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作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中都占据优先地位。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着眼世界形势变化，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指明了“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目标和方向。2023年3月，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家，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具有坚实根基，两国全方位合作具有广阔前景，共同擘画未来一个时期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新愿景、新蓝图、新举措，充分表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
新时代以来，在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均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成熟、稳定、自主、坚韧，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国际协作走深走实，风雨兼程，坚定同行，迎来了两国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国内学界对于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政策一直给予高度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日趋多元，研究方法日益多样，不仅推出一批具有总结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俄具体合作领域、热点及焦点问题给予持续跟踪分析。本文拟对2018年以来国内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助益。一、研究概况
2018年以来，国内学界有关中俄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以中俄关系为主题发表的学术论文近200篇；出版的学术著作、研究报告及资料汇编近50部，相关著作以专题类研究成果为主。2019年和2021年分别是中俄建交7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俄各界围绕上述主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纪念性活动，有效推动了中俄关系研究的发展，国内学术界以此为契机对中俄关系70年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并就进一步加强中俄战略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深化利益交融、促进民心相通进行了细致思考与研究。
对中俄关系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与总结是学界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随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持续向前发展，学者们积极撰文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历史积累进行全面回顾与思考，相关期刊也以特稿或专栏方式发表专题文章。通过对中俄关系发展基本史实的再回顾，学者们对两国从结盟到对抗再到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论述，对正确处理中俄关系的基本条件与原则及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总结，并展望双边关系发展的未来走向。同时，一批包括纪实类文集在内的研究成果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陆续出版，如《中俄关系历久弥坚》《世代友好——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回顾与展望——中俄关系70年大使论坛演讲纪实》《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文集》等，其作者或曾为中国驻俄（苏联）及欧亚其他国家高级外交官，或为资深记者，或为中俄知名学者，结合自身经历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中俄关系进行历史描述，对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的中俄关系发展轨迹进行多维透视。
中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格局，尤其是中俄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现阶段研究成果数量上看也以中俄经济关系研究居多。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开展：一是对中俄经贸合作发展历程进行总体性论述。如《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一书将中俄经贸合作划分为自由发展、政府推动、探索“政府导向型”合作模式、“政府导向型”模式稳定发展四个阶段。《中俄经济合作蓝皮书》系列基于较为详尽的数据结合国际形势与中俄各自经济政策，追踪中俄经济各领域合作进程。《中俄经贸文化研究》则以文化视角为切入点深层次探究文化对中俄经贸关系的影响，并提出从文化视角出发促进中俄经贸发展的思路。二是关注中俄区域经贸关系。中俄不断完善“长江—伏尔加河”“东北—远东”两大区域性合作机制，推动两国地方合作蓬勃开展，促使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中俄“长江—伏尔加河”流域合作研究》一书在田野考察和调查访谈基础上梳理了长江中上游六省市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间地方合作的总体情况及未来合作路径。《中俄区域合作研究》《中俄经贸区域合作研究》两书对东北与俄罗斯远东毗邻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或以区域经济学和地缘经济学为理论框架开展实证研究，还有学者从俄罗斯区域经济创新政策演进与发展角度探究两国地区合作的现实基础与战略对接可能性问题。三是中俄能源、农业领域研究力度加强。近年来全球能源格局加速盘整、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中俄在能源与农业领域存在较强互补性，已就开展相关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两大领域合作进程明显加快，贸易投资合作成果丰富，学界相关研究及时跟进，对中俄原油期货交易、能源结算体系重构、能源大项目建设、农产品贸易潜力挖掘等热点问题开展定性和定量分析。
随着中俄关系全方位发展，学界对中俄关系研究领域也随之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开展中俄海运、陆运物流合作研究。如《对俄贸易海运原理与实践研究》《中俄农产品物流与贸易联动发展》等著作结合具体业务探讨了中俄港口间海洋货物运输实践以及中俄农产品贸易通道与物流联动发展的相互关系。二是深化中俄文化交流合作研究。人文合作历来是中俄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俄不断巩固两国人民友谊和双边关系社会基础，人文合作研究在继续深化双边文化贸易、旅游合作等传统研究方向外，逐渐向中俄合作办学、音乐文化及影视合作等细分领域拓展。
国内学界在与俄罗斯学者开展联合研究方面亦取得良好进展。正如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22年的中俄智库高端论坛上所言，中俄两国学界既要做思想家，也要做行动派。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联合举办中俄智库高端论坛，后启动“中俄思想库交流机制”，打造政策咨询、理论创新的一流平台，围绕中俄双边关系、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绿色合作、全球和地区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研究团队联合研究两国共同复兴新增量的代表著作——《开启亚欧新时代：中俄智库联合研究两国共同复兴的新增量》、两国学者共同撰写的《东方—俄罗斯—西方：历史与现实》、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自2015年起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联合撰写的中俄关系年度研究报告，对中俄关系中的主要理论和重大事件、双边务实合作的新成绩及主要问题进行盘点和分析，并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此类研究成果是两国学界交流与互动的良好实践与有益探索。
总的来看，2018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俄关系研究呈现出一些有别于以往研究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研究的历史性和前瞻性显著加强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强大的内生动力。E巩固好、发展好中俄关系，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70余年风雨兼程，中俄友谊历久弥新，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发展为大国关系的典范，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在中俄建交70周年、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的历史征程之际，学者们希冀从历史中汲取财富，深入梳理中俄关系的发展脉络、全面总结中俄关系历史经验，赓续中俄关系前进力量，这既是中俄关系研究应有之义，也合乎当下中俄关系发展所需。研究的现实性和政策性日益突出中俄关系研究紧随时代脉搏，与两国关系发展同步而行。从政治对话到务实合作再到人文交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高水平运转推动研究工作走深走实，实现务虚与务实的有机结合。以中俄经贸合作为例，继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后，两国元首于2019年提出了努力向2000亿美元贸易发展目标迈进。两国双向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大项目合作有序推进，新兴领域合作势头强劲，为双方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相关学术研究及时跟进，研究选题观照现实且更加细化，对双边合作重点方向及新领域发展进行理论探讨、提供智力支持。再如，2018年以来，中俄接连举办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系列国家年活动，在国家年框架下开展了包括贸易投资推介会、各类展会、人文交流及团组互访等数百项活动，中俄地方合作、科技合作、体育外交等领域的学术研讨与交流亦随之日盛，相关研究成果频出。
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更趋多元中俄开启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对中俄关系研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两国政治互信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动力强劲、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日渐夯实、双多边战略协作持续加强的背景下，学者们更加注重从大视野出发开展多维研究，注重政治、经济、人文相结合，兼顾宏观、整体分析与微观、具体剖析的结合，深入中俄关系发展中的新实践与新问题。同时，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经验性阐释与文献分析，转向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研究视角涵盖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地缘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二、若干重点研究问题
随着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学界一方面继续从历史视野出发深入分析中俄关系的内涵和历史规律，同时从实践层面总结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意义，加强对新的研究领域的探索，持续挖掘新议题，向更为全面的研究层次拓展。
（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近年来，学者们针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外延及主要原则进行持续深入的探讨，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一致认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中俄关系的历史经验总结，是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同时，在国际关系深刻变动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体现的合作共赢精神、时代特性进行挖掘。左凤荣认为，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主要经验在于注重加强战略协调、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持续增强战略互信、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邢广程认为，中俄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牵动和引领作用，中俄关系的平稳发展得益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意识形态化这“四不”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两国关系具有稳定性、成熟性、拓展性和提升性，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平等”原则。关于新时代中俄关系的新内涵，庞大鹏认为，在“大安全”理念下，中俄将支持彼此的发展道路提升到加强政治安全合作高度，在全面战略协作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新时代的中俄关系也需要双方有所妥协和相互让步，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彼此独立而又同时发展。在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实现长远互利发展上，有学者提出需处理互信与合作、经济账与政治账、一致性和差异性这几对关系的统一。鉴于中俄间存在身份定位的差异性、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互利双赢的不均衡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应更加主动地引导和塑造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
中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独树一帜”，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学者们加强了对两国关系发展内生动力与外源性动力的分析。冯绍雷认为，中俄关系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伙伴关系认知，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且高度成熟，内生动力引领之下坚实的双边、区域和全球合作，以及高层紧密互动下的互信构建，为当代国际政治提供着重要启示。李勇慧将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分为以相互支持与平等相待为特征的政治内生动力和以谋求发展与合作为目的的经济内生动力。在中俄关系外源性动力分析上，学者们较为关注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推动和牵制作用，观点有所不同。例如，杨雷认为，中俄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既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有美国对中俄两国同时施压的结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双方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地缘环境、历史经验的总结。但左凤荣认为，中俄两国关系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基础，受外界影响程度有限。赵华胜从中俄美新三角关系出发，认为美国因素虽然是中俄关系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中俄关系的基础是一个复合和多层级结构，应摒弃将中俄美关系视为中俄合作唯一因素的片面看法。也有学者强调，在国际大变局下中国需要跳出传统“三角关系”的思维框架，将中俄关系重心放在内生性动力而非外源性动力上。学者们还注意跟踪俄对华战略动向，从俄战略目标与政策走向角度阐发中俄关系走向，认为在与西方对抗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俄推行“转向东方”外交政策，给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额外的驱动力。
此外，围绕外界尤其是某些西方国家有关中俄可能结盟的陈词滥调或中俄关系被赋予了某种准联盟属性的无端猜测，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等多维度予以回应。多数观点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不是一种战术或策略，而是具有战略性、历史性意义的长期国家发展方向。“结伴而不结盟”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共同价值观”是新时代中俄开展战略协作的精神指引。从历史上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从总结中苏关系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可靠结论。从中国对外政策看，中国一贯捍卫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与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寻求维护自身安全和核心利益且减少约束性的主动选择。从中俄合作实践看，两国关系的现行框架为双方关系发展留足了空间，双边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可持续扩大，并无结盟的必要。
（二）“一带一路”“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俄关系
俄罗斯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学界对“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俄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相关研究主要反映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梳理俄罗斯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主张，特别是俄罗斯学者基于本国利益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对俄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利益等方面带来的多维影响的判断。李兴认为，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俄罗斯社会和学界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其对“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评价渐趋理性、务实，和平共处、并行不悖、对接合作成为俄罗斯学界相关认知的主流。王雪梅则认为，俄罗斯学界对“一带一路”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正负两种评价并存，在对“一带一路”性质、作用及影响方面的研判依旧多元，不同认知对俄罗斯政府决策及俄罗斯舆论走向产生的影响各异。二是关注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对中俄关系特别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推动作用。学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动力。马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是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机遇，为中俄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架构、新支柱、新空间，突出了中俄关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特质。杨雷认为，“一带一路”有助于促使中俄经济关系走向平衡，双边经济领域的合作相比以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张树华等从欧亚经济联盟的视角出发，提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合作的新抓手，为中俄两国补齐经济合作领域的“短板”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2017年7月，中俄两国提出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的延伸，为“一带一路”建设添加了新动能，也成为中俄合作新的“增长极”，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可行性以及共建过程中双方利益的一致性进行了论证。如白佳玉等认为，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拓展了两国在海洋领域的合作空间，弥补了现行合作的不足，在其建设过程中可从宏观规划、地方合作、互联互通等领域拓宽合作维度。对于中俄共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博弈，学界也予以关注。赵隆认为，中俄在北极合作上面临多边政治和法律博弈、安全和经济收益平衡、疑虑心态和操作阻碍等因素的制约。刘广东等基于博弈分析理论认为，合作共建从短期看是两国短期博弈的均衡结果，从长期视角看，博弈外部条件的变化和内生性积累将导致俄方出现偏离短期博弈均衡的可能性。鉴于此，中方应通过对俄政策协调、利益锁定、分阶段投资和加强人文交流等策略，实现两国合作共建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总体来看，学界对“冰上丝绸之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提高。
（三）中俄经贸发展方向及潜力分析
作为中俄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合作既是中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中俄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2014年以来，俄罗斯加速“向东看”，对华经贸合作需求大增，中国大力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呈现出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力，促使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双边贸易、投资、金融、农业、航空航天、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较大进展，推动了学界对两国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化与细化。特别是2019年适逢中俄建交70周年，国内学者回顾了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双边贸易额的变化，评估两国合作水平，分析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因素及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关于新时代两国经济合作模式，王晓泉认为，中俄开展“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可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市场经济+政府引导”的开放型合作是新时代中俄经济合作的基本模式。胡明等认为，21世纪以来的中俄经贸合作是以贸易为基础、战略大项目为动力、地方间合作为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主线的经贸合作格局。郭晓琼认为，两国经济合作呈现出合作模式机制化、运作方式市场化、合作领域新兴化、合作范围全方位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设施与服务网络化等新趋势。关于两国经济合作快速发展的动力，学界一致认为，从经济全球化及各自经济发展需要出发，中俄关系有加强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与趋势。陆南泉对70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各阶段发展的原因与动力、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与作用、中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关联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析。
国际经济政治变局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也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李双双认为，美欧对俄经济制裁与中美关系竞争性调整共振，催化中俄经贸关系朝着加强合作的方向加速迈进。杨雷认为，中俄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承受着相同的压力，相互战略协作需求的不断加大反而使双方忽略小的经济摩擦，应设法变不利因素为合作机会。关于两国政治关系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有学者从经济学视角给予解读，如徐坡岭等人基于经济学逻辑对中俄经济合作、中俄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的相互作用进行界定，认为中俄经贸合作与政治关系发展基于不同的逻辑、动力和基础，经贸合作发展受中俄政治关系引领又独立于政治关系发展。从相对规模和贸易紧密度的角度看，中俄经贸关系是我国对外经贸合作水平最高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经济总量、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特征是决定中俄经贸关系的主要变量。同时，依据贸易紧密度、战略关联度、可替代度三个指标衡量中俄经贸合作水平，批驳了中俄关系“政热经冷”“经贸关系发展滞后于政治关系”“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不对称”等说法。
虽然中俄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但学界也从不同维度进行研究，认为两国在经济合作中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和挑战，需要加以解决。郭晓琼认为，两国经济互信程度有待提高，与实现经贸额数量指标的突破相比，优化贸易结构、提高经贸合作质量更具现实意义。两国经济关系中的“同构性”和“不补性”、俄经济体量与发展速度以及历史包袱和心理障碍等主客观限制因素影响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李双双认为，未来中俄经贸合作将面临中俄美欧政治经济关系不协调、中俄经济依赖性不对称、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对等以及中国在加强同俄经贸联系与维系多边经贸合作之间的权衡难题。冯玉军认为，受市场容量、创新能力、发展潜力、规则限制以及西方制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俄经济关系发展潜力比较有限。中俄间基本上是传统的贸易关系，尚未形成如中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间的全产业链合作。两国在经济合作中收益上存在不平衡性，促进中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均衡发展、保持双边经济利益的相对平衡是确保中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邢广程认为，目前中俄面临系统性和多层面挑战，未来中俄或将在一些关键性的经济领域进行务实合作，有关合作也要由“愿景式”转为“行动型”。不可否认，上述观点为客观看待和解决中俄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中俄文化交流和中国形象构建问题
随着两国文化外交步入机制化、规范化轨道，中俄在教育、传媒、旅游、体育、电影等人文领域的合作屡开新篇，人文合作研究随之走热。相关研究既从加强文化互鉴的高度审视中俄文化的共性与互补之处，更重视人文合作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推进民心相通、增进双边互信方面的作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俄头条客户端、北京益派数据有限公司等机构，于2018年、2020年、2021年在中俄多座城市开展三次大规模民意调查并发布《中俄关系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两国民众支持中俄关系发展，对两国关系前景充满信心。俄罗斯方面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列瓦达社会舆论分析中心等机构近年发布的多份相关研究报告也表明，俄罗斯社会已形成对华友好的认知。学者们以中俄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普遍认为中俄各领域的密切合作得到两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民心相通水平进一步提升。有学者还重点分析了俄民众对华态度变化。徐帼缨认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中国是俄罗斯亲密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但与此同时，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也存在明显的复杂性、矛盾性、区域性特征。钮菊生等认为，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交往虽有提升，但远未达到应有水平，需继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进一步加速人文交流合作模式的转型升级，为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夯实根基。沈莉华等认为，俄罗斯对华舆情在2014年俄加速“向东看”后出现新动向，其对华评价越来越友好，但对华了解依旧有限及对双边经济合作心理预期过高等因素导致俄罗斯社会对华亦存在疑虑和防范心理。关于当前俄罗斯社会改变对华心态的动因，王文等认为，这主要源于中国发展与各领域治理成就的吸引。F许华也认为，推动中国在俄罗斯国家形象美誉度持续走高的主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形象和政治形象带来的威望，而非文化形象的感召。杨昕沫认为，俄罗斯加大对中国形象的正面宣传，既是因为俄罗斯民众对华了解的增加，也是出于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切实需求。对于俄罗斯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学界普遍认为，这一论调在俄罗斯有所减弱，但仍有一定市场，需要进一步引导和消除。例如，王海运撰文对“中国威胁论”持续存在的原因及若干典型论调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需通过消除战略互疑、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强化“合作共赢”意识、完善制度安排等方式消解“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
此外，学者对两国媒体在增进“民心相通”“政策沟通”方面的作用给予肯定，认为媒体合作已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助推器，特别是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在传统人文合作方式陷入停顿的背景下，媒体合作在传播信息、释疑解惑、沟通交流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日俄罗斯”在YouTube上的涉华报道研究》一文考察了俄媒“今日俄罗斯”涉华报道倾向和立场，探究俄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俄民间外交新形式及新内涵探索》一文认为，在当今国际上民粹思潮、排外主义泛滥的环境中，需升级和更新中俄民间交流的平台和方式，利用新媒体、融媒体搭建民间沟通新平台，同时规避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舆论渲染、舆论对立等问题。相比之下，虽然关于两国媒体合作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但在信息化日益发达、舆论影响愈发重要的今天，两国媒体合作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
（五）中俄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新时代迎来新机遇。中俄关系仍存在若干影响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因素，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共同应对挑战、提高相互信任是影响中俄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冯玉军将中俄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归结为四点：一是两国综合国力落差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二是两国外交谋略能力的不对称性，三是两国在双边关系中成本和收益不平衡问题，四是怎样处理中美俄关系问题。李静杰认为，中俄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处境和利益不同，中俄政治互信达到高水平的同时不能忽视两国间存在的诸如“中国威胁论”等消极因素，在舆论多元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背景下，消极因素可成为中俄关系中的潜流。李勇慧认为，中国和平崛起后中俄战略互信问题、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美国因素是中俄需要逐步解决的现实问题。
学者们还对中俄各领域合作的不均衡性予以关注。梁云祥等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主要限于政府层面的政治和有限安全合作，经济、文化及民间层次上的往来相对较少，且经济合作以能源合作为主，其他方面合作不足，中俄与美日欧等国合作需求均较高，上述因素或导致中俄合作缺乏持久动力。王晓泉认为，中国更重视加强对俄经济合作，而俄罗斯更重视加强对华安全合作，两国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重视程度各异，造成双方在双边关系和对外政策重点方向判断上出现差异，这成为影响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层次因素。赵鸣文则认为，中俄间尚存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属于“发展中问题”，并不会影响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健发展势头。
（六）其他
除上述研究外，学界也对国外智库相关成果及其主要观点给予一定关注。如《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俄关系：美国智库的评估》一文以美国智库专家观点为研究对象，梳理美国认知下的中俄关系发展现状、驱动力及发展阻力。《新时期西方研究视阈中的中俄关系》一文对地区和国际格局转型大背景下西方学界和政界对中俄关系的批判性看法进行评述。《中国海权发展战略及其对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影响——来自俄罗斯学者的视角》一文考察了俄罗斯对华海权战略发展的认知变化，并就深化两国战略合作提出建议与对策。从第三方视角解读中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中俄关系的再认识，同时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力图通过多维视角深化对中俄关系的理解。
另有学者加强对中俄外交文件、外交行为及机制建设的分析与解读，如《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一文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比较了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异同，弥补了有关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研究中的大而化之、笼统模糊的分析和观点的不足。《中俄两国元首讲话的建构主义分析》一文另辟蹊径，对两国领导人讲话进行词频分析，认为相关讲话具有强大的观念建构和塑造能力，对中俄关系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中俄战略协作机制的有效性及其改善》一文依据结果导向评价指标，对中俄战略协作机制有效性进行评判，认为中俄双边机制存在过于理想化、约束力不够、政府与民间二元分化和效率降低等问题。上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中俄关系研究的视野。三、对中俄关系研究的思考
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以及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事务等领域合作全面开花，推动中俄关系研究持续增加新议题，促使研究不断焕发新活力，围绕中俄建交70周年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开展的各类纪念性活动亦从侧面推动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
从纵向上看，围绕70余年中俄关系发展史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别是对中俄关系历史演进的回顾、对中俄关系发展历史逻辑的提炼、对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原则的思考，在更深层次上挖掘了中俄关系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动力，致力于在历史背景下把握现实，推动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贯通。
从横向上看，对中俄务实合作的梳理与论述更加系统。学界密切跟踪中俄各领域合作新变化，虽然政治、经贸、外交关系仍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但对其他议题的拓展和深化亦有所得。如对中俄地方层面合作的研究明显深化，中俄农业、投资等务实合作研究更加细致，人文合作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有关两国公众态度与民间认同的研究异军突起；相关研究在背景梳理的基础上逐渐向问题聚焦和前景分析层面过渡。此外，多种研究方法和多维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极大地改善了中俄关系研究面貌。中俄关系研究在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框架内持续推进，同时合理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学科理论与方法，丰富中俄关系分析框架。在研究视域上，既加强分析中俄双边关系的本质与特性，又注重从宏观战略角度分析中俄关系发展对地区发展、国际格局的影响，实现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并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重要大国，中俄关系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因此，进一步加强中俄关系研究是学界的应有之义和责任担当。虽然总体来看，2018年以来中俄关系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从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角度出发，相关研究仍有需要加强之处。
研究的战略性、综合性亟待加强中俄关系作为全球新型伙伴关系的典范，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功实践的一个缩影，体现了最高水平的相互信任和战略协作。全面把握中俄关系的内在规律、科学总结中俄关系的本质特性、研判双边关系对地区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影响等问题，要求具有宏大的研究视角和立体的研究框架。正如有学者所言，中俄全面合作研究不是一项小工程，不仅需要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撑，而且还需要周详到位的实践基础。正确认识中俄关系要以“一纲两目”为指南，“一纲”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最高目标和根本原则，“两目”之一为中俄睦邻友好、共同发展、互利互让共赢的内部层次，之二为中俄共同反霸、追求共同安全、抱团取暖、同舟共济携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外部层面。当前学界研究虽然在议题上有所拓宽，在内容上有所丰富，但部分研究同质化现象仍较多，阐释角度较为相似，个别研究“一事一议”导致深度解读与整体性分析不足，不利于形成对中俄关系发展的立体透视与整体把握，无法深入解析中俄关系的战略性、特殊性、复杂性。
研究针对性尚有不足中俄关系研究与两国关系实践同步而行，研究重点紧随双边关系发展而变化，研究具有学术性与政策性相结合的特点。当前，中俄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双方合作，助力两国发展振兴，“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中俄关系研究的现实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学界不断强化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实现研究在历史、现实和预测方面的有机结合。现有成果虽不乏回应新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以史实梳理、文本解读、政策阐述为主，偏重于对现象的归纳和描述，所提对策建议较为笼统模糊。今后，有必要在深入开展历史研究、实证主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借鉴各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加强田野调查、个案研究、数据分析等，提高中俄关系研究的针对性与指向性。以中俄经贸合作研究为例，此前部分研究认为，从纯经济角度看中俄贸易总额于2024年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目标。然而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受中美贸易摩擦、美欧对俄制裁和世界经济分工关系等外在冲击，中俄经贸合作内外环境出现较大变化，2022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900亿美元。在中俄经贸合作呈现出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优化贸易结构、加速经贸政策对接等新老问题也愈加突出，学界需加强对中俄双方经济结构、相互产业内分工水平、贸易量变化、贸易结构演变等诸因素的细致分析，从而做出更加科学准确的研判，助力中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加强对热点、焦点问题的阐释与回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俄关系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和国内部分学者对中俄关系发展的看法与理解不一，自媒体上也时常出现一些杂音，如俄罗斯深度依赖中国、两国对彼此采取实用主义、美国战略挤压致中俄关系走近、中俄间战略互信存疑等。此类观点和报道刻意渲染、聚焦消极因素或不实信息，往往引发较大反响和争议，究其根源在于缺乏对中俄关系的伙伴性质与发展规律、两国合作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两国关系发展内外动力的全面掌握与分析，同时也缺乏对中国对外战略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如前文所述，学界对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中俄结盟与否等问题已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有效回应了相关质疑。未来对于涉中俄关系发展的各种观点，学界应继续有针对性地加强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予以分析，准确把握中俄关系发展的时代脉搏，不断开拓创新，及时正面地予以回应。
对国外学界研究成果的跟踪偏少尽管已有部分中外学者联合研究的创新性实践以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简要梳理，但整体而言，学界对国外相关研究进展及其观点掌握不足。中俄关系的高水平运行，特别是在战略协作的持续深化下，国外学界特别是俄罗斯、美国学界对中俄关系的研究更趋活跃，政策报告、学术论文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且观点多元化，其分析多从中国对外战略、大国关系和整体国际关系的互动调整角度切入，可对国内研究提供补益。分析国外研究视阈下的中俄关系及把握其观察视角、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有助于拓宽中俄关系研究的视野，推动研究向更为审慎、客观、全面的方向发展。
202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结束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访问，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为未来一个时期中俄关系发展擘画新蓝图，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注入正能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关系将迎来新时代的发展机遇。深入研究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不断增强研究的系统性、战略性、针对性，推动研究不断创新，无论是对加强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还是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周红，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09-1408:57:00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