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接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话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话语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明话语建构，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提升了文明话语的生动性与鲜活性。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世界进文明”的雄心壮志为剖析起点，从历史长周期全面梳理和深度考察不同历史语境下党的文明话语的创生演变，有助于为新时代党的文明话语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
一、“文明”内涵的要义转化与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的生发
马克思主义认为，话语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是现实的客观物质活动于人的意识中的反映，社会实践的现实演变支配着话语样态及内涵的因革损益。话语锻造的基本原点是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要义延伸与内容拓展，是“筛选—整合—批判—创新”的过程。文明话语寄生于特定的民族秉性、社会形态、政治实践和生产生活，具有高度的社会历史性与时代变革性。因此，我们要在“西学东渐”的历史现场下把握近代中国“文明”内涵的要义转化，从历史深处回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进文明”历史夙愿的生发，厘清党的文明话语创生的基本条件。
（一）近代中国“文明”内涵的要义转化
“文明”的原初意涵是指个体或群体脱离野蛮的状态。启蒙运动以后，它逐渐被赋予“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总体性意义，成为“祛价值化的中性的历史描述性概念”。在中国，“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乾卦》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喻指世间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显现，支配着自身的有序运行和变化，从而实现自我整体的和谐统一。由此为始，历朝历代的不同经典文献中，“文明”所包含的寓意各不相同。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中提到“求辟草昧而致文明”，其中的“文明”一词与“野蛮”相对，首次突显“进步”之义。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文明”的中国语义开启现代转型。原先钟情于儒学道统的思想先驱在文明交锋中觉醒，透视文明内核，相较文明长短。从主张“西学为中体服务”的“中体西用”到倡导“以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全面改造中国”的“全盘西化”，再到因西方文明弱点暴露引发信仰危机后转向“中西互补”，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中窥见“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探索异于传统东西文明的“第三新文明”，这一历程构成近代中国“文明”内涵要义演化的基本理路。
（二）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生发的历史语境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复杂转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生发的历史语境。一是中华文明初遇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威势，主体身份、自信优势日趋丧失，其内蕴的价值观、发展观和交往观在更高一级的文明面前黯然失色，自发升级遭遇瓶颈，亟需打破与重组。二是异质文明落地中国，并非同原生文明和谐交往、平等交流，而是旨在挤压生存空间、勘探殖民据点。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逐渐深入，先前亦步亦趋、跟风追随的“西化论者”转而开始质疑和反思西方文明之弊。三是晚近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自救图存轮番登台，但是涣散纷争、积贫无序的社会状态无实质性改变，这也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处于外患内忧交至、文化欧风美雨的历史拐点，李大钊首先在《青春》一文中立下了“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宏图伟愿。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萌发“创造新文明”的愿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他们秉承救亡图兴理念，胸怀高尚的文明道德伦理，接过求索“中国往何处去”的千斤重担。
（三）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创生的基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条件”是话语特殊性的起因，即从历史长周期看，其基于的历史事实是以家庭为基础生产单位、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性质的传统农业文明，以及内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传统生产方式的掣肘造就了重农抑商的经济秉性，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组织优势也未能创造出充沛的市场环境和先进的近代科技，从而将资本主义因素扼杀于襁褓之中。“文明古国的延续性源自于其传统思想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但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又是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因而如何驾驭本土传统价值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文明古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近代中国处于传统文明由盛转衰的动荡转折期，又掺杂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畸形发展，以及深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难以满足对中国文明道路解释与探索的刚性需求，要“依据不同主体在历史或时间中形成的认知模式去激活它们并赋予其新质”。因此，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古代中华文明历史积淀的哲学智慧以及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任务，引导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思考如何开拓以中华文明为主体、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现代文明全新维度。
二、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的发展演进与表述样态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含屈受辱，旧有文明形态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劣性尽显。众多政治力量前赴后继地试图挽救文明式微，甚或欲移植西式文明，却屡屡以失败而告终。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怀揣“为世界进文明”的宏图伟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相继开启捍卫文明、建设文明、复兴文明的历史进程。100多年来，党建构的文明话语既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彰显出独立自主的中国文明独特的风格和气派。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明话语的初步探索
对“新文明”的求索与塑造贯穿党的百余年历史。早期共产党人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章著述中以唯物史观有理有据有节地批判东西方文明，畅想“第三新文明”。李大钊的“为世界进文明”象征着由“拯救文明”向“创造文明”的话语范式转换，十月革命的影响赋予近代中国文明话语新生的社会主义性质，“新文明”的发展对象、制度属性、价值伦理和推进力量愈益明晰，表明党的文明话语相较于先前一切政治力量的文明预想更具科学性、先进性。
第一，创造“第三新文明”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愿望。“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关联着“现实的人”的进步活动，寄托着“改善民族的以及全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价值理想。共产党人的早期文明话语遵循由“政治理想”向“政治实践”的逻辑进阶，彰显了挽救民族危亡、文明凋敝的历史主动。尽管“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他们却深信中华民族仍“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面对文明的“东西之争”，他们肯定二者的积极面，也不回避二者的消极面。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瞿秋白指出，东方文明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文明是“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因此，他们试图克服这两种文明的弊端，创造出兼具二者特质的新文明。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将“第三新文明”作为拯救世界文明危机的良策，所谓“第三新文明”是东西文明的“融会调和”，既能反映二者的优势，又能超越二者的局限；既符合古代中国的理想追求，又切合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这种“新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是“俄罗斯之文明”。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文明话语宽博厚重、内涵显豁，集中于对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反思、借鉴与超越，更掺杂着对中华文明的未来充满担忧与希望的复杂情感。
第二，“社会主义的文明”是新文明话语的具体表达。创造“第三新文明”的构想表明，早期共产党人一方面坚守“拯救文明，捍卫文明”的职责与使命，“力求经济文化的进步，以谋完成自己之解放”。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从“学习资本主义”转向“创造社会主义”，所创造的文明不是维系或仿效各种旧有文明，其在价值理念、行动实践和未来图景上都同已有文明存在明显区别。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20年8月，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书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主张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党。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首次倡议“启民主用俄式”，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造“第三新文明”有了先进的政党理念、科学的组织方式的引导。1923年11月，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中第一次将“第三新文明”具体明确为远胜于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的文明”，认为这一文明并不仅仅指涉物质生活的充裕、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囊括经济、社会、艺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多元性范畴，并指明了这一文明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获得。概而言之，作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十月革命昭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路径选择，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第三，“文明先进的中国”是新文明话语的主攻方向。近代中国文明尚乏由传统向现代自动转型的空间。旧有统治阶级试图保全僵化腐朽的封建文明，倡导“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人士因软弱性、妥协性拱手相让革命胜利果实，无产阶级最终肩负起挽救文明凋敝、创造文明复兴的重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同各种反动力量的斡旋中不懈追求“文明国家”。一方面，党重振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强调创造新文明不能“割断历史”，应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另一方面，党指明了新文明的社会主义前途，绘就了新文明的社会主义蓝图。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详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亦即中国应该创造怎么样的新文明。他认为，这一文明（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既是“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也是“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华文明旧貌换新颜的宣言书，其设想的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党创造的新文明国家的雏形。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细化了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使这种尚处于设想阶段的文明新形态具备了较为具体的表现形式。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明话语的整体建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较短时间内解决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基本恢复国民经济。党将革命时期对新文明的初步构想转化为实际举措，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继而在“第二次结合”中建构以现代化为内涵的文明话语。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党的文明创造奠定坚实的实体基础、提供强大的政治保证。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要“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确立了统一的目标纲领，以及包括诸多领域的建国方略。“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明话语的呈现样态，是对“文明先进的中国”话语的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凸显文明的特殊性，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独有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要求继续通过社会革命，同社会形态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继续解决追剿反动势力残余、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官僚资本等遗留问题。鉴于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党开创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发展道路，在保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建立起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奠定所有制基础。
第二，以“四个现代化”为重点的物质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党的现代文明话语集中于“如何建立新式工业”“如何实现工业化”等内容。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后，党首先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文明话语获得了国家与制度实体的支撑，在恢复国民经济中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旨在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从“以苏为师”转向“以苏为鉴”，反思苏联工业化建设的局限与弊端，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真正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文明首先要满足文明亟需的物质基础，中国必须弥补“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经济技术劣势。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在内的“四个现代化”。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及“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结合当时中国的发展实际，将“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提出，重点强调工业基础上现代化要素的全覆盖。这一时期，党的文明话语开始同“现代化”相联系，“为世界进文明”的涵义从文明发展意义上变为“为世界提供新的现代化发展方式”。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文明话语的横纵拓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调动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文明话语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呈现全面化、系统化的发展态势，在国内从追求“工业化”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演变、从强调“物质文明”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多元文明的向度发展，在国际上从“办好自己的事情”的独立自主到“办好共同的事情”的互利共赢的方针转化，文明话语内涵的丰富突出了文明要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话语及其人民性。物质建设是文明创造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是物质文明建设的起点和归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明话语的初始样态。面对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1980年1月，邓小平进一步强调，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也是完成其他一切任务的基础与前提。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其中“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明确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后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党的物质文明话语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党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具有科学性，即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生产力是一切发展进步的关键要素的一般规律，强调物质生产在文明形态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党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具有人民性，即富裕发达的生产力是现代文明的共性，党创造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除实现国富国强外更强调民富民强，共同富裕是本质要求，“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判断标准，这就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异化”状态。
第二，“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文明话语的多维延展。党的十二大报告规划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提出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党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文明话语实现了创新。邓小平首先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作“小康”，以国民生产总值及其人均水平为判断标准。在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物质标准基础上，他进而提出社会风气等方面的精神要求，使其目标脱离纯经济的“质的规定”，开始拓宽为具有较高水平的全面覆盖的发展状态，“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文明话语实现动态发展。从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的先后提出，党的文明话语渐显全面性、协调性，不是“经济一元主导”的“单向度文明”，而是多重要素协同并进的“整体性文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详细阐述目标要求。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大领域对“小康社会”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第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推动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定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必须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意志，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决不能依附、模仿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规律性的认识，指出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应该向全世界学习，“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全局性判断，肯定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的较大可能性。这就要求，中国既要独立自主地办好自己的事情，也要为人类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应有贡献。20世纪90年代，面对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分化重组、世界格局新老交替的复杂变化，江泽民提出“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进入21世纪，胡锦涛进一步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倡导开放包容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强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同时通过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党的文明话语突破了“现代化建设”的国内意义，增添了“文明交流、文明互鉴”的世界意义，实现了话语本身的横纵拓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文明话语的守正创新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党的文明话语进阶的现实背景。中国共产党对内面临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历史方位的发展变迁，对外身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和调整之中，孕育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迎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谨慎观察、精心布局，密切结合面临的新形势、肩负的新使命、承担的新任务，创新文明话语。
第一，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强调中华文明对治国理政乃至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重要借鉴意义。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的命题，强调中华文明并不意味着倒退回传统儒家文明的“文明复古主义”，而是指明所创造的现代文明的缘起与出路，在保留文明特性前提下走向现代化。中华文明在蒙尘中遭遇生命力危机与信任危机，面临中断、湮没的成长风险，原有文明的要义和价值缺乏适应力与解释力。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奄奄一息的古老文明增添新内涵、注入新动力。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一方面要坚持“文化主体性”。“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既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重要根因，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及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精神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本我文化”的自知、自信与自强，加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肯定与认同。另一方面要善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中华文明的本源作用，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要在坚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精华的现代转化与创新，从而赋予先进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第二，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不断显露，各种风险挑战频现，中国共产党在各种矛盾和斗争中保持定力、坚定方向。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其中“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时代新解与行动诠释。当前，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美西方一些国家仍企图借助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重优势，试图将中国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上引导。面对这一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信念不变，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一方面，中国遵循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尊重文明演进规律、顺应时代进步大势的同时，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精华。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建立巩固民主政治、发展繁荣国民经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创新优化社会治理、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消除绝对贫困，“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三，以全球文明倡议引领和重塑世界文明关系。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胸怀天下，将中国的发展辐射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持续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全球治理公正合理的发展方向，从事有助于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持续发声，在各种重要场合澄明立场、抒发倡议。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基础上，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明发展进步”的中国方案。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交往准则，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不同国家、民族对文明的内涵及其模式的不同认知，“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在平等对待各种文明的同时，亦注重文明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善于承故纳新、为我所用，挖掘各种文明的内在价值，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全球文明倡议是新时代党的文明话语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发展和延伸，是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亮丽名片。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同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伦理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第四，在“两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安阳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党的文明使命的话语呈现，是党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态势、契合无产阶级事业需求以及把握现代文明核心要旨形成的全新构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要理解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搭建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一脉相承、共生发展的桥梁，既要体认传统文明特有的内生秉性，也要使其为现代文明的孕生提供滋养。另一方面，要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在中华文明崛起和复兴中的引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内涵和价值底蕴两方面的契合性为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可能，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奠定创新生长空间。要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文明话语中为中华文明赋予现代性、为现代文明增添民族性，实现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推动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的建构原则与现实启示
“如何解决中国问题”是贯穿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的主线。中国共产党以丰富的实践推动文明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既包括党的文明实践的事实性描述，也蕴含高于现实文明实践的总结性话语。通过分析党的文明话语的发展演进与表述样态，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其内在逻辑，从而为新时代党的文明话语建构提供科学原则与现实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的建构原则
第一，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机理。马克思主义强调广义历史的前后贯通性，即“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的建构是将党创造文明的历史按照特定逻辑展开的过程。一方面，党的文明话语是印刻当时当世实践的“即时话语”，党创造文明的历时性实践源源不断地为话语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鲜活素材。党的文明话语的本质就是对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果与经验的历时性阐释。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是党的文明话语必须驻足的阐释原点。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其内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着先贤圣哲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等关系的审慎思考，为党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话语奠定最基本的文明基因。党在话语生产中借鉴历史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穿透力、启示性的话语命题，为当下的话语生产淬炼灵感、引为镜鉴。
第二，坚持理论与实践双向促进的生发导向。文明话语的阐释和演绎离不开对社会经济现实的考察。特定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是文明话语根植的现实沃土，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也要求文明话语的与时俱进。中国的文明话语不能脱离对传统的传承与赓续，但是也要解决其适应力和解释力的不足；不能脱离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吸收与利用，但是也要摒弃其邪恶和异化的一面。由始至今，党的文明话语始终扎根于不断变化的、发展的文明实践，并且日益由隐性的理念话语转化为显性的使命话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新时代党的文明使命全面而深刻的话语表达。因此，党的文明话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建构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实践领域把握其现实性与具象化，用生动的话语定位“人的存在”“人的诉求”和“人的实践”，并使其反哺于文明创造的具体实践，从而增强文明话语的实践效能。
第三，坚持问题与路径内在结合的创新优势。创造文明不但是一个国家、民族谋求自身进步与发展的历史征途，而且是对人类现有文明的动态调适与实践纠偏。西方国家因其现代化成就掌控文明话语的主导权，支配和役使后发国家对其亦步亦趋。然而，“创造什么样的文明”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盲目移植外来文明必然画虎不成反类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吊诡也决定了它不可能真心诚意地帮助处于迷茫之中的国家走上独立、自主、富强的发展之路。因此，中国的文明话语建构要做到“原创态度不缺位”与“思想立场不偏斜”，必须以本土为基点、方法和归依，切忌舍近求远、南辕北辙，更勿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旨归，探索与回应人类文明发展的诸多困境与赤字，尝试立足中国的理论立场与思维方法，创造性地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范式，从而开辟文明话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互联互通的新境域。
（二）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演进的现实启示
第一，建构中国的文明话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话语的政治保证。西方是现代文明的发起者，也是布展“非现代”向“现代”发展进路的主导者。“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基本上都是依据西方发展经验，以西方价值观与理念来探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与未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文明由衰转盛、激励文明自信力由弱变强，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创造现代文明的核心所在、优势所在。坚持党的领导关系着中国文明话语的根本性质和前进方向。新时代新征程，丰富与发展中国的文明话语，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替代、不可动摇的领导核心，要使得话语内容和表达范式围绕党的使命目标、体现党的根本立场。在话语建构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首要政治前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重要思想指导，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强大精神纽带。
第二，建构中国的文明话语，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加强先进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建构科学话语体系的前提支撑。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文明创造提供理论指导、指明基本方向，是党把握文明规律、追求文明真谛、改造文明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从起初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认识世界文明大势、反思传统文明短板、鉴别资本主义文明弊端，萌生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美好设想，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创造文明的各阶段不断创新话语内容、培育话语风格、建构话语形态。党的文明话语由初期“为世界进文明”的宏图伟愿具体化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实践的现代文明建设的现实蓝图。新时代新征程，丰富与发展中国的文明话语，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文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要自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系统总结和科学阐释，增强其对文明话语建构的指导力和引领力。
第三，建构中国的文明话语，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极为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传承，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更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潜力、焕发中华文明的现代生机，从而谱写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篇章。新时代新征程，丰富与发展中国的文明话语，要继续保持中华文明的“本我意识”，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将其作为复兴文明、创造文明的“看家宝”。要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化对“三大规律”“四大成就”“五大文明”“六个坚持”的认识，从而建构起贯穿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文明话语。
第四，建构中国的文明话语，必须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资本主义虽“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却只是创造出利益目的偏狭的“少数人的文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蕴藏的文明基因同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现代文明理念的组合体，中华文明的传统本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决定其同原有的现代文明有着不同的道德伦理。中华民族“情系天下、心系苍生”的赤诚情怀与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光荣使命，使这一新型的现代文明具备了本质意义上的超越性。新时代新征程，丰富与发展中国的文明话语，要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牢牢坚守文明话语的人民性，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文明话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五，建构中国的文明话语，必须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以现代化为路径的文明发展是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独立富强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延误了步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时机，西方列强的入侵剥夺了其独立自主的生存发展空间。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大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不局限于先发国家展现的现代化的未来景象，创造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古老的中华文明亦在现代性的启迪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新时代新征程，丰富与发展中国的文明话语，要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强调世界性，树立强烈世界文明意识，充分把握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表现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全球担当，与世界各国共建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作者：黄智春，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项目：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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