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哲学史并不是所谓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而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西方观念论传统在黑格尔精神哲学中达到顶峰、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实践哲学转向之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更是被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真实的意义。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颠倒”以及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对认识论（直观反映论）的“取代”，虽然此种观点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新阐释，但这些阐释似乎难以避免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化和唯心主义的独断化色彩，从而未能恰当地揭示出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为此，我们应该深入“实践哲学”传统内部，在梳理和澄清理论与实践内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阐释二者更为真实而丰富的张力关系，进而深入揭示和凸显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革命。
一、哲学史上的两种实践传统：“消极实践”和“积极实践”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自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以来，哲学史一直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所左右：一种观点坚决主张抽象理性的超越力量和理智的绝对解放力量，而另一种则试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揭露理性纯粹主义的想象性”。在一定意义上，哈贝马斯的这一说法揭示的正是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实际上意味着哲学史上对实践的两种不同理解，即“消极实践”——理论规定和约束下的被动的抽象活动和“积极实践”——努力超越理论抽象统治的现实的创造性活动。
应该说，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比较明确关注和界定实践的，是被马克思称为“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三种主要形式，并从对象和目的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区分。从对象来说，理论是对“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进行思考；而实践和制作“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从目的来说，理论是不行动的活动，其自身便是目的；实践是基于某种善的目的、针对可因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指伦理的和政治的活动；制作是使某事物生成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活动之外的产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因理论以自身为目的，所以理论也与实践相同，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是最高意义的实践；而制作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是最低级的甚至是动物性的活动，不属于实践。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依据对象和目的的不同第一次把理论、实践和制作区别开来，但其特别强调的还是实践与制作的区别。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实践因为包含自身的目的性，所以与理论是同一类的积极、自由、高级的活动——实践智慧，其目的不是知识而是道德行为的改善；制作则不以自身为目的，因而是不同于实践的、与生产一样的低级的不自由的活动。也正因如此，奴隶、工匠等从事的低级的生产和制作活动——劳动，被亚里士多德排除在高级的实践之外。所以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实践虽然高于制作，但在本质上仍然是理论的——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而真正的实践——生产劳动——却是低级的、消极的和不自由的。可见，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古希腊敌视劳动的思想传统。因此，亚里士多德最喜欢的决不是奴隶和工匠的生产与制作活动，而是高于生产实践的“沉思生活”——最自由幸福的生活。由此可见，哲学史上关于实践的思想传统，自亚里士多德始就有了“积极实践”（即理论）与“消极实践”（即劳动）之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这一划分以及轻视生产（实践）的传统，一直影响和制约着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近代的康德（甚至亚当·斯密）、黑格尔和现代的汉娜·阿伦特等思想家。而马克思则以“颠倒的方式”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
康德对理性能力进行了划界和区分，表面上是想限定理论理性并为实践理性留下空间和地盘，实际上却是以另一种方式高扬了理论理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高扬了理论理性的巨大作用，但在实践问题上，他基本上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衣钵，继续推进和拓展道德实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直接肯认“纯粹理性是能够实践的”，力图打通并形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只有两种概念容许有一批关于对象可能性的各异的原理，这就是：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并强调前者使认识按照先验原理成为可能，这种发展属于自然哲学；而后者则建立扩大意志活动的基本法则，这种发展属于道德哲学。同时，康德区分了“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并把“技术的实践”看作理论的延伸，理论依然高于实践（技术）。表面上看，康德主张理论理性与自然相关，只有实践理性才与自由相关，所以他最终强调只有“道德的实践”才是真正自由的“实践”。实际上，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并非指人的有物质动机的意志，而是空洞形式的“纯粹意志”，因此，他所谓的“道德的实践”也不是指现实的、具体的人之感性活动，而是指意志使其行动准则与道德律相契合的活动，即意志本身内部的抽象活动。由此可见，康德的实践理性不自觉地走向了理论理性——抽象的意志和精神活动。正是因为康德对人之“理性”的这种“大胆运用”，与马克思有忘年之交的德国大诗人海涅才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所以《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都只是《纯粹理性批判》的说明和注脚。可以说，海涅的这些判断是准确而深刻的。在同样的意义上，虽然马克思也称赞康德的实践理性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实际上是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但不管是康德还是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因为他们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由此可见，康德的实践哲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理论与现实割裂并高于现实的状况。所以，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实践哲学”发展进程中，作为“非实践”的自由意志的实践理性，在一定意义上一直占据着优先地位：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成一个认识，并且这种联结是先天地以理性自身为基础时，实践理性就占有优先地位。而作为感性的、物质性创造活动的真正的生产实践却默默无闻。因此，康德这种所谓的“实践优先”决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感性的物质活动的优先，而仍然是抽象精神和“道德意志”的优先。所以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依然存在“积极实践”即理论理性与“消极实践”即实践理性的对立和区分。
作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的斯密，与康德是同一时代的人。虽然斯密把劳动和财富联系起来，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价值的来源之谜。但在对待真正的实践——劳动问题上，他却与亚里士多德把劳动的目的和手段分割开来如出一辙。在斯密这里，劳动作为手段虽然是价值的源泉，却是一种“辛苦和麻烦”，与作为目的的“自由和幸福”无关——“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所以在斯密这里，作为价值来源的劳动实际上是消极的，而作为自由和幸福的体现的积极劳动依然是不在场的。为此，马克思主张用带着愉快心情的“联合劳动”（自由劳动）取代“雇佣劳动”，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取代“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在康德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力图通过“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将二者统一起来。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真正把时代和历史提升到哲学高度，同时把永恒与短暂、自由与必然、理论与现实等联系起来，进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哲学的幽静孤僻、自我直观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曾经的合伙人阿尔诺德·卢格所言，黑格尔哲学在早期就已表现出与以往体系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其他的哲学只是思想，而且一直都是思想；黑格尔哲学虽然表现为思想，但不会永远都是思想，而是必定要转化为实践。所以，黑格尔哲学是真正革命的哲学——所有哲学中“最后的哲学”。这“最后的哲学”其实也正是黑格尔自己所谓“哲学的终结”的真正意义所在——哲学在走向实践。黑格尔哲学充满了实践的意蕴。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虽然没有把理性安置于认知主体的自我反思中，但把理性安置在了行为主体的目的合理性中，因而它依然是主体哲学的一个变种。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所讲的实践仍然是绝对精神——主体哲学的顶峰——实现自身的一个环节，在本质上仍然是依附性的、不自由的、保守的和“消极”的。
在康德之后，虽然黑格尔曾以“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中介来反对自我意识的绝对化与固化，但他只是看到和提出了问题，并未能真正彻底地解决问题。因此，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所面临的直接任务就是：“实践哲学如何来抵抗膨胀为社会总体性的目的理性的工具理性。”黑格尔未能完成的这一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实践转向”和“实践革命”，决不是抛弃了黑格尔哲学，而是扬弃和推进了黑格尔哲学，丰富了“实践”概念的实质内涵，真正赋予其历史性和现实性。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马克思从形式到内容全面实现了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实际超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所以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劳动成为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它不仅不被排斥于实践之外，而且还成为实践的实质性和基础性内容。这才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转向”和“实践革命”——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真实意义。对马克思来说，实践哲学的核心意义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所谓“改变世界”，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不要“理论”，只是“行”和“做”，而是要根本改变对理论与实践之间“优先关系”和“支配关系”的理解，不是把理论看作游离于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视其为内在关联于实践并构成实践之内在环节。这其实也正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新世界观之“天才萌芽”所在，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巨大革命意义所在。马克思的“实践革命”不仅拯救了实践，也解放了理论。
同样是在亚里士多德分离目的与手段和轻视生产劳动的意义上，阿伦特也通过三分法来区分和定位实践——劳动、工作和行动。在对实践及其与自由的关系的理解上，阿伦特确实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她也把劳动视为不自由的、低级的动物行为。阿伦特同样是在非持续性的、不自由的劳动的意义上来批评马克思的。不过，对于马克思对劳动的重视和赞美，阿伦特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马克思真正“反传统”的一个方面主要是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不是理论而是劳动成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最自由的体现。在这里，阿伦特实际上不自觉地指认了马克思实现了对“实践观”的翻转。
在此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不再是理性实现自由的环节和手段，反而就是自由本身——实践就是人之自由自觉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所以，西方哲学史上这一轻视生产劳动的传统，严格来说一直到马克思才实现了实质性的“哥白尼式革命”——从“消极实践”到“积极实践”的根本转变。可以说，正是马克思真正扭转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和黑格尔的认为实践是消极的、保守的、抽象的并依附于理论的思想传统，开辟了将实践视为积极的、自由的、现实的、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的新传统。
二、自由之“环节的必然性”：黑格尔的“消极实践”
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使“概念的枯骨”活了起来，实现了“实体主体化”和“主体实体化”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克服了古希腊以来僵化的“实体本体论思维”。但他也深刻认识到，绝对精神必须通过实践（劳作）才能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做的劳动才能获得”。而精神的这一通过劳作而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即为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行动正是作为意识的精神的生成过程”。黑格尔形象地将概念的这种内在的“实践力量”称为“理性的狡计”，马克思则称之为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也是马克思特别看重和充分汲取的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伟大之处。所以说，黑格尔精神哲学极力“通过概念来超越概念”的内在否定性，确实含有某种发生效用的、现实的因而是生动的、实践性的东西在内。也就是说，“现实”以及“实践”都是属于黑格尔的“概念内”的东西：“概念”的底层永远包含着一种运动——黑格尔称之为现实、实践。由此可见，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中必然内在地蕴含着实践：“既然自为的概念现在是自在而自为的规定的概念，理念就是实践的理念，即行动。”实际上，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如果从这里再前进一小步，抽象的概念就会到达自身的彼岸——现实的实践，进而由“解释世界”转变为“改变世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会说黑格尔最唯心的“逻辑学”包含着“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是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但由于其根深蒂固的泛神论的逻辑主义，黑格尔这一作为“实践的理念”的行动依然只是一种精神的活动和逻辑的演进。所以在黑格尔“实践的理念”中，一切癖性和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一切激情的巨浪和汹涌澎湃，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正是由于这一“理性的节制”，真正的实践仍然处于黑格尔的概念——“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的晦暗之中。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等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的精神”和“实践的情感”等表述，但黑格尔所讲的实践主要还是依附于“精神”而不是依附于人的实践——实践只是逻辑学花布上的花卉。虽然黑格尔一开始认识到了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承认的“陶冶”活动，并运用其否定性的“劳动辩证法”来揭示主人与奴隶之间“为承认而斗争”的相互关系，但由于他坚决给予“精神”以第一性的地位，所以他总是重新陷于崇拜那以“劳动”创造自己、发展自己的“精神”。对此，马克思指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他只是对历史和现实作了抽象的、思辨的和逻辑的表达。在介绍哲学与实践的关系时，黑格尔明确宣称，哲学的主要特性是“思想直观”，它要合理地解释现存事物，而不是实践地改变现存事物：哲学的“思想直观”离开了社会现实中兴风作浪、永无宁息的种种热情的争斗而从事深刻的理论观察，它所关心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它所感兴趣的就是要认识“观念”在实现它自己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所以，这个“思想直观”实际上就只是“自由”的意识。由此可见，在黑格尔这里，真正具有普遍性自由的只是“自由的观念”而不是“自由的实践”。黑格尔这种追求抽象普遍性自由的高度热忱，恰恰使实践概念显现出了唯心主义之头脚颠倒的典型特征：他将一切人类实践都归结为抽象普遍的“精神实践”，这就使他对实践作了纯粹理论性的解释，“这种实践就是理论！”因此，黑格尔称自己的哲学为“精神现象学”——精神自我演进和自我呈现的历程——是很准确的。作为黑格尔的另一个伟大学生的列宁则绝妙而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实践观之根深蒂固的理论和逻辑实质：“对黑格尔来说，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式。”在这里，作为逻辑的“推理”的实践仍缺少自由自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它在本质上仍是依附于理论和逻辑的。所以从根本上说，最终获得抽象普遍性自由的只是绝对精神，而不是具体实践，实践只具有环节的必然性而缺少现实的自由性。可以说，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黑格尔给自己执行了概念王国的“加冕礼”——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世界精神本身——绝对精神变成了上帝，哲学成了神学的庇护所。说到底，黑格尔的意图是先完成哲学的革命，后完成“实践的革命”——实践革命服从于哲学革命。但这只是黑格尔的一厢情愿，其后的黑格尔派也做着同样的梦，实际上黑格尔根本无法完成“实践的革命”，他只是把实践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环节和结果，所以其所谓的实践本质上仍是听命于理论的、消极的、抽象的和不自由的。
但消极的、抽象的和不自由的实践对黑格尔而言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实现精神自由的“必然环节”：“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由是观之，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真理的“全体的自由性”，并不是纯粹抽象的和空洞的概念的自我演绎，而是必须借助作为“环节的必然性”的实践来加以区分并按其具体规定来完成的。对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实践作为“环节的必然性”的作用，列宁也有着深刻的认知：“无疑地，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正因如此，黑格尔精神哲学虽然有“巨大的实践感”，但其实践也只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附属物。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所讲的作为环节必然性的“实践”必须始终服从和依附于具有全体自由性的“理论”，因为只有理论才能保证它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而不是相反。对于黑格尔来说，归根结底只有“精神”才是常住的、普遍的、永恒的，甚至是万能的。作为“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相统一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虽然是有“实践性的”，即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但最终把实践理论化了，即为理论牺牲了实践。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没有理论，实践永远也不能成为现实。对黑格尔的这一“理性的狡计”，作为其最伟大的继承者的马克思有着清醒的认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最伟大、最深刻之处就在于，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早在其离开《莱茵报》编辑部重新回到书斋后撰写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深刻认识和揭示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所具有的非实践意蕴：“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这既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之非实践的“泛逻辑主义”本质的指认，也是其要竭力超越和拯救黑格尔消极的法哲学中蕴含的深刻的“实践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借用海涅的说法，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是“砍掉逻辑泛神论头颅的大刀”。
说到底，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在为“实践”的消极性和依附性寻找一种意识形态掩饰，黑格尔陷入了自我意识的幻觉。为此，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具有能动性的“实践观”确实还保留着“逻辑学的自我驯服”——实践是逻辑的而不是现实的和自由的。对此，海德格尔称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为“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是极为深刻的。但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不管是“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还是“法哲学”，并不是因为黑格尔的理性思辨愚不可及——列宁认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也不是因为黑格尔在本该运用实践的领域肆意玩弄逻辑范畴——马克思称其为“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而是因为黑格尔将实践视为“环节的必然性”的消极的“实践观”只能依附于“概念的阴影王国”：“黑格尔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这必定导致“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从而接受和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即本质上仍然只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解释世界”，但以“改变世界”为最终目的的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做的，却是要实际地推翻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在此意义上，对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的“答案”不是意识形态和概念，而是革命和斗争——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只具环节必然性的“必然王国”走向现实的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变“消极实践”为“积极实践”，真正实现实践观的转向和革命。
三、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积极实践”
按哈贝马斯的理解，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批判使“反思”概念转变成了“生产”概念，以“劳动”概念取代了“自我意识”，但想在黑格尔的实践概念之外另树立起一个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作为对立面，这种做法和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样做是把问题的实质和方向搞错了。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马克思决不是拒绝和抛弃了黑格尔的实践观，而是继承和扬弃了它。在被恩格斯誉为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鲜明指出，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没有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进而失去了主体的现实的能动性维度，而唯心主义却把这种主体的、感性的、现实的能动性抽象地发展了。由此可见，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共同缺点都是不了解现实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而马克思实现的作为新世界观的哲学革命本质上正是“实践观”的革命。这种“实践观”的革命不仅在于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实践观——客体的“感性直观”——的超越，更在于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实践观”——抽象的“能动的方面”——的超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一双重超越，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这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承认理论的有限性而发挥实践的无限性的思维方式，它较好地避免了经验直观的盲目和理性思辨的独断。所以说，作为新世界观的“实践观点”的确立，正是马克思哲学不同于和高于其他哲学的真正实质所在。
从根本上讲，黑格尔的哲学是“从逻辑的观点”看问题，而马克思的哲学则是“从实践的观点”看问题。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观”革命，并不是以“实践本体论”取代“物质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的所谓“本体论的革命”，而是以“实践观点”取代“逻辑观点”和“精神观点”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也就是说，正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才真正突破了古希腊以来的“一个实体一统天下”的“实体本体论思维”，这是黑格尔否定性的“精神辩证法”想突破却未能完成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强调要把实体理解为主体，但由于他本质上是“用主体哲学的手段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以按伽达默尔的看法，黑格尔哲学仍然保留着“本体论的自我驯服”，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看，实践不再是外在的“感性直观”或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人对世界的现实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正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人、社会生活、世界和历史都具有了“实践的本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看来，一切空洞的、抽象的东西都变得生动、鲜明和丰富起来了，不仅世界和历史变得丰富和生动了，人也变得更加鲜活和具体了：人的本质不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及其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都是实践的；历史也不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或“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才专门强调实践的世界观具有巨大的基础性和革命性作用：实践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人的直观能力，甚至人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这一深刻洞见，即便是到了晚年也一直没有改变。他晚年在最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明确强调，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人们首先需要通过吃、喝等积极的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深刻指出了自己实践革命的伟大任务：“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这一任务的实质，也就是马克思一直强调的自己的新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只是“世界观”，即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也就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和世界。
马克思为改变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而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无情批判，不仅拯救了实践，也拯救了哲学。实践在马克思这里不仅享有核心范畴的地位，而且它在思维的前进过程中不断发展并与哲学成为一体，因而具有前提和基础地位。实践是哲学的前提，而哲学则代表实践的一个可以用概念加以把捉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就是实践，“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这里，实践之所以能够取代精神成为现实世界的深刻基础，是因为诚如列宁所指出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基于此，马克思通过实践而不是概念来打破理论与现实的隔阂，通过把哲学付诸实践而不是概念来扬弃和丰富了“哲学”。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一个实践概念，而在于一个实践，或者更恰当地说：在于实践”。在他看来，真正的哲学属于实践——“改变世界”，而不是相反。由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本问题不在“概念”，也不在黑格尔的那种为概念的“概念的努力”，所以在马克思这里，实践的地位不是阐释抽象概念，而是实现一般的哲学基础和哲学目标。“马克思完全不想作为黑格尔的对立面或作为黑格尔的进一步发展或作为什么‘对黑格尔（！）的阐释’去替实践概念创立一个僵硬的定义。”在此意义上，哲学史发展到马克思这里才真正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彻底颠倒和转向，以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德国“观念论”传统才算真正终结了。
在此实质性意义上，德国“观念论”传统——概念王国——的终结，正是马克思实践观点——自由王国——的开始。马克思所谓的“自由王国”，决不是自由意志的王国或绝对精神的概念王国，而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自由实践”和“实践自由”的王国。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刻认识到了“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这其实也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黑格尔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的根本原因所在。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可能不是黑格尔最满意的学生，却是黑格尔最优秀的学生。马克思最为充分和深刻地认识和捕捉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深厚的“实践意蕴”：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其实也是马克思高度认可并充分汲取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伟大之处。正是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强调，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为此，作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的恩格斯，也特别强调德国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而马克思正是在劳动的发展史中找到了打开和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锁钥”。
马克思用来取代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劳动（生产），已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视野中与自由无关的低级的、消极的和无意义的强制劳动，而是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的本质体现：人是什么样的，既和他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的生产是按其种的一个尺度进行的，是片面的、本能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对动物种的尺度的突破和超越，这使其生产具有多维性、全面性和自由性，进而体现“美的规律”。在这里，人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和建造，既是人类思想史上唯有马克思才作出的对劳动的最高肯定和赞扬，也意味着人的劳动最终是要超越具有片面性的“必然王国”而走向具有全面性的“自由王国”。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才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自由王国”是作为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出现的。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又强调，要想超越“必然王国”——雇佣劳动、实现“自由王国”——自由劳动，根本条件在于工作日即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
由是观之，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区别于“上帝之城”和“概念的阴影王国”，本质上就是人之“自由实践”和“实践自由”的“实践王国”。这一实践王国是具体的和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和想象的，是通过把对天国、宗教和神学的批判转变为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而在人间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的这一批判转向，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本转向。马克思在实践转向之后所追求和构建的自由的实践王国，又特别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事实上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它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必要劳动的终止，正是自由劳动的兴起。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其所追求和实现的“实践革命”，正是从不自由的作为“环节的必然性”的必然王国领域走向了自由的作为“美的规律”的自由王国领域。所以，这个“自由王国”的作为“美的规律”的自由只能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社会化的人——跳出盲目力量的支配和统治，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进而获得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达至必然王国的彼岸——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在《资本论》中，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和飞跃，既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实践能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实质发展，也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最本质体现。在晚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观点，通过论证人能够摆脱必然劳动束缚而进入自由自觉的劳动状态，进一步揭示了“自由王国”的实践本质。
可以说，正是通过“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革命推进了实践从依附于理论的不自由的“概念的阴影王国”，走向了实践主导理论的人之自由个性实现的“自由王国”。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方能从形式到内容实现对黑格尔消极的实践观的积极的、全面的实际超越——“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革命。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正是马克思的“实践革命”根本扭转了哲学史上实践观的发展方向，实践才彻底跳出了西方根深蒂固的“观念论”消极传统的束缚，真正获得其批判的和革命的实质以及伟大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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