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调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揭示党的伟大事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关联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领导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放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强调党领导人民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实现的，这就深刻揭示了党的伟大事业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必然联系。
1.阐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质
在人类历史上，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不仅文字语言从未中断，中华文脉也传承不绝。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这种突出的连续性特质既得益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更得益于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提供的强大精神支撑。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当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是循环，更不意味着停滞，而是一个不断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发展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这是对过去那种认为中国历史只是“破坏—重建”的一再重复，不可能从中产生任何进步的偏见和误解的有力驳斥。今天，在中国以创新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将其置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之首，并不是就文明谈文明，而是要明确党和人民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文化根基。2018年，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过去，党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时，一般强调它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创和发展的，也会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探索，再往前还会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历史对照将其历史渊源上溯到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但很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跟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在中华文明连续性特质的基础上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这就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未来中国贯通起来，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纵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沉淀的精神追求为中国道路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
3.指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兴盛，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首先必须在文化强国建设上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化建设提出了三个使命任务，即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三个使命任务是层层递进的，只有推动文化繁荣才能建成文化强国，而推动文化繁荣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最终目标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重要、最根本的文化使命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领域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标识性概念，它将历史和现实、中国与世界、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照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理论系统和观念体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现代”的文明，具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它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又是贯通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博物馆时提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党的理论创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并将其作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进一步对“两个结合”作出阐发，并特别强调“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角度阐述“第二个结合”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集中论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与此前的讲话相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将“两个结合”作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不仅仅是作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方法论，论述的视野格局更为宏大。
1.提出守好魂脉和根脉的新要求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守好魂脉和根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前，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根脉的高度，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此之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上升到自觉的层面。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向的还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当然，在中国的具体实际中也包含历史文化的因素。194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里将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并列，意味着在过去“一个结合”的理论架构中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历史文化的因素，“一个结合”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并不是对此前“一个结合”的否定。但是，也要看到，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对“第二个结合”作出集中阐述，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创新，很大程度上将改变党看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式。
在“一个结合”的框架中，“中国具体实际”更加强调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当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被放在“一个结合”之中时，它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观念事实”被把握的，这里所彰显的主要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而在“两个结合”的框架中，“第二个结合”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的是理论与观念的结合，当二者并列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将在内容层面同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从外部转向内部，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也进入到更具实质性的内容层面。守好“魂脉”与“根脉”，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新认识。在党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中，既不能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本，也不能丢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灵魂。但是，魂脉与根脉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在魂脉与根脉的对立统一中，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通过与根脉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为丰富的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才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第二个结合”时，并没有简单地使用“中华文化”等表述，因此，强调魂脉和根脉的统一，并不是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去结合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文明、全球视野和中国历史审视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体现的是对文化起源、发展和精髓的理解，反映的是对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文化自信的概念，而且将其提升到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的高度，还进一步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战略地位的新认识。对于传统文化，过去党的领导人虽然经常正面论及但往往比较宽泛，而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不仅高度评价，而且是对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作了深入的实质性评价。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蕴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值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自肺腑地自信和自豪。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其对象并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它还包括红色文化中蕴涵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及把国家、社会和个人提升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中国共产党论及文化自信时，真正信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也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建者，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信首先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其文化自信的主体地位又是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作为文化自信的主体地位贯通的。文化自信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信。
3.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新论断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并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对文化主体性的重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主体性的阐发看，文化主体性内含一个递进的层次结构：首先，文化主体性意味着在文化生命体的基础上成就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贯通、水乳交融，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个文化生命体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和政策，都可以看作文化生命体自身的更新代谢，这就从根本上理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使二者可以在彼此契合的基础上相互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由此生成。其次，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并由此构成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基础。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党领导人民”这一独特的复合主体结构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构成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再次，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主体性，奠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共同体意识形成，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主体性。最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表现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主要就体现为对走出自己的道路进而确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追求，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三、化用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的优秀文化传统，实现党的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而且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涵作了高度凝练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立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要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要区分精华和糟粕，二是要通过与时代结合对传统文化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诠释，三是要接续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提出新的概念、新的观念。这就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阐发，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1.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
2015年，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将中国传统的心学转用到党的建设领域，明确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高度重视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这种“心学”源自注重修德的传统心学。明代王阳明认为，心学的核心是修德，宗旨是致良知。在中华文化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心学对良知、内省、德性等的追求，对知行合一的强调，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正是对这样一种中华文脉的传承。他高度重视传统心学对各级领导干部修身立德的滋养。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王阳明《传习录》中的话说道：“身之主宰便是心”，强调心的主宰地位，心正则身修，以此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要引导人向上向善，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虽然共产党人的“心学”和中国传统心学具有文化上的继承关系，但共产党人的“心学”并不是对中国传统心学的简单延续和套用，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对其作了深刻的改造和转化，其实质内涵是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追求的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共产党人的“心学”不仅有传统心学注重个人修身养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追求“大德”，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德”。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人的“心学”只是对传统心学的化用，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主观世界改造和客观世界改造的有机统一，从而区别于中国传统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心学”对传统心学的唯物主义改造，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同时也特别强调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他对革命精神尤其重视，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100多年的非凡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从而赋予“心学”以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传统心学的基础上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进一步夯实了党的建设的文化根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不仅有对传统心学的改造和转化，更有对传统心学的创新和发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扬弃传统心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这一概念。“初心”是凸显共产党人“心学”深刻内涵的总括性概念，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理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9年，习近平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指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初心既是共产党人“心学”的起点，也是其归宿，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至高境界就是不忘初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共产党人的初心这一概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将中国传统心学中唯心主义的“道心”创造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不仅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2.强调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中国传统的心学虽然有其积极乐观、主动担当的精神，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在修养上倚赖内省、慎独等方式，缺乏组织化、制度化的保障。而在共产党人的“心学”中，不管是理论学习还是思想整风，都是在一个组织化、制度化的场景中进行的，以保障党性修养和党性教育的常态化开展。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要求：“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2015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改稿时，他又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思想建党、以德治党和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思想建党、以德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党内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的专门规章制度，需要共产党人的“心学”来涵养和支撑，才能产生真正的感召力，在管党治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仅仅依靠思想建党、以德治党也是不够的，共产党人的“心学”还需要进一步转化为党内法规制度，得到党内法规制度的支持和维护，才能更加有效地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产生应有的作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稿时指出：“从严治党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靠制度保障，靠制度是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在党的建设的布局中，一段时间内曾将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并列，而在中共十九大提出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标志着党对制度建设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方面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始终贯穿党的其他方面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党的其他方面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度制定明确其他方面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职责义务，通过制度实施保证其他方面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目标得到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谋划和部署制度建设时同样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2013年，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有不少在历代反腐倡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而且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使之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资源。
四、结语
从主流和本质层面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奋斗，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勾勒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体脉络。其中，不懈奋斗书写的是党领导人民推进的伟大事业，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自身建设书写的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是党推进的伟大自我革命，而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都是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引下推进的，三者结合共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兴国的内在结构，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流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在阐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连续性特质的基础上强调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指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揭示了党的伟大事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提出守好魂脉和根脉的新要求、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新论断，明确了党的理论创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党的建设领域化用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的优秀文化传统，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实现了党的建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体上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
（作者简介：张洪松，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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