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其说明
在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财富的社会表现形式有产品、商品、货币和资本。其中，产品是直接消费品，商品是经由交换形成的消费品，货币则复杂一些，是与商品交换后变为消费品的。与这三者相比，资本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商品，但最终要变为消费品。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货币资本变为生产资本，再变为商品资本，最后经由与消费者的货币交换成为消费品。资本生产的目标是剩余价值，而把商品变为消费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总之，在财富的四种社会表现形式中都存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
实现生产与消费协调一致是社会的理想目标，但在现实中其主要表现形式往往充满矛盾。在产品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矛盾并不尖锐，起码没有尖锐到危及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转的程度。产品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没有中间环节，因而具有个人性质。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交换环节的出现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变得略微复杂，因为交换能否成功与多种多样的内外部条件有关。待到了货币这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货币要先变为商品然后再变为消费品。虽然货币是生产的结晶，能够代表和购买任何商品，但它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战争、自然灾变和其他重大社会历史性事件等都可能使货币无法购买到商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最为复杂的是资本。在资本生产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矛盾往往被诸多中间环节所掩盖，但会以更具挑战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正常的经济秩序遭破坏，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大量人口由于失业或收入锐减而陷入生活危机。这是资本生产理论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社会历史性演进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客观事实。
这样的理论逻辑和社会历史性事实表明，如果说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违背这一规律的结果是个人和社会都要吃“苦头”，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规律是什么？马克思所提出的“所有的人富裕”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共同富裕”战略方针是怎样的关系？它能否破解资本主义生产危机，能否算得上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创造性地作出了回答。
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大纲》中针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命题：“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和“消费直接也是生产”。这两个命题从不同角度界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内容极具启发意义。生产过程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能力的消费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材料被塑形，劳动资料被磨损，劳动者的体力和精力被耗费。在这种意义上说，“生产是消费”符合客观实际。同理，“消费是生产”同样符合客观实际。消费者消费的过程是维持和延续生命的过程，是生产主体的生产过程，更是消费主体的生产过程。
马克思向我们传递的内容需要具体化，具体表现是生产与消费对于彼此的意义。就生产对消费的意义而言，第一，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的对象，而没有消费对象的消费是画饼充饥式的消费。生产使消费由可能变为现实，生产是消费的前提。第二，生产给予消费以规定性，既规定了消费的主体，也规定了消费的客体。马克思讲到这种情况时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生产创造消费客体，也创造消费主体。
消费对生产的意义同样重要且更加明显。第一，消费使产品名副其实。“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产品是静态存在物，只有在消费行为中成为消费者的为我之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在最终意义上说，任何产品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消费，虽然财富社会表现形式的变化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变得复杂，但其本质没有改变，没有消费，产品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第二，消费创造生产的动力，没有动机的制导作用，就不会有生产。马克思说：“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先有消费的需要，然后才有生产，进而有消费行为。在起始意义上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消费把需要“再生产出来”。第三，消费能力是生产力。消费能力是生产力这一命题表面上令人费解，实际上是生产与消费有机统一原理的具体化和深化。从消费角度看生产、从消费能力角度看生产力，这一命题的实质就能够显现出来。消费需求是生产的动力，消费能力的提高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以个人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人生产力存在和作用于社会中，形成社会生产力。第四，消费是个人性行为，更是社会性行为，二者有机统一，使个人及社会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终占有，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系的个人，即处在他们对于生产过程的原有关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原有关系中的个人；再生产出处在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消费首先是个人性行为，但在这种行为中个人被卷入社会生活并被社会性地再生产出来，进而个人存在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甚至整个社会被再生产出来。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高度看待个人消费是马克思的过人之处，既符合社会历史实际，又符合当下的社会生活实际。社会不是静止存在的，而是动态的过程，是经由个人消费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生产与消费对于彼此的意义已如上述。但如果仅止步于此，实际上只看到了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肤浅的表象”，还没有揭示出其中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在更大的范围来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这个统一体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生产与消费之间，进而生产与分配和交换之间，不是分立和并列的关系，而是从属的关系。
这一从属关系表现为两个层面：生产不仅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还决定后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从属关系的形成具有必然性，因为“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个人生产与个人在社会中生产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一旦个人在社会中生产，与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是产品分配，在此之后才会产生消费。这就形成了生产—分配—消费三者之间逐次决定和反馈的关系。生产决定分配的形式和数额，分配决定消费的能力和水平；消费对分配作出反应，表征出分配合理或不合理，进而对生产产生反应，显示出生产与消费是有机统一还是脱节。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例，在资本生产中，私有财产制度使资本家掌握产品分配的控制权，雇佣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收入仅能够维持生存，甚至有时还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收入状况决定了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只拥有极低的消费能力，而这种低消费能力形成的消费水平无法与机器体系生产的客观要求保持一致。这是周期性出现生产过剩的基础性社会原因。
如上理论逻辑告诉我们，分配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发挥着既影响生产又影响消费的制动性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三种关系，即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分配与消费的关系以及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合理分配是这三种关系协调一致的客观要求。如果不能做到合理分配，最终结果是对经济秩序造成冲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是典型例证。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努力提高劳动效率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使商品数量达到最高限度，同时却最大限度地压低雇佣劳动者的收入，使他们的消费能力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程度。这种分配形式是造成消费能力低的直接原因，生产过剩是其必然结果。
这种结果从反面昭示我们，合理分配是经济体正常运转的关键性因素，具有三层意义：一是经济意义。合理分配的经济意义在于，分配使消费与生产的客观要求保持一致，在分配时把劳动者的收入提升到与生产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水平。二是法权意义。这里的法权意义指分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国家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关注焦点是消费与生产协调一致，追求目标是消费与生产有机统一。三是哲学意义。合理分配的目标是满足人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只有满足这一需要的分配政策才是合理的分配政策。
三、生产过剩的必然性
马克思生产与消费有机统一原理已如上述。以此作为方法论原则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可知，生产过剩具有必然性。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生产短缺与生产过剩两个阶段。在生产短缺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使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势有所缓解，但物质生活资料短缺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在被统治阶级中，生活资料短缺的情况较为常见。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说：“人类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非常贫穷。”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过剩，这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微观和局部意义上的绝对生产过剩，意谓某种或某几种消费品的生产确实超过了消费需求。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不同生产者之间缺乏协调配合，而产品类别和生产数量仅由资本家的个人意志决定。马克思更关注相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造成这种生产过剩的原因是基于生产关系形成的分配制度，表现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人因无消费能力而得不到消费品。马克思对这一点的界说很准确：生产过剩不是针对消费需求的商品过剩，“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生产过剩具有必然性？对这一必然性及其背后原因的揭示是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智慧的显现，有着强劲的理论逻辑。
在一般性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客观逻辑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第一，商品生产不是产品生产，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产品生产的本质特征是生产与消费直接统一，生产者与消费者实为一体。与此相反，商品生产与商品消费必须分离，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主体。第二，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使商品生产与其实现变成了区别明显的两件事：在时间上，先有商品生产，后有商品实现；在空间，一个处于生产领域，另一个处于流通领域。二者之间关系的客观要求是必须协调一致，否则，生产者的付出会前功尽弃，遭受大小不等的损失。第三，商品生产和商品实现受不同力量的制约。在商品生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前提条件，资本家不可遏止的冲动使生产最大化进而使商品数量最大化，因为只有商品数量最大化，才可能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第四，为了保持剩余价值最大化和在同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资本家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压低雇佣劳动者的报酬，同时不断增加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会使社会消费能力受到双重力量的挤压。第五，在商品实现过程中，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社会消费能力是客观要求，如果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商品实现就会变成空话。第六，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消费能力既不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不取决于真实需要意义上的消费倾向，而是取决于分配制度，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消费能力与商品生产和实现的客观要求是否一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追逐剩余价值的目标高于一切，社会消费能力被挤压，消费与生产脱节是必然趋势。第七，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以生产过剩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力越发展，这种矛盾越尖锐。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这样的生产规律同时是资本主义消费的规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规律。这一规律作为典型例证反向证明了生产与消费有机统一原理的正确性。
在对理论逻辑的具体论证中，马克思紧紧抓住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这一关键环节，用事实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生产中生产过剩确实具有客观必然性。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手工劳动中，劳动者与劳动对象构成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改造劳动对象，由此生产出产品。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为前提。在后一种主客体关系中，劳动者是有意识的能动因素，劳动资料则具有被动性，如何使用劳动资料和使用到什么程度由劳动者掌控。“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这种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生产效率状况，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二者各自的局限性决定着生产效率的水平。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动的机器体系取代手工工具，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进而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第一，工艺变化。与以往手工劳动使用的工具相比，机器体系“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由此必然影响到劳动者的作用和地位。劳动者只是机器体系有意识的肢体，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看管和调节机器生产成为其基本职责。这种状况的发展趋势是机器取代工人。现在，这种状况已成为现实，由机器人进行生产的现代化工厂是典型例子。
第二，资本占有活劳动的方式的变化。在手工劳动中，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仅限于法权层面。资本以工资形式购买了雇佣劳动者劳动能力的使用权，但此时雇佣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工艺关系没有发生变化，掌握和运用劳动工具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雇佣劳动者手中。在机器体系生产中如上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雇佣劳动者在听命于资本指挥的同时，还要根据机器体系运转的需要进行劳动。资本对活劳动的统治由手工劳动中的法权这一个层面，变成了机器体系生产中法权和工艺两个层面。
第三，单个人直接劳动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在手工劳动中，单个人的直接劳动对商品生产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分工协作情况下这种局面虽稍有变化，但直接劳动对商品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实没有改变。机器体系的出现使个体劳动者的劳动变成了生产的从属因素，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
第四，职业变化。机器体系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先有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有机器体系。科学技术的应用以科学技术及其研究为前提。从劳动资料演进史看，科学技术研究作为机器体系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新出现的现象。科学技术研究的主体是人，这也使得新职业应运而生，那些专门为商品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研究职业首次出现于社会历史舞台。对此，马克思预测道，“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现在，大量服务于商品生产的科研人员的存在验证了这一预测。
机器体系生产是造成这一系列变化的直接原因，并使整个财富生产过程发生巨大改变。“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这一论述的核心是工业革命后财富生产的“巨大效率”及其原因。在以往社会历史时期的财富生产中，效率“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机器体系生产带来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财富生产的基石不再是单个人完成的直接劳动，而是“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二是机器体系生产带来“巨大效率”，手工生产无法与之相比。
机器体系生产爆发出来的惊人能量特别是“巨大效率”让资本家志得意满，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新的内在矛盾随之出现，马克思称之为“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机器体系生产的“巨大效率”使创造财富的力量惊人地爆发出来，商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样的增长要求消费能力必须随之增长，以消费能力为前提的消费水平必须与之保持一致。
机器体系生产的内在要求是一回事，资本生产中的分配制度和资本家的实际做法是另一回事。他们仍然按照非机器体系生产时代形成的分配制度处理问题，具体做法是“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实际上把雇佣劳动者的收入挤压到不能再低的程度。这种做法与机器体系生产的内在要求之间发生了尖锐冲突，直接结果是让资本家“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个“苦头”的直接表现是必要劳动的中断和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具体来说就是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这真是悖论式的辩证法，看起来不可理喻，却又如此地符合资本运动的客观实际。
四、走出生产过剩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所有的人富裕”
理论逻辑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机器体系生产会周期性地陷入生产过剩困境。原因何在，如何走出困境？资产阶级经济学长期探索的理论结果对于解决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帮助不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阶级立场使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为其行为作出学理性论证。阶级立场限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视野和概括能力，无法准确全面地把经济事实理论化。二是学科视域狭窄。他们就经济论经济地探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其中内含的社会、政治、法律、伦理和文化等内容摒弃于视野之外。如上原因的共同作用使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能力准确全面地理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没有能力找到走出生产过剩困境的出路。
资本生产是商品生产，是基于他人需要并服务于他人需要的生产。他人需要的满足以其消费能力为前提，没有消费能力的需要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不是真正的需要。在这里，消费能力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直接影响到资本生产是有效生产还是无效生产。有效生产指商品能够变为消费品且被消费者消费，无效生产指商品由于消费能力不足而无法成为消费品。这种客观事实表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矛盾确实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两套经济理论体系表面上差异明显，实质上都是为了把资本家的利益诉求合理化。
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将个体资本家的利益诉求建构成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任由个体资本家自由行事是其核心主张，大卫·李嘉图关于雇佣劳动者工资问题的论述可为证据：“工资正像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这种观点符合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成了解决雇佣劳动者工资问题进而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不二选择。这里的自由竞争包括三种性质不同的竞争：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竞争。亚当·斯密指出，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会使工人的工资“减低到极悲惨极贫困的生活水准”。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或许存在，但远不如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竞争重要。在后一种竞争中，资本家占尽优势，工人的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工资仍然会被压低。斯密在讲到这种竞争时说：“雇主的人数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资本家一方掌握法律、经济权力和社会舆论，雇佣劳动者一方仅有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作为筹码与资本家抗争。这样的竞争情势只能导致一种结果，即资本家大获全胜。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不是理解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问题的正确路径。
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注意到改变人性与管理人性二者之间的区别，认为改变人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管理人性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必要举措，目的在于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明确表示：“它不但是避免现存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能力成功地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在具体回答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斯密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萨伊说：“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李嘉图承袭萨伊的观点，认为资本家“不可能总是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二人一致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能产生矛盾。虽然二人观点相同，但影响有别。李嘉图的观点在英国这一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大行其道，不仅左右学术风潮，而且直接在经济政策制定层面发挥作用。对此凯恩斯说：“它为资本家们的自由行动提供理论根据，使它能得到统治者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凯恩斯清楚认识到，“资本是不能脱离消费而自我存在的事物”，“富裕的社会必须为投资提供远为更加充足的机会来导致充分就业”。因为充分就业是消费能力的保障，消费能力是消费行为的前提，消费行为使生产正常进行并得以延续下去，所以资本生产必须是生产与消费的有机统一。
与微观经济学相比，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一大进步，他承认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客观存在，主张政府在资本允许范围内用宏观调控的办法解决矛盾。但他没有认识到更不会承认，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自身，“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要想根本性地解决机器体系生产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另辟蹊径地理解问题。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思路正相反，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了全新思路：“这个矛盾（指生产过剩的矛盾——引者注）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以“所有的人富裕”为核心展开自己的理论逻辑，起点是生产目的，具体指向的是让“所有的人”过上富裕生活，也唯有如此，才能摆脱生产过剩的困境。
马克思提出这一论断的根据如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机器体系生产带来的“巨大效率”继续存在，因为机器体系作为生产的工艺形式与其作为固定资本的社会历史性形式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此时机器体系生产被劳动主体所掌控，生产与消费真正实现了有机统一，因而机器体系生产不会带来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马克思这一思想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生产工艺形式的机器体系既可以被运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人富裕”作为生产目的决定机器体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性质，生产过剩会受到根本性约束。
在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所有的人富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消费能力形成的消费水平与机器体系生产的客观要求相符合，由此以机器体系生产为客观基础的生产与消费实现了有机统一。在这里，与机器体系生产一致的消费能力是关键因素。消费能力从哪里来？马克思的答案是，“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这首先是分配制度问题，要做到消费与机器体系生产有机统一，就必须改变资本家占支配地位的分配制度，进而改变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制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上两个改变不是基于伦理考量的主观性愿望，而是机器体系生产条件下生产与消费有机统一的客观要求。
如上理论逻辑表明，机器体系生产条件下“所有的人富裕”确实是经济规律，既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规律，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消费规律，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费有机统一的规律。
“所有的人富裕”中的“所有的人”，主要指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的人民群众，人民至上是其内在灵魂。至于“所有的人富裕”中的“富裕”，马克思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仅将其理解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而是在经济哲学高度理解它。
第一，物质富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带来了“巨大效率”，直接结果是物质财富的充分涌现。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物质财富中的绝大部分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少部分以生存性工资形式归属雇佣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仍然以工资形式获得物质财富，但分配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使劳动者从劳动中获得的物质财富不仅是解决生存问题的物质前提，而且是解决人的自由发展问题的物质前提。
第二，时间富裕。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雇佣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确实在减少，但剩余劳动时间在增加，这必然导致雇佣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被挤压到所剩无几的地步。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同样在减少，与此相对应的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增加。这种性质的时间是劳动者实现自由发展的时间，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从事非劳动性质的各种活动，如学术研究、艺术创造和身体锻炼等。
第三，能力富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内形成的个人能力将会变为个人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劳动者以新的面貌进行劳动，进而形成新的劳动生产力。新形成的劳动生产力使劳动效率极大提高，进而使劳动者从事各种活动的物质基础不断增强。
第四，关系富裕。人是关系性存在物。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雇佣劳动者受资本统治，处于异化状态中，其外在表现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异化。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导致人之异化的原因已被消除，劳动者的关系性存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处于自主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人的关系真正地丰富起来。
综上，“所有的人富裕”同生产消费的有机统一互为前提，不可违背，因此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一思想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指导意义。就理论层面来说，应该从经济规律而非伦理愿景等视角研究共同富裕。目前已有大量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问世，但绝大部分是从分配、伦理和愿景等角度展开的研究。而马克思“所有的人富裕”的思想告诉我们，要想把握共同富裕的内在本质，从经济规律层面展开研究才是正确的理论进路。就实践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人民至上，让人民过上物质、时间、能力和关系等全方位的富裕生活是其始终不变的奋斗目标。把“所有的人富裕”作为经济规律加以遵循，并在实践中将其具体化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将指日可待。而这不仅是人民至上主张的实践体现，也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努力方向。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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