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回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毕生致力于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对新时代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引起专家学者高度关注，研究成果呈现纵向深挖掘和横向深拓展态势。一、研究概况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华章。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中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新时代热点话题。在缺乏专著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状况下，不少成果对毛泽东思想某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有益探讨。如贾钢涛的《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1949—19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韦斌的《毛泽东民生思想简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孙进的《毛泽东平等思想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仝华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捷的《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明的《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基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尹传政的《毛泽东与新中国水利工程建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陈龙的《历史发展视域中的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这些论著的共有特征就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重要会议决议为指导，揭示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此外，与毛泽东研究密切相关的经典文献和史料编辑出版，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毛泽东读书集成》（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和李敏等编的《领袖毛泽东》等，为深化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除出版的著作外，研究论文也井喷式涌现。如以“毛泽东”为主题词，通过不完全统计，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就搜到论文6万多篇，而以“毛泽东”加“社会建设”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相关研究成果也有1000多篇，其中有20篇论文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阐释。专家学者认为:毛泽东是和谐社会探索的先驱者，毕生都在思考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社会”这个重大问题。从君主立宪、法令而善到“开其智而蓄其德”的转变，标志着青年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萌芽。苏区时期，他对社会建设进行探索:创造了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发展了服务于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的各项社会事业，开创了进行社会建设的群众运动形式。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推出系列社会建设举措:锄强扶弱，维护社会稳定；推行民主政治，维护公平正义；提高边区文化素质，开启民智；重视民生，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社会建设的宗旨，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民生资源，为社会转型提供必要民生保障；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建构平等的社会关系，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建设的追求目标；以矛盾化解为重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基层治理为重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呈现理论探索与建设实践相连接、理想状态与发展阶段相结合、统筹兼顾与重点突破相协调的特征。他的探索为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近十年，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也推动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的纵深发展。例如，每年中国社科院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湘潭大学举办的“全国毛泽东论坛”和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毛泽东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等，以“从全面小康看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毛泽东与新中国治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为主题，对毛泽东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思想、社会治理思想、社会伦理思想、社会矛盾思想等进行探讨，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揭示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价值，观照了重大现实社会问题。此外，中央政法委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大会、北京大学举办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主办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学术研讨会等，也有专家围绕毛泽东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社会治理思想等展开深入讨论，对深化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起到积极作用。二、主要研究成果
近十年来，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取得可喜成绩，从纵向来看，梳理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孕育、形成和成熟的发展脉络；从横向来看，涉及社会心理、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等方面，主要研究热点内容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毛泽东社会公正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社会公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状是其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是其文化基础，近现代中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是其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正观是其理论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上，加强以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他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于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极为重大的价值。
在毛泽东的社会公正思想中，平等的正义思想占据核心位置。毛泽东的正义思想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现实运动为载体，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均平”正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公平”正义的理论超越。对社会制度的探索体现了毛泽东正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人民主体构成毛泽东制度思想的实质正义内容，群众路线则为实质正义的实现提供了程序正义的有效保障。毛泽东对分配制度的正义追求具有现实启示:必须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恪守政治经济学意义、伦理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理论的适用范围；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公平是公正的前提。本着以公有为“上”，以困难群体为“尊”，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平等理念，毛泽东不断进行公平社会理想设计探索，先后有新村乐园的实验、人民公社的设计、“五七指示”的蓝图等。毛泽东强调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消除两极分化，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毛泽东的社会公正思想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历史性”等特征，为当前正处于新时代的我们，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毛泽东社会公平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不少研究者也从毛泽东大同社会构想、妇女权益维护、干部参加劳动、反腐倡廉、共同富裕探索等角度，对社会政治公平和经济公平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关于毛泽东社会矛盾思想的研究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推动了毛泽东社会矛盾思想研究。2012年以来，在超星发现数据库，以题名“毛泽东”并且“矛盾”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总计322篇期刊报纸论文，集中研究了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他驱散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迷雾，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毛泽东着重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原理；深入研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阶级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各方面之间平衡与不平衡的规律。毛泽东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强调，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运行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殊性的归纳，为不断解决这一矛盾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由理论变成了实践，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经历了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阶段、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形成阶段后，通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毛泽东将主要矛盾作为矛盾的特殊性问题进行特别定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与基本国情内在一致，与中心任务并不等同，在过程中显出阶段性。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状况，毛泽东对社会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作出了认真分析和初步判断，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判断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做出前期准备，奠定理论基础。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是他本人长期思考的结果，是党的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具有显著的问题意识:对社会治理的关注和对主要矛盾的判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建设布局。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为后来推进改革开放，开启历史新征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提供了经验启示，对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创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领导干部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走群众路线的能力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三）关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整体性研究。研究者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率先提出夺取政权后要积极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他号召各级党委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指导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搞好卫生，强身健体。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起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预防为主”的思想、“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良好医德医风五个方面。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自觉贯彻群众路线、注重政策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善于领导，是毛泽东时期农村医疗卫生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
关于毛泽东疫病灾害防治思想的研究。研究者指出，毛泽东站在政治高度重视和抓好卫生防疫事业，逐步形成以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普及性、公平性为主要特征、内容的疫病灾害防治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党委领导，卫生防疫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重视防疫宣传，走群众路线，群防群治；预防为主，科学救治；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制定防疫法规，确立防疫机制等。另外，毛泽东的人民卫生思想和防治血吸虫思想也有丰富内容:人民卫生思想主要包括“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等；毛泽东领导血吸虫防治工作所形成的政府投入，专业精英与大众动员结合起来的人才、技术与资本的再分配，成为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制度化选择。毛泽东疫病灾害防治启示有:始终将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置于首位，完善疫情防治体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等。
关于毛泽东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思想的研究。研究者强调，毛泽东客观评价了中医地位与作用，批判了“中医非科学”论和“中医过时”论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贯彻其中的是对民族文化自信的构建；纠正了卫生部门歧视与限制中医的错误，指明了中医创新性发展的道路，推动了中医书籍出版和中医教研机构建立，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推进中西医结合，在卫生事业的重要性上，确立“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在临床应用上，提出“中西医结合”；在科学性上，主张中西医并驾齐驱。毛泽东批示“西医学习中医”最直接的原因既有社会传统思潮的影响，也有民国延续下来反对中医的势力的推动，最终体现在卫生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对中医的错误认识上。他的批示很好地展现了坚定文化自信深层次的根源与基础。
（四）关于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创新纳入到国家大政方针以来，社会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也受到持续重视。
毛泽东领导社会治理实践，不仅是要安排好国计民生，建立安定社会秩序，更是要建立革命化的新社会，确立革命价值观在全社会的主导地位。以土地革命、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风气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石、纽带、关键和重点，他提出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理念，领导建立纵横交织的组织网络，提高社会整合程度，增强社会动员能力。毛泽东社会治理探索有其独特的展开逻辑，在治理对象、目标和主体三个方面，处理了大社会与小社会、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党与群众三重核心辩证关系。
毛泽东非常重视基层社会治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所作的题为“乡苏怎样工作”的长篇讲演，对作为基层政权的乡苏与村苏的日常运转情况及社会治理进行了详细分析。另外，在游民治理方面，毛泽东也有着深刻认识，强调要采取以下举措:加强宣传教育，注重思想改造；加强纪律性，强化管理；给以土地或工作；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严惩首要和不法分子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批示要总结和推广的“枫桥经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实践上下配合的产物，也是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经验禀赋和政治机会结构内外互构的结果，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树立了一个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先进典型。
边疆社会治理直接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毛泽东对边疆社会治理进行了不懈探索:发挥少数民族群众主动性，奠定社会改革治理群众基础；发展生产合作社，提升改革治理组织化成效；强化干部队伍和基层党支部建设，夯实改革治理人才组织基础。关于西藏社会治理，毛泽东提出西藏社会改革的基本思路，倡导实行汉藏和睦平等的民族团结政策，亲自指导西藏的社会建设工作，强调发展经济文化、中央支援帮助，要求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等，体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结晶，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五）关于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民生思想形成发展的研究。相关研究指出，我国传统的民生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民生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理论渊源。毛泽东民生思想形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土地革命是形成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是继承和发展时期。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有很好的党”“民主主义制度”等维护、改善、保障、发展民生的思想。苏区时期，他把做好民生工作提高到关系革命战争胜负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如何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注重民生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等特点的民生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民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推行民主、发展生产、兴办教育、扶贫济困等实践举措，改善了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949—1956年，毛泽东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诸多举措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赢得了民心，巩固了新生政权，促进了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关于毛泽东民生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将毛泽东民生思想概括为: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的基本政治前提；大力发展经济为改善民生、造福民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是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的重要举措；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内在要求视角阐明了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从土地政策、农业生产、法治建设等方面提出解决民生问题具体举措；推进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始终重视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小问题”，构建解决民生问题的“好制度”，确保民生治理“更公平”，形成解决民生问题的“大民生”理念和模式。有研究者研究了毛泽东反贫困思想，指出毛泽东先后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路径和实践模式来解决贫困问题，内含认识论、主体论、动力论、目标论和策略论五个维度。还有研究者探讨了毛泽东社会福利思想，认为毛泽东适度福利思想主要包括“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能脱离生产发展条件，必须保持好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毛泽东不仅指出了社会福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也提出了人民是福利发展的主体，还确定了福利发展与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的原则。
关于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的研究。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确立“一个宗旨”，完成“两次革命”，协调“三者利益”等方面，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而且也继承和超越了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当代价值有:着力维护人民切身利益诉求，辩证地认识和把握多元化的民生诉求，妥善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民主建设与民生改善的互动协调发展；从执政地位巩固的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并将其作为处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点。三、研究展望
纵观近十年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的考察，特别是从百年社会建设史的角度进行剖析，又有微观的具体方面的研究；既有系统性的整体梳理和联系新时代实际的解读，又有批判性的反思和前瞻性的展望；既有抽象的理论探讨，又有具体的文本解读，在诸多方面有力地深化和推动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不过，其也存在可以拓展和加强的研究空间。
一是在实践维度上基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视域扩展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领域。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上，还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诸如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有不少难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等。近十年，研究者较好地结合现实社会问题开展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前文梳理的五个热点问题方面，但对毛泽东社会心理、社会救济、社会意识、社会优抚、社会流动、社会分配、社会结构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不够。因此，只有与现实联系起来，不断回应、观照、阐释和反思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才能焕发无限生机和活力。
二是在理论维度上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发展史视域加强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当代发展研究。站在新时代，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结论为遵循和依据，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发展史的视域深化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从宏观方面来讲，就是要把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分析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等提出的社会建设思想的关系，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关系，特别是其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关系。从微观来讲，就是要结合历史背景和情节，深入研究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孕育、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别是要注重蕴含丰富社会建设思想的毛泽东著作文本研究，从经典著作中体会“真意”。另外，我们也要加强对同时期的其他党的领导人、社会思潮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贡献研究，跳出从毛泽东看毛泽东的狭隘视角。
三是在路径维度上基于多学科视域丰富和完善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方法。面对新题材挖掘难、新领域开辟难、新观点提出难的境况，为突破毛泽东研究瓶颈，近十年专家学者尤为关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方法论问题，有不少高质量研究成果，例如李捷、肖贵清、周一平、代红凯等指出需加强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杨凤城、王晓峰、江大伟等强调用大历史观研究毛泽东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田克勤、仝华、王立胜等认为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研究毛泽东思想，尚庆飞、张明、张放、罗馨、王芳等指出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方法值得批判吸收，徐俊忠论述了“认知性研究”之于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性，等等。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对深化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不无裨益，必将成为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的先导。
（作者简介：刘正妙，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红，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08-230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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