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积极探索,从踏上改革开放新征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党对底线思维的科学运用。因此,科学把握和理解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实质内涵、形成逻辑、时代价值和实践进路,理应成为研究的时代课题。
一、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内涵的多维剖析
“底线”,又被称作红线、下线等,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限度。作为事物发展演变的临界线和特定尺度,底线具有多重含义。从文化词源学的角度看,《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将“底线”解释为足球、篮球等运动场地两端的界线。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底线是反映和体现事物质量互变规律的边界线,在事物发展的现有质态之中,既有通过质量互变向高层次飞跃的可能性,也有通过质量互变向低层次滑落的可能性；底线是绝对性与相对性、客观性与主观性、静态与动态的辩证统一,既是事物发展必须达到的最起码目标,也会随着主体意识和主观努力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从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角度看,底线表现为根据客观情况科学设定的最低目标,是区分可为与不可为、权限与义务的警戒线和责限界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底线”,就是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做出的一种高度警戒。
由上述内容可知,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指基于对事物发展程度的科学把握,以发现事物发生最坏结果为逻辑起点,着眼于实现全局性和长远性目标,以最低条件或最低限度为导向,明确标示出事物转化的临界点,“从坏处准备、力争实现最大期望值”的科学思维方法,其本质是我们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蕴含了多重具体意涵。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一种以底线为导向的精准思维。底线思维以发现事物发生最坏结果为逻辑起点,聚焦守住底线、防止最坏结果的发生。在具体实践中,如果不知道底线在哪里、或者不断地突破底线,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而导致无法接受的坏结果。因此,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根本要求在于做任何事情都要明晰底线、做到心中有底,并守住底线。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一种讲求知行统一、守为相济、趋利避害的辩证思维。与单纯的、无所作为的消极被动思维不同,底线思维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既认为事物的属性是由度决定的,也承认合理区间内的自由空间和活动范围,注重事物发展可能性与现实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转化。因此,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关键要求在于在明确边界是什么、在哪里的基础上,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用发展的眼光、运动的思维科学认识事物的度量边界,在思想认识和心理预期的基础上未雨绸缪,正确把握机遇与风险的辩证统一,做到有守有为、保稳求进,从而实现结果的最佳化和效能的最大化。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一种积极向上、着眼未来的前瞻思维。作为一种立足最低标准、但不以达成底线目标为满足的思维方式,底线思维蕴含了丰沛的忧患因素和创造因子。因此,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核心要求在于以守住底线、确保最低目标为前提,既要在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设定最低目标,及时预测突破底线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又要通过科学施策防患于未然；既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处事态度,从最困难的视角分析问题,又要勇往直前、主动作为,争取最好的预期。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一种立足问题、遵循规律的科学思维。“科学思维也叫科学逻辑”,它以客观事实和规律为基本遵循,通过科学论证和精准规划最终达到科学的认识结果。底线思维就是这种以尊重规律、聚焦问题、精准规划、明辨利弊、合理决策为基础的、具有客观性、精准性、系统性的科学思维方法。因此,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主导要求在于坚持客观实际、规律与具体问题、实践相结合,聚焦问题从何而来、症结在哪、如何解决,实施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策略,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二、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生成逻辑
作为一种科学的领导思维和工作方法,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蕴含了深刻的逻辑生成理路,既体现在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系统运用,也蕴含于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既包含在对我们党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在对新时代新课题的科学把握。这些因素全景式、系统性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生成逻辑。
第一,唯物辩证法是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理论渊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去认识世界、思考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和优良传统。这就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全面、系统而深厚的哲学基础。
从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点来看,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不存在绝对静止、孤立的单个要素。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党面对的时代课题和重大问题虽然以某个特定具体问题呈现出来,但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与其他事物或要素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均包含着矛盾的对立统一。正是基于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科学运用,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强调从全面、联系、发展的视角观察事物,既要看到同一事物的正反两方面,也要承认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既要看到事物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也要看到其中的有利因素,既要从坏处准备,也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从质量互变的关系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蕴含了质与量的特定规定性,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有机融合。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的,当量变达到一定的度时,就会推动事物朝着质变的方向发展,这种“量变向质变转化的临界点便是底线”。正是基于对这一基本规律的清醒认识,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强调慎重把握事物质变的“限度”,把握适度原则,明确引发事物质变的临界值,在根本性、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不犯错误。
从否定之否定的关系来看,事物的发展演进,并不是简单的弃旧从新,而是否定之中蕴含肯定,肯定之中蕴含否定,既注重对消极因素的批判与舍弃,又注重对积极因素的继承与创新,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有机统一。正是基于对这一科学观点的创造性继承,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突出强调底线并非永恒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蕴含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促使矛盾转化的观点”,要求实践主体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常观大势、常思大局,向往更高更好的目标愿景。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文化底蕴。在我国古代经典文献中虽然鲜有明确提出或使用“底线思维”一词,但底线思维的内在要求、思想方法、基本理念蕴含于我国古代先哲的经典著述和实践智慧之中。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忧患意识不仅丰富了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精神内涵,而且延伸了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历史厚重感。最早在《周易》中就有文: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君子成天勤奋不息,夜晚时仍不敢松懈。处境不利但无灾祸。《周易》还有文: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意思是君子提前考虑灾祸,预先防止它的发生。《左传》中关于“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论述蕴含了我国古代先贤的忧患意识。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孟子》中对于“忧与乐”“安与危”的论述蕴含了“底线思维”的深刻内涵。早在数千年前,儒家先贤就萌生了类似于现代“生态红线”的思维方式,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例如,《论语》中就提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中提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除经典著述中蕴含的忧患意识外,我国古代著名历史人物在为人处世、为官从政时的智慧也蕴含了丰富的底线思维。汉代名臣张良,在辅助刘邦成就大业之后始终坚守不骄不躁的做人底线,既不居功自傲,也不为名利所动。唐代名臣魏征以严词劝谏唐太宗,恪守作为一名谏官的底线。清朝名臣曾国藩不仅自己始终坚守做人为官的底线,还告诫身边人,官商交往要有底线。
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求真务实的行动取向和安居乐业的心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更具有实践效力的思维哲学,使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成为一种集前瞻性、主动性、能动性为一体的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三,党对底线问题的深切思考和长期实践是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实践基础。任何思维方式的形成都是基于具体的实践基础。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基于我们党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身处困境,还是胜利在望,我们党始终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和清醒头脑,注重预估风险,坚持以底线思维谋划和推动革命实践。在顺境与逆境方面,面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革命形势,我们党认真考虑各种“最坏”情形,提出“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提出了党内外、国内外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并在结论时着重讲了“准备吃亏”问题,认为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只有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把握主动。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并号召全党牢记“两个务必”,决不当李自成。这些都蕴含了从最坏条件着想、坚守底线思维的深刻意蕴。在严肃党的纪律方面,为了不断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促进军民融合,我们党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其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通过严肃处理黄克功案深刻教育了党员、红军和广大革命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制定“六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边界、确立了规矩。这些都蕴含了明确底线、严格底线的深刻意蕴。在处理党际关系、把握斗争方向方面,面对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党际、敌我关系,我们党积极开展和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谈判期间,我们党不仅对相关事项和主要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系统把握,而且明确了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不容侵犯的底线,竭力争取了最好的结果。这些都蕴含了我们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底线思维。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们党把维护和巩固新政权安全作为最根本的底线,强调“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内形势,毛泽东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要底线,不仅把让人民吃饱饭看作是第一件大事,告诫“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而且提出要科学平衡工农业关系,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面对抗美援朝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全面分析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并明确提出要对“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做出科学系统的判断和估计。1958年,面对苏联提出要在我国建立中苏共有共管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我们党坚守国家主权底线,明确提出反对意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面对美国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干涉,我们党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聚焦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又保持稳定政治局面的时代课题,运用底线思维思考中国改革问题。我们党立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动摇,突出强调中国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把工作的基点放在防止出现较大风险上,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推进改革开放的底线。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风险考验,我们党坚持把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底线和原则,强调只有科学预测和判断可能出现的风险,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和风险考验日益凸显,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对此,我们党强调既要认清机遇、又要正视挑战。这些都蕴含了我们党将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运用于科学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底线思维。
第四,对现实风险考验的科学把握和清醒认识是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现实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迎来良好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风险考验。从国际而言,虽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仍然一往无前,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异常突出,经济“困局”、政治“乱局”、改革“变局”叠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相互交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仍然存在,在政治上极力推行单边主义、经济发展上极力推行逆全球化、文化上极力推行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层出不穷,大国博弈风云激荡,国际关系结构性矛盾加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陡然上升。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这是世界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这就要求着眼大局、防患于未然,明确底线。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正是在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积极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过程中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的。从国内而言,伴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改革要求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显著增强；显性与隐性、旧有与新生矛盾并存、固有问题和新生问题相互交织；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这就要求科学考量改革风险,深刻把握问题和矛盾的性质。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正是在不断攻坚克难的过程中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奠基、文化涵养、历史沉淀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认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着眼新征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理性审视与实践部署相统一,将科学判断形势、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进行创造性发展,明确提出底线思维的科学命题,并在实践中不断运用和深化。
三、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既以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前提,又以争取高线、开拓进取为基调,是我们党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蕴含了鲜明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推进治国理政的思维前提。底线思维以其好与坏、守底与有为的辩证统一构建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活动场域,以其逻辑的缜密性、实践转化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推动治国理政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而言,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蕴含的现实指向在于摒弃消极被动,强调基于底线的科学施策、稳妥向前,不是强调降标准、放弃进取,而是凸显补短板、强弱项,突出强调党和国家一切方针政策都以新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实际为根本依据；面对国内外环境,底线思维突出强调问题、过程、结果的有机统一,依据确立的底线或红线克服急难险重和畏难情绪,对各种风险考验做出科学预判、综合研判和精准施策,在规划与落实、顶层设计与过程治理的有机统一中不断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力与政治执行力,确保新时代国家治理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确立和完成新时代目标任务的关键因素。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聚焦最低目标的边界线,着眼冲刺“顶线”的能动精神和实现事业发展的最高目标。因此,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在实践中尤为强调目标导向,蕴含了从底线经由阶段性目标到达高线的过程和路径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构成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步骤。这本身就体现了由“低”到“高”整体跃升的底线思维。与此同时,相对于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低”目标；相对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高”目标。此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也突出强调了“底线”,未建成就是突破底线。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善于把确立和实现目标任务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对最低目标的范围界限保持清晰认知,从目标任务中把握规律性、倾向性和必然性,“为避免目标落空建构思维防御”。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防范化解各种风险考验的思维基础。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管理思维,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以趋利避害为基本取向和努力方向,要求把可能出现的风险预测判断得更加精准周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判断和认识何种风险危机以及如何防范风险危机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面临的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坚持底线思维”,“坚决防范各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在内在逻辑上要求对哪些是风险、风险的源头在哪里、如何科学规避风险等问题做出科学研判、明目于心,着力防范各类风险内外联动、累积叠加；加强对容易诱发重大突发事件风险因素的调查研判,既要有“先手”,也要有“高招”,既要打好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战略主动战,避免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领域风险演化为系统风险。
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增强全面从严治党行动自觉的思维保障。作为一种内含充分自主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思维方式,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是问题意识、忧患意识、风险意识的多重集合,也是明确底线、认识底线、坚守底线的有机统一,为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的思维范式。具体而言,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既内蕴了对新时代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底线的限制内容是什么、触碰底线的后果是什么的底线性要求,也包含了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在明确底线性要求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把握各种风险挑战,进而不断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和整体素质的本领性要求。这就从底线性要求与本领性要求相结合的维度构成了增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行动自觉的思维保障。
四、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实践要求
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具备和运用底线思维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和成功的重要思维取向。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要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就必须科学把握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实践要求。
第一,坚定守住底线的信念。坚定信念既是一种执着的目标追求,也体现为一种强大的定力和决心,是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强大精神支撑。唯物辩证法认为,不同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就意味着,坚定守住底线的信念首先要保持恪守底线的定力。一方面,要始终保持接续不断、持之以恒的坚强意志,对迫近底线发展的风险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警觉；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积极稳妥、稳中求进的心态,在推动事物发展过程中谨慎前行。
坚定守住底线的信念,还要不断增强规矩意识,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突出位置。作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党的纪律和规矩为党员干部树立了高压线和警戒线,是底线思维在领导干部思想实践领域的具体体现。党员干部触碰底线、出问题,往往“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和对规矩的轻视。因此,坚定守住底线的信念、增强规矩意识,首先要守好党的政治规矩。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底线和方向底线,在关涉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与此同时,要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底线,认真学习党纪国法,对党纪国法怀有敬畏之心,牢记党纪国法红线不可逾越、底线不可触碰,做到“四个服从”,让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成为一种行动自觉,让遵规守矩、遵纪守法成为立足、立业、立身的思想自觉和实践自觉。
第二,树牢坚守底线的宗旨。从道德哲学的角度而言,社会实践主体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与其坚持的价值旨归“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坚持什么样的价值旨归,就会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尺度和价值立场,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归根结底是彰显为民造福和人民至上原则、兼具目的性和价值性的先进哲学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宗旨,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底线思维中蕴含的科学方法运用于新时代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划出了一系列执政为民底线、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惠民利民举措,推动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夯实了党在新时代执政兴国的群众基础。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日益提高,如何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仍然是我们党在新时代面对的重要课题。因此,要把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结合,科学把握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底线要求,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向人民负责的政治立场；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摆在首位,保持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较大投入；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把是否保障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评判工作成效的根本依据。
第三,把握坚守底线的原则。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强调以守好最低预期值为重点、以实现最大期望值为目标,是一种原则性、多维性和积极性相融合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必须从现实出发,以蕴含其中的基本原则为立足点和着眼点。
要牢牢把握主体性原则。底线思维不是自然存在的客观事物,而是源于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有机结合,蕴含了主体对主动把握目标走向的能动性努力和实践。底线思维的主体性与历史性应用原则均表明,缺乏社会实践主体及其能动性就难以科学确立和坚守底线。这就意味着,底线思维虽然具有后顾防范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是对“主体能动作用的否定”,而是要注重主体性,突出发挥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要以社会实践主体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实践条件为依据,既要对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条件做出科学研判,也要对社会实践主体的阶段性特征做出系统分析,使社会实践主体在有畏与有为的有机统一中心怀敬畏、积极作为。
要牢牢把握历史性原则。底线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的特质以及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底线都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需要因时因势而定,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特点。因此,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一方面,要立足具体时空的具体条件,灵活主动应对变化莫测的现实情况,根据实践环境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变化对底线做出深化和调整,不断划定新底线；另一方面,要对具体实际做出与时俱进地了解和综合思考,以积极进取精神状态为向着有利方向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要牢牢把握应用性原则。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具体实践和具体行动上。因此,从应用的角度而言,要聚焦定位、定标、定法相统一,既要了解全局、找准底线,也要量力而行、确定目标,同时还要学会应用科学恰当的方法,无论国内外环境如何发展变化,都要明确哪些利益是核心利益、哪些权益是基本权益、哪些目标是基本要求,通过协调一切驱动力量、调动一切能动因素来实现既定目标。
第四,增强守住底线的能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增强守住底线的能力和本领是基本前提和关键因素。
要不断强化学习导向,深刻认识不断学习的重要性,通过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创新理论,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要强化学习意识、增强学习主动性,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既要抓住学习重点,又要善于系统全面学,既要学习理论知识,又要善于汲取成功经验,既要在实践中学习,又要善于拜人民为师,进而既能在学中学,又能在做中学,将学习成果不断转化为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要不断强化实践导向。要把实践锻炼作为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的基本途径,把求真务实与真抓实干结合起来、把勇于担当与攻坚克难统一起来、把抓细抓实与久久为功联系起来,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事业观,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要善于从细处着眼、向实处着力,增强艰苦创业和开拓创新能力,以破难题的实际成效带动工作整体提升。
要不断强化自我革命导向。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党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因此,既要汲取古今中外政权兴衰更迭的历史教训,又要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执政党的成功执政经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将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新时代党员干部应进一步做好自我检视剖析,自觉查找自身差距和不足,严格遵守和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守住拒腐防变的底线,为坚持新时代党的底线思维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简介：刘晓川,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东岳论丛》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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