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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美国著名期刊《经济学人》刊发了一组关于慈善投资的文章，其中《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一文标志慈善资本主义思想（philanthrocapitalism）的正式提出，作者在文章中谈到：“慈善事业需要变得更像盈利性资本市场，这是当代慈善家的共同主题。”随后，马修·比索普（Matthew Bishop）与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一书中补充道：“‘富人的责任’和‘超级代理’的信念正成为当前慈善资本主义的精神。”在这些学者看来，以商业投资思维开展的私人慈善活动能够克服传统慈善效率低下的弊端，发挥资本撬动社会资源与调动各方参与的“杠杆”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慈善资本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弥合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解决方案，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彼得·洛伦齐（Peter Lorenzi）和弗朗西斯·希尔顿在《优化慈善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慈善资本主义是指个人运用大量的金融资本积累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实现社会正义。” 慈善资本主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商业投资手段开展慈善活动的微观层面，而是上升到社会正义战略的宏观层面，为资本主义本身赋予慈善价值。
诞生于21世纪初期，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发展的慈善资本主义逐渐演变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思潮，西方学界尤其是左翼学者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批判，但当前国内的关注与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将以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从阶级基础、价值理念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阐释慈善资本主义的生成过程，并结合运营模式、不良后果与内在逻辑分析西方慈善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取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慈善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透析慈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新变化。
一、慈善资本主义诞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早在19世纪末，工业资本家就开始广泛建立慈善基金会，运用私人资本投资慈善事业。马克思在担任《前进报》编辑时，就考察了西欧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历程，阐明了资产阶级慈善的虚伪本质。他指出，慈善相关法律的出台可以追溯至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这种立法——用行政管理方式实施的慈善事业——已经持续200年了”。但即使每年花费在慈善救济方面的资金几乎等同于普鲁士国家的全部支出，劳动群众的普遍贫困还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官方的慈善活动……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没有遏制住贫穷的增长”。面对工业化转型与金融垄断资本带来的愈发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提出“拥巨富而亡者以耻辱终”的价值理念，尝试利用慈善维护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卡内基强调财富创造与财富管理同等重要，与其去世之后将财产捐献于公共事业，不如引导富人在有生之年关注慈善，“在它的影响下，我们会拥有一个理想的国度，少数人手中的剩余财富将被用于公益事业，造福大多数人”。这一财富哲学为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资本家慈善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学者戴维·欧文（David Owen）所指出的：“美国的一些大富豪对下面这件事越来越感兴趣，即将钱通过综合性基金会捐出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资产阶级凭借手中积累的大量财富异军突起，试图通过操纵资本进一步控制公益慈善事业。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中政府公益占主导地位的态势不复存在。以比尔·盖茨（Bill Gates）、沃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资产阶级认为，政府管理下的公益慈善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相反，资本家能够凭借资本运营经验更好发挥创造力。在这种公益思维的影响下，慈善资本、社会投资家、社会企业家、公益伙伴基金会等概念应运而生，慈善事业逐步走向所谓专业化与精细化的2.0阶段。西方左翼学者回溯了慈善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价值理念与社会环境，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了资本主义青睐慈善的内在缘由。
（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关注慈善事业的新一代资产阶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重塑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同时，也造成不同阶级与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获得了远远大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成为广泛掌握社会资源与慈善关系网络的高净值个人（HNWIs）。“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问题不断证实着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判断，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甚至高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造成财富高度集中，也推动产生了不同于传统资本家的新一代资产阶级。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产阶级定位为“超级精英”阶层：“作为富一代、富二代的‘超级精英’们工作勤奋，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竞争中当之无愧的赢家。”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补充道：“这是一群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年轻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少年得志，发家很早，并将慈善视为一条回报社会和在不同领域创造价值的途径。”赢者通吃造成的不平等困境可能会激起公众对现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抨击与反抗，因而坐拥巨额财富的新一代资产阶级在资本积累的同时，延续了维系阶级统治秩序的慈善表演，“如果富人不承担这个责任，他们就会发动公众来从政治上反对让富人致富的经济体制”。公益慈善事业逐渐成为新一代资产阶级管理风险、隐匿剥削、巩固既得利益的最佳选择。
（二）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在慈善领域广泛蔓延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社会政策的发展走向。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反对国家干预和计划手段，鼓吹市场竞争形成的“自由秩序”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分配资源的最佳方式。这一社会思潮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辩护，在全球范围内强势推崇“自由的世界秩序”“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等错误价值理念，试图打破资本跨国流动的制度障碍，主张自由是“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程度”。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新自由主义对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经济社会政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慈善领域同样遭受到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侵蚀。首先，新自由主义颠覆了传统慈善的价值观念，资本家不再隐晦地追求其个人利益，私利与公益之间被认为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植根于新自由主义的慈善资本主义不仅是新自由主义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远远超出了它”其次，新自由主义奉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慈善事业的运作方式，慈善与商业、道德与市场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华盛顿共识”成为千禧一代以市场为导向开展慈善事业，推动特定议程，为全球化培育弹性主体，解决政府与市场失灵难题的路径。最后，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重塑了捐赠主体的选择与判断，捐款人愈发注重寻求更为高效的慈善，希望自上而下对慈善事业施加影响。正如安吉拉·艾肯贝里（Angela M. Eikenberry）所言，他们越来越多地寻找新的慈善方法与可衡量的结果，“致力于通过市场与个性化的手段，借助经济算法衡量绩效与责任” 。
（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下传统慈善的弊端引发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美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信奉凯恩斯主义，主张采用国家干预的手段推行福利政策。由于与政府服务的功能类似，福利国家的建立使慈善事业遭遇了角色认同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的福利国家制度不仅不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反而使经济增长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人数骤增，陷入了“滞胀危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无法抑制两极分化的社会困境，慈善事业也伴随危机的冲击遭遇了资金来源不足、组织凋敝、工作业余化等问题，逐渐朝着大众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亟需明确自身定位与转型道路。
在此基础上，政府开始引导慈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但被认为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活力不足等弊端。经历“滞胀”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减轻财政负担，重新厘清政社关系。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学者提出的变福利国家为投资国家、大力扶持公民社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在此时占据上风。以英国为例，慈善组织成为政府输送社会服务的重要机构，“慈善也前所未有地受到政府的影响，政府的政策决定着其发展走向，政府的资助影响着其发展规模”。政府引导的慈善获得了稳定的政治支持与资金来源，但强大的行政束缚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代表大卫·科茨指出，此时的资本主义为了消解滞胀危机带来的压力，呈现出从管制型向自由型转变的发展态势。这一政策转型反映在慈善领域就表现为显著的私有化与市场化倾向。例如比索普在《捐赠的生意》中认为，单纯的赠予是对慈善资源的浪费，“数十亿美元被花费在无效的慈善事业上”；弗里德曼·埃里克（Friedman Eric）在《重造慈善事业：一个更有效的捐赠的框架》一书的开篇谈到，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慈善事业进行改造和重塑，“慈善事业亟待被重新发现”。
二、西方慈善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取向
慈善资本主义思潮的形成与演进引发了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主流的支持派普遍将慈善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慈善事业简单画等号，主张商业化的私人慈善作为治疗社会弊病的药方打破了传统慈善存在的低效困境，甚至认为慈善资本主义完善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如迈克尔·爱德华（Michael Edwards）认为：“一场新的运动正在兴起，它承诺通过变革慈善事业、使非营利组织以公司模式运营为社会服务，创造新市场来拯救世界。”
在对慈善资本主义的热烈的拥护声中，西方学界尤其是左翼力量对慈善资本主义的批判也随即展开。在慈善资本主义正式提出的21世纪初期，西方左翼学者主要抨击商业化慈善的弊端，不仅戳破了所谓商业投资手段提升了慈善资源利用效率的谎言，而且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盲目性与自发性提出了质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关注愈发复杂的商业化慈善的同时，学界开始尝试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多维透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慈善资本主义思潮对不平等发展格局的维系与固化作用，并且更加注重从宏观视野上分析慈善资本主义的文化内涵与价值理念，呈现出了新的批判视角。
（一）抨击以市场为导向的慈善商业化运作
慈善资本家们坚信,在慈善资本主义时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运作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慈善资源的有效利用。克莱尔·戈迪亚（Claire Gaudiani）在《伟大的善行：慈善事业如何推动美国经济以及挽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投资手段能够突破传统慈善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对人力、财富和理念进行投资是超越单纯赠予的高级慈善形式”。慈善资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促使商业思维浸染了公益慈善事业原有的制度模式，公益伙伴基金会逐渐替代传统基金会成为本轮慈善革命的领衔机构，作为慈善市场活动参与主体的同时承担着联结“社会投资家”与“社会企业家”的任务。紧接着，为了提升公益风投的科学性与成功率，新型慈善资本（NPC）与社会投资回报（SROI）等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评测体系应运而生，慈善资本主义的商业运营机制逐渐成熟。慈善的商业化变革最终迫使原有非政府组织（NGO）朝着社会企业的方向转型，从而达到迎合慈善资本家投资意愿的目的。西方左翼学者继续关注慈善领域的一系列新变化，他们从商业运作模式中洞悉了慈善资本主义浪费资源、垄断社会福利事业的内在缺陷。
首先，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慈善浪费社会资源。对于社会慈善事业而言，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运作显著加剧了剥削程度。西方学者对私有制前提下市场配置慈善资源的盲目性与自发性提出了质疑。威尔逊·杰菲（Wilson Japhy）指出：“与其说慈善资本主义注重运用市场工具提升解决问题的科学性，不如说它是一场充满幻想的社会表演。”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慈善资本主义运转的关键是国家退却与市场重振，慈善与企业、市场、利润的紧密联系会显著增加其脆弱性，无论是变幻莫测的市场还是低迷的企业都有可能破坏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此外，受制于个人能力与认知水平，资本家总是偏好依据单一的商业绩效评估数据作出非专业的投资与抉择。阿马兰特·富兰克林（Amarante E. Franklin）批判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业余慈善的错误逻辑：“即富裕的个人之所以能够解决世界上最复杂、最顽固的问题，仅仅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 显然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慈善在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齐泽克指出慈善资本家用右手修复的正是他们左手毁坏的东西：“资本的自我驱动正在显著规训着人类活动，这头失控的野兽使我们对眼前的危险视而不见。”
其次，复杂的商业运营机制提高了慈善参与壁垒，排斥了公民参与。艾伦·塞缪尔斯（Alana Semuels）指出，资本主义加剧了慈善领域的垄断与霸权，富豪慈善家的决策过程不需要听取公众意见和公众监督，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对任何人都无需负责的私人捐赠者可能会比民选公职人员更具影响力” 。此外，复杂的商业运营机制背后是资本精英对集体意志的颠覆。帕特里夏·席尔瓦（Patricia K.Silva）、鲁本·奥利弗（Ruben GOliven）等学者强调，慈善资本主义与社会慈善的内在逻辑与话语体系大不相同，慈善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是信奉资本精英的进步作用，而专注于社会运动与大众团体的社会慈善事业才是正义的，“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慈善资本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而非社群主义” 。他们反对个人主义，主张关切集体利益的社会运动领导者才是解决问题的主角。
（二）批判慈善资本统治加剧不平等
慈善资本家们接受不平等是社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认为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是慈善事业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慈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普遍信奉富人阶层对公益慈善事业的主导作用，主张成功的资本家是最理想的慈善家，他们比政府更擅长做慈善。哈维·查尔斯（Harvey Charles）等人在《企业家慈善的伦理》一文中指出，在传统慈善道义论基础上，慈善家们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对于整体经济运作而言是自然并可取的，但务必要通过内部的自愿联结建立社会团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边界的流动性为慈善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提供了优渥条件，进一步加剧了当下的不平等状况。比索普与格林在《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推动力之一，而富人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慈善的观念也全球化了。”随着主要西方国家政府福利预算的长期下降，资本家们打着人道主义与国际援助的幌子加快了对外掠夺的步伐。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这种慈善资本不受监管的自发状态固化了不公正的国际统治秩序，促使无序集中的慈善资源加剧了不平等。
首先，慈善资本统治固化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倡导的平等权利只是商品等价交换方面的平等，以形式平等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关系层面实质的不平等。从慈善领域来看，资本操控下的慈善资源并非流向最需要援助的人，而是集中在便于开展商业活动的富裕地区。查克·柯林斯（Chuck Collins）等学者甚至认为：“个人财富的极端集中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简单事实，精英主导的私人慈善事业的出现很可能会加深而不是减少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间接反馈在不同慈善组织的关系上。弗伦缇娜·梅尔（Florentine Maier）看到慈善资本主义深刻影响了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运营状态：“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嵌入进一步巩固了慈善资本家的精英地位”，草根或资源匮乏的非营利组织将因此失去合法的权利。针对慈善资本对不平等关系的固化作用，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批判。罗伯特·瑞奇（Robert BReich）将慈善事业看作富人阶层发声的工具：“某些形式的慈善会加剧不平等，威胁民主理想，除非它们得到制度层面的控制。” 阿马兰特·弗兰克兰认为，家长式的慈善作风严重破坏了民主，“当处理社会问题的最佳方式是由富人而非慈善事业的预期受益人决定，其结果是民主的缺失” ，慈善资本主义的反民主本质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慈善资本统治强化“殖民-依附”体系。慈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缓和全球发展的不平等困境，反而成为助推全球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齐泽克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指出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下慈善资本对民族国家是一种“自动殖民”过程：“随着资本的跨国运作，全球性公司与其母国切断脐带，仅将其起源国当作一块需要殖民的领土。” 塞西莉亚·林奇（Cecelia Lynch）与谭雅·施瓦茨将慈善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类似传教的精神洗脑：“我们认为，灌输新自由主义精神需要慈善家利用关系权力向接受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默认并承诺遵守非政府组织的特定意识形态。” 除价值观入侵外，慈善资本的殖民统治更体现在经济控制与政治干预层面。罗杰·杰克逊（Rodger J.Jackson）将慈善资本主义视为抵御经济殖民指责的盾牌：“它揭示了慈善组织被迫发生的改变，这些改变是通过与政治系统的交流互动而造成的，最终导致殖民化的产生。”
（三）剖析资本逻辑与慈善理念的对立
慈善资本家们为资本赋予了创造性前提，迷信资本可以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工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一代资产阶级重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个人利益增进社会普遍福利的判断，将资本主义具备道德优势的经济假说作为慈善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比索普据此高声呼吁道：“慈善资本主义有潜力使整个社会成为大赢家。”这种把私利与公益混为一谈的论断使慈善资本主义不再局限于以商业方式开展慈善活动的具体运营层面，而是试图将慈善规定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杰菲运用福柯式的分析方法对资产阶级利用慈善对资本主义进行理想化包装的论断作出指责：“在承诺资本主义具有道德的同时，慈善资本主义通过资本本身的复兴来渗透慈善事业，构成当前制度隐形的、淫秽的底层。” 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资本逻辑与慈善理念存在根本对立，以慈善公益为噱头的资本运作与其逐利本性相悖，无法避免积累带来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资本逐利本性倾轧道德伦理，与慈善利他精神根本对立。恩格斯指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以资本家为代表的食利者阶层没有任何道德可言，慈善只是其牟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手段，“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西方左翼学者同样主张慈善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只是资本主义“软贸易”的化身，是资本家为了达到牟利目的的精明选择，“众所周知，个人捐赠和大规模慈善的背后都隐藏着利己动机，而慈善资本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对私人获益机会开放性的公开表述”。瑞奇指责说，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毫无意义，“公司不是为了做慈善而成立的，更不可能用慈善行业的原则来运营” 。事实上，慈善资本主义并没有跳出利益的桎梏，打着慈善名义的基金会和非营利性组织往往成为资本家避税获利的工具。亨瑞·艾伦（Henry J. Aaron）与威廉姆·盖尔（William G. Gale）认为美国法律对基金会税款规定的漏洞鼓励了资本家与非营利组织联合：“非营利地位还是把有资格获得免税的组织从十分相近的收入和支出项目的负担中解脱了出来，使它们在偶然有了利润时也不必纳税，并且允许它们把免税的经营利润用于扩大规模。”戴博拉·韦斯曼（Deborah M. Weissman）批判慈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累进税之外的转移支付，富人表面上的慈善与慷慨是由自私驱动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维护自身权力与财富的尝试”。显然无论是内在逻辑还是外在表现，资本的逐利本性均与慈善利他精神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规律加剧财富分配不公，与慈善普惠原则根本对立。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揭示阐明了资产阶级慈善救济能力与范围的有限性，“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慈善的组织化几乎与资本积累过程同步进行，巨额的资本积累甚至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慈善得以开展的必备条件。齐泽克注意到资本家控制下的慈善组织在集资与捐赠额度之间往往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你敛财数十亿，然后把它们（其中一小部分）归还给有需要的人” 。资本家们不仅凭借慈善噱头骗取丰厚利润，而且想方设法回避捐赠义务。由于基金会的相关业务收入是免税的，出资者可以对基金会进行有效控制，在提摩·尤德（Timothy R. Yoder）等学者看来，这种“聚财”而非“散财”的行为与慈善原则背道而驰，进而迫使中产阶级和基层民众承担慈善义务，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财富的分配不公，“为了减少商业活动造成的税款负担，慈善机构将超出的预算开支巧妙地引导至应税活动之中”。与此同时，慈善资本主义使资本积累走向神秘化。林西·麦科伊（Linsey McGoey）与蒂尔·达伦（Thiel Darren）等学者批判慈善资本主义为掩盖资本积累过程“既提供了避难所又提供了技巧”。为了破解慈善资本加剧分配不公的难题，约翰·罗默（John Roerner）等学者主张通过公众民主决策建立再分配税收体系，“期望富有的资本家通过公司慈善事业捐赠的财富能与我们实行一套更具再分配效果的税收体系征收的财富一样多，这是不现实的” 。
三、西方慈善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评析
与慈善资本主义思想的诞生与扩张轨迹相一致，西方左翼学者关注慈善理论前沿，不仅剖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慈善商业化运营模式，而且注重分析慈善资本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与隐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西方左翼学者对慈善资本主义思想展开了由形式到内容、由个人到社会、由一国到多国的分析与批判，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视角较为全面地揭露了慈善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但与此同时，受制于阶级立场与社会制度等因素，西方左翼学者对慈善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存在一些缺陷。
（一）未能坚持劳动价值论，未从生产源头探讨慈善资金的来源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左翼学者认识到长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没有立足于马克思本人的经济思想，而是着眼于其继任者提供的修正方案，甚至存在“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艾伦·弗里曼（Alan Freeman）引用罗默《在自由中丧失》一书中的观点指出：“我们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经典定义。” 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重拾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理论武器。
然而在公益慈善领域，西方左翼学者虽然重视从经济关系对慈善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但主要围绕交换与分配环节，鲜有聚焦劳动生产源头追溯慈善资金来源的研究成果，在“回归马克思”的道路上发生了偏斜。西方左翼学者虽然看到资本家们打着慈善资本主义的幌子企图达到避税目的，以及造成的财富集中与贫富差距等问题，但仅仅将矛盾归咎于不平等交换下的资本积累，抑或寄希望于公众民主决策建立再分配税收体系。特别是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博弈的过程中，学者们更加重视从文化霸权、公众决策、反资本家权威等视角进行斗争，反映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理解的严重不足。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慈善问题的研究从未局限于最终的分配结果，而是依据慈善资金来源追溯到最初的劳动生产过程。他们看到资产阶级的慈善捐赠本质上仍来源于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二）侧重于问责不良后果，忽略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慈善的根本弊端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就曾揭示了资本增殖与扩张的永恒自然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慈善充当着维系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本质上是通过控制劳动大众为资本增殖拓展空间，“贵族是利用慈善性质的让步来软化劳动大众的；而现在资产阶级出动了，它顺势抓住劳动者的政治倾向并把这种倾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捐赠所带来的不平等关系，抑或是慈善资本统治下形成的“殖民-依附”体系，都在为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试图在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过程中寻找更大的消费市场，通过倾销剩余产品牟取更多剩余价值。这就间接印证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新帝国主义的分析：“不仅涉及建立帝国统治或商业霸权，而且也涉及扩展国内经济的逻辑和法则，并把其他经济体纳入它的轨道中。”
西方左翼学者对慈善资本主义造成的资源浪费、反民主的家长式作风以及殖民侵略等不良后果的揭露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受制于阶级立场，大部分西方左翼学者的相关研究忽视慈善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内在联系，也未能看到慈善资本主义谎言必然覆灭的命运。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教育捐赠、生态慈善、医疗救助等具体案例的分析上，在研究对象方面则更加关注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公益基金会等主体，得出的研究结论侧重于问责慈善资本主义带来的恶劣影响，存在就事论事的倾向，批判力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局限。可见，为了更深层次地剖析、批判包装精良的慈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必须将研究与批判落脚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从根本上透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
（三）弱化慈善阶级特征，未触及资产阶级慈善的虚假本质
西方左翼学者虽然主张运用经济标准进行阶级划分，重视阶级之间所存在的剥削关系，但在阶级观点上也普遍存在着多元主义的倾向，甚至试图为从事所谓慈善事业的资本家群体赋予一种特殊地位，这种折中主义的立场正中资本家为弱化阶级对立所设的陷阱。他们看到了私人资本对社会慈善的冲击，但将其简单归结为怀揣英雄主义抱负的社会精英欠缺专业慈善技能的后果，选择性地忽略了公益慈善的虚伪面纱所掩盖的阶级对立。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简单化的倾向：“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同情无产阶级，决定了其所从事的慈善活动的虚伪本质。因此，西方左翼学者还需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斗争学说，进一步认识到慈善资本主义不是推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举措，而是当前阶级对立愈发突出的显著表现。
（四）忽视社会主义公益事业，未能针对公民慈善提出可行建议
西方学界关于公益慈善等社会道德问题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尚存一定争议。R.G.佩弗（R. G. Peffer）在《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一书中引用了艾伦·伍德（Ellen Wood）等学者的观点指出：“虽然马克思有一种规范观点或一种实践理性形式，但它在本质上不是道德的。”这种论述虽然强势抨击了资产阶级虚假慈善，但同样存在忽略无产阶级进步作用的局限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提出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要做到“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将公益慈善事业视为顺利实现过渡的必要保障。可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未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慈善模式作出完整建构，但他们从未否定劳动人民的良善之举，“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
自诞生之日起，慈善资本主义就遭受了来自学界与社会的多方质疑。与慈善资本主义思想的扩张轨迹相一致，西方左翼学者紧跟理论前沿，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展开批判，但当前的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于理论回应，不仅具有明显的迟滞性，而且存在只破不立的倾向。西方左翼学者虽然强调公民慈善具有重要价值，但未将关注点聚焦于无产阶级的慈善主体地位，未能考量并建构劳动群众真正亟需的慈善制度体系，更未赓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公益慈善事业的设想，其整体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学院派风格。（注释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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