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仅实现了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而且在动员组织群众、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延安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延安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期，无论是从世界政治环境来看，还是从中国政治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
（一）世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共产国际七大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治要求，主张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政党合作，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这就使得十月革命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的关系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合作开始取代过去的斗争和对峙。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变化，使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合作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带给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表明仅仅依靠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远远无法适应新的斗争环境和斗争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完成自身的意识形态创新。
（二）国情：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在时局转换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积极促成国共再次合作。国共双方由斗争转向合作，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的任务就减轻了，恰恰相反，包括意识形态建设在内的事情“更多、更复杂、更麻烦”。这种复杂性集中主要体现在对以下三对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一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关系；二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三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这三对关系是在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呈现出来的，它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艰巨的历史任务面前保持清醒，既服务于当前阶段的任务斗争，又不忘记党的长远目标。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在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党情：阶级基础壮大后， 党员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新变化
在党的思想建设上，一方面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使党来不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至于滋生了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这说明从组织入党到思想入党或者说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如果不对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旧有思想进行坚决的、 彻底的斗争，那么将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另一方面，国共合作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渗透、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以及中间政党的宣传比起过去斗争环境中，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宣传的内容更具有迷惑性。中国共产党外的各种思想认识，“经过党与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分，侵入到党与无产阶级的内部来，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这些新情况表明，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二、 延安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主要任务，在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从而筑牢了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
（一）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尤为突出，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摆在了共产党面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政治理论上逐渐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化，认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停止了延安时期之前“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政治任务， 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新的核心政治任务提了出来。这种策略转变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恰恰相反，具体的历史条件规定和限制着马克思主义变革中国革命现实的方式和途径。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 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演变规律的科学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清醒，既夯实了全民族抗战的力量基础，又扩大了党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二） 在反对教条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由于党的理论准备和革命经验不足，以致中国革命出现了多次右倾和“左” 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为了彻底根除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教条主义的根源， 在于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被革命的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一种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为着这样的一个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就必须要始终坚持 “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实际，如何认识中国的实际呢？毛泽东从方法论上批评教条主义者闭着眼睛瞎指挥、拿着本本乱批评的主观主义，强调要眼睛朝下，通过社会调查、开会访谈等方式了解实际， 认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他强调共产党的一切斗争策略都“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合一观。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深刻批判，厘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本质，从而为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在思想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1943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现之时，蒋介石公然出版了带有鲜明政治意图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他在书中公开鼓吹法西斯独裁思想，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层面污蔑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国民党的舆论攻击，揭露其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之真正所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思想论战，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一是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强调我们党在边区实行的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充分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推动了边区建设和革命发展。二是揭露了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三是通过对比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所取得的成绩，有力证明中国之命运的真正所在。中国共产党在装备落后、外援缺乏、根据地落后且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抗击了敌伪军九十一万”；而国民党在外援庞大、军队众多、装备优良的绝对优势下，“仅仅‘抗击’与牵制敌伪军三十一万”。鲜明的对比充分表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此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光明的中国之命运”，从而在思想上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实践中艰难地维系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免遭破裂。
（四）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中充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既存在着人民大众的民主性的精华，也存在着统治阶级的封建性的糟粕。因此，在科学认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毛泽东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基于对传统文化双重性质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培育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彻底批判一切反人民反大众而只维护少数统治者、剥削者利益的封建糟粕，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解除和打碎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等精神枷锁。同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并重新阐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从而使文化本身得到发展与进步，也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
三、 延安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及现实启示
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延安时期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提供若干方法借鉴和经验启示，对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
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延安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百余年的实践发展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无一不证明，无论改革如何发力，策略如何调整，都必须要牢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好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党的领导才会坚强有力，国家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才是真正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我们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学会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和理论自信。
（二）坚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的基本原则，适时顺势调适意识形态建设
始终关照现实，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顺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意识形态如果缺乏现实关怀，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人们的现实利益关切，不能对社会热点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阐释，那么意识形态必然会被边缘化。2013年8 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建设要及时总结改革、发展中的经验，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精粹，坚持以中国发展的理论诉求为基本立足点，提高理论对社会发展的“指导力”。此外，意识形态建设还应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整合多元价值观念，提升理论阐释、解决现实问题的“供给力”，增强理论为群众“代言”的有效力，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推动理论创新，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但任何意识形态必须“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新判断。“两个结合”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结晶，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在理论创新中的主场性。“两个结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四）坚持立破并举，既要强化正面宣传，也要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敢于亮剑、敢于斗争
对一切企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开展坚决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从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到新时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这都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从来都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无硝烟战场。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攻击和挑战，习近平指出：“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同时，打铁还需自身硬，主流意识形态要善于在批判中创新发展，“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面对各阶层认识分歧和价值多元，意识形态理论要讲清楚事实真相，讲好中国故事，讲明白方法逻辑，引导人们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最大多数人利益出发来认识问题，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作者简介：袁玉梅，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答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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