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就“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等一系列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问题提出的重要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规律性认识和一个最大法宝。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就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在方法论意义上深入学习这些重要论断，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特别是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意义重大。
“结合”具有普遍性
文明的成长、思想的发展都离不开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正是在“结合”中，中华文明不断成长壮大。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结合”的实现。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本质上也是结合，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干部与群众的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结合。毛泽东同志把“结合”这篇大文章做得酣畅淋漓，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组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第二次结合”的提出为我们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不仅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强调同时代特征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这个“结合”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使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4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实际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4]。这个“结合”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促进我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12月指出，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进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行动紧密结合起来”[5]。这四个“结合”是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四个“结合”，并把它运用于对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总结中，得出了“十个结合”的具体历史经验，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6]这“十个结合”既是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认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结合”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彼此成就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结合”具有艰辛性
任何一次结合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充满艰难挑战，是十分艰辛曲折的过程。在结合过程中需要解决很多高难度的复杂问题，要克服很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认识国情，对国情特别是基本国情的认识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这个实际的认识就是很不容易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可谓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变成了什么？一代代人苦苦探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无论是睁眼看世界的魏源、林则徐，还是奋起抗争的洪秀全；无论是以夷制夷的洋务运动，还是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无论是奔走呼号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还是三民主义倡导者孙中山，都没有完全认清鸦片战争后中国国情的变化，所以各种各样的改良和革命总是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去认识这一国情。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明确提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论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上是重要的创新。但什么是半殖民地？什么是半封建？党的六大并没有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又进行了长时期的探索。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完整地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我们认清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是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探索。
第二个困难在于把握时代特点，特别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自身独立性。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都有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组织性约束。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其次，当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强调“走俄国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是苏联国内大众；无论是西方一般民众，还是西方一些政治家，对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是认可的。这种历史状况、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组织存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使“走俄国人的路”形成一种客观选择。当然，即使是“走俄国人的路”，我们也不是亦步亦趋，而是进行着独立的探索，包括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56年，我们结合中国实际、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强调走自己的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当然，这一结合在现实中又遇到了国际环境的挑战。1960年11月，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全世界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讨论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出席会议。在会议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受到了一些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批评指责。之后近20年，我们党还是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第三个困难就是对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如何对待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十月革命后，苏俄出现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提出应该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文化，同时也应与同时代一切别的任何阶级与阶层的文化隔离开来，从而在真空中创造一种特殊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1919年10月2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里（即《青年团的任务》），精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同过去时代文化的关系：“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8]。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发展变化的。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坚决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特别是那些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理念，另一方面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认识国情，解决问题。抗战时期在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对“和而不同”的内涵就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他反对只讲“团结”，只讲“同”，而不讲“斗争”，不讲“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指出：“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古为今用”的要求。尽管后来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曲折，但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振兴中华民族一定“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9]。邓小平同志用“小康社会”来标识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同志用“与时俱进”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胡锦涛同志用“和谐社会”来表意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提出“第二个结合”，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结合”具有创造性
成功的结合一定是带有开创性的结合，其结合往往会探索彼此契合的有效路径与方式，找到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的生长点。成功的结合一定是深层次的结合，其结合往往是在原创意义上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使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0多年的发展不仅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得强大的引擎，GDP总量从1992年的不到3万亿人民币到10万亿，再到20万亿、50万亿，到2023年突破126万亿；而且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发展使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67.4%，支撑了近3亿人就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充分展现，不仅呈现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兼顾性，而且呈现出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之间的平衡性。
有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我们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认识就更加科学、更加全面。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到，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等豪迈宣言。变革的风影充满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到秦王朝的郡县制、汉代的盐铁专营和隋唐的科举制，从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元代的行省制度，再到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赋税制度改革，有力地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开放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鲜明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历史上，我们不仅出现了佛教东传、“伊儒会通”、道佛相融，而且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走势。
有了“第二个结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更加系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新视域，我们把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结合起来，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论断。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论断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精彩内容，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也是反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锐利武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喜
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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