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存在着丰富且完备的相关论述。新时代共同富裕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的形成基础，总结分析其发展历程，对于科学把握共同富裕的基本规律，深入推进中国的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的形成基础
（一）理论之基：对前人理论的借鉴、批判与超越
第一，实现唯物主义转向，奠定共同富裕思想的哲学基础。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自由、平等、公正及人的发展等思想，启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去深入思考资本主义自身运行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总趋势。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自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护人的平等和自由，强调“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理念上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但黑格尔从精神层面来把握人，将世界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化，主张“‘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之中，遮蔽了社会人的现实本身。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坚持“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扬弃神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在批判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基础上，强调“哲学的本质特点是与人的本质特点相符合的……不再彷徨于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主人之间的人，一心一意转向现实的人，跟那些生活在混乱中的人比较起来乃是另一种人……因此我们需要符合这种自然性的原则”。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强调对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关注现实的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后来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生活的需要”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自然中的人”相关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在此基础上，他们强调，人除了因其自然属性所带来的生存性物质需要以外，还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需要，因此“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关于国家、市民社会与人的学说重新颠倒过来，深切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为解决物质与精神需要所开展的实践活动作为考察基点，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生奋斗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建构起关于现实的人的需要的理论，其关注点回到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肯定了满足人的需要是个体进行劳动创造的内在原因，这标志着他们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为共同富裕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基础。
第二，揭示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奠定共同富裕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基础上对财富、价值、劳动等问题的重新思考，构成了其共同富裕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如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地租理论等）的研究和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平”的神话，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财富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资本论》等重要著作。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争取自身主体地位的进程中超越并扬弃这种局限性。马克思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之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不断加深的对立与分化及其最终会走向的结果。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随着“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从生产关系角度出发，分析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公正、平等、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广大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所饱受的极端贫困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真正的自由、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
第三，擘画共产主义的实现蓝图，奠定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16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叶，出于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美好构想，初步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特别是三位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和道德理念进行了批判，将斗争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和罪魁祸首。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他们描绘出一个财富共同占有的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共同富裕的内涵，提出基于科学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圣西门等人的学说脱离了现实的生产状况和经济关系，只是从主观愿望和理性、平等及正义等抽象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问题进行道德谴责和批判，并未完全摒弃私有制，没有科学认识共同富裕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制度前提以及主体力量等，甚至幻想依靠少数富人的力量来改造旧社会、建立未来美好社会，未完全认识到作为贫苦大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无法找到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明确了社会主义者真正的历史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的共同富裕思想，也由此实现了从理论之思向实践之问的升华。
（二）现实之需：阶级矛盾的必然产物
社会主义绝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阶段，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无产阶级备受剥削和压迫，迫切需要获得自由与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伟大实践中，依据客观规律而产生的。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从宏观上呈现出一种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演进的总体性态势，而每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较之以前的旧社会形态都会有很大的发展。在机器大工业普及的19世纪，生产力快速提高，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工人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福利保障等有所改善，但资本却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家、工人并没有同时变得富有，社会财富仅仅被少数的资本家所占有，而作为劳动主体的无产阶级却徘徊在解决温饱问题的边缘上。马克思这样描述这一时期：“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随着历史的发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相对贫困超过绝对贫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的主要表现。
第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严重的劳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聚，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也将大量的无产阶级裹挟入结构性危机之中。资本家无节制生产所带来的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使大量工人失去工作或者不得不接受更为严苛的盘剥。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工人阶级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并且使得这种“贫困化”的关系永久化了，如果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在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剥削的日益加重都是不可避免的。工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每况愈下，罢工运动乃至暴力冲突此起彼伏。
第三，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现实诉求。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勇斗争，以赢得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恩格斯指出：“工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在任何地方都归结为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爆发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其中，英国宪章运动主张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建立政党，进行斗争，夺取政权，从而实现自身解放，这表明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斗争，而开始转向政治斗争，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制度。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为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三大工人运动的失败呼唤着科学革命理论的诞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的历史演进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发展，经历了萌生、发展、深化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一）萌生：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第一，抨击封建专制势力的落后性。马克思、恩格斯曾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对普鲁士的封建专制王朝进行过深刻批判，这为他们深入考察与封建势力相对的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的主要群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准备了前提条件。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尚未在一起共同工作，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封建势力的落后性进行了猛烈抨击。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对“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产生质疑，认为普鲁士把统治者的意志当做法律以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整个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都具有不合理性。这表明，马克思开始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恩格斯同样认为，封建专制早已成为过去，且终将化为泡沫。1842年，他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写道：“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基督教已岌岌可危，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他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再次指出：“我们已经看到，这套制度本身是多么不稳固、不坚实、不彻底；真正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加摇摆不定，矛盾百出。”恩格斯猛烈抨击了基督教影响下的普鲁士国家制度，预言君主专制国家必然像过去的法国一样遭遇革命洪流。
第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之后，继续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断考察阶级社会存在的问题，积极审视阶级社会种种非正义现象，努力探索人类社会真正的自由平等。首先，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特权。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开始公开为“政治、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进行辩护，在围绕林木盗窃等问题上指出，对于统治阶级的立法者来说，有产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出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物质利益支配着人的行动、现实的立法活动甚至政治活动。马克思认为：“有一个地方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法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这就充分证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他还从另一方面论证道：“人类社会的自然阶级在捡拾活动中接触到自然界自然力的产物，并把它们加以处理”是一种习惯权利，是完全合法的；而那些林木占有者的行为是要把那些捡拾枯枝的劳苦大众“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贫困人民的困窘生活现状，促使马克思开始从政治研究转向经济研究，重点考察物质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次，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认识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仅是个人的贫穷，更是管理的无能。政府“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而这些措施对解决贫困毫无作用。因此，马克思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权利进行思考，不断探索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出路。恩格斯也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他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居住期间，考察了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撰写了《英国状况》系列文章，在第三篇——《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中，他鞭挞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虚伪性。恩格斯指出：“全部英国宪法和整个立宪主义的舆论无非是个弥天大谎，当它的真正本质有时暴露得稍微明显的时候，它总是再借助无数的小谎言来弥补和掩盖。”他认为，在英国这种“民主制”下，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宪法和法律不承认也不保护穷人，英国真正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原则下的民主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享有特权和占据财富，无产阶级拥有的只有贫困和疾病，阶级社会的这种不公平、非正义深深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之路上，促使他们开始从经济视角分析社会矛盾的根源，对理想社会进行探索。
第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社会的先进性力量。在考察完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后，马克思、恩格斯便开始寻找人类解放的道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阐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为接下来寻找推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开辟了道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而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政治革命即政治解放，只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非全人类的解放，要想获得全人类的自由，现实的个人必须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也就是说，超越阶级现实，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解放全人类要依靠的是无产阶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的状况，批判吸收了魏特林提出的“未来只属于工人阶级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无产阶级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与财富，所实现的解放不是某一特定阶层所要求的局部解放，他们代表着普遍利益，他们所追求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自由平等，致力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而工人阶级正是这一变革的推动者。在评述托马斯·卡莱尔的著作《过去和现在》时，他从社会现实和工人阶级状况出发，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解放中，贫困人民的权力未能得到保障，解放的只是有产者，而要想真正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自由平等社会，必须从变革最具革命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出发。虽然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未开始正式合作，但正是他们共同的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为其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产生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他们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充分论证了共产主义是历史归宿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第一，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剥削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开始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最初尝试，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非道德性，还揭示了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内部合乎规律地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受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启发，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也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始终是截然对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其自身却越来越受制于资本增殖及其影响，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不断扩大，“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揭示出，从一般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经历了一个质的转化，转化的重要原因就是剩余价值的产生，而其关键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大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断扩大，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社会财富不断加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声称“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然而讽刺的是，真正通过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却一无所有。
第二，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必然性。资本的内在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些“新社会因素”，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必然性。二是资本的“积极本质”与“消极的片面性”之间的矛盾。“积极本质”在于资本不断追求全面的扩大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追求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从而形成了股份制公司和垄断公司，这种“积极本质”反而成为资本“消极扬弃”的一个重要表现；“消极的片面性”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形式”，内在的劳资矛盾推动着资本走向解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积极扬弃”的具体表现。无论是“积极扬弃”还是“消极扬弃”，都是资本逻辑内在的对资本的否定。只有资本不断地进行自我扬弃，工人阶级才能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资本的社会化占有，逐步步入共产主义社会，不断消除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由于存在固有矛盾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为了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而要消除贫富差距，就必须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
（三）深化：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性
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在科学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的，既继承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共同富裕思想的道德伦理批判性，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论证了共同富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一，继承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共同富裕思想的道德伦理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人类自由发展的想象，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推翻私有制的主力军——无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主要代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认为，现实苦难的根源是贫富悬殊，而缩小贫富差距要求必须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的方向就是要建立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剥削压迫、人们自由发展的社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某种实践方案。马克思、恩格斯也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能够真正带领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某些不可行的设想所存在的问题。例如，空想主义者认为，未来乌托邦社会中劳动不是负担而是娱乐消遣，马克思否认了这一观点，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性质从单个人的劳动变为社会劳动，真正自由的劳动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第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论证了共同富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发展》中评述英国、法国、德国的共产主义学说和运动时指出：“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则在分析私有制必然灭亡这一趋势的基础上，论证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研究的加深，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一是对分配方式进行渐进化改革和调整。马克思分析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和分配方式，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力有所提高但还不足够发达，因此这一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距离实现共同富裕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在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高级阶段，生产力足够发达，消费品按需分配，此时实现的是全面公平，真正达到共同富裕。二是逐渐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通过联合劳动生产社会产品以共享分配，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参加社会产品和社会财富的生产，也参与共享分配，实现了自由的共享和全面的发展。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的当代价值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仍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考验，我们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导，努力探索出一条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道路。
（一）利益主体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恩格斯也指出，在未来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论证共同富裕问题的，他们所主张的利益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全体社会成员”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无差别概念，超越了阶级、阶层、敌我等一切差别，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政治立场、职业、身份或其他，都有实现富裕的权利。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方面，立足中国，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所有人都富裕，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富裕。要牢牢把握“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只有把握了农村，抓住了农业，理解了农民，找准了症结，才能着重在短板上发力，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另一方面，放眼全球，摆脱贫穷、迈向富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要将共同富裕的思想外延扩大至国际层面，以全球视角界定共同富裕的主体范围，坚持“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站在全人类福祉的高度，推动建设共同繁荣进步的新世界。
（二）推进形式上，追求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
马克思曾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这个比喻也可以用来理解实现共同富裕的差别性问题。共同富裕本身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单纯追求绝对平等只是将平等抽象为观念，而相对平等则是更为具体、更加真实的平等。理解共同富裕需要科学认识“共同”的内涵，它既不是同时、同等、同步的富裕，更不是要“杀富济贫”，实行平均主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在具体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努力回应社会群众的普遍需要，让人民群众明白，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实现程度是不同的，合理有序的差别将更有利于促进高质量的公平；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着力破除“分蛋糕”的存量思维模式，树立在“做大蛋糕”“做好蛋糕”基础上“分好蛋糕”的增量思维，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既达到优质生产的高效率，又实现分配公平的合理化。
（三）需求层次上，增进人民总体性、全方位福祉
人的需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丰富提升着人的需要。生产力越发展，人的需求就越多。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共同富裕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领域，既要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生产资料，也要提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积极向上、弘扬正气、催人奋进的文化产品与精神食粮等。“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共同富裕的必备内容。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我们要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既要避免人们在物质财富上的两极分化，渐进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也要着力避免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两极分化，促进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两轮驱动、双翼共振。
（四）实现路径上，秉持发展第一、循序渐进的基本思路
共同富裕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静止不动、抽象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具体的、历史的概念，是在达成一个个阶段性目标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石之上，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生产力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条件，未来社会就是一种“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社会形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所有人富裕和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及其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人们的活动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必须尊重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始终遵照生产力发展规律，在“量”的逐渐积累中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明确“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科学统筹“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社会富裕与个人富裕等多重复杂关系，抓住重点，积极谋划，以点带面，有序推进共同富裕。
（五）制度构建上，保障社会财富共享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保障每个人平等参与生产的前提条件，而“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消费资料分配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瓦解不正义的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强调“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着重阐述了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方式。这启示我们：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效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搞“一大二公”，不做“一刀切”，推进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中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我们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因此，必须推动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使财富能够在不同阶层中流动，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四、结语
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首次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探讨共同富裕问题，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共同富裕，批判汲取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有益成分，视共同富裕为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和主要目标，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追求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基点。“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我们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导，努力探索出一条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道路，奋力谱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2期发布时间：2023-06-150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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