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革命的演进和组织发展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筹组党组织多以进步社团为基础；大革命时期，组织发展则与工农运动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逐渐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组织发展又与武装斗争相生相成。这一组织发展的特点多与中共革命发展的中心紧密相连，但也有不少地方的革命，如江浙地区，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没有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特征，相反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质。那么，这些地区的革命兴起与组织发展之间关系如何呢？
本文拟以20世纪20年代浙江省东阳县革命为例，讨论东阳组织嵌入和革命发展的地方特质。东阳位于浙江省中部，从地理环境而言，地势东高而西低，尤其北面会稽山主峰东白山，海拔1194.6米，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经济而言，明代以前为封闭型的小农经济，明末开始，逐步走向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社会经济；从中共革命而言，虽然东阳离中共浙江建党的先进分子，如俞秀松、陈望道和施存统家乡都不远，但该县革命首发于1923年“齐社”成立，党组织建立于1927年国共决裂之后，大大晚于杭州、宁波和温州等地。不过，1927年8—9月间，曾任浙江省委常委的赵济猛和中共党员吴兆莘等，利用“齐社”团结国民党左派等地方进步势力，为中共东阳党组织和革命带来巨大发展。但与此同时，这一策略又使东阳革命陷入路径依赖的发展困境。东阳革命效度和限度，为理解中共革命史研究提供了地方视角。大革命时期，中共地方组织的嵌入常伴随国民党基层组织建立而进行，东阳亦是如此。因此，本文拟从国共组织嵌入东阳的地方要素入手，重点论述中共东阳组织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东阳革命的地方特质及其与中共革命总体推进之间的关系。
一、 国共两党嵌入东阳的地方要素
东阳，地处浙江中部腹地，古称吴宁，东汉兴平二年（195），析诸暨置吴宁县。唐垂拱二年（686），改置东阳县。东阳北界诸暨，南接永康、缙云，东连天台，西至义乌，东西距86公里，南北距64公里。县治吴宁台位于境之西部，距省城杭州约150公里。东阳“三山夹两盆，两盆涵两江”，大盘山脉、会稽山脉在县境东北部交结后，分中、南、北三条干脉由东向西奔趋，因此境内85％为山陵地带。三山之间有两条水系，为钱塘江之东源发源地，东阳江（北江）孕育了北江盆地，成为东阳最大的地理单元，画溪（南江）则孕育了南马盆地。会稽山为东阳通往绍兴诸暨的天然屏障，如假道诸暨晋省，翻山“计程当在二三日左右”，“行旅跋涉，颇以为苦”。
东阳多沙土，土地硗薄，“惟南北二江畔有稍肥坦之错壤”。清中叶，东阳人口猛增，至1927年，人口约44万。人口问题导致森林资源遭破坏，水土流失和水利失修导致春夏之时霪雨兼旬，“山洪暴发，江水泛滥”，时有“东阳两条烂肚肠，杀人不用枪”之谚。由此，东阳产生难以调和的人地张力。一方面，人口大量背井离乡，或读书求仕，或拜师学艺；另一方面，北江盆地和南马盆地成为东阳天时地利优渥之地，尤其北江盆地更为全县人才萃集之地，也成为宗族冲突和派系交锋的聚焦之地，本文中共党组织嵌入东阳所涉之托塘张氏、雅溪卢氏和南岑吴氏等多数人物集中于此。
传统中国社会习惯聚族而居，宗族观念强，东阳诸大姓多由北方迁入。据学者研究，北江盆地大型聚落集中成立于11—15世纪之间，中等规模（150户）以上的聚落，聚落数只占北江盆地总聚落数的10％，但户口数占盆地内总户口数51％。大型聚落之中，巍山浚仪赵氏、李宅桂坡李氏、卢宅雅溪卢氏都有千户以上规模；接近千户规模的宗族聚落还包括城内托塘张氏、巍山白坦吴氏、厦程里程氏等；另在东阳城内，自明清至民国时期，亦有颇具声望的六大家族，除托塘张氏外，还包括南岑吴氏、岘西杜氏、东眷韦氏、木香李氏和双泉徐氏，这些聚落户数虽较大型聚落为少（托塘张氏除外），如南岑吴氏（350余户），位于城内商业中心——南街这一富庶之地，实力不可小觑。
大型聚落之间常有通婚，如巍山浚仪赵氏为宋皇族赵廷美派之后，与卢宅卢氏世有通婚。当然，在人地张力之下，大族之间也常产生冲突。如托塘张氏乃唐末吴宁县令张潮之后，定居城内；定居城郊的卢宅雅溪卢氏，于南宋前叶（约1150年前后）迁徙而来，但明代以前该族并不起眼。明永乐年间起，该族乡试中举27人，夺魁2人，进士8人，涉足仕林荐举恩封150余人，逐渐发展成为世代豪门大家族。张、卢两族早期多有通婚，但明正统年间因争夺土地而械斗伤命，两族之间自此严禁通婚。据民国时人回忆，托塘张氏历来尚武，东阳素有“托塘硬”“卢宅刁”的说法。
地形封闭使东阳百姓注重耕读科士，大型聚落多创设书院和义塾，“诗书讲诵相闻，旁郡他邑不及也”。晚清以降，绅权进一步扩张，江浙宗族兴办教育蔚然成风。1903年，东阳东白书院改立官立小学堂，城内六族随之纷纷办学，如南岑吴允让于1905年创办广益小学，吴氏设英文课，自编乡土教材，受到学部嘉奖。至1911年，东阳各官私立小学堂达27所。辛亥鼎革后，东阳中学兴办更让这座浙中古城声名鹊起。1912年，时任城区自治会会长和教育会会长吴允让邀同赵骥（巍山浚仪赵氏）、程品文（厦程里程氏）、葛周翰等，联名呈请将官立小学堂改设县立中学校，并提取县税2,000元作县中常年费。东阳中学成为浙江省最早兴办的县立中学之一，至1919年，先后出任校长的有赵骥、程品文、葛周翰。
然而，东阳中学主办权又常为派系之争左右。民初东阳在外有两位大员，一是民初浙江省政务厅长、护理浙江巡按使吴品珩（白坦吴氏），一是宁台镇守使王桂林（亭塘王氏）。虽然校长之职系由赵、程、葛三人轮值，但在校师生依然分成两派，即“吴派”和“王派”，“相持不下”，以图校长之职。五四运动后，教育界派系之争让东中办学愈趋复杂。民初教育界以“师范系”影响力为大，如河南表现为“北洋师范”和“本省师范”之争，山东凸显“师范派”和“非一师派”之争，安徽则“两江派（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生）”“龙门派（安徽师范学堂毕业生）”纷争不断。浙江教育界“师范派”亦占优势，1920年爆发的“一师风潮”就是“师范派”活跃的集中体现，东阳中学前三任校长也皆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毕业，亦可冠之“师范派”。
不过，“北大派”兴起改变了教育界的权力格局。随着五四运动后各地北大毕业生日渐增多，教育界新旧之争日盛。如河南“北大派”和“北高派”之争“已呈动荡不宁之状态”，湖北各校“北大派”“武高派”和“一师派”根深蒂固，“不易动摇”。浙江“北大派”兴起始于“一师风潮”后，北大教授马叙伦和黄人望回浙担任一师和一中校长，马叙伦后又任教育厅长，他们大量援引北大和北高师毕业生来浙工作。彼时舆论有云，马将“偏重北大派而抑勒浙派”。据1926年中共浙江党组织的调查资料显示，“北大派”此后数年与“求是派”（出身浙江高等学堂）联合为一派，占据省教育厅和省教育会半边天下。
东阳教育界同样经历了“师范派”到“北大派”的权势转移。1921年—1927年，该县教育科两任科长王祥辉和吴靓都为北大毕业生，这直接影响东阳中学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办学。1919年7月，葛周翰任东中校长，校学生会会长吴兆莘（南岑吴氏）发动校内学生反对校长“克扣膳费”，葛因此开除三名闹事学生。吴借机带领学生“全体出校”，酿成学潮，葛周翰不得不去职。此后，北大毕业生卢铠（卢宅人）接任。卢氏任内两届招生120名，为生源均匀计，他以单、双数分甲乙两班，给东中带来了新风气。然而，“北大派”打破了东中办学格局，各方竞起反卢，酿至学潮。各方言说，异彩纷呈。卢铠向教育厅呈控学潮系由葛周翰嗾使其子侄葛世杰等学生所致；东阳旅宁南高师学生声讨卢氏“渎职营私”，“办学无状，惹起邑人公愤”；甚至有生等假借吴品珩名义领衔上书省长，要求撤换卢铠。
学潮之下，卢铠只好于1922年2月去职，但他推荐同为北大毕业、东中学监朱一鹗接任校长。只是在“北大派”的标签下，朱一鹗的校长职任亦不长久。一年后，朱去职，各方妥协之下，不得不请回首任校长赵骥救急。期间，东中教员、吴品珩之孙吴维倬有意拥省立七中教员程万苏接篆，致学潮再起。各方又起争执，赵骥离任，“西南派”黄学龙继任。不过，东阳教育界“西南派”历来不受重视，城区学生甚至到西南公所寻衅，擒殴“西南派”教师张宝珊。1924年，东中主办权重新回到“北大派”吕宝璋手中。
当然，无论宗族影响和派系角力，根本上还是对县域资源的争夺。不过，宗族和派系始终不是铁板一块，即便是同一宗族或派系，在国民革命兴起的背景下，选择亦各不相同，甚至成为既得利益的挑战者。“齐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这也是国共两党嵌入东阳的重要序曲。1923年暑假，城郊亭塘在外求学的卢炳普、李和涛、赵济猛回到东阳，他们联合之江小学补习班同学胡逸民、吴持厚和许庆善等，以“联络友谊，研究学术，革新地方”为宗旨，发起革命社团“齐社”（参见表1）。发起“齐社”主要领导者中，卢炳普所属之亭塘卢氏，乃迁自卢宅雅溪卢氏，杂居于亭塘村。炳普之父卢文泉乃民初东阳劝学所所长，“老乡绅”；李和涛乃亭塘塘下村（小型聚落）人，其姐夫陈希豪（亭塘人）系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秘书，思想相对左倾。其时，“齐社”希望拉着当地名人作大旗，一老一新，“作应付当地旧势力的工具”。赵济猛之江小学毕业后，即参与革命活动，在宁波参加了革命社团“雪花社”。赵济猛加入筹建“齐社”，是这一社团转向左倾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齐社”成立有以下重要背景和特点：第一，早期社员基本来自县城或城郊的中小型聚落，相较于大型聚落，他们与县城权力中心或文化中心的关系更为疏离；第二，创始社员基本出生于1900年前后，多为教会创办的之江小学补习班的同学，此后又就读中学或师范，毕业后就业压力较大。卢炳普于1923年暑期从省立四中毕业，毕业前他曾著文言及，中学或师范生只能“靠小学教员为唯一大道”，但每年毕业生数量严重供过于求，乃至失业的毕业生成为教育牺牲品，进而“煽动风潮”，这一恶性循环影响教育前途；第三，诚如有学者所言，这些年轻一代的现代学校毕业生，更愿意“回到自己的原籍去充当专家”，成为20世纪20年代东阳教育界“北大派”最主要的挑战者。
卢炳普关于“教育界的疮”的呼吁反映了他自己和其他“齐社”成员的困境，也是当时中学或师范毕业生的缩影。只不过，卢炳普是年考入了东南大学，“齐社”转由李和涛和赵济猛负责，二人后来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不难想见，“齐社”是他们走向革命的起点，并在东阳青年学子中传播革命思想，县城青年学子，如托塘张荣铭、南岑吴兆莘、南街陈廷仪等先后加入“齐社”（参见表1），人数达七八十人，赵济猛甚至通过“齐社”介绍胡逸民的胞兄胡侠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根据国共合作的形势提出，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团成员要全部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南京、浙江、湖北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在中共党团力量的领导下，国民党在浙江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临时省党部。浙江各地纷纷以社团嵌入的方式发展国共两党基层组织，如杭州有“悟社”，宁波有“雪花社”。东阳也不例外，1926年12月，正在杭州外语专科学校求学的“齐社”社员张荣铭，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党员潘枫涂委派，回东阳筹设国民党组织。
这种组织“共生”发展的场景，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层组织史上并不鲜见。中共东阳县党组织也是这一“共生”环境下扎根地方，东阳中学则成为政党组织嵌入地方的重要舞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共生”意味着混沌，对国共两党而言，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于是，在宗族和派系的激荡下，国共两党在东阳走向了冲突与决裂。
二、 中国共产党与“西山会议派”在东阳中学的较量
1926年12月下旬，张荣铭邀同刚从省立一中师范科毕业的“齐社”社员徐希瑜，带着派令和300余份党员登记表回到东阳，组建了国民党东阳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对于一个地方党部而言，要想在地方社会扎根，首先是要发展党员，建立起组织体系；其次要得到地方社会的支持，寻求最佳的生存空间和网络。
首先，张荣铭通过亲戚和朋友的关系，在城内吸收了张今烈、许济品、韦俊三、张剑青、胡逸民、赵璧（女）、徐希瑜、金锵、朱一霞（女）、张湘和王德言等人入党，并以他们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党员。这些党员大多是“齐社”社员，他们中有东阳中学在读生（如张湘和王德言）或毕业生，还有在外求学的青年学子，还包括本地从教的小学教员。在此基础上，县党部成立了第一区党部，按区域成立三个区分部。张荣铭还到李宅、巍山、郭宅和湖溪发展党员，并各成立区分部。到1927年2月初，全县发展党员共四五十名，为此，张荣铭决定成立县党部筹备处。成员有张荣铭、张今烈、李春城、许济品和朱一霞等。
1927年2月7日，国民党东阳县临时县党部成立大会在城内北镇楼张荣铭家召开，会上选举张荣铭、张今烈、李春城、许济品、张剑青、赵璧、卜洛等为执行委员。成立了临时县党部，推选张荣铭为常务委员，张今烈为组织部长，李春城为宣传部长，许济品为青年部长，张剑青为工人部长，赵璧为妇女部长，卜洛为秘书，金锵为文书干事，胡逸民为农民干事。执行委员中，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青年部长和文书干事来自东阳中学，东中显然成为国民党嵌入地方的重要媒介。
同时，党部发展需要一些开明乡绅的支持，为此，县党部大会邀请并选举卢寿祺、赵完璧、张芸农、陈哲甫、吕宝璋等5人为监察委员。其中，卢寿祺（卢宅人）生于1889年，先后从省立七中和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东阳旅杭开明乡绅的代表，曾任杭州市公安局政治部总务科长，浙江省卷烟统税第七区分局长等；赵完璧、张芸农和陈哲甫为县议员，赵完璧系巍山人，为享誉金华的执业律师，陈哲甫系西南乡安文地区的大地主，时任东阳县立第九小学校长；至于东阳中学校长吕宝璋，其虽为“北大派”，但“心机灵巧，处事圆滑”，选举其为县党部监委也非坏事。
临时县党部还紧紧地抓住了北伐军的“外援”。1927年2月上旬，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十九支队路经东阳，县党部便发动组织群众数百人到南门外大寺下欢迎。县党部还会同县公署、县商会，在东阳中学设宴招待排长以上军官。北伐军在东阳驻扎了三天，在此期间，北伐军接收了县公署，并指定县议会由县党部负责接收。北伐军离开东阳，县党部又至西门外接官亭欢送，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等口号。
不过，县党部接收县议会的过程并不顺利。县党部只接收了议会办公用房，重要档案和经费掌握在县议会和参议会的出纳王佐臣手中，教育经费则归教育局长吴靓掌管，全未移交。吴靓将教育经费3,000余元全数存于县党部秘书卜洛的振新鞋庄，但由于鞋庄“亏略过巨，无法交付”，迫于压力，吴靓和卜洛双双离职。王佐臣则依仗胞兄王桂林的势力，任东阳县商会会长，“家中日夜聚赌，抽头渔利”，据查，王氏侵吞议会公款达万余元之多。经多次催交，王均拖延不理。2月19日，张荣铭在驻东警备队（后改称省防军）的协助下，带领青年党员20余人将王佐臣扭送至县公署，交由知事廖维纲处置。廖见时局未稳，抓捕王佐臣“不合法定手续”，便称如若收押王佐臣，张荣铭亦须同被羁押。县党部见状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廖维纲”，致使县政府巡缉队与县党部警备队对空鸣枪对峙，时至半夜方散。自此，王佐臣威信扫地。
北伐军入浙后，国民党基层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可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在那个政治多歧的年代尤其如此。高层政治有左、中、右三派的分野，包括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等。随着国民党嵌入东阳，这些政治势力纷至沓来。正当“齐社”青年准备大展拳脚时，卢辉玉回到东阳。卢辉玉，1898年生于卢宅，名秀法，又名韵锵，号耀山，其父淳源为清末太学生。少时，卢辉玉随父迁居县城南街，就读于广益小学。1918年毕业于省立七中，并考入北京大学商业科，1924年毕业，与其同时毕业的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的浙江同乡姜绍谟。1926年3月，卢辉玉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但由于北伐军兴，该期学生多数于同年10月提前毕业。毕业后，卢追随姜绍谟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做政治工作。
1927年2月，北伐军攻克浙江全境，国民党中央指派蔡元培、蒋梦麟和马叙伦等组建了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北大派”居间举足轻重。此时浙江教育界“北大派”势力更盛，时舆论有云，“现在浙江的教育，完全为北大系所把持，十个中学校的校长，差不多有九个是北大的学生”。卢辉玉也恰逢此时离开北伐军回到东阳，凭借着姜绍谟的关系，他被任命为东阳中学校长。
如果说“北大派”的标签未必让卢辉玉倒向中共或国民党左派的对立面，“西山会议派”的身份是决定其政治转向的关键。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反对国民党左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科和“西山会议派”的首领主要依靠“孙文主义学会”进行活动。这些反共青年以“穿着军衣”为时髦，多数曾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金迷纸醉”，反对接受“学习苏联艰苦革命的那一套”。在北伐军中，姜绍谟任十八军政治部主任，随姜而起的卢辉玉也被认定为“西山会议派”在东阳的代表人物。
当然，高层政治的复杂多歧接引至地方社会，其表现不尽相同。一方面，他们必将映射着高层意识形态分野，这主要体现在党化教育的理念上。卢辉玉“反对党化教育”，这就让张荣铭以东阳中学为中心发展国民党组织举步维艰。据中共党员、“齐社”社员韦之骐说，左派控制的县党部希望卢辉玉推行“青天白日之下的教育”，但卢任职以来，“阻止青年运动，禁止学生入党”；“所聘教职员，同善社徒有之，土豪劣绅有之”；教材“大多陈腐不堪”，教法又沿袭私塾模式，这“尤为一般革命青年之不满”。由此，中共党团影响下的左派国民党县党部与“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冲突，随时一触即发，双方竭力寻求支持者。3月初，卢辉玉、王佐臣和吴靓联络东阳旅杭的保守派人士，如张浩、吴之英和杜震芗等人，计划“清党”。以此为契机，卢辉玉被委任为县党部组织部部长，“一星期间，滥委非党员为各区分部筹备员者达百五六十人”。为此，1927年3月底，县党部常委张荣铭也赴杭向省党部求援。4月初，中共党员、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委任张今烈接任县党部常务委员，并委派在省政务委员会教育科工作的吴兆莘，以青年运动指导员身份回东阳指导党务。
另一方面，高层政治接引至地方，还将地方要素的矛盾与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据张荣铭回忆，4月16日，在国民党已在杭州、宁波和上海等地“清党”的背景下，王佐臣利用“托塘与卢宅积有世仇”，策动卢辉玉和老乡绅卢椿斋带领30余人，各持刀棍入城捣毁县党部，打伤数人，抢掠、焚烧档案和财物，并将宣传部长李春城殴伤绑架，游街示众，是为东阳“清党”。吴兆莘因此不得不返回杭州，但因省政务委员会“清党”改组，无法立足，又再度返回东阳家乡隐蔽。
行文及此，中共党团影响下的东阳县党部似乎完败，实则不然。“清党”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重新洗牌给了中共革命以新的发展机遇。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派萧铮、郑异、葛武棨和陈希豪为中央特派员，会同中央政治局会议委派的周祜、姜绍谟、邵元冲来浙接收浙江省党部，成立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其中萧铮、郑异和邵元冲为常务委员，表现激进的“左派”势力占据上风。时至6月，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成立后，左派势力更占上风，洪陆东和陈希豪任常务委员。陈希豪，1897年生，字亦昂，东阳亭塘人，1915年毕业于省立七中，后又考入北平私立中国大学，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秘书，故被视为“丁惟汾派”。丁支持“联俄”“联共”，受其陶染，陈希豪喜欢任用一些左派人士，尤其对东阳亲友青睐有加。
正值东阳“清党”之际，中共党员、“齐社”社员李和涛、韦之骐和陈廷仪等，由于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被撤销离开军队，陆续回到浙江。赵济猛要求东阳共产党员在东阳重建国民党左派，“利用国民党的名义”继续革命。在此背景下，李和涛利用姐夫陈希豪的身份初任金衢严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后任省党部组织部农运科科长兼国民通讯社社长；此外，韦之骐、陈廷仪和夏立表也被李和涛介绍给陈希豪，三人被派回东阳，改组国民党东阳县党部。
回到东阳后，陈廷仪等人通过“齐社”，迅速联系上中共党员吴兆莘和胡侠民，准备重建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县党部。5月，国民党在东阳县设立改组委员会，成员包括夏立表、卢炳晟、韦之骐、陈廷仪、詹鼎元，选举国民党左派卢炳晟任常务委员，夏立表任执行委员兼党务指导员，陈廷仪任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韦之骐任执行委员兼秘书。改组委员会成员全部是“齐社”成员，3人为中共党员，处于中共领导之下。
在此基础上，中共浙江省委筹划建立东阳地方组织。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赵济猛作为浙江代表出席。6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浙江省委成立，赵济猛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省委成立后，赵济猛和李和涛回到东阳，召集吴兆莘、胡侠民、韦之骐、陈廷仪和夏立表开会。赵济猛传达了中共五大会议精神和省委成立情况，并提出在国民党“清党”和反革命政变后，要利用国民党县党部和“齐社”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到封建地主统治相对薄弱的山区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组织。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东阳独立支部，吴兆莘为负责人，隶属浙江省委。会上，根据各自身份，赵济猛对支部工作作出分工，李和涛负责省委与东阳特支间的联系；吴兆莘总负责并主抓城内青年运动，以东阳中学为重点，吸收优秀知识青年入党；夏立表、韦之骐和胡侠民负责深入南乡山区农民运动。
同年8月，卢辉玉也向吴兆莘抛来了橄榄枝，邀请他回东中担任“三民主义”科教员。这为中共东阳独立支部发展组织提供了便利，也为中共与“西山会议派”的交锋埋下了伏笔。以东阳中学为中心，吴兆莘力主在县城各小学教员中发展党员。同时，中共党员卢嘉木也根据省委指示回到东阳宏道小学任教。在东阳特支的领导下，卢嘉木将宏道小学教员悉数发展入党，宏道小学成为中共东阳组织嵌入与革命发展的另一重要基地。
不过，8月的浙江党政并不平静。由于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党务掌握在“西山会议派”手中，由此沈定一和姜绍谟等浙江“西山会议派”权势日盛，而陈希豪则因其支持杭州市总工会罢工等左派行为，被指“难辞放纵之罪”，并被迫辞职。高层政局变动很快波及东阳，同月，省党部清党委员会任命卢辉玉为东阳县“清党”委员，这等于给了卢氏一把“尚方宝剑”。此外，省党部还委任卢辉玉、卢达兼东阳县党部改组指导员，夏立表、陈廷仪、韦之骐、詹鼎先、陈仕仁为东阳党部改组委员，中共势力在县党部日渐式微。
卢辉玉介入东阳党务后，县党部迅速被分化成两派。一派为夏立表、陈廷仪、韦之骐、詹鼎元等中共党员和“齐社”成员，另一派是卢辉玉、陈士仁等“西山会议派”。前者以青年居多，力求打破地方权力格局，故被称为“青年派”；后者“合西山会议派和保守地绅为一炉”，青年学生称之为“腐化派”。两派因在东阳中学旨趣不同冲突不断。东阳特支拟在东中筹建学联会，并组织郭忠商、张仁钦等8名筹备员抨击卢辉玉治校无方。学生也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改革学校，推翻卢辉玉；一派主张维持现状，拥护卢辉玉。“前派骂后派为卢辉玉收买，后派诬前派为恶化，酝酿已久。”此外，围绕东阳县工会，两派之间亦争执不断，卢辉玉甚至派人冲击和霸占工会。系列冲突之下，再次酿成学潮。
面对学潮，卢辉玉宣布，“县党部勾结学生，鼓动风潮”，将参与学潮二十余名学生退学，力主开除8名学联会筹备员。对领导学潮的吴兆莘，卢辉玉也渐次“由暗默的对垒而转为形式上的严重的对垒”，指责其“闹风潮驱逐校长”，要求将吴解聘。结果“青年派”大哗，认为这是“腐化派向青年派宣战”，“压迫学生运动”，摧残教育，进而激起了更为猛烈的学潮。无奈之下，卢氏不得不收回对吴兆莘和参加风潮学生的处分成命。
尤有甚者，在中共东阳特支的领导下，夏立表、陈廷仪、韦之骐和胡侠民借国民党发展党员、建立国民党区分部的名义，到瑞山乡等山区发动穷苦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斗争。瑞山地处永康、缙云和天台交界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山多地少，仅有的耕地大多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广大农民靠租种地主和公常土地为生。东阳特支先后吸收徐宅的徐子政、塘北的郑范畴、石笋头的张仁钦和东坑口的傅嫦娥等人入党，四人皆为在东阳中学学生，为开展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
不过，就在东阳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之时，中共中央的革命政略已然遽变。虽然八七会议上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任务，但对于革命领导权问题尚未明确，尤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更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八七会议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中央提出要改造国民党，“革命的国民党民权主义化”，工农群众应该团体地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对于苏维埃，则建议暂不提出，“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正因为此，八七会议后很长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围绕着重建国民党左派而努力，本文中共东阳特支亦是如此。但是，到1927年9月底，共产国际和中央中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1927年10月上旬，时任浙江省委常委赵济猛再次回到东阳，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和系列决议精神。除阐述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外，赵济猛重点强调要建立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不要再以国民党的名义发展党组织，要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11月上旬，省委决定将东阳特支扩建为中共东阳区委，由吴兆莘任区委书记，区委下辖城区、瑞山、玉山、下程马和防军等5个支部，到年底共有党员65人。
但是，由重建国民党左派到建立苏维埃的革命政略转型，即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经历了长时间摸索。对地方党组织，尤其是远离革命中心的东阳区委而言，调整和接受更需时日。面对“西山会议派”的进攻，何去何从，东阳共产党人需要谨慎思量和抉择。
三、 倒卢斗争的胜利与东阳革命的深入发展
置身于1927年革命与反革命的环境，当事人须及时作出决策，但决策往往又是理性和感性的耦合，是对是错，很难即刻分辨。多年以后，当事者韦之骐反思，省委的最新指示强调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但大家习惯了以国民党掩护的工作方式，对独树一帜的地下工作还是缺少勇气”。当然，当事人多年后多有后见之嫌，但从1927年秋季中共东阳党组织的这些年青人的反应和应对来看，确也不无道理。
“齐社”这一左派国民党色彩浓厚的革命社团再次被赋予了新使命。1927年10月29日，“齐社”改组大会召开，到会15人，代表全县27名社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齐社简章》，《简章》规定，“齐社”以“团结革命分子，本三民主义建设新东阳”为新宗旨。11月9日，中共东阳区委明确规定，“齐社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左派组织”，拟有计划地将齐社社员吸收入党，社员亦须遵守相关纪律规条。鉴此，区委致力重建国民党左派的特征仍十分明显。
大会推举李和涛为总负责人，会议还分析了东阳社会各派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分为反动派和中立派。其中反动派的最重要代表即是卢辉玉派，包括卜洛、赵完璧、吕宝璋、陈仕仁、张芸农和吴靓等人，并确定进攻卢辉玉的策略是，以各种团体和国民党东阳县各级党部的名义，向省党部和省政府控告卢的“土豪劣绅”行径。
就在“齐社”改组大会次日，社员徐希瑜、王德言、李公侠和俞铮就以国民党上海党务训练所毕业生的名义，致电向训练所所长潘宜之控告，指责卢辉玉“不明主义，叛党窃权，压迫平民，排斥异已，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腐化恶化”。该电文同时在《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上登出，在东阳反响甚巨。
当然，“齐社”定义的卢辉玉派，除了包括压制东阳中学青年运动的“北大派”、旧参议员和保守地绅外，还包括破坏农民运动的代表，如陈仕仁。陈仕仁是东阳“清党”委员，瑞山乡安文村人。安文是瑞山地区最大聚落，周围许多村落都是安文村的佃户村，据闻陈仕仁拥有上千亩土地。徐子政和张仁钦等便先从石笋和东川等佃户村入手，一方面将公常田的租谷和胡公会产款从乡绅手中接收，拨充农民协会和村校经费，另一方面，动员安文佃户村鲇鲐口村农民进行二五减租斗争。此举影响巨大，陈仕仁认为此系“共产行为”，故而联合各村款产会负责人出面反对，并向县政府控告各村农民协会。卢辉玉乘机响应，反对农协和二五减租，更抵制吴兆莘和韦之骐等革命者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挑战。
11月的东阳中学，硝烟四起。中共东阳特支和“西山会议派”相互控告，卢辉玉更是不断向省党部呈控吴兆莘、韦之骐和夏立表等人为共产党。为进一步倒卢，11月30日，东阳特支以“东阳各界”的名义，由吴兆莘起草讨卢宣言，旧债新仇，一并揭发。在讨卢宣言中，卢辉玉干犯“操纵东阳党部”、“袒放巨贪”、“摧残教育”、“破坏农运”和“借清党诬人为共”等罪行，可谓身兼“新旧土豪劣绅及腐化恶化分子之大成”。此后数月，中共东阳区委持续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招牌，发挥“齐社”、东中学生会的作用，联络农会、东阳旅外同乡会等民众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掀起了倒卢运动的高潮。
倒卢运动让中共浙江省委看到了东阳革命高潮到来的曙光。1928年1月28日，省委决定将东阳区委改成立县委，吴兆莘为书记。在东阳县委领导下，各组织继续向县政府、省党部、省政府和省教育厅控告，要求撤换卢辉玉；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地方，则公开打出“打倒土豪劣绅卢辉玉”的口号。群情汹汹，省教育厅于2月免除了卢辉玉东阳中学校长的职务，由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葛树棠（葛宅人）接任。同月，中共东阳县委又组织“齐社”社员和其他进步力量，捣毁了由卢辉玉把持的国民党东阳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到1928年初，中共东阳县委除城区、瑞山、玉山、下程马和防军5个支部外，又新建徐宅、塘北、东川、千祥、后庄、文祥、五官塘、前新屋、官清和前宅等支部，全县党员达80余人。
与中共东阳党组织取得了较大发展相伴随的是，其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进行组织嵌入的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不断遭受非议。早在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即曾批评北伐战争中江西党组织在国民党县政府中“猎官”的现象，认为此举只图利用政治势力发展工作，“不从教育宣传去组织群众”，是没有基础的。国民党“清党”后，全国许多省区依旧坚持重建国民党左派的嵌党模式，类似东阳的案例在浙江就不在少数。1928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就严厉批评浙西特委的负责同志，“以为在目前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借着国民党的招牌，可以掩护我们的工作，和减少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与屠杀，或是可以假国民党的名义，公开的在群众中作我们的宣传”。省委指出，“这些都是幻想”，因为国民党既成革命对象，两党政策就是根本冲突的，“我们混在国民党里面工作，或是党外互相联络，除了无条件投降在他们的反动政策之下外，绝对不能有所施展”，且即便能够有所施展，亦会使群众革命观念模糊，不能辨别国共两党主张之不同，“甚至错认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反动了。”为此，省委明令，“禁止加入民党活动，已加入者一律须退出”。
中共东阳革命的后续发展果然验证了省委的担心。卢辉玉自东中去职后，更腾出手专心对付吴兆莘和东阳共产党人。他联合南乡地主陈仕仁、同善社负责人张挺甫控告吴兆莘等人为“共党分子”。此外，随卢辉玉从黄埔军校回到东阳的同乡，也不遗余力地向省党部呈控吴兆莘、夏立表和韦之骐的“共党嫌疑”。最终，夏立表和陈廷仪被调离东阳，至永康工作，而吴兆莘则被浙江特种刑事法庭逮捕。在此基础上，卢辉玉乘机在东阳造势，说吴兆莘已被枪决，企图进一步瓦解东阳进步势力。不幸的是，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被破坏，赵济猛被捕，并于1928年1月牺牲。诸事影响之下，瑞山、防军和林甘等农民运动活跃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骨干分子也遭到通缉。至此，中共东阳党组织和革命遭受顿挫。
不得不说，中共东阳革命的顿挫与过分依赖国民党左派有关。首先，赵济猛作为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依赖国民党左派思想就较为严重。赵济猛的牺牲缘于他的爱人邬凤英等同志被捕后，他急于营救，便跑到省党部去找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多年以后，陈修良分析，“实际上他对当时形势认识不足，思想上简单幼稚，是自己送上门去的”，而且，“像他这样送上门去被敌杀害的人是不少的。”
其次，中共东阳党组织过分依赖陈希豪。这不仅表现在中共东阳特支最早希望借陈希豪的政治势力发展组织，也表现在中共东阳区委和县委冀望借“陈希豪与西山会议派姜绍谟摩擦得很厉害”的机会与卢辉玉及保守乡绅抗衡。当1928年组织陷入重大挫折之后，卷入其中的党员，包括吴兆莘、韦之骐、陈廷仪等以及左派特征浓厚的“齐社”成员都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为生存和生活计，不少党员或外撤，或动摇，甚至脱党。
尤其随着1928年春蒋介石复职，陈希豪政治上再度活跃，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训练部长，其妻舅李和涛“极力为陈造势力拉人”。于是，不少革命者脱党，为陈希豪和国民党服务，如韦之骐、许济品和徐希瑜先后被任命为训练部干事，李公侠为录事。至于李和涛本人，受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西山会议派”在其机关报《江南晚报》上刊登《浙江共党内幕》一文，隐指“浙江过去党政要员陈某的妻舅”系“指挥杭嘉湖地区共党的负责人”，很显然这并非事实，但李和涛迫于环境，不得不远走南洋，由陈希豪介绍至菲律宾担任《华侨公理报》的总编辑。
值得注意的是，“依赖政治势力”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本就是“机会主义”错误。对于这一错误，早在1927年1月，中共党内理论家恽代英即提出过警告和批评。“有人说，能够在革命政府之下，占据一个政治上的地位，或是与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好生敷衍交结起来，有时可以利用政治势力，铲除农工的仇敌，实现农工的要求，这亦是很有意义的”。但在恽代英看来，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错误表现，他们“不注意民众的基础工作”，“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人人的眼睛都向上面瞧着，他们都想贡献一部分精力给上面的机关或个人”。诚如恽代英所总结，“这种人纵然没有为自己升官发财或不预备艰苦奋斗的心理，然而他们对于革命前途的危险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恽氏此语虽作于“清党”之前，然个中语境和论断与中共东阳革命的顿挫多有共通之处，这恰可说明“依赖政治势力”这一“眼光向上”的革命策略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要彻底拂拭这一“机会主义”错误，须待时日。
然而，“猎官”“依赖政治势力”和“机会主义”错误始终是特定时期特定革命语境下的话语。虽然这一“批评”话语对早期革命政策的调整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如将其放置在中共革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又不难得出，重建国民党左派和“以国民党名义”发展组织和动员革命，是东阳革命保留革命火种的重要法门。这一组织嵌入和革命发展的策略，说到底即是中共地方革命精英将宗族、教育和社团等地方要素化为革命所用，尤其充分利用与国民党高层人物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助力革命顺利开展。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因地制宜式的革命策略又容易内生为其路径依赖，不利于革命任务的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国民革命时期，革命中心所在区域，如广东、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虽也强调与地方要素的结合，也利用国民党高层人物助力革命，但更强调“眼光向下”，且这些地区在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中所聚集的军事武装资源，又非东阳革命可以比拟。正因为此，革命中心能在短时期内具备暴动的武装资源，因而容易诉诸武装斗争的途径开展革命运动，进而在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建立了十余个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相较之下，江浙地区，尤其是本文所重点论述的东阳革命，自辛亥革命以来并未积累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军事资源，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也相对温和，这使得中共东阳党组织或干部习惯于诉诸利用国民党高层人物的错杂关系开展革命斗争。不过，从东阳革命的案例，我们也许更能看出中共革命的多元发展和地方特质。
对个人和组织而言，挫折也许就是悲观和沉沦，但也意味着转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历史的弹性往往就蕴藏在顿挫之中。1928年3月，共青团省委特派员对中共东阳县委的工作缺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县委“负责同志幼稚”“负责同志太畏缩”“负责同志不敢与工农同志接近”。省委希望东阳县委“多吸收贫农、佃中农，通过抗租赖债等斗争策略来壮大党的实力”，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县委负责人吴兆莘和继任县委书记卢嘉木都“太胆小”“不下乡”，导致了“党组织涣散中断”。差不多同一时间，3月14日至16日，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各重要县份负责同志的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会议并作了全国政治状况的报告。会议提出，党必须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由和平发展转变激烈斗争，致力于由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进而引导群众革命的高潮。
省委扩大会议是浙江革命由军事动员向日常斗争转型的重要标志，也为中共东阳革命指明了方向。同年11月，中共东阳县委先后发动了屠夫抗捐斗争和各业工人及店员经济斗争。同时，针对东阳雇农、佃农居多的实际情形，县委又在省委《秋收斗争工作大纲》指导下发动农民进行日常斗争，“从斗争中组织雇农会，建立乡村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城市青年运动方面，省委也指示东阳县委，“东阳中学有一部分走读生在我们领导之下”，县委须“领导他们参加日常斗争”，如择师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发动学生群众日常的斗争”。
正是这一革命转向之下，中共东阳党组织接续着革命火种。1929年4月，鉴于省委机关屡遭破坏，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取消中共浙江省委，全省分杭州、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兰溪等六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29年夏，南马前新屋村党支部书记黄文玉重新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将南马60余名党员编成支部或小组开展活动。与1923—1928年间中共东阳革命聚焦于北江盆地不同的是，省委组织取消后，南马成为东阳革命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党内左倾错误领导，浙江党组织大多被破坏，革命处于低潮。与浙江革命低潮多少有些悖反的是，以南马为中心的东阳革命斗争成绩，使中共中央于1932年在东阳建立工作委员会，1933年秋，中共中央又在东阳成立直属领导的中心县委，下辖东阳、永康、缙云和汤溪4个县工委。到1935年秋，东阳中心县委下属70多个支部，党员760余名。
尤为重要的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日益扩大，对东阳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1935年，挺进师的到来为东阳革命带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指示，输送了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催化剂，使东阳革命得以深入发展。10月，挺进师第一纵队到达东阳湖溪、安文和大盘山等地，以南马盆地为中心，挺进师打土豪、搞宣传和扩大红军，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挺进师入浙，使江浙地区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东阳不仅成为中共浙西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成为挺进师入浙活动的重要支点之一。
结 语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的发展与工农运动密切相关。但这一时期的中共革命又是建基于国共合作和联合战线的大背景下进行，以至1927年国民党“清党”前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围绕“重建国民党左派”还是“建立苏维埃”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争论和探索。建立苏维埃与武装斗争紧密相连，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建立了十几块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然而，并不是所有区域都发展了苏维埃，如在江浙地区，尤其是本文重点论述的浙江东阳县，仍然按照“重建国民党左派”的策略发展组织和革命，这在1927年，甚至20世纪30年代江浙革命中非常普遍。很显然，东阳县中共党组织的嵌入和革命发展，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有较大不同。考察东阳革命组织嵌入的特征，不仅可以理解东阳革命的地方特质，还可对中共革命的一些演进特征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首先，东阳革命和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社会要素的襄助。宗族和教育派系成为国共两党嵌入地方社会的重要元素，东阳中学则成为五四前后各方势力争夺地方资源的角力场。而国共两党嵌入东阳的过程，也是民初宗族冲突和派系之争在政党政治下的延续。“西山会议派”进入东阳后，宗族和派系之争更为激烈，左派国民党县党部首当其冲，但也为共产党在东阳建立党组织提供了契机。
中共东阳特支建立以后，赵济猛和吴兆莘等再度希望利用省党部陈希豪与姜绍谟的摩擦，重建国民党县党部的同时，领导反卢斗争。只不过，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革命政略已然遽变。1927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要求东阳党组织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对此，中共东阳县委仍坚持以国民党名义进行组织发展和革命动员。虽然取得了倒卢斗争和瑞山农民运动的胜利，但东阳党组织也在与“西山会议派”的角力中被破坏殆尽，“齐社”成员和东阳共产党人或被捕，或外撤，或动摇脱党，东阳革命继而遭受顿挫。
中共东阳革命和组织发展的个案表明，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建国民党左派”和联合战线的策略在江浙革命中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发展策略具有浓厚的“统一战线”的特征，对东阳党组织嵌入和革命发展有重要贡献。东阳革命的地方特质，突显了中共革命的区域差异和多元发展。与东阳革命不同的是，作为当时的革命中心，中央革命根据地更强调“眼光向下”的动员策略和对军事武装资源的利用，这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更多表现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特征。
尤有甚者，从中共革命的整体而言，中央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革命的中心，对各革命根据地和各地方革命具有中枢指挥作用。20世纪30年代东阳革命的演进表明，东阳革命发展的限度不利于其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东阳革命才更容易保存革命火种。1935年前后，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浙江输送了武装斗争的催化剂，使东阳革命再次得到深入发展。
（作者简介：王才友，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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