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不可无信教的热情，而革命的思想却不可有宗教的内容。”革命需要智识（本文使用“智识”这一概念，一是因为“智识”是在本文所研究历史时段中运用较多的概念，当时史料中多用“智识”，较少用“知识”。二是因为“智识”的意涵远较“知识”丰富，“知识”更多偏于静态的、非结构性的、非系统性的认知点；而“智识”则更多代表在结构性的系统认知基础上人的准确辨别、深刻见解，直至高明的智慧。），因为革命为翻天覆地之事业，必有革命者设计的宏大蓝图。蓝图愈宏大，其实现愈需要真正的智识来支撑。革命更充溢着情感，因为既为翻天覆地之事业，历史进程就不会按照智识设计的蓝图亦步亦趋。1920年恽代英即说，“革命的发生，很少可以说是受了理性的支配，亦很不容易求他完全遵守着一个计划的发展……每每他的发展，无论好或坏，总出于他原动的人的意计之外”。因此，革命过程中必常有“紧张气氛”，亦不乏“醉酒般的欢欣”，更有“对人类状况改善之无限可能性的信念”。革命的情感与革命的智识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亦有你，持续推进，成为中共早期思想研究的一个持续性脉络。而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如何在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中，定位、讨论中共早期思想研究说起。一
1895年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大致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相较既有社会基础的超前性。清末十余年间，随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物理学、动植物学等西方思想的纷纷传入，中国社会思想资源已基本与欧美最先进、最流行的政治思想与科学思想同步。这显然超越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基础。二是思想本身的杂糅性。多种“极其先进”和“非常落后”的思想同存，各种“极其先进”的思想之间一面水火不容，一面实际互通，“非常落后”的思想由于一些因缘又时常能对接上“极其先进”的思想。而种种的同存、不容、互通与对接，都与读书人密切相关。由此凸显了中共早期思想研究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的第一个层面——中共早期思想变迁与近代以来的中国读书人在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即所谓“士变”密切关联。
中共革命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革命，实践主体基本为读书人，按阶级分析一般是中下层读书人即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处于中国近代以来“士变”的历史过程中。而所谓“士变”，其中最富有特征性和典型性的一种变化是思想变迁，具体表现在这一时期“由于长期延续的既存意识形态已失范，又面临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新思潮，中国读书人思考的根本性、开放性与颠覆性都前后少有”。这种“思考的根本性、开放性与颠覆性”，一方面表现在毛泽东所言“吾国思想与道德”“种根甚深、结蒂甚固”，要用大力才能将其“摧陷廓清”；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毛泽东特别补充的话——“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因此，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诸多思考，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经常不囿于“中西”，而具有令人瞩目的创造性；同时又能超越“中西”，而具有不拘于一时的宏远性。1917年，毛泽东就已表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1948年，张东荪更是强调：“革命就是要使中国走上一条崭新的路，决不是历史上任何的旧路。”此话意味着革命的道路自然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因此如何“走”即革命行动的历史非常重要。要“崭新”的革命道路，而非“历史上任何的旧路”，则革命者尤其是讲革命和干革命的读书人对她的憧憬和向往（此中大部分即为思想）同样重要。
中共早期思想变迁以近代以来的“士变”为大背景，但又不局限于“士变”。由此引出中共早期思想研究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的第二个层面——其呼应或回应着中国革命从“士变”到“平民之变”的历史过程。
中共成立前后，中华民族的危急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了1900年前后，中国进入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不再用枪炮来打，而纷纷改用“软刀子割头”，使得中国人将死又“不觉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表面上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有所减缓，但文化竞争即思想层面的斗争日趋激烈。这种斗争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共思想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列强带来的文化、思想“软刀子”，二是中共思想如何应对既存“士君子”和欲成为“士君子”之人的“软刀子”。
从第一个方面说，1923年毛泽东形容湖南的状态是：“耶苏教天主教教堂布满全省，僻地小镇无不侵入。美国传教事业尤为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空气。”此处毛泽东提到的列强在湖南的势力，尤其是美国的天主教、新教教会、青年会、学校、医院等，其行动特点即是在所谓文明传播的外衣之下做思想展拓，进而形成文化霸权。从“布满”“无不侵入”“猛进”等词看，这些势力有列强作政治和经济后盾，组织程度高、宣传力度强、传播范围广。由“从而和之”“浓厚的亲美空气”等描述看，其宣传和行动的迷惑性亦甚大，是中共等新兴进步势力的强大竞争对手。而双方竞争的主要方式就落在“思想战”上。
这种“思想战”起源于清末中国“士君子”与“传教士”“洋商”“西医”之较量，但到此时已开始与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平民有关。因为列强所谓的文明传播并不仅在中国“士君子”的范围内，同时中共等新兴进步势力亦决不仅着眼于中国“士君子”。这就需要讨论第二个方面，中共思想如何应对“士君子”和欲成为“士君子”之人的“软刀子”。
“士君子”的基本思想理路是“定名分而立教化”，即以“名分”（实质为等级）的层层确立来维持旧的社会秩序；中共的基本思想理路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等级的新社会。二者的冲突凸显了中共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张力。
这种张力在于小资产阶级如何与自身的阶级身份脱钩，进而与平民（群众）在一起？同时平民的落后尤其是在思想文化上的落后应该怎么办？
对于前者，早期中共的一般答案是义无反顾地拒绝小资产阶级的“固有文化”，带着“野兽性”去“自我革命”。瞿秋白评价鲁迅说：“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地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但斩断和肃清过去并不容易，或也不完全可取。瞿秋白坦承，“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他的话提示小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仅强行转变为经济意义的平民无助于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要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上“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更需要自己“站得住”，以其率先之自为带动平民的自为，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此种“先锋队”意识固然要抛弃旧时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但“亦时时不忘其有特殊之义务”。这种“时时不忘”的责任感在中共这里是中外化合的，它既来自于列宁的理论，又是中国化的。“先锋”即为豪杰、大人和君子，要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陶铸于“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
对于后者，从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关于剧本《弗朗茨·封·西金根》的讨论中已可看出，革命之无限狂热与现实主义理性间的“悲剧冲突”成了讨论话题，并更深一步地推进到革命领袖究竟如何理解与结合群众的重大问题。而在中国的语境下，1921年茅盾已有相关的困惑。他说，“《（小说）月报》虽然不能说高深，然已不是对于西洋文学一无研究者所能看懂”。不过，茅盾此时对平民思想程度低的看法是不能因为“民众的赏鉴力太低弱”，而把“艺术降低一些”。大约过了10年，中共已不再这样想问题。瞿秋白就追问，且不说高深的作品，即使要读懂一张《申报》，一个人起码要读5年书。如何在平民中传播思想？究竟在平民中传播什么样的思想？在此张力中，中共开始了持续的努力。
关于如何在平民中传播思想，中共认为思想、理论不应该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瞿秋白部分赞同鲁迅所言，认为应将思想、理论视作“自觉的声音”，并能做到“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关于究竟在平民中传播什么样的思想，中共的答案是“在大众之中创造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出来，同着大众去提高文艺的程度，一直到消灭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之间的区别”。这显然是亘古未有的大思考，但同时也一定是艰难的、长期的斗争，因此成为中共早期思想变迁中的一段华彩乐章，值得再三关注。二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灵台无计逃神矢”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读书人必然智识饥渴，他们在急切寻找救国、救民乃至救世界的方案和道路。由此对智识的探求就成为理解中共早期思想的一条轨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这一大论域中，已有无数在此轨道上的精彩研究。但中共早期思想并不只有探求智识一条轨道，情感的注入、形成与散播是另一条需要关注的轨道。在两条轨道的并行与互渗里，中共早期思想才能呈现相对完整的样貌。
就两条轨道的并行而言，有学者指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过去。但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作为所有历史领域中重要因素的“非理性”，很大一部分就是情感。具体到中共早期思想，1920年毛泽东针对章太炎劝人读历史、以避袁世凯和段祺瑞之失的说法提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以智慧来指导冲动，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一旦跃出范围，冲动便会压倒智慧，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而推翻资本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小教育”之力。
这段话对理解中共早期思想的情感轨道极有帮助。毛泽东所言“小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指纯智识的教育，而“大教育”在智识的基础上一定关联于澎湃的情感。因为马克思主义要创造的不仅是新的智识，更要创造“新的感觉方法”。新的智识包含唯物论哲学、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关键内容。这些内容拆解并揭示着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其必走向消亡的科学原理，但其运用不能停留在概念的顾影自怜和理论的空中悬想。革命者若只是机械地照搬这些智识，不要说推翻全球资本主义，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在本国的势力亦是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些历史任务需要新智识作为基础，叠加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持续的兴趣与渴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民族实际相适应、相结合的实践，最终推进直至完成历史任务，创造出新天地、新世界。
这样的历史过程在中国革命中表现得尤为典型。郑振铎强调：“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为要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励，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因为痛恨人间的传袭的束缚，所以起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因为看了被压迫的展转哀鸣，所以动了人道的感情。大部分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感情极强盛的人，都是看不惯旧的龌龊，所以希冀新的光明的。”毛泽东则在读书批注中谈及“无尚之正鹄”其实与知识无关，而关系于感情与意志，因此“不能以科学之法论证至善理想”。从郑振铎、毛泽东的话出发或可说，构筑中共早期思想的钢筋是新的智识，而水泥则是富含澎湃情感的对人类世界的新感觉和新认知。
就两条轨道的互渗而言，中共成立的大背景是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当然是关于智识的探求，但也是一场释放情感的运动。因为无论是智识的探求还是情感的释放，都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为了与“恶社会宣战”，要自己“先行创造一个生活根据”。由此梁实秋描述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地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这不羁的情感在人人的心里燃烧着”。
燃烧在人人心里的不羁情感是什么？虽然在梁实秋笔下理性和情感似乎对立，但若把智识看作理性的载体，则双方的互渗亦不少。首先，智识本身就有情感性。杜威曾引詹姆士的话说：“知识里面还有愿望、意志，影响于他的‘信仰的意志’。”此言或许对五四时期向往革命的青年有较大影响。康白情说：“一种杂志，他的著者只是以知识为单位结合拢来的，而其中没有盛情和意志的作用，无论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半身不遂的。”宗白华则强调：“鼓吹青年的文字，要具有极明了的学理眼光，同热烈真诚的高尚感情。”
其次，情感亦可在智识探求中得到满足。田汉在和黄日葵等的通信中表示，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都带给青年“无穷的烦闷”，但对于理想生活，青年总得去征服它，而要征服它，就得真正从科学规律去理解它，即依靠智识懂得现实的法则，进而克服实际的和心灵的种种冲突，通往理想生活，然后才会有“灵肉调和物心一如之妙”。
最后，情感或会妨碍智识的发展，但更能促进智识的发展。从妨碍的一面说，情感或会使人“因人废言”，继而对智识发展有所阻挡。毛泽东承认以感情来论事一项，他也颇不能免，具体表现在因人废言上——“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现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情感更可能使革命者失却以智识作支撑的理性，徒然牺牲。瞿秋白批评一种“群众运动的牺牲者”是抱着极端的感情，随意轻信而竟去牺牲！于是不能改革旧的制度、习惯，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
从促进的一面说，智识需要情感的灌注才能真正向平民普及。中共革命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其付诸实践。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夜学的教学中强调，常识教授是“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其后他在教学中不断改变方法、调整方式，着力点即在增加教学的情感力度，调整教学的智识难度，“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到1919年1月，恽代英直白地表示：“感情易动人。故劝人与言理宁鼓动其感情。”6月，他就借五四运动大潮把此前的想法落实到办报中，提出：欲求国民有真感情与持久的有力活动，必须灌输以正确的时事知识，使人具有世界眼光。此种灌输若能真诚浅近，有条理而能动人，自然可以激发一般人爱国家、爱正义之热情。若希望引导或纠正舆论，就要用极锐利中正的眼光来叙述、评论事实，以引起公众的感情，为解决时局之助。在报纸的具体栏目中要设置谈话栏，用“真诚恳挚之语，激动社会”。三
在中共早期思想中智识与情感两条轨道并行互渗，但研究难度存在一定差异。相较而言，智识更具结构性且更加有形，比较容易把握。学界已有很多关于中共早期思想智识轨道的研究，此处仅提出可以推进的两个方向。一是立足于国家间互动和国际格局演变的中共研究已有不少，但立足于中共思想史的两国互动、多国联系的智识旅行研究仍嫌不足。大体而言，中日、中法之间互动研究较多，而中苏、中英、中德之间的互动研究，除一些经典文本外，普及性文本如学校教材、宣传小册，当地培养中共干部和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展开、活动设置，文本的流传空间如书店、展览馆、板报等大有空间可为。二是要更加重视地方性的、降一格的智识文本。以往研究多较为静态处理中共重要的智识文本，忽视文本始终处在流动之中，对文本的理解尚在不断深化和普及中。因此，有必要将静态文本动态化，将单一文本链条化，充分将与重要智识文本有关联、产生于地方、难度和复杂程度都降一格的文本纳入考量范围，或许会有更多不同且有推进的发现。
而与智识相比，情感往往磅礴于内心，发现于细微，较为无形，在具体研究中需要努力寻找无形情感的有形载体，以使其凸现出来。具体而言，在中共早期思想的研究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类情感的载体。
一是各类广告。广告能够以具象化、图示化的方式带来情感，进而在情感冲击中传播革命的消息和愿景。1921年，泰东图书局利用两个巨大的问号作为广告中心意象。对应中心意象，广告展示两个进步青年萦绕于心的关键问题——“如何可以增进新智识”“如何可以买到新书籍”。接着，在广告列出的书单里就出现了《女神》《革命哲学》《过激党真相》《劳农政府与中国》《新俄国研究》等与革命推进关系密切的书籍。同年，世界书局先用“新青年的好消息”作为总标题告诉读者，学问和处世是“样样难”，因此会路径千条、无从入手，走错一着、耗费光阴。然后说“求人莫如求己，求己莫如读书”，新青年的特点应该是自助和自动。在如此一番情感铺陈之后，终于推出了广告要宣传的书籍——新时代学生用《常识百科全书》。
除了具象化和图示化，广告亦能将复杂的智识通俗化，进而产生对平民的吸引力。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平民夜学的招生广告即采用白话，其中内容尤能考虑到工人加入夜学的忐忑心情。例如，“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
除广告内容承载情感外，其实际分发方式亦可具有情感。前述湖南第一师范平民夜学分发招生广告的方式一开始有两种——在街道明显处张贴广告和委托警察分发广告，但效果都不好，应者寥寥。后据毛泽东等分析，问题出在民众对于广告分发方式的微妙心态上。就张贴广告而言，“仅仅张贴，无人注意，彼等不注意于此，犹之吾人不注意官府布告也”。就委托警察而言，“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而望而畏之，更何能信？”由此更改分发方式，“自写自发，发时加以口说，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
二是中共人物的谈话记录。研究者尤其要关注具体文字之外的谈话环境、说者神态和听者反应。1917年9月，张昆弟记录了与毛泽东等好友谈话时的环境，“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张昆弟、彭则厚三人方能“谈语颇久，甚相得也”。研究者只有先知晓、理解这样的环境，才能体味毛泽东何以会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之后更向张昆弟、彭则厚二人表明宏愿，希望能有“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然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这个宏愿当然是青年毛泽东基于智识学习的一贯思考，但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剖白流露却需要有凉风、山色、星光与树影作为条件。
三是书信和日记。民国时期革命者的书信和日记常常会有深刻的自省，如恽代英的日记，同时也会有极为恣肆的直抒胸臆和不受约束的个人情绪表达。新民学会会员间的通信就较多反映了革命者书信往来时笔下的不加遮拦，这和清代大多数读书人写信时的兜兜转转与注重修辞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蔡和森与毛泽东讨论“大规模的自由研究”时使用的都是情感性词汇，说这一想法“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骇，祛我情瞀，其为狂喜，自不待言”。之后他又向毛泽东谈及“正人是否需要为恶”这一敏感问题时，措辞更为直接：“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
除了面向自身，这些通信中亦有不少面向自家群体和别家群体之分野的直抒胸臆。例如，谈到少年中国学会时，毛泽东与萧旭东的意见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依据情感性的性格、趣味是否相投作为团体间的分野标准，而非以智识为分野标准。在毛泽东看来，少年中国学会人物“都不免有些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萧旭东认为此话“说得非常痛快，非常动人”，但同时指出新民学会诸人虽然“深沉些，恳挚些”，但“不免缺少‘活力’，有点腐儒气，陋儒气”。
以上文字写于1920年，此时的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到1925年11月，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认为，“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若只从这段文字看，研究者看到的少年中国学会解散是基于不同主义的冲突，更偏重于智识，但“精神不属于学会”一句则说明若能从5年前开始看，新民学会诸人与少年中国学会川籍核心人物之间的性格、趣味差异早在革命者的通信中就有清晰表现，这种造成日后诸人分道扬镳的差异显然偏于情感。
就不受约束的个人情绪而言，柔石的日记是一个典型案例。在他的日记里，上海不是什么繁华都市，而是可怖如地狱一般——“车从前而来，马从后方至，我在路中竟似在阴府的奈何桥上一样”。而当时的社会对青年是极其压抑的——“死沉沉的社会，怎能容得活泼泼的青年！稍自觉的人们，必灰心社会的负人，社会的杀人，和自己的失望”。即使在大年初一这种喧闹的节日里，他也感到“在世界末劫之年，人怎能望得半天快乐。军阀专横于朝，贪吏欺诈于市，而一部分人民又愚焉不敏，甘心于自苦，辗转于水深火热，互相嘲弄，全不知自拔，一部分良好的人，仅年年切望，而年年困顿如故。水、旱、虫、风，终岁在田场上勤劳，不能得一饱，忧衣忧食，没半点人生乐趣，徒呼天叹运，究何今天快乐之有！”
以上书信、日记中的情感性表达固然发源于恶劣的实际社会状况，但也提示这种状况是如何通过一个个具体革命者酝酿发酵为普遍性社会情绪的。这些情绪的部分触媒或许是智识，尤其是外来的智识，但很多时候情绪就是情绪，它简单且有力，无形却也实在。
四是诗词。20世纪虽然属于现代，但并不妨碍革命者用诗词尤其是旧体诗词表达情感，推进革命。清末柳亚子读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天义报》，就在卷首作了一首七律诗表达感想：“一卷新书仔细论，浇愁不信酒盈樽。华（盛顿）拿（破仑）竖子何须说，巴（枯宁）布（鲁东）英雄有几存？压线穿针贫女泪，快枪炸弹富儿魂。群龙无首浑闲事，好与驱除万恶门。”此诗已能见当时革命者内心对一般社会主义富含情感的向往。到1924年，他又写下《空言》一诗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认同：“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斯！”后来柳亚子认为此诗寥寥28个字，足称为自己的代表作。中国共产党人不少与柳亚子年纪相仿，年纪稍轻的一辈去传统也未远，因此他们所作所论的旧体诗词理应作为情感之载体受到关注。1917年冬，毛泽东送罗章龙赴日，送其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的七言古风，其中数句足见湖南新民学会诸人的风发意态：“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受毛泽东馈诗的罗章龙也好结交谈诗善诗的人物，并引为同道。他回忆萧楚女“好谈诗”，宋天放“所著诗文传诵一时”，“平生所著诗文积存颇多”，“所作诗词独见风格”。而他本人所作之诗也为中共思想的留影和传形作出了贡献。1923年，他写诗描画闸北三曾里三户楼（此楼曾作为中共三大的中央局办公处）里一众共产党人的情态，极为传神：“黄浦激浪雪山倾，淮海风云会郡城。东楚山川多壮丽，西方瘴疠满神京。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结语
1932年，罗章龙笔下的三户楼毁于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虽然三户楼至此形构已经不存，但经由罗章龙的诗文，鲜活呈现并锁定了楼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为信仰、过着有朝气之生活的状态。
这种状态里既有智识，也充溢着情感。用“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来表达中共早期发展的歧路彷徨十分合适；中共日后的迅速发展更是用“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来形容才最贴切。无论是早期发展里的歧路彷徨还是日后的迅速发展，按照李大钊的说法，中共始终是在领导中国人民“快快乐乐地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最终是要“用了我们的全力，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何为李大钊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的“快乐”？这种智识与情感的相交与互通，正是中共早期思想让人着迷的奥义所在，也贯穿在中共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之中。
“快乐”是什么？它当然包括和人之肉身有关的种种满足，这些满足一言以蔽之是“欲望之乐”，而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则是“理想之乐”。二者的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不会无视普通人“欲望之乐”的实现，同时导引普通人理解乃至追求“理想之乐”。他们自己则极度克制“欲望之乐”，为了新社会的实现和新人的创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肉身，以求理想的实现。在不理解“理想之乐”的人看来，这样的“牺牲”是惋惜的、不甘的、浪费的，他们所谓的“理想”经常和“欲望”等同。但对于追求“理想之乐”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为了理想而牺牲才是最大的“快乐”。因为他们的理想是为他的，而非为己的；是为国家民族的，而非为一家一姓的；是为世界大众的，而非狭隘本国的。
追求“理想之乐”当然和智识养成密切联系。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即有无马克思主义的智识。能持续推动中国发展、世界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一定来自于原典马克思主义的智识内核，进而成型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追求“理想之乐”更和情感播撒须臾无法脱离。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离不开精细的调查研究，要有科学的方法、准确的数据和全面无遗漏的形势把握，这是产生智识的方法论。把握中国具体实际更是一种情感认同，它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来自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温情与敬意，来自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海量的文字材料和实物材料可供了解和认识，有源远流长、精彩纷呈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蕴含着全面、深刻、于全世界均有启发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蕴含着贯通过去、现代和未来的情感价值观。它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且这种契合实现于广大人民的日用而不觉之中。人类的悲欢或许并不相通，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悲欢却是同频共振的。因为我们共同扎根于这片土地，共同继承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共同创造发展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简介：于明静，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10-121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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