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石，是无产阶级批驳宗教有神论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1899—1935),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较早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宗教神学、世俗迷信等有神论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学无神论思想，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深入探析瞿秋白科学无神论思想的形成逻辑、主要内涵及其历史贡献，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瞿秋白科学无神论思想的形成逻辑
瞿秋白科学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理论上看，瞿秋白的科学无神论思想源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继承；从现实上看，瞿秋白的科学无神论思想顺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
(一)理论之源：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选择
瞿秋白科学无神论思想经历了从受释道二教观念的影响到对托尔斯泰“爱”的宗教道德观的兴趣，再到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选择。直到1935年6月在福建汀州英勇就义,瞿秋白始终坚定阐释、维护和践行科学无神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瞿秋白自幼受父亲信奉道教的影响，对于“老”“庄”有特殊研究,思想观念上曾出现过“名士化”的倾向。后来，由于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艰难，瞿秋白产生了精神的苦闷，开始由道入佛，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佛教中上证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行精神曾一度成为其人生追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满怀爱国热忱，作为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代表，积极领导、组织和参与了这场伟大的爱国反帝斗争，促使其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时期，在积极参加斗争活动的同时，瞿秋白还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他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他先后将托尔斯泰、果戈里、都德等的作品进行了翻译并在国内期刊发表，其中托尔斯泰的思想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多余的话》中讲到“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托尔斯泰“爱”的宗教道德观让瞿秋白觉得“很有可以研究的价值”,一度被其认为是改造社会的“良方”。但是，这一影响的时间很短暂，因为瞿秋白在“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瞿秋白在读了倍倍尔的俄文《妇女与社会主义》后，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过程中“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逐渐开始倾向于“唯物主义”。为了进一步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时“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瞿秋白担任了《晨报》驻苏俄新闻记者，从1920年底到1922年底的两年时间里，他不仅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进行了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政治、经济、外交、民族等多方面状况的考察，还在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翻译和助教的过程中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现实的考察和理论的钻研中，瞿秋白“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认识到“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有现实的宇宙，无产阶级唯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此时的他已经“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已然成为他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1923年1月，瞿秋白返回国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并且将其应用于中国的革命斗争之中，他先后翻译了郭列夫、高尔基、摩陵等包含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作品，其中郭列夫的《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系统阐述了宗教起源、发展、性质以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宗教观等内容，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了解科学无神论思想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瞿秋白还撰写了一系列阐释其科学无神论思想的论著,如《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等，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人们“脱离种种宗教迷信和伪科学的束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认同，是瞿秋白在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中的正确选择，其科学无神论的形成与发展也使其真正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
(二)现实之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瞿秋白出生和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造成了鬼神学说的肆意横行，科学无神论成为批驳宗教有神论、扫清反帝反封建思想障碍的必然选择，瞿秋白的科学无神论思想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而产生的。
一方面，帝国主义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文化侵略，企图给中国人民戴上宗教神学的枷锁。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达到了新的高潮，它们除了采取一切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的手段进行侵略以外，还利用宗教进行思想和文化的侵略。在西方列强政府和教会的支持下，大量西方传教士打着“行善救人”的幌子涌入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大肆侵占土地，建立教堂，宣扬上帝，鼓吹死后可以进“天国”,藉以传教之名，实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遣队。正如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帝国主义在华传教目的的分析：“第一，跑入中国内地，调查中国的详细情形，准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计划；第二，用花言巧语欺瞒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迷信死后的幸福，叫他们不要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时期西方宗教的泛滥使瞿秋白认识到，只有深入开展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对宗教有神论的本质进行揭露和批判，才能使广大民众的思想得以解放，摆脱宗教神学的奴役和束缚，从而才能够积极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之中。
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利用神权思想和世俗迷信蛊惑人心，以削弱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在旧中国，封建统治者假借“君权神授”的说辞神化自己，从而达到维护、巩固和加强其统治的目的，这使得神权思想成为几千年来束缚中国人民的一条“极大的绳索”。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神权思想，但是，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提倡“祭天祀孔”,各种鼓吹神权思想的论调再次抬头，此时，同神权思想密不可分的跪拜天地、敬神祭鬼的世俗迷信活动及其思想也在蔓延，各种迷信组织及其刊物相继出现，社坛扶乩等迷信活动十分活跃，宣传神仙鬼妖的文章也敢于公诸报刊，兴风作浪。正如瞿秋白所言：“吃人的礼教仍旧是在张牙舞爪，阎王地狱的恐吓，青天大老爷的崇拜……仍旧是在笼罩着一切，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神权思想和世俗迷信在此时的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仅在民间，而且在知识界也有人为其所惑，甚至与其为伍。这使瞿秋白深切地感悟到，要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迫，必须要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神权思想和世俗迷信，以科学无神论来扫清宗法社会中存在的专制主义、封建迷信等阻碍革命进步的落后观念。
二、瞿秋白科学无神论思想的主要内涵
无神论的产生不仅是宗教有神论“催生”的结果，也是在同宗教有神论的对立和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无神论作为对宗教的单纯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瞿秋白的科学无神论思想突出表现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宗教的形成与发展、社会作用等基本问题，揭示了宗教有神论同唯心论的关系问题。同时，他还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对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宗教有神论的束缚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对宗教形成与发展的科学阐释
瞿秋白认为，“凡是研究一种现象，必须观察他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对于产生神灵观念的宗教，他在《社会科学概论》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武器，集中分析了其起源、变迁和消亡过程。
首先，对于宗教的起源，瞿秋白明确指出，“宗教是社会劳动的产物”。他认为，在人类早期协作劳动中，必然要面临着同自然的斗争，而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原始人类对于残酷的自然界和复杂的自然现象既不能认识也不能应对，只能依靠“宗教式的概念以自欺(信仰)”,认为这样才能“鼓起勇气，激励情绪，以从事生产”,同时还要以一定的行动仪式来展现对这种概念的尊崇和敬畏，这便是最早的宗教形式。瞿秋白的这一观点明确了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在知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状况下为更好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彼岸之神的幻影”,实际上否定了一切神在物质世界的存在。
其次，瞿秋白对于宗教的变迁历程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宗教的发展是“跟着总的社会发展而进”,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宗教的神灵信仰有着不同的内容，从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到渔猎社会图腾式的“拜物教”,从宗法社会中的“祖先教”到小农经济里简陋的“多神教”,从封建社会的“等级教”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神教”,神的形象也由“大抵是禽兽”发展到“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情状制造出神来”。在他看来，宗教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有科学或哲学”,从而使得“自然界的疑谜渐渐地不成重要问题”,但“社会的疑谜又起重重孽障”,因此，宗教的神渐渐隐去“人形”的面目，而以“仁”“慈”“爱”等抽象观念代替。瞿秋白通过对宗教变迁的论述和分析，使人们认识到所谓神圣的宗教只不过是人间关系在天上的投影，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为自己创造了神。
最后，瞿秋白认为宗教必然随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走向消亡。他认为，宗教既然根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力量的迷信，盛行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那么一旦打破这些疑谜、消灭剥削压迫，宗教也就因失去生存的条件而走向消亡，而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是无产阶级。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无产阶级生长于高等技术里，对于自然界的疑谜早已不成问题”;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渐渐了解社会现象的因果，“不用猜度，却要真正的解释现象”,此外，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他们“绝对无需乎剥削制度，不但不用自欺欺人，而且要力求免除别人的欺罔”,因此，这些都使得无产阶级“必然反对宗教，廓清一切对于自然及社会的迷信”,坚定地“从事于阶级斗争及改造世界社会的伟业”,而当无产阶级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改造之后，一切的剥削制度和阶级斗争都被消灭，那么“宗教更无存在的余地”。
(二)对宗教有神论社会作用的辩证分析
瞿秋白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里面。”因此，他虽然竭力反对宗教有神论，但是在看待宗教有神论社会作用的时候，他仍然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中进行辩证的分析。
一方面，瞿秋白肯定了宗教有神论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原始时代的宗教是“共同劳动之中所必须的”,因为它可以使当时的人们“鼓起勇气，激励情绪，以从事生产”,并且，这一时期的宗教“往往兼有现代是科学、艺术、风俗、道德、哲学的职任，混成一隐约的系统，以为社会适应自然的工具：传授经验，整齐情绪，练习共同劳动(仪式)”,所以，宗教在原始时代起到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有神论逐渐演变成为统治阶级恐吓、驯服和震慑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当然，这一时期的宗教有神论“有时亦为受统治阶级所利用以为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之工具”,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就曾讲道：“从《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起，白莲教的纸人纸马，义和团的符咒，一直到现今红枪会、硬肚会的种种‘法术’,都是农民于无可如何之中寻出来的暴动战术。”他认为，这些道教式的迷信，虽然愚妄可笑，但是“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当然，瞿秋白始终认为，宗教有神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短暂的、次要的，其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消极作用才是主要的。
另一方面，瞿秋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揭露了宗教有神论的反动阶级本质和消极社会作用。首先，瞿秋白认为宗教有神论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他指出，宗教信仰同人生的义务观念合流并进，使得天神的戒律、“皇天后土实鉴临之”等等成为义务的主要内容，并且“渐渐的固定而成宗教的仪式”,而这些都“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其次，瞿秋白认为宗教有神论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指出，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宗教所具有的“传授经验”“练习共同劳动”的作用逐渐消失，只保留了“整齐情绪”的作用，并且随着阶级统治而增大，统治阶级利用这一作用“以恐吓受治阶级，使之驯服，镇慑他们的情意，以供驱使”。他在《苏维埃政权万岁》中也讲道，“资产阶级还利用各种宗教或道德麻醉被压迫的阶级”,使得广大被压迫阶级既“没有机会参加资产阶级的政权”,也“不能享用德谟克拉西的权利和自由”。最后，瞿秋白认为宗教有神论阻碍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他指出，在封建时代，技术发明者对其技术“可以垄断‘世授’甚至于托之神话”,而产生“酋长、巫祝、儒牧等人”,使得“那技术文明原本是发展社会进化的，到此反成阻滞社会进化的赘疣”;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学者因为惧怕“纯正严格的科学因果律”应用于社会现象而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宁愿用宗教制造对社会现象的信念，也“不敢用亦不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这些都表明宗教神学已然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桎梏。
(三)揭示了宗教有神论同唯心论的关系问题
列宁曾指出，“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表明了唯心论同宗教有神论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在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中，必然还包含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瞿秋白不仅深入阐明了宗教有神论同唯心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将批判唯心论同批判宗教有神论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对宗教神学的彻底批判，这也成为其科学无神论思想的显著特征。
第一，瞿秋白阐明了宗教有神论同唯心论的“亲缘”关系。他明确指出：“唯心论的学说其实近于宗教的观念，——不过形式上说得和缓些罢了”。首先，他认为，无论是宗教有神论还是唯心论都将精神视可以脱离物质的存在，宗教有神论“大致都以为自然界之上另有一神秘的力量，人的意识是这神秘力量的表现”;唯心论则认定“精神”是万物之源，以“‘精神’的某种性质为原因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和一切物质的性质。其次，他认为宗教有神论和唯心论都肯定创世说，宗教有神论宣扬神和上帝等的存在，认为是神或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他列举了“孟菲斯迷信符塔神造世界和石匠造房屋一样的”“有的地方又以为宇宙是一个女神织出来的”等传说;而唯心论认为“开天辟地以前便先有一非人的神的‘精神’存在”,是它创造了世界和人类。最后，他认为，宗教有神论和唯心论都将世界本原引向了神秘化，宗教有神论以超自然的神力来解释人们未知的现象，认为“物质之外有此等抽象玄虚的‘道’支配社会及历史”;而唯心论的“‘思想’是独立存在的，无所依据的，所以他们要造出许多‘神秘’来”,如上帝、“最高理性”“宇宙意志”等等。总之，在瞿秋白看来，宗教有神论和唯心论只有形式上的差别，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它们相互支持和依赖，共同反对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第二，瞿秋白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批判唯心论的过程中揭露了宗教有神论的荒谬。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观点，认为“没有离物质而独立的精神；物质的状态能决定精神的状态”,并且明确指出在物质世界之外并无任何别种世界，如天堂、地狱、三界、唯心等等。根据这一科学的认识，他指出，唯心论的错误根源在于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根据主观的、理想上心理上的解释，去说明宇宙或社会现象”,这使得唯心论“便不得不遁入宗教”。瞿秋白进一步指出，灵性论以及一切唯心论“都是由初民的万物有灵论里出来的”,当以科学的观点考察自然的时候，“那万物有灵论的观点便不能再存在了”,他列举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印证了开天辟地的宇宙源起说以及基督教七日创世纪与事实相违异,他还列举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细胞学说来表明人类的起源绝不是源自于神的创造，这些不仅以唯物论驳斥了唯心论“精神先于物质”的观点，而且也揭露了宗教有神论虚假学说的欺骗性，彻底动摇了宗教有神论赖以存在的理论根基。
(四)引导人们摆脱宗教有神论的束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科学、教育和文化革命是反对宗教有神论的有力武器，也是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摆脱神学观念和迷信思想束缚、提高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意识的重要工具。
第一，推崇科学真理。瞿秋白认为“科学的威权至高无上”,尤其是在同宗教有神论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他指出，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对于自然增进自己的权利”,从而能够探析自然现象的规律以破解种种自然界的疑谜，减少对神和上帝的依赖；另一方面，他指出，社会科学的进步使人们逐渐形成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从而能够“以科学的宇宙观去观察一切现象，纯粹客观的考察外界事物”,获得真理的认识，揭露宗教有神论的谬误。他还曾在《关于左拉》一文中指出，“天主教和科学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调和，科学是天主教的末日”,明确了科学才是破除宗教有神论的利器。总之，瞿秋白认为，科学是“征服天行的方法”,要“研究科学，传播科学”,要在大众之中“进行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以此来打破一切宗教迷信的束缚。
第二，发展平民教育。瞿秋白认为，统治阶级对知识教育的垄断造成了广大民众的守旧和愚昧，从而使得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得以广泛传播。他指出，在神学时代“知识的私有制”已经“发达到极完备的了”,教主和学者将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据为己有”,并将其变为“信条、学派、家法、秘传”来进行垄断传授，导致“知识少的人就因此更少，知识多的人就因此更多”,最终使得知识少的人“抛弃他的精神生活，以至失去他求知识的能力”,从而蒙受宗教有神论的欺骗。瞿秋白认为，只有“实施平民教育”,“使大家都识得字，都懂得政治，使工人、农民都能够进大学，研究高深的学问”,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提高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摆脱宗教有神论的束缚。此外，1923年6月，瞿秋白还在其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将“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小限度党纲之一，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教育与宗教问题较早可见的政策性规定。
第三，开展文化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瞿秋白在文化研究和创作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戏剧……到处都是中国的绅士资产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于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教育”,这些反动的大众文艺都“表现着封建意识的统治”,在无形之中成为革命的阶级意识生长的阻力。因此，他认为，必须要开展“真正群众的文化运动——打倒孔教、佛教、道教等等的迷信和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上的束缚，反对着资产阶级和富农等等的思想上的影响”,并且，他进一步指出，开展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一方面必须要有“坚决的无产阶级立场”,努力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以取代反动的大众文艺，另一方面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到广大的群众之怀”,此外，他指出，在“新的文化革命之中”还要有一只“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队伍”以“反对一切封建残余的文化上的束缚，肃清封建残余对于群众的意识上的影响，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奴才思想”。
三、瞿秋白科学无神论思想的历史贡献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将其运用于同中国现实社会中宗教神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之中，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他始终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研究宗教有神论，深刻揭露了其虚伪的面纱，深化了人们对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本质认识，对于教育和引导人们摆脱宗教有神论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
第一，瞿秋白通过对宗教有神论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为人们认识和反对宗教有神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这也使得在鬼神思想上逐渐呈现出古今中外交汇的特点：一方面，天命论、君权神授说、世俗迷信等中国封建有神论思想继续存在，传统的佛教、道教等神学思想依然盛行；另一方面，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西方宗教神学涌入中国，并且肆意传播。这些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思想汇聚成一股逆流，阻碍了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随着尊孔复古思潮的兴起，灵学、鬼神思想也在中国社会盛行一时”,这使瞿秋白认识到，不揭露有神论的神秘面纱，不猛烈批判各种有神论思想，就无法达成民众思想解放的目标。为此，瞿秋白不仅对宗教有神论的起源、变迁和消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而且还对宗教有神论的本质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彻底揭露了宗教有神论的荒谬和危害，不仅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说什么天皇菩萨，说什么祖宗，说什么耶稣，会保佑我们”只是哄骗民众的伎俩,神仙、上帝、魔鬼等等“这些东西在物质世界里老实没有他们的位置”,而且也不断激发了人们对于神权思想的反抗意识，这对于遏制当时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在民间的泛滥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推动了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为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将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一方面，瞿秋白利用精通俄文的有利条件，将翻译包含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武器，先后翻译并发表了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郭范仑夸的《俄国无产阶级之社会观》、郭列夫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摩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等作品以及《共产国际党纲》等纲领性文件，其中不仅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立场和观点的全面阐释，还有对宗教有神论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深入分析以及破除宗教有神论的方式和方法，在国内较早地全面系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对于当时提高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些译著也得到了高度认可，1943年12月24日，毛泽东就曾写信向刘少奇推荐瞿秋白所译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他说：“郭列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另一方面，瞿秋白还积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一系列包含其科学无神论思想的著作，重点对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其社会作用进行了辩证分析，对宗教神学同唯心论的紧密联系进行了研究，此外还就在当时社会状况下对如何引导广大民众摆脱神权迷信的束缚进行了探讨，这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思想内容，还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发展。
第三，瞿秋白通过对如何破除宗教有神论的思考，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和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为了广泛团结和动员一切革命力量，他尤为重视教育和引导广大民众摆脱神权思想和世俗迷信的束缚，并且认为“这是大众的事业，这是先进分子领导大众的责任”。因此，瞿秋白以身作则，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对当时宗教有神论的社会作用、表现、影响及危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推崇科学真理、发展平民教育、开展文化革命等才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实现思想的解放，“得到最广泛最自由的发展”,从而以强烈的革命斗争意识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同时，瞿秋白在认真研究、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具体的实践认识，他不仅极为认同1927年湖南农民在运动中通过“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隍、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来破除神权束缚的做法，而且还明确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力”扫除当时的哥老会、三点会等“迷信的旧式组织”并“驾驭他们的群众”,以增强革命斗争的力量，而且，在担任苏区教育人民委员期间，瞿秋白还鼓励和要求列宁小学、职业中学、短期师范等“必须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组织学生的宣传队“在广大群众之中，经常实行反对封建迷信及反动意识的斗争”。这些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有益思考，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展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此外，瞿秋白通过对宗教消亡条件的分析，认识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还会长期存在，因此，在担任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过程中，他曾提出一些关于处理宗教问题的想法，如“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宗教与外国办的教会学校分离，所有这些学校均应在当地政府登记”、苏维埃政权之下“对于劳动阶级的公民，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不分国籍，不分智识程度，而实现真正的平等”等，这些都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小结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是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先驱。他立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宗教有神论进行批驳，不仅在对宗教有神论形成与发展的科学阐释中深刻揭露了其反动阶级本质和消极社会作用，还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摆脱神学束缚、破除世俗迷信指明了实践方向，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且内容丰富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思想内容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的今天，种种有神论思潮正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深入探究瞿秋白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对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遏制有神论思想和世俗迷信的泛滥，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肖凯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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