻想和想象,连同在他们的幻想和想象的外表下被塑造和重塑的世界本身,给这个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注入了内容”。不可否认,17世纪、18世纪启蒙现代性以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实践(历史、制度、思想理论以及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开展,在文化领域、文化实践和文化价值方面,所遵循的是自由个人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原则,所确立的是作为西方文明唯一合法主体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存在合法性,使这个阶级成为所谓“新的现代性文化形态”的主体。自此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以及文化实践被迫依照资产阶级财富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自由意志加以规制。其结果是世界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文化实践的畸形化、文化价值目标的单一化、文化实践主体的“单面化”,现代性文化陷入深重危机,遭遇重重困境。如何克服西方现代化弊端,在为这种西方现代化诊断和把脉中找到文化主心骨?先后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对此展开审视、分析和批判。
对于非西方的广大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而言,在探索符合本民族历史传统、制度逻辑的自主性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历程中,如何能够形成鲜明的文化属性和核心价值,是传统和现代之争的关键。一言以蔽之,特定历史背景下,民族特色的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关键在于依托制度的力量,让文化成为社会生活的真正主体,让合理性的文化实践、科学的文化价值与确当性的文化逻辑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性要素。要将上述任务落到实处,就必须明确民族文化的本质内涵,准确厘定民族文化的语言形式。基于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怀疑,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明确提出并达成共识。逐渐觉醒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依据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寻求和确立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的文化源泉,让文化新形态植根于中国实践,获得鲜明的中国特质,在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基础上实现当代性的确证与出场。也正是从那时起,“……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文化主体性的建设需要遵循特定历史时代文化自身的合理性、正当性逻辑。如果一种文化的自我呈现所遵循的是经济的逻辑抑或政治的逻辑,那么这种文化实践的结果一定是非文化、反文化以及伪文化的。文化分为“在场的”与“非在场的”,形式上在场的文化,未必是民众真正需要的文化,如果这种文化无法唤醒他们心灵中对自然宇宙以及人性中一切高尚东西的崇敬和向往,那么这种文化主体性实践就会失去确定的方向。
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有效推进,需要明确其所以可能的“真问题”,需要造就、培育历史辩证法意义上足以担当此任的合格主体。那么,这一文化主体在近代以来以何种形态存在?其对于自身的使命和责任是否有一致性的理性自觉?1920年10月—1921年7月,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应邀来中国作的系列演讲中,多次论及“中国问题”,即“中国的古老文明如今正经历着急剧变化。中国在根本未受欧洲影响之情形下,完全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缺点……中国文化正在发生着飞速变化,这种飞速之变无疑是必需的”,罗素坚持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本民族的独特传统,否则,这个世界上就只是增加了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罗素对中华古老文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的认识可谓深刻。客观地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主体在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和异质化的新全球化思想观念的激荡与冲击下,其有关对象世界的文化认知、其据以判断的文化思维范式,其现实的文化实践行为以及其对于生存与生活目的的文化愿景和文化价值观的期许等,都呈现出一种显见的多元化、差异化。文化领域出现了明显的“领域分离”,不同层次的文化主体基于自身的处境、立场、旨趣和利益考量,形成了自身的底层逻辑以及合理性的辩护方式。
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视野下,通过对西方现代性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实践的理性审视和辩证超越,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实践中,始终遵循“人民性”的文化主体性建设逻辑。这一逻辑与人类进步规律根本一致,代表了人类美好未来理想的新的文明本位,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之最深刻的理据和根基,也必然在长时段内、在历史性比较意义上,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获得新生的时代性标识。这一逻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优势所在。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体现了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以及价值逻辑,强调了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和基本指标的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文化权益的满足和实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目标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建设构成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因素以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2023年10月7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会议提出和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本质特征,也坚持并强调了人民性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人民主体性思想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谛,不仅是其根本属性,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鲜明主线和价值红线。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更是坚定此信念,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建设实践中“依靠谁”“为了谁”这一关涉文化实践、文化建设方向的核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必须承认和坚持人民的主体性。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作为总设计者的邓小平同志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所确定的人民主体性方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强调“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往开来的阶段,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胡锦涛同志强调并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创造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作品:“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守正创新的原则,制定文化建设的新的战略和具体方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强调将衡量文化建设成效的新标尺——“是否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导向的人民性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依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他强调,“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要尊重中华民族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现实和要求,“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切优秀的作品都离不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树立“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的信念,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热爱人民、向人民学习,甘当群众中的一分子,从群众中汲取创作的活水源头,时刻接受人民文化实践的检验,他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是为了人民。”广大文化工作者要“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人民是文化价值的评判者,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综上,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本质,是在合理性意义上建立特定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文化实践的主体性自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基本依循就在于坚持文化人民性本位,它既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理论依循和根本性主旨,也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实践目标和独特优势,更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价值特质和时代标识。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编辑部》2024年8月28日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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