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由来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了宪法总纲第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并且作为一种内在规范贯穿在宪法之中，修正案只不过是将内在规范作为具体条文明确地写进了宪法。
虽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进宪法对于宪法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则有着重大意义，宪法并非只是从一般意义上以明确的条款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宪法高度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此次宪法修正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诚然没有作为具体条文写进宪法总纲，但是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实际上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则是“社会主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更进一步讲，社会主义原则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从宪法总纲第一条推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实践社会主义原则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正是先锋队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先锋队性质作出了明确规定，总纲开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说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进宪法总纲之前，先锋队性质只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规定，那么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进宪法总纲之后，先锋队性质就同时成为国家根本法的规定。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的规定有着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则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时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
宪法对中国共产党先锋队性质的规定，既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根本规范，又从规范与事实之间差距的角度提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但是党已经是拥有九千八百多万名党员和近五百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截至2022年底），是“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的大党，并且，“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不言而喻，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超大规模的党，并且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环境中长期执政的党，“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因而党的先锋队性质经受着重大考验、遭到了不可忽视的侵蚀。
党的二十大就明确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来看，在拥有超大规模和进行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构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必须研究解决的几大难题。其实，这些难题都指向在党的超大规模可能对党的先锋队性质造成侵蚀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党的先锋队性质这一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内涵。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领导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就不能不适应中国规模巨大、发展任务重、内部多样性显著等基本国情，从而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党，而获得领导地位、长期执政的超大规模的党，又不能不面对先锋队性质可能遭到侵蚀的难题。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是要在先锋队性质可能遭到侵蚀的情况下努力保持先锋队性质，从而有效担负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使命。
大党独有难题始终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地应对大党独有难题，不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保持先锋队性质，而且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能否胜利完成各阶段的历史使命。本文以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为何中国共产党会面临大党独有难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作为问题意识，根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历史经验，在具体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起源、演变、应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方略。
二、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内涵
先锋队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根本规定，这种性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只能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领导革命，社会结构的落后性和革命任务的艰巨性，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很多并不完全符合先进标准的分子进入党内，加上先进分子的先进性既非与生俱来也非一劳永逸，因而对党的先锋队性质造成侵蚀。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的张力，构成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内涵。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是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了将广大民众凝聚起来推动革命和有效地领导国家治理，从而完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党不能不发展到超大规模，从而不能不对其先锋队性质造成影响。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为实现团结，一开始是向资产阶级学习组成政党，但是无产阶级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模本组成的政党，并不能实现自身的革命目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超越资产阶级政党，创建共产党。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更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就是指党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历史进程规律有着比较好的掌握，故而在革命和建设中能够和必须充当领导核心。
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党只能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其实，无论是对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认知，还是对历史进程规律性的理解，都不可能直接从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群众中产生，而是由现代社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先进分子完成的，然后由这些少数先进分子将他们发现的关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历史进程规律性的理论，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群众，从而进一步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培育和发展先进分子。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先进分子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而按照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先锋队是“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而且这种组织的成员数量要尽可能的小和精干，以适应严酷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成员必须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只有如此，党才能将先进分子整合成为高度集中的组织，进而使党能够发挥出远远超出其有限规模的强大力量。由此可见，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党，“可以使人数相对较少的积极分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迅速扩散”，党是“力量的加速器或倍增器”。
由于共产党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因而共产党就同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存在重要差别。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意味着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并且要领导工人阶级前进，但是工人阶级并不都能成为党的成员，“党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最先进、最积极、最觉悟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但是党不同于工人阶级，“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党与一般工人群众在政治觉悟上存在差距是客观现实，党的一项基本工作在于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以提高其政治觉悟。列宁指出：“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进而论之，党的先进性以及党和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区别，都决定党的规模是比较有限的，党只能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组织体系精干的、权力集中的政党。
当然，共产党必须由规模有限的先进分子组成，同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着密切关系。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动员、组织、教育工人群众的基础上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从而在整合工人阶级力量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其他阶级的力量，进而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统治秩序，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共产党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是一个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如果共产党不是先锋队，就没有先进性，没有先进性就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那么就更不可能凝聚推动社会革命的强大力量，也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要言之，党的先锋队性质，既决定党必须是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又决定党必须完成特定的历史使命，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契合的。只不过，当先锋队在中国得到创建并开始领导革命时，由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两个内容之间的契合关系变得复杂化了，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独有难题。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分化，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且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这一部分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共产党。尽管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作为模本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则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社会革命并且取得胜利，就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必须以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从农民群众中发展党员，而且要在辽阔的乡村建立广泛的组织。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势必不能局限于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而是必然发展成为超大规模的先锋队，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将几亿农民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也就不可能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功地进行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从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快速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时，一方面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并不完全符合先进分子标准的社会成员吸收为党员，另一方面，整体保持先进性的任务变得异常繁重，故而对党的先锋队性质造成侵蚀。与此同时，尽管党的先锋队性质遭到侵蚀，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因为没有超大规模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深入幅员辽阔的乡村社会将几亿农民整合进革命轨道，从而也就不可能获得强大革命力量的支持并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于是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完成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进而论之，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要求党必须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党，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却决定着党必须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但是超大规模又极易侵蚀党的先锋队性质，并且影响到党对历史使命的完成，如果党的规模没有发展到足够大，也会影响党对历史使命的完成。
党的规模对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可能影响以及对于党完成历史使命的制约实际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更进一步地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保持超大规模的同时抑制住超大规模对于先锋队性质的可能侵蚀，并且在实现党的先锋队性质与超大规模之间平衡的基础上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内涵。中国共产党从发展成超大规模先锋队时就面对着大党独有难题，同样也开始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实践，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内涵，则是对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实践的集中概括。
三、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起源
大党独有难题同党的先锋队性质密切相关，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与中国社会实际持续互动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并非从其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大党独有难题，在党由极少数先进分子组成时，并不存在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的紧张，只有当党具有超大规模并且影响到先锋队性质时，才会出现大党独有难题。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超大规模先锋队的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党一直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规模极其有限的先锋队，尽管因其先进性，党已经在中国社会中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党的力量仍然有限，不足以深入社会，从而凝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党的二大开始认识到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规模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党是“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因此党就必须“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五卅运动将劳动大众的革命力量展现出来，革命运动的快速发展也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扩大规模的要求，因为过小的规模难以满足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从年初不足1000人扩大到10000人左右，与此同时，党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程度也有所提高，“随着运动向全国推进，党组织派出了许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在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的安庆和芜湖、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至1927年党的五大召开前，党的规模获得进一步发展，党员人数发展到57967人。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党在一段时期内遭受严重的损失，不过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打开新局面，党积极在乡村社会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党的规模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是超大规模的先锋队，相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社会以及数以亿计的劳动大众来说，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规模有限的先锋队。因为规模有限，党不能充分深入群众、组织群众，从而有效地领导革命。党的六大指出，党在组织上的缺点是“党与群众的断绝”，在严酷的革命形势下，“会使一个反动来就会失去群众”。因此，党的六大指出，“中心工作，是争取群众”， “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在领导革命中必须“更进一步，要深入到群众之中去”。为了争取群众就必须深入群众，而要深入群众就必须发展党的组织，党的六大要求“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由此可见，领导革命的客观需要以及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已经对党发展成超大规模先锋队形成越来越迫切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规模有限的先锋队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完成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益紧迫，中国革命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其程度已经严重到对党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构成制约。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从而推动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必须实现大的发展，“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明确提出发展成超大规模的任务，而且强调“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随着全面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转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根据地的发展急需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规模。为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要在根据地建设上取得成功，无疑都构成推动党的规模快速扩大的强劲动力。
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与此同时，超大规模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自己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这一标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既要“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强调：“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智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党认为只要在发展党员时坚持标准，坚持吸收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先进分子，并且相信革命实践具有深刻的教育党员的作用，因此党能够在发展到超大规模的时候保持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巨大的发展和成功，在抗战结束时，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21万党员的超大规模的先锋队，经过广泛的整风运动和深刻的思想教育，党保持着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中国共产党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之后并没有局限于百万级的规模，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发展成为拥有四百余万党员的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则进一步发展成千万级党员规模的大党，至今日则已是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只是意识到超大规模将会损害先锋队性质，那么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党员数量从一百多万迅速增加到四百多万，中国共产党已经切实感受到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损害，这种损害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集中爆发出来。刘少奇指出：党内不纯“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带基本性质的原因。党内不纯在一年土地改革中更加证明、更加暴露了。可以这样说，党内不纯的情况不改变，即便政策彻底也不行，不只是不能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也不能进行战争，还会使党走向灭亡”。邓小平在回顾党的发展时指出：“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地区，在群众还没有发动的条件下，就忙于大量征收党员，建立支部，因而使党的组织一度产生了严重不纯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进行整党运动以解决党内不纯等问题，从而力图控制住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损害，进而在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实现平衡。整党是将党的建设和群众动员结合起来解决党内不纯问题的方法，其具体形式是党员和党外群众结合起来开会，“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理，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整党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必然选择，对于解决党内不纯、抑制党的超大规模对党的先锋队性质的侵蚀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党领导的事业在发展，社会各个阶层也在不断涌现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为不断推进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党必须持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补充新鲜血液，因此党的规模始终在发展壮大。整党运动解决了前一时期的党内不纯问题之后，党内不纯的问题在后续的党组织发展中又重新出现。可以说，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侵蚀以及在保持超大规模的同时保持先锋队性质这一难题，一经出现就持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面对和坚决应对的大党独有难题。
四、大国治理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强化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起源于革命时期并持续于和平建设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和执掌国家政权、推进国家治理的党，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更为艰巨，党的规模也更为庞大，因而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被大国治理强化。国家治理不同于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以其超大规模深入中国社会从而将广大群众凝聚起来，而且要以国家治理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获得广大群众的坚定支持，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长期执政。但是，领导大国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都对中国共产党实现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的平衡造成巨大压力，即大国治理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强化，使大党独有难题之“难”更加突出。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前，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革命、矢志推翻旧政权的党，因而不能相容于旧统治秩序，党在国家中是异质性的力量；但是，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成果，党变成国家的领导核心，并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基本构成部分，党已经同国家高度融合，并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在国家中地位的变化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不可避免地要将大量的党员干部输送到国家政权中出任公职，从而使党的骨干在不同的国家职位上行使国家权力。
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并长期执政，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不同社会阶层都涌现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这既是党的威信得到增长的结果，又是一部分人入党动机不纯的结果。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末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不言而喻，由于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千万级，同时由于党成为领导国家和长期执政的党，党在发展中将持续面临着党内不纯的问题。而且，在党将大量的党员干部输送到国家机关中担任公职人员、行使国家权力时，党内不纯的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强化。
由党员干部出任公职、行使国家权力，既是保障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需要，又是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聪明才智服务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但执政地位也在党内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甚至腐败，故而侵蚀党的先锋队性质。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严酷的斗争环境对党形成一种外在约束，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侵蚀，在程度上是有限的，并且容易被发现和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应对；但是，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后，斗争环境施加的外在约束不再如同往日一般有效，官僚主义等问题就比较集中地爆发出来，“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官僚主义对先锋队性质的损害有着清醒的认识：“由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致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官僚主义不仅损害党的先锋队性质，破坏党与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进一步影响到党所肩负的推动国家发展、维护人民利益的历史使命。
官僚主义问题既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领导大国治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历史使命密切相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担着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以工业化为核心实现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而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官僚制或者科层制的发展，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是依照科层制运转的，科层制以其理性主义、效率导向、专业知识成为一个国家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国家逐步实现现代化，不能不借助科层制的力量。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庞大人口规模、城乡和区域差异大的超大规模国家，要将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组织起来并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由于科层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扩散，党的超大规模带来的问题就和科层制形成交叉影响。如何抑制住这种交叉影响的负面效应，从而保障党的先锋队性质，就变得更为紧迫和更具有挑战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立在广大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党在政治上的基本使命就是以自身为核心将广大群众凝聚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性质的实体，这个整体就是人民，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执政、为人民执政，而中国共产党能够将人民凝聚起来并获得人民坚定支持的关键就在于党是先锋队性质的党。官僚主义以及腐败，不仅损害党的先锋队性质，而且破坏党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影响到党对人民的凝聚。中国共产党既要保持超大规模从而深入广大群众并将其组织起来，又要控制住超大规模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保持先锋队性质，最终在实现超大规模和先锋队性质之间平衡的基础上，将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形成人民。
人民不是一经形成就凝固不变的事物，而是根据条件变化动态发展的政治实体，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塑造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即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着塑造人民的政治任务。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党领导国家治理取得持续进步，中国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的构成变得更加复杂。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对中国社会更是造成深刻的影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广大群众以及人民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基础上塑造人民的难度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了。
中国共产党塑造人民的难度的增加，反过来会进一步强化党所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党保持超大规模的确是深入群众、组织群众，从而将群众塑造成人民的重要条件，但绝不等于说有了超大规模就能够完成塑造人民的任务，只有在党拥有超大规模并且同时保持先锋队性质的情况下，党才能将广大群众塑造成人民，进而为党长期执政创造坚定的政治基础。在党获得执政地位、领导国家治理的条件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将十几亿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整体，从根本上取决于党的先锋队性质。中国社会越是复杂、利益矛盾越是多样，将广大民众塑造成人民的难度越是大，就越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先进性，“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只有先锋队性质的党才能有效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先锋队性质的党才能将人民塑造出来并赢得人民的坚定支持，只有先锋队性质的党才能在人民的坚定支持下长期执政从而完成历史使命。
领导国家治理、推进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之后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决定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在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会被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实现超大规模和先锋队性质之间平衡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国家治理的水平、全面推进现代化，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进而才能长期执政。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即中国共产党因其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造成的损害，在党成为执政党从而领导国家治理和推进现代化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发展成对党与广大群众之间密切关系的损害。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锋队性质的根本途径，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平衡的根本途径。
五、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开始面对大党独有难题时起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探索应对之道。在一百多年的建党治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条件，围绕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中心工作，采取了思想建党、群众路线、人民监督等方法。这些方法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在保持超大规模的同时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目的，从而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上取得重大成效，也为新时代应对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治党的基本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面对大党独有难题之前，中国共产党就鉴于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党员阶级出身的多样化，创造性提出思想建党的基本方略。一个由极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规模有限的先锋队难以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为此党的四大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党不能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扩大，“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为实现在革命中扩大党组织的目的，“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智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经过努力，党的组织扩大了，但是党员质量参差不齐，思想建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酝酿出来的。
由于党组织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从农民阶级中吸收党员，因而乡村社会中各种与党的先锋队性质相冲突的落后因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党的肌体之中。“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中共组织的发展，受到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在党组织内部，各种社会关系交错混杂，亲戚、邻里、同学、故旧等瓜葛穿插其间。在一些地方，党员的发展明显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村入党（或多数入党）的‘共产村’。”在此情况下，尽管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但是党员质量确实堪忧，“大量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一大批底层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出于生存的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如果党组织的发展产生大量并不符合先进分子标准的党员，那么党的力量就不会和组织规模的扩展成比例增长，从而影响到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解决党组织发展中出现的党员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必须从教育引导入手，“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发展党的组织，需要和从政治上教育党员同时进行，毛泽东明确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在江西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党必须在乡村地区、也必须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求发展，“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然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势必对党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和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只有加强政治训练一法，“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通过提高政治觉悟来抵制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以正确的思想来引导党员干部的行动。
思想建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有效手段，它使中国共产党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找到将扩大党的规模和提高党员政治觉悟有效结合起来的关键方法，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着思想建党蕴藏的积极效能才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超大规模先锋队的时期，思想建党同样是党在维持超大规模的同时保持先锋队性质的重要方法。思想建设的根本在于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也就是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在和平建设年代，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以先进性建设突出思想建党对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特殊意义。
思想建党的目标是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而思想建党的成效则必须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群众路线则是将党员的政治觉悟转化为具体政治行动的重要途径。实践是群众路线的根本特征，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员将其政治觉悟作用于革命活动的根本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将其先进性转化为革命动能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群众路线，并将其作为同思想建党密切配合的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方法。在群众路线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应对，就从一种政治思想教育转变成一种政治实践，也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问题转变成在中国共产党与广大群众之间关系中存在的开放性问题。由此，思想建党对于大党独有难题的解决，就不再仅仅以政治觉悟高低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而是必须落实到党员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程度上、广大群众对党的支持和拥护上、党领导广大群众共同推动的中心工作的进展上。
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解释，很好地说明了群众路线对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作用。他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而群众路线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同群众路线是联系在一起的，群众路线是实现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强调：“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违背群众的自愿原则而采取行动的“命令主义”，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的“尾巴主义”，都是错误的。就其实质内容而言，群众路线就是为实现党的正确领导，进而通过党的正确领导，使“群众前进一步”。通过群众路线，党将其庞大的组织规模全面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在同广大群众结合的过程中，锻炼出良好的工作作风、形成正确的工作任务和政策，党员的先进性由此变成全党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既成为广大群众的坚强领导核心，又在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基础上塑造出人民这一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人民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超大规模和先锋队性质之间实现了平衡，而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则是实现超大规模和先锋队性质之间平衡的过程。
人民监督是从群众路线的成熟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方法，群众路线本来就包含着人民监督的内容，只不过群众路线更加强调的是党员主动接受、积极要求人民对自身行动的监督，而人民监督则突出人民在监督党员行动上的主动性。思想建党和群众路线的共同作用，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既保持超大规模又保持先锋队性质，超大规模的先锋队为中国革命提供坚强领导，但是人民是决定革命运动的最终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人民监督作为根源于人民主体地位的、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方法被发掘出来。
将人民监督作为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方法根源于党所具有的居安思危意识。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创造性地将群众路线的成熟经验提升为人民监督，从而将人民监督确立为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分别在乡村、城市、工矿企业探索实践基层群众自治，其用意就在于落实人民监督，发挥人民监督的日常性和广泛性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上的独特作用。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强调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劳动者必须有管理国家、军队、各种企业、文化教育的权利，“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就是要让人民监督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党的超大规模对人民监督有着迫切需要。在党发展到超大规模时，仅仅依靠党内监督是难以对超大规模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充分有效监督的，如果超大规模已经影响到先锋队性质从而使党面临着大党独有难题，那就说明党内监督已经达到其有效性的边界。只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才能更明确地发现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侵蚀，同时借助人民监督的作用强化党内监督，从而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在分析干部问题时指出：“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来充分揭露。揭露出来后，批一批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工作。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他去掉。”在依靠人民监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越发认识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习近平指出，要从全过程的新高度提升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人民监督是人民民主的基本环节，它不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方法。人民监督所具有的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作用，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治党实践中得到证明，在和平年代，人民监督为中国共产党在超大规模的基础上保持先锋队性质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为使人民监督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上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健全人民监督的制度和完善人民监督的运行机制，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政治主体地位。
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制度基础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制度基础，在超大规模已经对党的先锋队性质造成侵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保持先锋队性质，以先进性为主线，将党塑造成团结统一的整体，根本支撑就在于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作为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能够使全党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凝聚成为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作为根本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能够保障党中央的权威，进而使全党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具有为保持先锋队性质而采取行动的强大动力和坚强决心。
列宁在建设先锋队性质的党时逐渐探索出民主集中制，并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先锋队性质的党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进一步发展了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的发挥，是更加看重民主作为集中的基础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充分发挥民主从而使集中更有效、更正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的过程中积累了民主集中制实践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也发展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因而使民主集中制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过程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会根据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呈现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点。
根据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集中制的经验，可以发现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内涵就是民主基础上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首先，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而民主“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者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其次，集中是民主的目的和结果，集中就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集中是通过党委实现的，“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最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由党委执行的集中最终落脚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概而论之，民主基础上集中的根本是党中央的集中，民主集中制实践的结果则是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实质的中央集权。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一个党的规模越大，内部构成就越复杂，分散和离心的趋势也就越强，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发展成拥有数千万党员的超大规模时，全党能否克服内部的复杂性和分散趋势，最终凝聚成具有高度内聚性的整体，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挑战。民主集中制能够有效地解决将超大规模的党员凝聚成整体这一挑战，“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江泽民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也指出：“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靠什么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力量呢？很重要的是靠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使全党凝聚成高度内聚性的整体，并且中国共产党的规模越是庞大、凝聚全党的挑战越强，就越是需要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一方面依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构造集中统一的党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将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所有党员都必须编入一个支部中，使党员从个体变成组织的一部分，从而使所有党员通过支部组织起来，“这是我们党所特有的一个组织优势”。在党的四大确立扩大党组织“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时，就决定以支部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决定，“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并且党要求“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要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里实行分工，使每一个同志都有活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不仅满足中国共产党深入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具有发达的组织细胞和神经末梢，民主集中制以支部为基础发挥出组织规模庞大的党员、整合党内各种积极因素的强大政治效能。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使中国共产党具备严密坚固的组织体系，“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能够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中国共产党在用民主集中制凝聚全党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根本内容，即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使全党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凝聚成高度内聚性的整体，党中央在这个高度内聚性的整体中享有最高权威。邓小平认为：“中央要有权威”，在党领导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各种关系、矛盾、问题，“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他更进一步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对于凝聚和团结全体党员、保证全党的集中统一来说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由此一目了然。
民主集中制能够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四个服从是贯彻落实领导原则的根本纪律，“在这四条纪律中，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章规定‘四个服从’，最根本的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强调‘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实践的基本目的，在党中央享有最高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领导原则所具有的强大效能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实现平衡的根本力量。在超大规模已经侵蚀党的先锋队性质的情况下，普通党员和地方以及基层组织是不可能从全党的角度开展系统性行动的，能够从先锋队政党的整体角度、从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出发开展系统性行动的只有党中央，全党对于超大规模侵蚀先锋队性质的认识也将汇集到党中央，所以只要党中央享有最高权威、能够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就能以先锋队性质为根据，用先进性为标准，坚持不懈地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认为：“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 ……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既体现在广大党员和各级组织的行动上，又体现在具有高度内聚性的党的整体上，党中央作为全党的首脑和中枢代表着党的整体，对党的先锋队性质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对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有着最根本的责任。只有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锋队的强大动力，也只有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为保持先锋队性质确立坚定决心，“全党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造成侵蚀的程度越是严重，就越是需要依靠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来采取行动强化先锋队性质。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保持先锋队性质从而实现超大规模和先锋队性质之间平衡上的根本作用，体现出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制度基础的深刻之处。
七、新时代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之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大党独有难题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只有始终保持先锋队性质，抑制超大规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的平衡，党才能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从而完成历史使命。为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探索实践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等方法，体现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习近平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是要使全党对党的先锋队性质形成高度共识，从而将先锋队性质牢固地确立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内在根据和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行为的基本标准。同时，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是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拥有从先锋队性质出发，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强大动力和坚强决心。只有在党中央始终对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持坚定立场，并且具有高度权威和能够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坚定不移地解决其面对的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与坚持人民至上是紧密相连的。为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党的政治建设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人民身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意味着，党的先锋队性质，既是党对自身性质的自我规定，又是人民对党的性质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解决，既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又要接受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是要始终赢得民心、代表民心，使民心成为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基础和支持力量，以民心作为检验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具体成效的根本标准。
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通过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党必须始终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具备先进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续加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继续加强对党自身建设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探索科学规律并遵循科学规律的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拒绝任何既得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束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的先锋队性质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对党的超大规模侵蚀党的先锋队性质的严峻现状和巨大危险形成清醒的认识，从而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扫除思想障碍。勇于自我革命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必由之路。在党的超大规模已经严重侵蚀党的先锋队性质的情况下，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为了克服侵蚀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各种突出问题，必须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由此可见，非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实现自我革命，不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则不能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中之重和根本方法。
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成员来自中国社会，党立足在中国社会广大民众之中，“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和广大群众，中国社会和广大群众也深刻地影响党。党的先锋队性质遭到侵蚀和社会风气溃烂之间有着共振效应，社会风气溃烂制约着党自我革命的有效性，所以在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社会革命，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就是要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群众，以先进的理论教育广大群众，以健康的价值观影响广大群众，通过不断启发和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从整体上改善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从而进一步改进中国共产党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党的基层组织是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的关键，基层组织是党全面深入中国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组织细胞和神经末梢，只有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中国共产党才能将自我革命的效应渗透进中国社会和广大群众之中，从而带动社会革命。习近平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就是要在社会发展和党的先锋队性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积极向上的广大群众、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独有难题提供优越的时代环境，而且广大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提高能够为党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从而在党员的来源上为保持先锋队性质提供坚实基础。
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是由数千万党员和数百万各级组织构成的超大规模的先锋队，治理好这样的大党必须依靠健全的制度，充分利用党内法规的力量，通过依规治党强化对党员干部和各级组织的有效监督，从而筑牢党员干部行动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于大党而言，制度在治党中带有根本性意义，依规治党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依法治国方略在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上的应用。依规治党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相通的，在以依规治党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必须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党的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党必须始终具备先进性，而先进性则要求容纳人类社会文明的先进成果，法治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而且，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法治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一方面要求党“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另一方面则要求“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党不仅要以党纪党规严格要求党员干部，而且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突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全面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是高度统一的，“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更进一步地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在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能够对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性资源，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度来看，随着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在应对大党独有难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在实践上和制度上越来越完善，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作为中国式现代政治文明重要内容的地位和意义将越来越突出，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治文明上能够又一次创造出新的重要成果。
（作者简介：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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