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与挑战，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破解全球环境治理的困局、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保障人类世世代代生态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下唯一的答案。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地位，开启了人类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新纪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际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而提出的原创性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遵循，擘画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环境治理新图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现有研究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历史观、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观、国家治理及国际治理观，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辩证法、实践论、系统论、制度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本文在学界研究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生产力理论与国家理论出发，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与经济社会关系、环境与制度法治关系，聚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六项原则，进一步发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发现其经典文本理据与独到思想创新。
一、人与自然关系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贡献
习近平说：“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蕴含深湛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继承和发展了物质变换理论。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对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
人类当前所遭遇的气候变暖、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稀缺等问题实质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相冲突关系的种种具象，是工业化以来人类征服自然的必然结果。从我国情况看，人与自然也存在一定矛盾，“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基于当下现实背景，习近平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
首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继承了物质变换理论中的自然观。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思想，明确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且“人靠自然界生活”。物质变换理论则在自然辩证法层次上将早期自然主义的自然观擢升为科学自然观。德语辞典中的“Stoffwechsel”（物质变换）与生物学术语“Metabolism”（新陈代谢）是同义词，19世纪广泛应用于化学、农学及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中，一般含义是生物维持生命的规律性运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将“物质变换”概念应用于建构人与自然关系。从“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新陈代谢的无机物到“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的有机物，再到“以代价昂贵的新陈代谢为前提”的人类生命，既是自然在物质变换运动中发展出人类的进化历程，也是自然与人类在物质变换规律支配下彼此共生的存在状态，体现了人与自然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的内在统一。应该说，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等命题在物质变换理论佐证下才能在科学意义上得到说明，才不是仅凭经验、直觉所得出的结论而是科学自然观。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不仅在于说明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维持生命的资源全部来源于自然，更在于强调人类是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孕育而出的，这才是自然是生命之母的真谛。习近平一再重申“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要求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质在于阐明生态环境的退化、衰竭会导致人类无法进行物质变换，以致生命死亡及类存在的消逝。同时，这一原则不仅指明人类要合乎规律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更在于强调对物质变换规律的尊重，因为它是人类生命生成、维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气候失调、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不过是新陈代谢秩序紊乱的外在症候，“尊重自然规律”的核心在于尊重物质变换规律，“在开发自然上走弯路”说的就是背离物质变换规律而走上自取灭亡之路。正是基于对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才不但具有哲学引领意义而且起到科学指南作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自然观基础。
其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继承了物质变换理论中的劳动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还具有源于自然又超脱于自然、能动地改造自然、实现自然的人化的类特性——劳动，而并非纯粹受动的自然存在物。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人与自然在劳动中生成的统一关系经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批判而在实践层次上被定位为“和谐”。针对费尔巴哈用“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来解释人与自然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只能在历史的实践中实现。物质变换理论则对劳动及在劳动中生成的人与自然关系作出进一步说明，“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作为人类的社会性行为被解释为物质变换过程，意味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经过人工的中介、调整和控制而能够生成“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状态，能够维持着守恒式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循环运动，这体现在人类为维持生命存在而以劳动方式从自然环境中摄取物质能量信息，同时它们在实现维持人类生命目的后又完完全全地从社会流转到自然。可见，物质变换理论在唯物主义本体论意义上证明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的合规律性与历史必然性。
物质变换理论中的劳动观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这里得到了继承。和谐共生不是天然的状态，而是为劳动所创造、所生成的，是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的结果。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所实现的高度发展状态就是和谐共生，一方面指人类劳动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不再慑服于自然的状态，另一方面指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不再亵渎、敌对和俘获自然的状态，亦即人类在实现“财富自由”过程中仍“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状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就是要求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相互守恒与彼此平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论断的内涵拓新，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上对物质变换理论要义和旨归的继承。
2.“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对物质变换理论的发展
“Ecology”由古希腊词语“οìκο”演化而来表达“生态，生态学”之义，“οìκο”原始含义是“居所”“家园”“房间”等，所以“生态”概念具有家园内涵。工业化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不和谐、相冲突关系及其具象造成了家园破败、无家可归现象，以致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无所安放。我国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削山造城、毁林开荒、开山挖矿、填湖造地及过度放牧等“发展”方式也在蚕食本就拥挤的生态家园。为此，习近平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在生存空间维度的相互作用关系。
对共同体的讨论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著作的重要内容，尽管“共同体”概念主要用于表述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交往关系，但马克思恩格斯同样考察了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共同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物质变换所打开的物质生产领域就是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共同体，马克思称之为“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就理论溯源而言，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正是从物质变换理论发展而来。
首先，“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发展了“自然必然性的王国”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明私有财产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把“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诉诸积极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物质变换理论则在资本逻辑批判层面将人与自然矛盾归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质变换过程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裂缝”，并提出在超越资本的历史条件下以共同控制物质变换过程的方法来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预断。“自然必然性的王国”思想说明了人类在物质变换过程中尽管始终受制于自然必然性，但“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并随着对私有财产的克服而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共同体中实现自由的价值诉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自然必然性的王国”思想出发把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所建立的“王国”拓展为“生命共同体”，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山水林田湖草”是对无机物、微生物、动植物和人类等的形象化概述。“生命共同体”一方面说明人类生命必须以自然生命的生生不息为前提才能可持续生存，另一方面说明人类生命必须与自然生命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和共同筑造美丽丰饶的栖居家园，意味着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在生态家园中命脉相连、生死与共，是既永远受制于自然必然性，又在自然必然性中不断实现着自由的整体性生命体。可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运用了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共同体思想，发展了物质变换理论，要求人类以承认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具有同等生存权利和意义为前提与自然进行合乎规律的物质变换。
其次，“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发展了“共同控制”方法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自然环境划割为可交易的私有财产，使人类、动植物及其无机环境的一切差别消失于交换价值体系之中，从而取得对物质变换的控制权并将之置入价值增殖轨道，“公地悲剧”则是其后果的集中体现。在关于共产主义的预断中，马克思提出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进行共同控制的方法论，认为公有制条件下用最合理的方法把一切生产部门组织起来、按照统一计划来安排社会生产，可以将物质变换置于共同控制之下，规避物质变换过程出现裂缝。
在我国，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优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整体性地协同共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在“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统一计划、统一组织下系统性推进，这将使山水林田湖草沙获得系统治理、使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得以保持。不言而喻，“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关于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出发治理生态环境的方法就是从物质变换理论中的“共同控制”方法论发展而来的。
综上所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是继承和发展物质变换理论而形成的原创性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这两项原则为审度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钥匙，指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形成的工业文明破坏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而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破坏的生态危机，同时为保护生态家园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生态与经济社会关系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运用与拓新贡献
人与自然关系在可持续发展层面集中体现为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目标等的系统考察和深刻论析为当下探究生态与经济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正是对生产力理论进行拓新和运用而形成的新理念新命题。
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对生产力理论的拓新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随着工业化加速推进而难以持续，“寂静的春天”现象、“八大公害”事件等激起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问题的思考。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对环境保护也有所忽视，长期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明显短板。鉴于此，习近平就保护和发展矛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不仅体现在价值论方面，还在于对生产力理论的拓新，如习近平所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生产力理论提出，生产力由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科学技术与基本要素相结合能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退化等日趋严峻，劳动对象要素由于原始来源受到破坏而逐渐“不够”“不合格”“不作为”，以致生产力自身因构成要素的匮乏、缺失而受到损害，生态环境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那么，如何破解束缚生产力进步的生态困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为此提供了答案。
首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拓展出生产力的劳动新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主要论及、论述了陆地开垦、土地耕作、河川通航、交通运输、资源采掘、原料加工及商品流通等生产力的劳动形态，对保护和改善自然的劳动却未有实质性关注。资本主义倚靠传统的劳动形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同时带来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总之，生产力理论在经典作家视阈中强调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而对保护和改善自然的劳动则未作深究。
绿水青山是对生态环境与生态财富的譬喻，金山银山表达的是经济发展与经济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于说明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必须协同共进、生态财富与经济财富应当相互统一。实现发展与保护协同共进，要求生产力的劳动形态不能仅限于利用和改造自然，还必须包含保护和改善自然。对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对自然资源再生能力的修复、对生态再生产功能的养护、对物质循环与能量守恒秩序的维持、对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对生态家园的美化等保护和改善自然的劳动都应当是生产力所内生的劳动形态，亦即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而被拓展出的劳动新形态。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同保护和改善自然的劳动必须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才能遏制生产力的劳动对象要素的原始来源被蚕食、被摧毁趋势，才能破解束缚生产力进步的生态困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深刻说明了这一道理。可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确立为生产力的劳动新形态，扩充了生产力理论的谱系。
其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发掘出生产力的绿色新质态。按照生产力理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科技进步意味着经济发展加快和物质财富增加。不过，科学技术在工业化过程中会被作为征服自然的工具而导致环境破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足、科学技术的不成熟会引起社会生产的高消耗、高浪费和高污染，科学技术应用中的失误甚至会带来生态灾难。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生产力具有“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但对于如何消弭这种“破坏的力量”还有待深化、细化研究。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逐步冲突、对立起来的，它们重新相互协调、走向统一则需要生产力在质态上发生变革。习近平就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略。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下，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颠覆性发明创造引起生产力在质态上发生变革的产物，是既具强大的物质生产力量又能消弭“破坏的力量”的生产力。“新质”集中体现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形态被以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为特质的科学技术所重塑，绿色成为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质态，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劳动资料能带来“无毒、无害、无污染、可回收、可再生、可降解、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高效、洁净、安全、友好的技术与产品”，开发的新能源、新材料能系统性、完整性地保护劳动对象的使用价值基质。概言之，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功能和本质要求，实现保护与发展相统一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发掘出生产力的绿色新质态，为生产力从向自然无限索取、高消耗重污染、延续数百年的发展方式向绿色循环发展转型提供了原创性发展理念。
2.“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对生产力理论的运用
生态环境关乎民生福祉，《人类环境宣言》声明：“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在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也已成为民心之患、民心之痛。鉴于此，习近平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
首先，“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运用了生产力理论中的资本生产力观。生产力理论提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作用，资本作为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使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通过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而实现增殖，同时资本致力于推动科技进步、改良劳动资料来提高生产率。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及科学技术等要素经过资本化而汇聚成巨大的力量场，这种资本化的物质力量就是以增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揭示出资本生产力造成土地退化、环境污染及资源枯竭等自然异化现象，资本主义无视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式致使全球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生命维持系统退化，导致民众最基础的生存必需品变得稀缺和短缺、民众赖以栖居的生态家园逐步荒芜，以致民生福祉深陷危险困局。习近平认识到发挥资本对发展生产力的引擎作用极其重要，以资本来整合集聚人力资源、资源能源、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等要素，能极大增强发展动能和提升创新动力，为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不过，生产力经过资本化之后以资本增殖为目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致命缺陷必须予以纠正、规避。“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实质在于说明，必须以优越的制度来消解资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抑制效应、以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来规制资本的反生态效应，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良性发展，将资本生产力的目标锚定在民生福祉上，“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从而使民众享有良好生态环境这一基本权利得到根本保障。
其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运用了生产力理论中的人民主体观。生产力理论认为，人民是实现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既是生产力的创造者也是生产力的驱动者，每一代人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的生产力在利益驱动下不断改变旧的环境和创造新的环境，寻求自由和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发展思想，强调要“更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如何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一急迫问题上，习近平从生产力理论出发将人民主体观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而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其核心要义在于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协调统一起来，保障和增进民生福祉。其一，“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使民众的健康、生命、家园得到关照和守护，民众的生态财富、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获得保障和增益，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美环境的期待、对子孙后代永续传承的需求得到满足和照料；其二，“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发挥每个人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活条件、筑造美丽家园的主体性；其三，“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民众。
综上所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加以拓展和创造性运用而提出的原创性思想，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和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的集中体现。
三、环境与制度法治关系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运用与拓展贡献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开展环境治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生态环境危机与挑战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思想资源。“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原创性拓展而提出的环境治理方略。
1.“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运用
经济增长高速度曾是我国经济发展追求的关键目标，环境治理在制度、法治上不健全和不成熟，普遍存在“唯GDP论英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要上、法治要让”等误区，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为此，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出发将国家治理观运用于我国环境治理中，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原则。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具有阶级统治职能，同时要履行增进社会共同利益的公共管理职能，“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国家在从事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福利等治理时往往受阶级性所决定，维护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显然，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在资本逻辑掣肘下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必须建立“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从而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能真正实现社会共同利益。
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运用于国家治理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的治理方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原则正是国家治理方略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的理论成果，要求以人民民主的制度逻辑来安排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正是从以人民为中心出发将生态文明纳入党章、宪法之中进行顶层设计而建构起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受国家根本制度、根本大法的保证而具有至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是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所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原则所申明的是人民之于制度与法治的本源性意义、人民之于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强大力量来源，即“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原则源于人民性。
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能否得到切实执行，其成败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狠抓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其一，加强党的领导，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责任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政策体系，形成源头预防、过程严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其二，全面从严治党，狠抓制度运行和扎牢制度篱笆，压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决破除唯GDP政绩考核方式、革除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纠正“发展要上、法治要让”误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三，提升党的领导力，强化制度执行力，“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概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环境、治理环境的根本保证，只有强化党的领导才能建立、健全、完善和执行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2.“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拓展
用乔尔·科威尔的话说：“生态危机是指伴随全球积累而出现的全球生态不稳定性。”发达国家将高消耗重污染和低附加值产业通过国际产业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原本主要存在于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扩延到全球范围，滋生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格罗·布伦特兰曾就环境和发展矛盾发出呼吁：“进一步发展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感，这对这个分裂的世界是十分需要的。”各个国家、地区需要共同建立国际环境体制机制、法律法规，通过集体行动保护地球家园。不过，现有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受资本主义政治霸权的侵扰，制度失灵时有发生。为此，习近平作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的判断，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将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治理拓展到全球治理范围。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逻辑的职能与开展环境治理的职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存在内在的不可协调性，一方面，资本逻辑力求无限制地摄取全球资源能源、无成本地污染环境，同时国家政权必须为之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对全球生态危机反噬其国内生态系统的防控等考量，又必须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遵守国际环境秩序。这种不可协调性派生出吊诡的众生相：既牵头建立国际环境体制机制，又出尔反尔不断退出相关协定；既积极制定国际环境标准和法律法规，又建立环境贸易壁垒；既主动承诺为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提供支持，又附加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条件；既认识到全球环境治理责任重大，又不愿承担自身数百年工业化造成的环境退化责任；等等。诸如此类众生相折射出资本主义政治霸权的丑态，成为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失灵的基本肇因。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统治并非谋求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与环境治理职能是内在统一的，在根本上都是维护和发展全社会共同利益。因此，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职能对于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都完全服务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正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国家职能出发主张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共同遏制资本主义政治霸权、共同维护国际环境体制机制和共同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变革的治理方略。其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主动性，彰显我国在变革全球环境治理制度中的引导性。我国对促成《巴黎协定》签订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并力争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全力推动绿色科技创新、开发绿色生态产品，破解环境贸易壁垒和重塑国际环境贸易标准。“一带一路”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平台，集中体现了我国引领全球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和重构国际环境体制机制的主导性。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解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赤字问题上已起到关键性作用。其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重要原则”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变革，建立遏制资本主义政治霸权的统一战线，抵制以输出西方民主政治、干涉他国内政为动机的环境合作模式，抵制生态帝国主义，同时敦促发达国家兑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的承诺。其三，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与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共同成立国际环境与发展工作平台，共同制定增益人类共同利益的环境治理程序、规则及政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开拓环境保护资源、资金、技术等共享渠道，运用国际环境法律法规规制国际垄断资本对地球资源环境的操控、掠夺和破坏。
综上所述，习近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原创性拓展而提出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这两项原则对于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变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重要内容。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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