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工作是指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面向国际社会受众散发、接收、内化、反馈等，以有效构建党和国家真实立体全面的良好形象的过程。虽然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体系化建设起步较晚，国际传播能力在国际舆论场相对薄弱，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开始着手国际传播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时代紧迫性。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高价值的营养剂。本文按照以史为鉴的历史思维，架构起历史史料与现实观照的沟通桥梁，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中，以“历史考察—特征概括—现实启示”的框架展开分析，在系统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讲好革命故事、传播革命话语历史风貌基础上，概括中国共产党牢牢握紧这一有力抓手呈现的主要特征，最终着眼于新时代党的国际传播实践发展，寓论于史，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引导新时代党的国际传播事业发展，以期为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提升国际话语影响、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国际传播工作新局面贡献智慧启迪。
一、研究综述和问题提出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甘露德、日本长野朗、苏联葛萨廖夫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开启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追踪研究，推动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伦敦大学中国研究院等一批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的设立。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执政之道和中国发展原因的分析，尚未发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直接相关的专门性研究成果，但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等党史研究中，已经从某些方面间接地触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工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提出完整的政治路线，其革命话语的国际叙事引起了国外学者广泛关注。埃德加·斯诺认为，“1927年以来的十年，国民党对外不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这与共产党的政策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费正清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的宣传更受欢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比国民党的民主更有吸引力”,从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胜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众多国外人士亲历革命根据地，从不同角度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涌现出了《延安采访录》《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等流传较广的著作。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高度赞扬了“中国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对中国共产党的长征议题传播表现出了强烈的研究兴趣。总体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能够客观真实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展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真实立体全面的形象，但限于一手资料不充分、大历史观缺乏导致整体性把握不到位等因素，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还有很多需要研究之处。
国际传播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是一项由诸多要素和内部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多个环节。整体来看，国内学者依据共产党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等不同的学科背景，以多元化的视角深入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对党的国际传播核心概念、党的国际传播理论根源、党的国际传播发展历程等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韩强认为，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就是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向国际社会有效传播以塑造党和国家良好形象的能力，“基本目标在于提高国际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实现国家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努力方向。张毓强、潘璟玲将国际传播概念置于本土化问题意识的自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中解读，认为国际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理念和长远理想，在明晰中国主体性基础上，寻求稳定性中国话语中国叙事，进而综合运用媒体传播、教育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等手段，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塑造传播维护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开展人类信息交流和交往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思想构成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深刻彰显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一脉相承。王晗、邹庆国将党的国际传播能力的百年历程划分为：以“让党的声音走出去”“获得道义支持”为目标的对外沟通（1921—1949年）、以“求生存、谋独立”为目标的对外宣传（1949—1978年）、以“合作”与“开放”为目标的对外传播（1978—2012年）、以“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为使命的全球传播（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领导的事业与党史发轫奠定根基时期。从目前的研究范围来看，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对某一阶段党的国际传播单一方面的研究，比如王海军探讨了延安时期党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指出组织建构、“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影像记录、有声叙事、国际统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对外开展革命话语传播的重要尝试，取得在国际舞台树立中共正面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的成效。党争胜从载体、主体、成效等维度对延安时期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做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认为其向国际社会客观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红色政权的真实情况。从历史视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革命声音、争取革命援助的整体性研究较为薄弱，对途径方面史料的挖掘和运用不够深入，这样就容易割裂理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初步探索的策略与启示是中国革命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历史遗产，推动了革命胜利、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需要系统梳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国际传播的全过程，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内在发展理路，深化对由历史生成上升到普遍意义的精神和规律的认识，珍视历史赋予新时代的借鉴与启示。
本文试图立足于较为详细的历史档案资料，从中共党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视域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有着怎样的叙事策略？在实践中呈现出何种主要特征？这对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有何启示？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国际传播工作的史料进行详细充分地挖掘，本研究使用文献分析方法，通过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革命领袖选集文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信函、回忆录、地方史志、革命歌曲等史料的搜集、阅读、整理，在史论结合中完整反映党在革命时期开展国际传播工作的图景，在比较中厘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阶段国际传播工作各具特色的特征呈现，在分析与综合中把握深层本质，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思想中国化研究广度与深度。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的叙事策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新闻管制和政治污蔑，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的重点更多聚焦于如何让世界了解真实的共产党和“红色中国”,争取国际社会和平力量的支持，为革命深入推进创造稳定的国际舆论环境。因而，在工作谋划中，中国共产党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国际传播战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开展多样态叙事，在国际舆论场多维度发出真实声音，以期让世界读懂党的态度主张和革命经验。
（一）制定政策文件，加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夕，实际上已经开始跨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1920年10月，为寻求适合中国之真理、把握世界风云之变幻，瞿秋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赴苏俄采访，将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真实情况以《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文章形式介绍给国内读者，引起先进革命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广泛热议。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群体影响规模有限，但可寻觅到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洞察世界的国际传播最初足迹。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到“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再到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未“缺席”,而且在会议上积极争取话语主动，宣介的立场、路线、政策等声音逐渐为国际舞台所知晓。但由于新生事物初期探索遭遇到旧事物重重阻挠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多方挑战，中央层面对外宣传工作顶层设计的阐述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直到1929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基于对中共成立八年来宣传工作不够重视问题的反思，提出要“积极注意国际的宣传”,从更为宏观的视野阐述了国际传播在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1931年11月，赤色中国的第一个对外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由红色中华通讯社以英文形式向世界宣介，这是中国共产党占领国际舆论主动的一大突破，让世界听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张和平的声音，认识到了“目的是在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众起来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的真实形象。但随着长征开始，国民党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各种污名化、歪曲化程度不断加深，例如“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的声音一时间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构建起的正面形象遭严重破坏，在国际舆论社会处于边缘化的“被动”位置。
即使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舆论等方面对解放区进行全面封锁，妄图把共产党、工农红军“扼杀”在工农红军根据地的异常艰难境况时，中国共产党始终未曾放弃国际传播的优良传统。1937年，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指出，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需要“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对外宣传存在的短板，指出“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鉴于此，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朋友为外援”。随后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对于这一时期的宣传重点，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的邓小平认为要“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为配合高效宣传、取得最优传播效果，中国共产党强调“要经常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鼓动及友党友军的宣传鼓动”,先后制定《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等指导文件，进一步从顶层设计层面对国际传播工作做好方向指引。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选择和编发最重要的、最有国际意义的新闻；消息必须绝对正确；照顾外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力求清晰易懂”的原则，从“受众本位”的角度做了更为微观具体的要求，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准则和指导。
（二）创办报刊机构，拓宽中国革命传播渠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革命力量薄弱，为了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革命队伍，促使共产主义思想深入更多人心，在国内，不仅创办了《劳动界》《先驱》《向导》《前锋》等报刊，而且运作了中俄通讯社、华俄通讯社等对外新闻宣传机构，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对外宣传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在海外，早期党团组织在欧洲创办的《少年》（后改名为《赤光》）也对旅欧华人进行了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特别是刊载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政论文章，将中国革命进展及国内政治形势全面地介绍给海外受众，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伟大创举。此外，肩负“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宣传、动员海外华工的重要媒介”使命的《华工旬报》,也在革命思想宣传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在机构设置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办或参与运作的“新青年社”“巴里中国书报社”“上海书店”“汉口长江书局”等在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对外宣传”作用，通过将《新青年》《向导》等中共报刊或革命书籍发行到海外，让世界知道中共革命政策主张和态度行为，为吸引更多国际和平人士关注创造条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加强党内教育、做好国内理论宣传、舆论引导的同时，也对外宣内容进行了初步思考，为中共内外舆论共振的话语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随着真实记录中共执政理念探索和实践的《红色中华》休刊，中共国际传播媒介以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先锋周报》（后改名为《先锋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以及由中共创办但以“巴黎华侨”身份出版的《全民月刊》等刊物为主。《先锋报》定位“该报是美洲华侨劳苦群众唯一喉舌，只有先锋彻底抗日，拥护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主要侧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弥天大罪，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相较而言，《救国时报》在介绍中共抗日救国方面辐射国家、覆盖受众更广，对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也有所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救国时报》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面前，都走到了时代的最前列，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为加强宣传、扩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创办了《新华日报》《共产党人》《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等。关于如何更有效地传播，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意识到抢占国际舆论阵地的重要性，特别指出：“海外报纸影响特别大，特别需要接近。”无论报纸持有的立场如何，共产党员都应采取灵活策略去接近，以沟通求理解。在“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的思想指导下，一批共产党员致力于投身发展党的对外宣传事业。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胡愈之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实际上是总编辑和主笔）,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和维护人民利益的革命真理，以清新犀利、透彻深刻的话语赢得国际舆论阵阵喝彩；龚澎等人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期刊《中国文摘》（其前身为1946年在上海发行的《新华周刊》）,在及时向国际社会报道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间斗争，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正义事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皖南事变后，新闻记者的南迁推动了中国香港和东南亚一带中共对外报刊的设立和发展，“这一次报人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南迁，直接带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事业”。《华商报》作为南迁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期在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国际进步力量群体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民主人士丘哲曾评价：“香港的华商报曾经是抗战时期南中国人民进取的号角，喊出中国人民的呼声，唤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随着革命任务重心的转移，解放战争时期《华商报》则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揭露打击敌人之妙效，因而在当时有“指路明灯”的美名。
为全方位宣传中共革命理念和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机构作为国际信息的重要集散地、国与国之间信息传递的中转加工站、传播全球化进程重要推动者的角色，积极拓宽中国革命的外宣渠道。1936年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特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履行对外宣传和联络交涉的重要职能。1938年1月成立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承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共抗日、党的机关刊物和领导人的著作，增强中共在国际舞台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为扩大中共抗日政策宣传范围，1938年秋中共成立了海外工作团的宣讲队，主动出击，对东南亚侨胞群体进行精准传播。1938年，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并设立了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部门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国际宣传组的任务包括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翻译成外文、给莫斯科国际通讯英文版投稿、开展外事活动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的支援等。1940年，中共在延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并创办了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宣传刊物《中国通讯》,不仅拓宽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和报道的途径，而且为海外受众了解真实的延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形成正确认识起到了指导作用。1941年，陕甘宁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创办的国际报道社，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故事生动地讲述给世界人民，向世界更好地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声音。
为推进中共革命话语传播的有声叙事，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对外广播，利用红色电波突破重重阻碍，架构起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桥梁。1937年1月，正式成立的新华通讯社继续发挥电台广播“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之功效，将八路军、新四军最新的抗日战争素材及时提供给苏联对外新闻社报道，并牢牢攥紧外文刊物《中国通讯》的首发权，以更为主动的姿态融入国际舆论。1940年12月，党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第一声清脆的呼号，开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新篇章。1944年8月，新华社在延安成立“英文广播部”,并于9月1日，首次以无线电通信技术对外发布英文文字电讯。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了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国际新闻社。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报刊、机构传播的多层次性、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国际传播的媒介形态，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了中共“政治民主自治、经济独立自主、军事积极抗战”的真实形象。
（三）翻译出版经典，厚实传播内容思想意蕴
有内容，才更有吸引力；有思想，才更有生命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不仅对国外经典著作及时追踪、翻译，而且积极推动毛泽东著作海外出版发行，整合优化内容要素，厚实故事深度和思想意蕴，为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插上腾飞双翼。
对海外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著，是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题图书出版的一条主线。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袁让翻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到大革命时期李春蕃（柯柏年）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译介，再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主要著作作为宣传工作的重要抓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国内的翻译出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涌现的经典汉译成果有：1929年李膺扬翻译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彭嘉生翻译的《费尔巴哈论》、杜竹君翻译的《哲学之贫困》；1930年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刘曼翻译的《经济学批判》；1932年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等。抗战时期为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时局，中共继续加大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力度，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点的译介，如1938年钱亦石翻译的《德国农民战争》,1942年柯柏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面对抗战胜利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争，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牢牢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先后翻译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猿到人》,神州大地对真理追寻的星星之火已然燎原。经典篇目的引入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经典“走出去”提供了理论营养和思想指导。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内容图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为打开世界范围内毛泽东思想认识大门，中共积极推动毛泽东经典著作的海外出版，曾先后组织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翻译发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论持久战》最负盛名的英文翻译版由中共地下党员杨刚于1938年10月完成，不仅分四期在英文版《公正评论》（Candid Comment）上连载，而且在《自由谭》中文版上也引发广泛讨论。在大篇幅连载宣传的同时，邵洵美出版了《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除此之外，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英译稿还有爱泼斯坦翻译版、许孟雄译稿，以及1938年10月刊登在《译丛周刊》上的英译稿。其中，爱泼斯坦等人翻译、毛泽东作序版本的《论持久战》更是将海外读者对中共革命认知评价推向新高度。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的权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一经问世，国内外受众都被其透彻深刻的内容吸引折服。“据不完全统计，此文的各式单行本达350余种，仅新中国成立前的中文版本就有250多种。”国外众多出版机构也积极翻译发行外文单行本，世界范围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日本东亚研究所1941年、船形书院1948年、印度孟买人民出版社1944年、美国纽约新世纪出版社1945年出版了英文版，印度尼西亚自由杂志社1946年出版印尼文版，越南真理出版社1949年出版越南文版”。其中，1944年在美国发行了由余光生等人翻译的《新民主主义论》英文版，1945年美国共产党人白劳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序论》（柯柏年译）的文章。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毛泽东思想熠熠生辉的丰富意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和解读。1945年，董必武主持成立了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在其指导下日益规范的美共中国局开始负责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审订，为重庆谈判期间延安印出第一本外文书即《论联合政府》英文版做足了准备工作，极大地增强了中共国际舆论声量。
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理论外宣工作的新变化，设立的新民主出版社不仅将毛泽东经典著作汇编成集以《毛泽东选集》香港版的形式发行，而且还将中共的理论经典在日本、美国等地广为传播，让世界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1948年，中央东北局俄文翻译小组先后将《毛泽东选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篇目译介并推广。此外，国内还有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经典的翻译和发行工作，如文摘社编辑王衡翻译了《毛泽东自传》和《长征》两本书的英文版，并在美国《亚细亚》杂志首发。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稿单行本序言所述，“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毛泽东著作的海外发行，不仅为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和平友好力量支持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可供借鉴参考的“锦囊妙计”。
（四）联系国际友人，争取更多国际受众支持
邀请外国友人进来，巧借“他者之手”记录和宣传中共情况，塑造真实国际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搭建国际传播直接平台、争取更多受众支持的重要举措。被西方社会誉为“介绍长征第一人”的薄复礼在回忆录《神灵之手》中，将自己在贵州、云南、湖南等省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传到西方社会，向世界展现了工农红军长征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理想信念坚定的光辉形象，极大地增强了中共长征话语在西方的信服力。到达陕北后，在“他者”视角的“写实”报道下，中国共产党客观、真实的国际形象进一步为世界人民所知晓，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事业迈上新的台阶。党中央高度重视到中央根据地来访的西方记者，毛泽东本着“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们，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的真诚态度，与到访中国的记者以心相交、用事实说话。为了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形象更加实在，毛泽东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还多次与斯诺交谈，有时为了解释清楚疑惑甚至持续到深夜。“斯诺一面向英美报刊提供稿件，一面将他陕北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闻名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改名为《西行漫记》）一书，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和红军长征的壮举。”《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星期六晚邮报》等纷纷刊发斯诺对陕北苏区的报道，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以埃德加·斯诺为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接待了国外记者、政要、专家学者、世界学联代表团、援华组织代表、美军观察组等到延安和中共根据地访问，掀起了国际新闻界中共报道热潮。1936年，美共党员格雷斯·格兰尼奇和马克斯·格兰尼奇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呼声》,以帮助中共对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己任，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盛赞其为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1937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与毛泽东讨论了“有关抗日战争和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用英文向世界真实揭露了西安事变背后的真相，为中共抗战赢得了更多国际人道主义支持。英国记者贝特兰也以第三者视角客观地用“英文广播向外界介绍了西安事变，打破国民党封锁”,向国际社会传播了毛泽东关于时局的论述与主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报道，幽默手法的形象隐喻更是吸引了海外对中共关注度的骤增。1944年，在“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又热情接待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这一被毛泽东视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的重要事件，后来每每谈及，他都会感叹道：“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在深入实地考察基础上，尼姆·韦尔斯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爱泼斯坦创作的《人民之战》、韩素音编撰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哈里森·福尔曼所著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冈瑟·斯坦写作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促进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密码”的了解，让世界感知了“东方魔力”。《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也纷纷开始转变对中共的态度，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西方友人以独到的眼光、理性的思考、优美的语言，层层剥开“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罩，将“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共产党”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外国人对中国革命发展和前景的解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中国，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共1937年初进驻延安到1947年春离开此地，期（其）间曾有约百名美国人到访过这座西北小城，其中很多以多种形式如新闻报道、考察报告或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赞扬、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的主要特征
在炮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党的国际传播工作在弱小中成长、在曲折中前进、在摸索中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效。总结中共立足国内、融入世界的伟大创举，我们可以发现，在遵循国际传播一般特点和规律基础上，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在向世界积极宣介、展示自己中逐渐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现实深邃感。
（一）传播主体内外联动，壮大革命话语声量
中国共产党有着高度的国际传播自觉和优良的光荣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起步阶段的艰难探索，还是推进阶段的平稳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并系统谋划，将国际传播摆在工作布局的重要位置，积极寻求传播主体和受众客体的有机结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在革命实践中建构起了“以我为主”与“借力发功”同频共振的内外联动格局。
“以我为主”是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的基本立场，也是一以贯之的原则。为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中国共产党主动出击，不仅在制定政策、出台文件、创办刊物、设立机构、翻译经典、出版著作、建立电台等方面积极发力，而且下大功夫推进传播资源优势向实践效能转化，鼓励党员抓住“走出去”的一切机遇，全方位宣传中共的理念主张。吴玉章利用1936年和1938年出席国际学生大会、国际反侵略大会的有利场合，以演讲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共抗战事业的正当性。董必武在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之余，将随身携带的毛泽东著作和刊载解放区内容的小册子分发给华侨，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其头脑中的形象更加立体真实。此外，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邓发利用赴巴黎参加世界工会大会的有利时机，积极向各国华工代表宣传中国工人的声音，还于1945年10月4日在会上代表全中国工人作了发言，阐述了中共对工人运动的“八项主张”。在国民党漫天诋毁宣传和日军全面封锁下，中共充分意识到仅仅依靠“走出去”,革命话语国际传播收效甚微。要想壮大国际话语力量，就必须把海外对象主动邀请进来，缩短信息传递距离，降低信息内容传播折扣率，尽可能保证海外受众第一时间听到关于中国革命原汁原味的内容。为此，中共坚持“我家大门常打开”的开放姿态，积极向前来参观访问的海外人士“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本土高度重视与“他者”协同推动下，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代表的海外中共研究经典流传于世，西方世界真正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形象。因此，这一时期宣传工作中的“借船出海”“借力发功”是为了更好地配合“以我为主”“从我出发”,进而争取达到“为我所用”“造船出海”,壮大革命话语声量的传播效果。
（二）传播策略灵活多样，服务革命局势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着服务于革命深入推进的工作大局，在不同形势下对外宣传内容聚焦虽有所差异，但对于争取国际团结力量的目标始终如一。创建初期，重点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在向世界宣介被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面封锁的中国共产党和“红色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将中共抗战主张和根据地情况传播给世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挑起内战的真相，宣传自身民主建国的理念，同时呼吁海外华侨归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挖掘运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策略，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特色之路。
首先，在内容表述上，把握实事求是原则宣传我们的政策，既讲述清楚我们取得的成绩，又将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介绍给国外受众。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国共产党革命之“道”,特别是出版的毛泽东经典著作融入了更多生活元素，以平民化、形象化视角推动了中共由政治叙事框架到大众叙事框架的转变，拉近与海内外普通民众间的距离。其次，在语言风格上，喜闻乐见的话语贯穿交流始终，大量形象、生动比喻的巧妙运用，例如“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进京赶考去”等，以更接地气、富有人情味的语言，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共产党时代最强音，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幽默风趣的丰满形象。最后，在传播渠道建设方面，“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一切的性能”,综合利用各种传播媒介，以强大的宣传合力使同一内容以风格迥异的报刊、广播等形式深入人心。围绕中心任务，突出大众媒体这一传播主阵地，辅以演说、口号、歌谣、漫画等形式，将党的政策方针宣传到国际社会各个角落，多视角、多向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及时进展。
（三）传播理念创新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反映着时代的主题和任务，通过对问题的把握来找准社会发展的突破点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鲜明特色。起始阶段，党的国际传播在逐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慢慢显露：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工作尚处在向体系化、系统化前进的探索阶段，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宣传”色彩并未完全褪去。工作运转中更多地将其作为对内宣传的机械延伸，对内宣传什么，就在国际舞台推介什么，话语间夹杂着的政治色彩时常出现，极易引起异质文化受众的反感，限制了传播的落地覆盖和综合效果。对国际传播自身发展规律的忽视，简单套用国内宣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递活动，因而观点、主张的国际舆论引导有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工作的主体参与中，“他者”视角已凸显新颖性，但“传者本位”的理念往往在与“受众本位”的争锋中占据主导，导致对于国际传播链条上重要的受众环节重视不够，突出表现在“以我为主”的本土化传播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受众的精神需求和接受习惯考虑有限，因而国际话语权始终无法摆脱落后境地。问题又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面对革命话语传播的短板弱项，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要求，“直奔主题、直面问题，从不凌空蹈虚”,聚焦传播理念层面的主要矛盾集中发力，推进党的国际传播事业向纵深发展。
国际传播作为一项与建党实践相伴而生、实践中摸索前进的新兴事业，在理论指导、原则遵循、谋篇布局、阶段安排等方面既没有相对成熟的已有模式可供借鉴，也没有体系化的现成举措以供参考，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围绕着国际传播理念创新展开的一系列工作，在有效解决革命“棘手”问题基础上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本着真诚沟通、开放胸襟、虚心请教的主基调，遵循先发制人的主动作为，因人因地因时推进不同历史阶段对外宣传内容生成，积极谋求“借力”与“发力”的平衡点，以准确生动的活泼语言、具象化的特色符号借助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使国际传播在创新推进中取得初步效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正面积极形象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特别是准确分析革命形势的发展，精准定位不同的重点宣传对象：从建党初期，传播受众主要集中于苏俄、海外华人，群体覆盖呈现区域化、分散化的特点；到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目标受众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至全世界；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受众范围有所回缩，以海外华侨为主，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群体。因人制宜采取针对性的宣传策略，提升对外宣传内容的落地转化率，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际传播“精准”理念创新中最大的亮点所在。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的当代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为争取革命胜利赢得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为实现国内和平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当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下，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全面提升中共国际话语原创度、国际传播影响度、国际形象亲和度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优势，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
“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一部分，其核心是话语权。”国际话语权主要表现为目标国受众在对传播者表达内容了解基础上，发自内心的信服和自愿接受的主动渴望。传播主体既掌握着国际传播的发起和组织，又掌握着传播内容筛选和媒介选择，因而在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中占据重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一切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将中共革命音符“传出去”,在世界舞台谱写了一曲争取国际援助的优美动人乐章。新时代继续演绎好“经典老歌”,要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共建的国际传播资源优势，抢占国际舆论话语制高点。
首先，中国共产党要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统筹谋划、协调安排，切实加强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顶层设计和配套衔接。一方面，从话语权构成基本要素概念入手，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丰富语料，按照生成、翻译、传播、评估的话语流程逻辑，在遵循话语权发展一般规律基础上，“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积极推进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原创性概念的首发。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治国理政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独特优势，灵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比喻说理的方式，以生动方式讲清深刻道理、以形象事物展现抽象逻辑，将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深入浅出地讲清讲透讲活。传承和弘扬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十月怀胎”形容调查，将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把人民群众当作“眼睛”“土地”“水”等以俗语式、哲理式比喻增强国际传播话语可亲、可近、可读性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进行比喻转化，如用“大船”和“小船”之喻形容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东西方文明分别比作“茶”和“酒”等，切实促进我国发展优势向传播优势、制度优势向话语优势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创新发展开辟新路径。其次，理论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借助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契机，“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思想、关键话语体现到各学科，切实把党的政治话语转换成不同学科、专业的学术话语”。充分挖掘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叙事潜能，聚焦“有机系统中的要素”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激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影响力等方面活力的释放，为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话语体系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同时要充分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社会危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团结奋斗践行人生抱负，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培养立场坚定、国际视野宽广、创新意识强烈、跨文化知识渊博、国际交往能力突出的生力军。再次，作为国际传播工作展开的特殊形式，民间外交凭借特有的柔性模式，在国际舆论交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间团体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和人文交流，以更接地气、更生活化的传播方式，在平等交流中让国外普通民众感受到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巨大魅力。特别是不同地区在往来中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具象化符号，以更直观、生动的逻辑，将深厚底蕴的中国特色话语演绎为人类“共通性”的文化交往，超越了中国与世界人民对话往来的时空界限。最后，普通个人要充分发挥新兴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日常化“小切口”的微观叙事，激发海外受众“我想听”的好奇心。在以点带面的传播中，用丰富翔实的生动事例、详略得当的话语表述对国外普通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予以解答，在拉近彼此间心灵距离中推动话语权构建大众化、时代化进程，最终为构建“你走近我，我拥抱你”的命运共同体话语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构建多渠道联合发力，讲深讲透讲活中国故事
世界关注中国，渴望听到中国声音，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世界舞台对中国共产党政策路线和中国革命进展的知之甚少，中国共产党突破重重阻碍，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等渠道综合传播的格局，与世界初步建构起“双向互动”的内在联系。新时代面对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带来的信息“逆差”,答好国际传播这份“沉甸甸”的考卷，就要在渠道深度和广度建设上久久为功，加快构建多渠道联合发力，多层次、多向度讲述好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第一，加快建设具有更大影响力和引领力的国际一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主流媒体加快媒体融合步伐，及时追踪关注新的传播形态带来的变化，借助沉浸化、移动化、可视化传播，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在国际新闻界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地方媒体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有效整合分散的传播资源要素，形成本土化驰名IP,打造上下协同、积极参与的国际传播媒体集群。“来自具有崇高威望的来源地信息，一般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国内媒体要巧妙借用X（原名为Twitter）、Meta（原名为Facebook）、YouTube等国际性权威社交平台，在报道线索、数据获取等方面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吸引更多的海外受众点赞、收藏、转发中国故事。第二，巩固微博、微信等国内社交网络空间的传播优势，在故事素材、语言风格、形式编排等方面持续发力，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超话等网民密集度较高的线上社区，以文字、语音、视频、图片等多元要素“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进一步提升讲好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内容生成能力、议程设置能力和传播延展能力。第三，创新影视资源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演绎，借其“内容立足中国，情感跨越国界”之风，讲深讲透讲活中国故事的特色语词及其蕴含的“道”,增强新时代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和中国人民故事的可读性。例如新时代创作的《最美中国：四季如歌》《中国这五年》《英国小哥看中国：解码新时代》《柴米油盐之上》等一批紧扣时代特色、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大作”一经上线，反响强烈，获得海内外受众广泛称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创新故事内容与艺术展现的“独家秘笈”,持续推出《觉醒年代》《山海情》等质量过硬、融通中外的精品力作，不断提升中国故事的传播力和感染力。第四，充分利用好短视频在中华文化“出圈”中，内容呈现更加生动直观、传播方式更加高效的独特优势，积极寻求中西方文明相通之处，让海内外受众在双向互动交流中读到悠久的中国，看到更大的世界；进一步挖掘短视频蕴含的巨大传播资源，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赋能，对海外网络主力军青年群体进行“道趣结合”式输出，使其在“身临其境”中切实感受到中国故事展现的新时代新变化，使国际传播在交互式体验中形成“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三）重视“受众本位”导向，塑造好中共国际形象
“受众本位”强调国际传播以受众为中心，活动展开要尽可能满足受众的全方位需求，是提高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创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变化，已经开始有选择地对不同受众群体进行宣传，为争取最后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赢得了国际支持。新时代解好国际传播这道“方程式”,就要借鉴已有步骤积累，做足“受众本位”导向功课，突出传播客体在跨文化、跨语言的信息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塑造好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一方面，通过深入了解目标受众的异质文化，积极去理解、包容对方的“生活空间”“经验天地”,进而对精神世界和文化需求有深层的把握，这是坚持“受众本位”导向下主客体之间进行平等沟通的基础。“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有针对性地选择对海内外受众具有普遍性的“小故事”反映大时代，用对方熟悉的语言、脍炙人口的语句结构，融入喜闻乐见的文化元素，将“讲述内容”与“想听内容”有机结合，最大程度实现共同利益基础上最优信息传递。国际信息传播的深层是价值观念的传播，要在深入把握议题共振、价值相通、心灵靠近的最佳平衡点之上，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借助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的意欲向外叙事，充分发挥其文化底蕴深厚、方法体系科学、价值情感共鸣的优势，在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中提升中国价值的国际认同，从而扭转受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偏差和塑造误差。坚持“受众本位”导向，充分关注不同受众差异，还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提升信息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场景，智能推荐已然成为媒体平台的装载标配，在算法技术的助力之下，更明晰的用户画像带来更精准的用户服务和更好的传播效果。”大数据算法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受众进行准确研判、精准定位，为其推送个性化偏好信息，实现从传统的“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转变，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面对新时代国际舆论舞台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战，我们在开展伟大斗争、抢占舆论制高点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受众本位”导向下国际信息传播双向互动更加频繁的特点，积极促进传播主客体间的转化，争取客体受众“为我所用”,以“他者”身份将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及时报道给本国民众，使其了解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话语逻辑，从而为携手构建好中国共产党真实、立体、全面的国际形象提供更多力量支撑！
结语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国际传播工作的历史探索，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加强党的国际传播建设，才能有效提升融通中外的话语理论说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感召力，中共国际形象的亲和力；反之，话语薄弱的短板将更加凸显，外宣工作将会遭遇挫折，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放眼未来，党领导的对外传播工作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作为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质量的重要课题，面临着“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严峻复杂的风险和挑战，“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要以对话交流替代说服，以传播互动升级宣传，以增进发展共识超越博弈，内外联动、齐心协力、多管齐下、深耕易耨、久久为功，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传播作出更大贡献。“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因而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何种阶段，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共产党声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都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作者简介：高晓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教授；梁永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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